也许，不同的人对《大路》的不同感受和反应，不仅仅是立场观点的分野，或是处境、情怀和境界的区隔，它还因为我们身在各自的此山中。

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2006年初冬，北京一场由一部先锋戏剧引发的思想之争，再次昭示了这一事实。

争论夹带冲突，有些场面可谓剑拔弩张。对于剧中涉及新中国的表述——一九四九，五星出东方。站起来，终于又站起来了——有人拍案怒骂，摆出不共戴天的架势。

这究竟是怎样一部剧？因何引发如此反响？从中，我们又能感悟到什么？

回顾与批判中的寄望

《我们走在大路上》（《大路》）是剧作家黄纪苏继六年前《切·格瓦拉》后的又一力作，倾三年心血炼成，于10月27日至11月19日在北京上演。

这部副标题为《近三十年的社会心理史》的多媒体舞台剧，亦诗亦史，在表现形式上调动了语言、形体、音乐、投影等多种要素，将改革三十年历史过程中各类人在各个时期所留下的剪影，次第展开为一幅世态人心的长卷。

在一路上的洪波巨澜、风朝雨夕中，如朝阳一般齐步出发的亿万人，有的越走越精神，跃马扬鞭；有的越走越委顿，趑趄蹭蹬……当以强者哲学为核心的主流精英价值观为全面市场化、私有化鸣锣开道，国家经济借道日益宽阔的社会鸿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路飘红，伴随而来的是民族复兴与阶级分化正负两种价值，以及二者间的相互对立与纠缠。《大路》就是顺着这一脉络，以三十年的道路及行走展示了一段既喜且悲、欲歌还叹的如烟岁月——一方面，人就这么逼出来，命就这么挣出来，家就这么发起来，国就这么强起来；另一方面，路也是这么分的，水也是这么混的，人心也是这么变的，人世也是这么乱的。

虽然切中世态人心的变迁，对社会时弊给以足够激烈的批判，这部核心思想为“对内和谐均富，对外不让虎狼”的剧作，表达了对亿万中国人能够顺顺当当过日子、不再走弯路的期盼和彼此依托重建辉煌的信念。在表面的嚣张和刺激下，它冀望中华民族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抱负后，能够以虎狼之力覆虎狼之道，沿着“美的规律”为人类另辟蹊径，为历史别开生面。

这种社会主义加民族主义，还要再加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以及理想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在黄纪苏所向披靡的语言“暴力”和充满政治张力的艺术形式中被强烈放大，在不同经历、情感、境界和立场的人中产生了或叫好或叫骂的巨大反差。

我们为什么要一起走

争论从自我定位开始。左右翼都有人质疑：《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是谁？为什么要一起走？左翼从阶级斗争看，右翼从官民矛盾、普世价值看，都认为“我们”和谐不到一块儿。

“这个剧叫《我们走在大路上》，我接上一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谁跟谁玩？”一位年轻观众说，“到各种场合去看看，大家是走不到一起的。什么时候和谐了？现实是这样吗？”

另一位观众说：“这部戏说我们要一起走，不管官和民的矛盾，不管贫和富的冲突。编剧用了一个非常虚的、抽象的民族，用我们都是中国人，有共同的历史这些虚幻的东西，然后说我们一起走。我们怎么能够走到一起？”

《大路》所说的“我们”究竟是谁？这个“我们”为什么要“以相互的微笑为微笑，以共同的行走为行走”？

在黄纪苏的眼里，这个“我们”是一个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天生就绑在一块儿的十几亿人。“拉开160年的距离，把中华民族放在世界近代史的大背景下看，‘我们’这种身份就很清晰。这时候才有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感。”

这种眺望中的整体感并不是一个虚幻的感受。理性地看，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划分，民族国家仍然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即使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能够不当中国人的人，毕竟是少数。”黄纪苏说，“穷人也好富人也好，都是捆在一起的。大动荡来了往往玉石俱焚。日本鬼子打来，豪宅跟茅屋都烧掉。所以得调整好这个共同体内成员彼此间的关系，不然谁也走不好，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大路》的“我们”。这个“我们”是先天的、命定的，“是旷野中的一趟车，是苦海中的一条船”。这个定位寄予深切希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一起往前走，不要走散了，不要走成两个中国。

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都是宿命

网友新马认为：“可以断定，这部戏在目前的状态下不会受到左右官三方面的喜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对几个重大历史时期的评价不为两翼中的一部分人所接受。剧中，黄纪苏颂扬了中国革命，是它让中华民族“站立在一九四九年”。这被一些人认为是“非常错误的历史判断”。与此同时，黄纪苏批判了文革对人性的禁锢和对社会的阻碍，肯定了改革开放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动力。这些又招致另外一些人的不满。

黄纪苏对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认识，来自于他对1840年以来160年历史的“比较个人的思考”。他没有把1840年仅仅看成一次战争、一段历史，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个历史的拐点——从此，中华民族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过程至今没有完结。这是一个等级体系，又是一个价值体系，有一个以物质进步为核心的标准尺度。它可以比作一栋楼房，你虽然有五千年精致的文明，刚进来也只好在一楼，而且靠门口，随时可能再被挤出去。

从此，“我们”就像穿上了红舞鞋，从一楼不断地往上爬。因为如果留在一楼，还可能被挤出去；爬到二楼不再向上，还可能再掉回到一楼。这是一种宿命——一个苦难民族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死地求生、后来居上的宿命。

“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可以理解，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也可以理解。”黄纪苏说，160年来，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用过去的话叫救亡图存，用今天的话叫强国崛起。首先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中国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所以是“五星出东方”。如果是国民党完成的，就是“青天白日出东方”。这是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而言。

毛时代经过27年，用集中收拢的方法继续完成基本任务，但到后期体制能量耗尽，并且偏离了发展方向。到文革结束时，已经走不动了。于是，人民抛弃了毛泽东的路线，重新回到发展的跑道上来。改革开放，快马加鞭，中国人要拥有家电、住房、汽车等一切外国人享有的、所谓物质进步的符号。

官家和资本家谁是谁

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这场争论的另一个要点。涉及两个问题：第一，社会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还是贫富矛盾？第二，官和商之间的关系是否官和民、有权和无权的关系？

批评者认为，《大路》集中表现了贫富矛盾，而不是有权与无权的矛盾，将批判矛头指向资本，而不是权力，这没有正确反映今天中国社会的本质。

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杨鹏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贫富矛盾的根源在官民矛盾之中。把政治权力的不公平或不适当看成我们这个社会诸多弊病的根源，我们就要约束政治权力。左派说要劫富济贫，我觉得应该是劫有权济无权，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核心。”

《炎黄春秋》副社长吴思说：“中国不是权贵资本主义，是资本官家主义，是一个官家、官僚集团说了算的社会，而不是资本家、资产阶级说了算的社会。把所有的批判矛头都指向人性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这是忽略了老虎而指向了狐狸。”

《大路》是否忽略了老虎，只打中了二三环？黄纪苏在剧中是这样表达的：

中国的问题我告你，三千年一个字：官……别看你炒瓜子我炒楼盘，咱都算“生产性集团”，都叫民间，都跟他——跟官对着干！让他把男一号让给咱！咱从前虽是书记，现在可是老板。这就叫官退民进！鸡没打鸣是他，喊完一嗓子就是咱。

“谁是官家的问题，黄纪苏这个戏里是有回答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东说，“有人说资本家跟官家是两回事，一个无权，一个有权，这个戏里说资本家跟官家是一回事，资本和权力是不可分的。比如党委书记一转身就当上了资本家；当了资本家之后，他又想当‘男一号’。有人强调说官家是反对民主的，资本家是支持民主的，这个戏对此也有讽刺，说资本家一想到‘暴民’，也就不要民主了。民主最多是他们晚上遛弯时的闲话，白天还是和官家一起，该行贿行贿，该受贿受贿。”

所谓“官民矛盾”的本质何在？黄纪苏认为，其本质是想混淆“民”的概念——一是资本家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混淆，二是大资产阶级和小老板的利益混淆——通过为“民”请命来寻求政治权力。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从书记到老板是最大的转型。或者说，这是官对国家向商业社会转型的开价。这些人已经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自己口袋里的东西，如今想把商和官分开，再由资本直接把握权力，继续实现资本扩大。

“我们希望这个‘官’，也就是国家——state——加强它的独立性和公共性，而不是被资本所取代。”黄纪苏说，国家作为一个平衡社会各方面利益的机制，应该保持它的超然性。它不必代表哪一方面的利益，它就代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把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强的压它一下，弱的扶它一下。

“在这个问题上左右翼是分歧的。”北京大学教授潘维认为，“自由派把一切社会不公正都归结于共产党政府，要求进一步限制政府的权力，要求官退民进。左派批评政府采取了倾向资本自由的政策导向，要求政府不许卸包袱，加强对市场的干预力度，节制资本，恢复比较均质、平和的社会。黄纪苏在剧中说大家要牵扯着一起走，共和国这趟列车谁也别给丢下。这是拒绝阶级斗争、实现和谐社会的左派观点。自由派批评者不应从他们的角度来攻击黄纪苏，不能要求别人都是自由派。”

批判“自由”刺痛了自由主义者

有批评者说，《大路》虽然超越了《切·格瓦拉》，但黄纪苏仍然在嘲弄自由，对民主也不抱希望，他是告别了革命而又无路可走。还有人认为，黄纪苏并没有转变《切》剧的立场，至今还在批判自由，特别是自由主义讲的自由——其核心问题是怎样有效地约束政府的权力。

黄纪苏嘲弄了自由吗？他所嘲弄的自由是自由主义讲的自由吗？

的确，黄纪苏嘲弄了“自由”，并且得到喝彩。“中国的现实是，哪里扩大自由，哪里就开始自由堕落，很少有自由升华。那怎么不能让人批评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力群说。

然而，看过《大路》的人都清楚，黄纪苏所批判的自由既非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也非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他所批判的“自由”是资产阶级的为所欲为、穷奢极欲，是“撞死丫白撞！弄帮记者学者说的说的然后擩进法律，凤凰26永久28的傻B东西也敢跟咱奔驰六零零起腻”的“自由”。

“黄纪苏嘲弄的是负面的自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说，“他对改革初期人民欢天喜地的描写充满对自由的颂扬。他批判的是后来少数人建立在多数人痛苦之上的‘自由’。”

“黄纪苏说自由的时候，刺痛了自由主义者。”一位自由派年轻人说，“我知道他说的‘自由’是打了引号的。”

为什么批判打了引号的“自由”会刺痛一些人？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大路》之所以被“误读”，是因为它需要被误读；是因为以批《大路》之名，可以言自家之实，揭《大路》之“短”，可以出一己之气。

这是中国知识界的悲哀。这种悲哀首先是中国尚不宽松的舆论环境造成的。如果真能做到言者无罪，打开天窗说亮话，黄纪苏的批评者就用不着《大路》这样的“青纱帐”了。

这种悲哀也反映出中国公共辩论的非理性和不健康。民主是在自由争论中建立的，需要包容、气度和雅量，不但要让别人说话，还要倾听人家说的是什么。中国的公共辩论不但缺乏宽容、意识形态化，而且缺乏弹性，已然被简单化、符号化了——黄纪苏戴着“新左派”的帽子，新左派被认为是为“官”说话的，《大路》于是就是只反资本不反官家；《大路》批判的“自由”就是自由主义讲的自由；《大路》诊的病因、开的药方就是左派在“装B”；《大路》所展现的就是“一段（在强权面前）日趋阳痿的心理轨迹”。

“像这样一部戏不能在一个更大、更公开的场合来演，我觉得很遗憾。”潘维教授说，“今天的自由派可以当主编，办刊办报，可以出版畅销书，而黄纪苏的戏剧只能在这种小剧场演出。自由派不是想找政府要自由吗？《大路》的自由派批评者除了谩骂之外，会去为黄纪苏要自由吗？会在他们掌握的媒体上说，这个戏，我不同意它的观点，但我誓死维护它演出的自由吗？”

这个社会不是只有真小人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看完《大路》后表示：“这个戏没有引发我任何震撼和任何思考”。它的“失败之处在于它跟计程车司机聊天的水平没有差距。”

而年轻自由主义者赵晖的感受有所不同：“虽然我从思想观念和友渔老师很相近，但是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的心在动，不断跟这个戏有交流。这个社会是一个扭曲的、不健康的社会，一个剧能够把它表现出来，同时触动我的心灵，这是它的成功之处。”

其实，很难简单地以左右来区分不同的人对《大路》的不同感受和反应。在一次演出结束时，一位自由派年轻人，从演员手里“接过”想象中的一捧水，或是一捧米，双手捧着，久久不忍放开…… 他说，他是跳出了左右，以一个普通人的心情看戏的，他心里很受感动——也许，不同的人对《大路》的不同感受和反应，除了身在各自的此山中外，更多的反映了处境、情怀和境界的分野。

有人议论，黄纪苏“是个很聪明的人，他既明白应该如何表达自己并不真诚的社会关怀，更明白应该如何应对党天下的政治当局对于言论的封锁和禁锢。”

有人评说，在黄纪苏笔下，“人们看到了繁荣背后的伤口，听到了‘一枝独秀’脚下的呻吟。社会主义批判的声音刺破了苍穹，袒露出云淡风轻背后的凄风苦雨。”

有人感言，“黄纪苏批判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呼唤的是‘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情怀。这种情怀是一种正气。”

有人慨叹，“黄纪苏瘦到可以，双目深陷，想到演员们那种投入，才知道艺术是可以这样搞的：把自己的血肉咀嚼了再吐哺在舞台上。”

“别人怎么说是人家的权利。不过是一出戏，曲终了，灯熄了，人散了，就都过去了。”黄纪苏说，似乎无可无不可。

然而在内心，黄纪苏在检讨：“这个戏有不足的地方。不足之处不是大家说的，结尾的和谐太突然了；是它显示只有互相死掐，而没有彼此的担待。”

这是不是“庐山”的一个真面目？——这个社会并不只是真小人之间恶的博弈，还有善意、利他、能够超越自己利益的人。他们能够出来做超越自己利益的发言，把社会往好的方面推进。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蕴含更多理想主义的成分，《大路》的创作以及围绕它发生的这场争论其实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建设社会靠什么？并不完全是靠恶的博弈，也不应该认定世界就只有真小人。我们希望有一种利他文化能够起到相当的作用。这个文化能够超越不同阶级的利益，超越真小人的阶级斗争博弈。知识分子文化应当承担起这个责任。

“我们这个戏在这方面表达不够，缺少这样的重点和颜色。”黄纪苏说。

黄纪苏遗憾吗？他会再次超越自己吗？

（此文《南风窗》已发，有删节。这里是原稿。同《“大路”走向“和合”时代》一样，此文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