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重庆公交车失控坠江的惨案使全体中国人再度愤而慨之了！网评者都百思不得其解：肇事的刘姓女人据说一向与邻居和亲友都挺和气的，怎么在公交车上就克制不住地爆发出那么小题大作且野蛮的恶劣心性？为什么中国的女人们那么喜欢动手就打人？还有那个冉性司机，为什么不懂得借助公共管理力量来解决车乘纠纷问题？
立即媒体就赶紧搜索过往的同类案件，表明在不少城市已经多次发生过同样性质的case，都是乘客要求就地下车，而司机认为不能违规停车，争执之下，失控的乘客或奋力抢夺方向盘，或忿怒殴打司机。只是之前的案例都没有酿成惨案，新闻转眼就被遗忘，此类事屡次发生，也不会引起全社会惊呼热衷肠。
肇事者刘姓女士的恶劣脾气爆发与平时和气心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反差，这在中国社会很常见。在熟人社会，一般中国人人情味都挺浓的，在小圈子里可能很“好人”，但是一到了公共社会，就会不自觉地张牙舞爪起来，因为对着陌生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逻辑就主导了对抗意识。现代社会的公民，在公共社会里TA对待熟人和陌生人都会采取同一的态度，TA必须按照陌生人社会的规则处理公共关系。可见中国离一个现代性的陌生人社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中国女人喜欢打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习性。有一个典型的自我表述是这样的：
《非诚勿扰》节目中多次有这样的对话：一些女嘉宾问男嘉宾，“如果我们在一起了，你和我有了矛盾，你怎么处理？你是立刻认错呢，还是和我讲道理？”这种女式“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的态度够任性横蛮的，偏偏很多男生都很混蛋，马上会说：“我会立刻向你认错，把你哄开心了。”妈呀，你以后真的做得到你才说哎，今日口是，明日心非，这样的不诚实，这样的讨好，真的很犬儒。中国的犬儒主义首先就是在家庭里酝酿发育的。你混账到不加分辨，就自认是你“错了”，什么逻辑？将来你们教育出来的孩子那就真的永远都不会认清事实和不会讲道理了。
更糟糕的还在后头。主持人孟非往往就会问女嘉宾：“那你怎么处理两个人的矛盾呢？”
那女嘉宾刻不容缓而斩截地答道：“我打他！”“你是不是经常动手就打？”“是啊，我喜欢打人！”
孟非马上提问：“现场有多少女嘉宾喜欢动手打人的？”唰的，差不多一半女嘉宾举起了纤纤玉素手，都爱打人！而且都伴以得意洋洋的、嬉笑盈盈的神态。
连一向正直锋利、毫不留情的主持人孟非，也不得不摇摇头一笑了之，娇横任性的中国女子得罪不起。
所以重庆公交车肇事的刘女士动手对司机大打出手，是有普遍性的文化背景支持的。
卡伦‧霍妮在分析攻击性行为时这样说：
“（攻击性有关的态度）它的一种方式是喜欢攻击、支配或挑剔别人。尽管具备这种心态的人有时也能认识到自己的攻击倾向，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但完全不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而且还常常主观地认为这是自己诚实的表现，或只是在单纯地表达某种意见；尽管事实上，他们总是十分蛮横和咄咄逼人，但是他们却觉得自己相当谦恭。”（《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P25，刘丽译，台海出版社，2017-1）
连任性打人这样侵犯人身权利的事情都觉得是表达意见的真性情表现方式，那么在高铁上占座，强买恶夺之类的行为也会自认为是无过错的。将这种习性发扬到国际上，那就是住酒店撒赖，公共场所违规，记者参加讨论会当场造反，对请其离场的工作人员大打出手，都是自然而然地任性展示出了中国性格而已。
当然，在国际上的张扬行为，是有“大国外交”在背后站台的。如果对于撒赖和打人这样的行为也敢于公权力出面“维权”，那么就传递着这样的信息：为了强势政治，我们并不在乎是否文明。这个时代的中国价值观就是“强势”二字。一个国家的国民的时代性格就是这个国家性格的写照。40年来中国人深知一个伟大的启蒙道理：“我狂故我在！”
中国国家、社会和中国人都正在现代性急剧演化的路途之中，正需要许许多多的戏剧性情节刺激我们吃一堑长一智，没有大故事，学不会正步走的严密规矩，只有一点一点的规则严格建构起来，才可能最终获致整体的公序良俗之形成。我们还是少来一些“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毛躁得意感觉，每一个人都做一个有敬畏之心的遵守规则的公民比较靠谱。例如对于公共社会的服务人员而言，遇到服务对象跟你发生矛盾，你不要以个人意志去对抗问题人物，你应该借助公共服务系统来处理麻烦问题，一切都需要按照规矩处理，在你的手里，承担着非同小可的公共责任。不懂规则，说明远远未够专业。
不过专门值得说一说的却是咱们全体国人那种日益高涨的“厉害了中国的我！”之心性。
现在时在中国公共社会里较有代表性的人格是：既躁又郁。躁是急躁，焦躁，骄傲，张扬，任性，暴力（包括语言暴力），粗鄙，专横和自以为是。郁是郁闷，莫名的压抑，不满意，易怒，对抗性，找不到结论和因果关系的发泄，没有出路的沮丧等等。越较劲越无法解套，则越是躁郁。
这种躁郁性人格心理是在狂飙突进式的进步、而整个社会的根本问题尚无法解构、危机重叠这样一个环境中产生的。我们成了伪现代社会的“套中人”：躁郁是心性挣扎的表现。观念既过度粗放式开放，又在被惯性束缚的两难困境之套中挣扎，这个“套”既是政治正确的观念捆绑的，也是自我惯性依赖束缚的。在这个过渡社会，很多中国人表现为过度折腾：既过度任性发泄，又无能自我更新。如鲁迅所言：我们不自觉地榨出皮袍下的“小”来。
中国人现时的社会心理有一个大背景：中国复兴是一个伴随着不屈服的恨意和层累怨气需要消释之沉重历程。我们的改革开放从满清起就是被迫的，自尊心受到损害，在长久的历史封闭中被强迫接受震荡式的异种文化，心灵巨创。一旦复兴，需要扬眉吐气。
这便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在我们的认知无意识和情感反应式中。我们对于输赢、成败、得失和顺逆都看得非常重，就凭着这些指标衡量一个人的存在感，尤其是当全民奋发图强之际，在计较着的阵势里，一种“输不起的心态”弥漫在众人的潜意识里。表现为事一不顺就焦躁，稍不如意便一触即发，听到不同意见就认为是与我作对。对立情绪过度反应，“敌-我二元思维模式”根深蒂固地发生着作用。对阻碍力量，必欲克之而后快；小题大做，将正常的分歧归于严峻的冲突。把“自我”无限放大，强加于人，蔑视规则是这种心态必然的副作用。
你看微信上每天海量地传递着诸如劝人看淡人生、成败得失转头空、退一步海阔天空之类的佛系文字，还有养生的、防病的演绎信息，正是这种心态的曲折反映。紧张的人才劝他人别激动，提心吊胆会生病的人才会神经兮兮各种症状，都是输不起的躁郁心性。
二
我分明感到现时代中国人易焦躁和任性的强势，与早年的人格障碍和中国社会普遍的文化情境认知息息相关。
先看这类焦躁体验。凡遇到不顺利的事情，出问题有障碍了，人们会立刻产生“焦躁感”。即使障碍是物不是人，也会将这种阻碍感归于“不如意”的性质。“不如意”是“我的目的”遭遇挫折的沮丧感觉，在中国人的心理是运气不好，与中国人目前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的功利主义心理有直接关系。对成功抱有过度渴望的心理，这是追求辉煌和复兴的强烈欲望所决定的，故不会有心平气和的心态。
假如在做某事时，受到某方面管理人员的否决或冷淡对待了，人们就会立即感受为受到了轻视，于是对阻碍者产生敌意。没有人会认为是自己的不适当之要求或做法触犯了正常规则，
TA们心中只有“我的目的”之意志，而必然归因于对方故意刁难或者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没有权力和地位、影响力微小之受挫感，进而推理出不公平和受蔑视的结论，于是产生焦躁感和敌意，再形成攻击性。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尚未正常化的社会情境，人们不承认正规制度的合法性，这是一个“权力作用与潜规则盛行的惯例社会”，绝大多数人遇到问题都不是严格按照制度规则去执行或服从或修正，那么人们产生负面的归因心理就成为社会普遍的认知无意识。
于是心中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和自我受到损害的感受就剧烈地冲突起来了。TA强烈地感到受了欺骗，受了侮辱，受了辖制，极度反感，甚至憎恨，抑制不住地狂怒，失去了自制力。
我们的主体之前早已存在着的人格障碍，与这种共处的特定的文化背景相结合，决定了事态的非理性激发。这是一个经常存在着很多互害情节、和任性剥夺人的正常权利的社会，一旦要按正步走时，正步也会被误读为歪步。人们不惜以任性的强势来表达自己的逆反心理。
误解导致的攻击性很难解扣。人们普遍地不信任制度的有效性，不相信公共服务人员的常规操作。高度不信任成了心理常态，就会将对方常规的做法归因于恶意意图、流氓行径、损人利己、蛮不讲理或冷漠无情等等，于是怒火中烧。
这几代的中国人半个世纪以来的经验是这样的：早年是在困乏、强管治和自我抑制下成长，造成了压抑型人格障碍。然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中获得了无序的释放和奋发图强的激励。直到今天，中国社会还没有在社会公共规则方面建立起受到公众信任的公序良俗，但却在形式上照搬了很多西方繁琐的管治条例。西方的法治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里逐渐层累地生成的，西方人早就习惯了被严格的细节和程序规则管理的状况，伴随着他们心平气和的耐心。但在中国，没有限制的功利心与越来越繁琐正规的规则限制之间就尖锐地发生冲突了。
中国人有一个惯性：对待社会公共规则采取不合作的、绕路走的和粗放式的糊弄态度，怎么舒服怎么来，只要能够达到我的目的，会忘乎所以地任性，甚至不惜强势执着争持，努力要对方屈服。
在中年时期人们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感觉，和很多的自由权利，例如财政权，社会关系的影响力，工作能力等等，如果在特定情境下受到阻碍，只要TA归因于对方为无理、粗暴、对自己蔑视或利用权力作梗，只要TA认为自己无需畏惧这种不足道的权力时，TA童年时积淀的压抑型人格便需要一种报复性的释放，瞬间爆发，势不可挡。
这就是从小到大养成的“压抑-任性”的二重组合心性人格结构。
概而言之：凡是一个社会高速发展和从落后贫困国家快速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之过程中，都会经历一个“麻烦与心理纠结的时代”。其一是全体人群扩张性的意志追求和性格表现，其二是全社会原有空间已然陷入挤迫状态，其三是制度程序管理日趋常规化，其四是传统心性依然主导着深层次的潜意识，价值观空前的纠结甚至混乱，一切都是不确定性的，全社会缺乏稳定的道德判断标准，结果是所有人都会不自觉地暴露自我弱智的、缺陷性的和未经深思熟虑的心智性情。
当你意气风发地洗脚上田之后，你失去了从容不迫和慎重克制的心态，你张扬和任性，你常常面对各种新鲜难题而不得不匆匆挥斥方遒，人人都急不可待，焦虑和不够宽容，对待他者时刻暴露出刻薄计较和斗争的态势。这是一个拥挤的个人主义竞争的状态。谁叫你生活在一个14亿人口而又大一統的不善于自治的社会，何况还要扎堆在一个超大型的两三千万人口的大都市。
彼得·德鲁克在解释德国法西斯之所以获得全民族的支持时精辟地指出：“群众的绝望，才是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关键。” 此处的“绝望”既不是群体的心理幻觉，也不是政治宣传的扭曲结果，而是社会力量此消彼长以及社会结构变迁所导致的公共政治文化心理的真实体现。一言以蔽之，所谓群众的绝望乃是由“旧秩序瓦解又缺乏新秩序所造成的绝望”。（转引自周濂：“非经济社会”的诱惑再现，《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380期）
那么也可以说，中国国民焦躁的郁闷和任性的强势，既是因为旧秩序瓦解又缺乏新秩序造成的绝望之社会心理所致，也是传统文化积淀之心性的惯性流露。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国民会特别期待国家主义的强人政治状况和民族复兴的张扬，这是个人权力人格与整体主义权力张扬表现的一致性。这个国家正在忙着向世界证明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大业，却回避解决本土内部的社会治理与制度建构之难题。于是期待强人治世的国民一直失望着，持久地郁闷着，层累地烦躁着，却完全忘记了学会自治、合作和自我克制，在个人现代化心性方面，始终缺乏渐入佳境的进化。
今日中国社会诸多的失效失范问题，与中国人性在社会大发展大变化中极端的释放而因此获得大成功有关。“开放”使一般人的心性过度张扬地开放，在任性中还不知道自我克制是多么的重要！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开放的心性带来了奋发的强势，但缺乏节制的自控力使自私的任性常常酝酿着恶果。人们建立起了“张扬跋扈才可以争取得到我最大的自我价值和权益，才可以成功”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成了人人认同的认知无意识，成为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中国特色的价值观”。
然而，中国人的强势和弱势必须带着知趣的分别心。在对待国家集权权势方面要表示足够的敬畏和默认，对待熟人圈子要表现充分的友好情怀，然后在没有公共规则的地带就需要获得一种淋漓尽致的发泄，尽显暴发户和得志便猖狂的强势性格。这种识时务、懂大体是在长期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下养成的，有张有弛、此起彼伏是由特定情境所决定的。
任性的强势与聪明的应对自来有史。永远用一只眼睛看着专权权势的眼色，管得死了，咱就规规矩矩地驯服；放松管治了，我就舒展筋骨大展拳脚。这可能正是中国人永远需要一个中央集权政府高度控制的原因，或者说，正是因为两千年来中央专制统治造成了中国人这种“乖巧与任性二元交互灵活调适的心性”。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该听话，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任性，人人都有很强的会意悟性。在这种机制下，我们都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我们最缺乏的就是“自制力”和遵守规则为人处事的能力，简言之，我们从来没有学习过关于“自治”这门课，结果就丧失了正常的“公序良俗”。这是一个互为生成的文化系统，种什么因，收什么果。像重庆公交车那样的故事，还会继续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