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性存在，再加上社会转型的长期性特征，农民社会心理的现代化必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我们不仅要在物质层面成功实现工业化、信息化，更要在精神层面具备健康成熟的社会心理，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人的现代化。
当代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起步，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推广则是改革开始的基本标志。三十年间，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农民收入得到提高，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三十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完善深化，特别是2001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开放的领域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国人开始真正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竞争过程中。
三十年的改革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深远而广泛。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极大的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在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小城镇的繁荣、农业商品化和现代化的推进等等。在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城市中传统产业工人开始分化，其中一部分还经历“下岗”、“再就业”，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商业和服务行业。至关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的改革，传统的单位体制逐步走向终结，城市居民经历了从“单位人”到“社区人”的重大转变。总体说来，社会流动的渠道增多，社会结构的开放程度提高。在这之中传统的农民、工人阶层都发生了分化，私营企业主这类新的阶层开始出现。
在阶层变动、地位变迁的过程中，人们要适应新的角色要求、体验身份变动的焦虑和地位带来的恐慌。在他们身上某些传统的东西正在褪去，新的价值元素不断融入，不断地去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社会心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为我们提供了从社会心理变迁的角度来审视改革开放的视角。本文主要将目光聚焦在农民群体，一方面是因为农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阶层，另一方面则是农民阶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命运还将决定未来中国的走向。在这里，笔者从农民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放意识来简单阐述农民是如何在社会心理上逐步走向现代，以及在他们身上如何体现着传统与现代的交织。
◎敢为天下先：自主意识的觉醒
传统社会的农民具有极大的依附性，不仅存在着人身上的依附关系，由于中国社会中的血缘、地缘关系，还将农民“禁锢”在土地之上。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根除了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解放了农民。但是集体化运动、人民公社体制的确立，又使得农民失去了生产、生活的自主性，农民依赖于集体并被土地所束缚。历史证明，这样的制度架构最终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安徽凤阳小岗人包产到户的举措，引发了中国农村的重大变革。最终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打破了当时“政社合一”、“统一经营”的人民公社体制，实现了经营体制的重大转变。随之而来的乡镇企业、村民自治，三者一起被后来人称为中国农民的三大创举。它们不仅在制度上创造了适应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生产组织形式，也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的创新，还探索了农村基层政治民主的形式。三大创举集中体现了农民的智慧和首创精神，开启并促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如果说八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造就了一批“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工人，那么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开始的“民工潮”，则伴随着我国东南沿海的开放，引发了中国农民“离土又离乡”的世纪大迁移，最终形成了2亿多人的农民工群体，超过了传统的产业工人。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从制度上限制农民的流动与迁移，农民是在逐步摆脱对于土地的依赖和体制束缚的过程中，才实现劳动力的转移。随着新型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反过来也成为农民体验现代性的重要场所，并进一步激发了农民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发展，推动了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上的不断进步。如农村的产业化经营和专业合作组织的尝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当然农民自主性的获得，也与国家农村改革的主导方针有关，党国英指出：从农村改革开始到2003年前后，农村改革以“减弱控制”为主要特征。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取消一切限制农民创业的政策规定，革除一切束缚农民创业的体制弊端，激发农民自主创业的潜能，营造鼓励农民干事业、帮助农民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这段讲话也表明在未来的农村改革中，国家政策将继续为农民自主创新的意识提供制度保障。
◎市场弄潮儿：竞争意识的增强
农村改革的发展及成功引发了城市改革，最终推动了我国全方位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最终得以确立。市场改革、对外开放，农民从来不是置身事外，他们也被卷入了这场深刻的变革之中。但是中国农民长期以来的小农经济意识，有着不思进取、封闭保守、目光短浅、自由散漫的特点，这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创造力，当然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特别是长期的思想禁锢和经济制约，农民养成了墨守成规的心理定势，农民往往习惯于传统的生产经验，不愿接受新事物，排斥市场经济、新兴农业科技、现代化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这种排斥使得他们缺乏创业激情和承担风险的能力，从而直接导致了广大农民在新事物、新产品、新科技方面的保守和谨慎心理。
可喜的是，二十多年来，农民经过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逐步破除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思维，开始具备参与、竞争与合作的市场观念。以“求富”为特征的经济心理特质表现的最为突出。“万元户”曾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髦词汇，指的是当时那些先富裕起来的人，邓小平同志也曾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今天人们再也不避讳自己的求富心理，“万元户”也早已成为历史名词。农民更多的开始主动面对市场，寻求致富信息和技术，调整产业结构来安排生产，“奔小康”成为农村社会中的又一关键词。农民再也不是自给自足、小富即安，农村中的“能人”、专业户、甚至是农民企业家都成长起来了。
如前所述，工厂、城市成就了农民现代性的初体验，在那里改变了农民的时间观念、增强了效率观念，逐步克服传统小农自由懒散的心理行为模式。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意识，或许是促成农民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催化剂。
◎多元化的未来：从封闭走向开放
传统农民由于长期束缚在土地上，封闭的生活环境，缺乏社会交往，不易接受新生事物，形成了封闭保守的心理。三十年的改革，农民逐步从封闭的农村走出来，社会交往不断扩大，接受着城市生活方式的熏陶。首先是城市化让一部分农民直接进入城市成为市民，他们逐步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其次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尽管由于户籍等各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还无法完全进入城市，但是他们始终在不断的适应城市生活。特别是农民工第二代，他们或是出生于城市，或是从小就开始在城市中生活。在他们的身上，更多的受到城市生活的影响，或许已经没有了多少传统乡村的印记。其实，传统的乡村生产、生活形态也在逐步消失。农业生产中，人们开始接受新的农业技术、耕作方式，传统的农耕正在被现代化的机器设备所取代。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报纸、书刊、广播、电视乃至网络等大众媒介的进入，信息广泛、便捷的传播，都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农民心理由封闭走向开放，农民在婚姻家庭观念、消费娱乐观念、社会交往方式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多元包容的开放心态，是农民社会心理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新型农民界定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这被称之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革命性政策。显然农民只有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才能适应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但同时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新型农民群体，更要拥有健康成熟的社会心理。
◎在路上：农民社会心理的双重性
不得不承认的是，转型过程中农民的角色和身份处于变化之中，尽管农民在从乡土性转向现代性的过程中逐步成熟，增强了心理承受能力，但还是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有着诸多的困惑或迷茫。这理应成为我们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心理变迁的重要部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于传统社会心理转变的不彻底。根据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的“文化滞后”理论：在社会变迁中，社会观念、社会价值准则和意识变迁是最为滞后的，它不仅滞后于物质文化变迁，而且滞后于社会制度变迁。
另一方面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不良心理。在收入提高、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民中存在的诸如过度消费等不健康的娱乐活动、缺乏精神追求甚至是信仰缺失等。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会阶层不断分化、收入差距的扩大，不正常的仇富与求富心理并存。在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受到的社会歧视与社会排斥，使得他们很难真正在心理上适应城市生活，还会产生严重的“相对剥夺感”，从而引发反社会行为。总的来说，农民群体正在深刻地体会着现代化过程中角色转换、身份转变的心理焦虑。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他们，不仅需要制度来保障，还需要在心理层面加以正确引导。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性存在，再加上社会转型的长期性特征，农民社会心理的现代化必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上虽然以农民群体为例来阐述，其实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中国老百姓三十年来的社会心理变迁。个体的解放增强了自主意识，市场经济则带来了竞争意识，现代社会生活则孕育着开放意识，当然它们之间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相互影响、共同作用。费孝通曾用“三级两跳”来概括中国社会先后出现的三种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包含着两个大的跳跃：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然处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之中，社会各个阶层都是变革的主体。未来我们不仅要在物质层面成功实现工业化、信息化，更要在精神层面具备健康成熟的社会心理，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人的现代化。正如英克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所说的：那些先进的现代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效果，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从心理、态度和行为等都能与各种现代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值得欣喜的是，新时期的农村改革正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通过提高农民收入、完善农村制度、重建乡土文化来优化社会心理。城市改革也在稳步推进，特别是正在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我们相信，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指引下，不仅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农民的终结”，还会培养现代公民和市民社会。
（作者：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