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实际上都是个体的问题。如果个体能改变，那么世界的进程也能改变。
—— 托马斯·Ａ·哈里森
让每个人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 马修·阿诺德
本文无意于讨论特殊阶层人群和公权力政治问题，只是从普通人生活政治方面的“人际关系相互影响方式”来探讨一个时代的集体心性和由此导致的社会状况。当下或许是中国社会充满种种麻烦纠结和人际关系相当紧张的漫长时期，原因大约有三：第一是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和人性裂变、较劲的过渡阶段；第二是这个社会的制度建构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心理需求；第三与多数中国人习惯里不加克制的张狂而小心眼之心性息息相关。—— 在一个人口高度密集而人人发奋图强竞争和享受的初级城市化环境里，任性必然导致频密爆发紧张性的公共关系状况。
一、在过渡社会里过度任性而无法自我更新的族群
现在时在中国较有代表性的人格是：既躁又郁。躁是急躁，骄傲，张扬，任性，暴力（包括语言暴力），粗鄙，专横和自以为是。郁是郁闷，莫名的压抑，不满意，易怒，对抗性，找不到结论和因果关系的发泄，没有出路的沮丧等等。越较劲越无法解套，则越是躁郁。
这种躁郁性人格心理是在狂飙突进式的进步中，而整个社会的根本问题无法解构、危机重叠这样一个环境中产生的。我们成了伪现代社会的“套中人”：躁郁是心性挣扎的表现。观念既过度粗放式开放，又在被惯性束缚的两难困境之套中挣扎，这个“套”既是政治正确的观念捆绑的，也是自我惯性依赖束缚的。在这个过渡社会，很多中国人表现为过度折腾：既过度任性发泄，又无能自我更新。正如鲁迅所言：我们不自觉地榨出皮袍下的“小”来。
让我们从现象途径来重新体验一下：据本年3月3日沈阳晚报报道，3月2日12时许，一辆181路公交车停在了沈阳轻工街十路附近，不能继续行驶，因为一位老太太讹上了它。公交车有没有撞到那位老太？不仅公交车司机否认，一车的乘客都看得明明白白。司机看到老太太倒地要上前搀扶，结果被讹上了。车上的乘客异口同声地谴责这位老太太。但无论如何调解，老太太依旧不依不饶。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最终司机还是用20元“赔偿”了老太太。拿到了20元“赔偿”，老太太离开了现场。这20元算什么“赔偿”呢？如果真是撞了老太太，别说这20元不能算数，受到“伤害”的老太太也根本不会答应。但是本来“不依不饶”的老太太，拿到微不足道的20元钱的“赔偿”竟然一声不吭地走了。这说明司机是无辜的，老太太纯属讹人。—— 我们可以说：这个老太太就象中国文学中的典型人物。
不妨分析一下老太太跌倒之后的心理状态：她是死皮赖脸地占小便宜的惯性发作呢，还是对公交车靠近自己造成的惊恐感压迫感发泄恶劣心态？她需要将自我的沮丧和损失找到一个转嫁危机的出口，公交车就成了合理转移的对象。因为你这个庞然大物突然停在了我的面前，你就是把我吓着了所以你必须承认你的过错。我们看到了一种熟悉的很顽强的阶级斗争性格，颇有革命时代死缠烂打将斗争进行到底之大无畏精神。郁闷，较劲，无耻，无畏。
中国人的自私自利心性有这样的特点：融合着占小便宜的贪心、输不起心态、将自我失败归因于他者甚至寻租获得补偿之心理，“羡慕嫉妒恨”是最好的概括。别人的富裕、祥和成了失意者转嫁失落心理的对象。很多老人自己摔倒后，嫁祸于前来救助的路人，一方面是自己跌倒后的沮丧需要发泄，另一方面是不愿意自己受伤的医疗费用由子女承担，于是习惯于寻找替罪羊。这种“替罪羊心理”从我们儿童时的父母教育习惯可以看到：孩子跌倒了，父母教孩子跺地、摔打桌子，让TA得到发泄转移的平复。我们还能联想到：革命时代嫁祸于人的鼓动暴动方式就是：将穷人的贫困归因于富人的发达，号召穷人打倒土豪，革命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夺取和占领资本家的财产以至女人来补偿自己失败的状况。在斗争中，穷人得到了不劳而获的狂喜，而鼓动者得到了权力。49之后，持续不断地进行阶级斗争，事实上带有部分的转移政治当局治理失败的策略心理因素。这种早年的“革命的父母意识”深深地在这一辈中老年人之潜意识里扎了根，今天自然而然地回报给这个社会。
一个小伙子在火锅店工作，因为他认为受到了客户的刁难，于是非常气愤的用开水淋了一位孕妇。据说小伙子平时一直是一个被同事评价为不错的人，但是眨眼间冲昏了头脑，竟然罔顾开水会高度烫伤的恶果。这种动辄暴发、不顾一切后果的躁劲显然是整个社会流行心理的心性传染影响所致。不过也要从互动的角度来分析，这位孕妇气焰嚣张，她要为自己狂妄挑衅他人的躁性负上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大家都任性得很像一个孩子。延展来看，不少牛逼的成功人士，资本充裕，事业前景光辉灿烂，金屋宝马，典型的精英代表，但他们总是感觉到情绪抑制不住地焦躁。在公司里常常因为一些小事譬如一个职员离职或者下属工作失误，莫名其妙地就借机大骂一顿。有些杰出人士甚至会和小区保安动手打架。
我的一个外侄女Ｎ最近随母亲从澳洲到中国访问，回来后问其最直接的印象，这个ABC华裔，悉尼大学一年级女生用简洁的话总结了三条：无论什么人碰在一起就会争吵，无论什么事遇到就会抱怨和投诉，无论什么东西想要就会去抢和计较。没有看见过宽容和沉默低调的人。
Ｎ给出的事例是：她看到自己的亲戚在高铁上，与前面座位的乘客为了座位向后倾斜的问题发生争执。她的亲戚认为你将座位后倾了，我们的空间就变狭窄了，感觉不舒服，大白天的你睡什么觉！前座乘客认为既然这些座位设置了可以后倾的功能，我想睡觉，就可以后倾。双方各执一词，不可转圜。后来Ｎ只好出面，自己和妈咪跟亲戚们换了座位，事情才勉强过去了。
另一个事例是，她们出外旅行的时候，要乘坐的火车误点超过半小时了，正值春运期间，增加了很多火车班次，火车到站却不能进站，要等候一辆一辆的火车发出，腾出车轨才能进站。但是亲戚们却不能理解，牢骚满腹，一次再次无数次去质问责备站台服务员，将抱怨倾泻到服务员身上，服务员除了说明当前困难状况外，爱莫能助，于是Ｎ的亲戚气冲冲地不断打电话到铁路局调度室去投诉。越投诉越愤怒，在站台上如困兽暴怒，怒发冲冠，走来走去，自我折腾不休。—— 与其说TA们没有理解力，毋宁说TA们根本就不想去理解事理。
这是一个多数人精进裂变、高速发展的阶段，改革如果无法满足人性的需求，人们只有政治归因的求全责备，越是群情舆论汹涌，政治越是高危，而越是小心翼翼地保守维稳，制度的改革越是迟钝，人们的心理便越是压抑。所以虽说这是一个最利于变身的时代、也是心理最容易动辄恶劣变态的时代。奋发图强的人们都是折腾不休的群体，人人积极参与制造麻烦，必然也是一个小心眼的社会。“奋发图强”有不同的层次，从小立志做学霸将清华麻省哈佛都念完然后在华尔街叱诧风云的人是奋发图强，在底层和边缘地带做地头蛇流氓中介抢夺利益的人也是发奋图强。中国社会的传统是后者这个阶层特别发达，几千年下来，他们和潜规则一起发育积淀，同时将自身强大的流氓性格传播影响到全社会。在一个沸腾的社会里折腾，人们都要有浑身解数的“躁性”和“搅局功夫”。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带着三分躁性才能接招。
“不安全感”既是多数人的存在感，也是防范、攻击性和互害心理的基础。事实上人人参与过度追逐利益而损害他人的现象泛滥着而始终没有制约，媒体上传播着每一个放大了的敏感的负面信息，转而使人与人之间严重不信任。一个白领在博客里写道：“这种不安全感，或者说是病态，已经深入骨髓。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病人，却看不到痊愈的希望。”（1）
更严峻的是失去了生存在这个国家和社会里的集体认同！这个白领写道：“作为家乡回不去、常住地不接纳的异乡人，我们此生注定漂泊。我们的孩子，如果有孩子的话，仍将找不到精神故乡作为寄托，今天漂在北京，明天漂在异域，无根无牵挂。这样想，孩子居然比我们还可怜，他们已经没有身份认同了。”“有钱的，有权的，有能力的人都把资产、家属子女往国外转了。人人都知道自由的宝贵，人人都想要免于贫穷和恐惧，可是在可以看见的未来，我们依然难免陷入贫穷和恐惧之中。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每日在内心里战战兢兢，却又暗自庆幸自己的小聪明，总以为自己不会轻易成为那个被指认用十分钟打了一次飞机的倒霉蛋，总以为危险、侵害这样的小概率事件和自己无关，可是，谁又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呢?”（2）不被认同一定躁郁。
凡是一个社会高速发展和从落后贫困国家快速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之过程中，都会经历一个“麻烦与心理纠结时代”。一面是全体人群扩张性的性格表现和意志追求，一面是全社会原有空间陡然陷入挤迫状态，再一面是传统心性依然主导着深层次的潜意识，价值观空前的纠结甚至混乱，一切都是不确定性的，全社会缺乏稳定的道德判断标准，结果是所有人都会不自觉地暴露自我弱智的、缺陷性的和未经深思熟虑的心智性情。当你意气风发地洗脚上田之后，你不再保持从容不迫和慎重克制的心态，你张扬和任性，你常常面对各种新鲜难题而不得不匆匆挥斥方遒，人人都急不可待，焦虑和不够宽容，对待他者时刻暴露出刻薄计较和斗争的态势。这是一个拥挤的个人主义竞争的状态。谁叫你生活在一个14亿人口而又大一統的不善于自治的社会，何况还要扎堆在一个超大型的两三千万人口的大都市。
彼得·德鲁克在解释德国法西斯之所以获得全民族的支持时精辟地指出：“群众的绝望，才是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关键。”此处的“绝望”既不是群体的心理幻觉，也不是政治宣传的扭曲结果，而是社会力量此消彼长以及社会结构变迁所导致的公共政治文化心理的真实体现。一言以蔽之，所谓群众的绝望乃是由“旧秩序瓦解又缺乏新秩序所造成的绝望”。（3）
那么也可以说，中国国民的躁郁症人格，既是因为旧秩序瓦解又缺乏新秩序造成的绝望之社会心理所致，也是传统文化积淀之心性的惯性流露。值得注意的是，躁郁性人格的国民，会特别期待国家主义的强人政治状况和民族复兴的张扬，这是个人权力人格与整体主义权力张扬表现的一致性。偏偏这个国家正在忙着向世界证明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大业，却刻意回避解决本土内部的社会治理与制度建构之难题。于是期待强人治世的国民一直失望着，持久地郁闷着，层累地烦躁着，却完全忘记了学会自治、合作和自我克制，在个人现代化心性方面，始终缺乏渐入佳境的进化。
二、孩子气的任性与“成人意识”的重建
当下不少国人在公共社会里的种种表现，像儿童一样任性，加上由历史惯性养成的势利心性，一旦得到经济成功后任性释放的机会，真有“小人得志”的作派。一个由“躁郁性人格”的群体组成的社会，难免表现出张狂的和小心眼的态势。
以下是一条报道。据《华西都市报》消息，5月3日中午，在从达州到成都东的D5185次动车上，四川达州石桥八旬老人李某，准备到华西医院看病，因节后人多只买到从达州到营山的座位，后借座于邻座。到南充后，被刚上车的年轻女大学生“请”起来，老人女儿恳请能否挤一挤，被拒。老人挽扶着往后走，后面两排年轻人也没有起身让座。大约5分钟后，前面一中年男子将老人让到自己位置。老人女儿说：“年轻人啊，应该多学学。”结果遭到美女反击：“坐自己位置错了吗？！”后感觉委屈的大学生流着泪给朋友打电话讲遭遇。
强迫别人让座，就好象一个小孩嫉妒他人的好东西，有些无赖地去抢，得不到就用大道理教训别人，甚至打架。自己想要，就不管权利界限，或者依仗着某些特权，就想强硬获得，没有从他者立场考虑他人是否有正当权利。有些老人家就是这样的孩子气！自己对自己缺乏负责任的态度，更没有安排好自己一切事务的成熟能力，也没有理解他人具有个人正当权利的惯例意识。在高铁上的定座票，完全没有理由要求人家让座。在长途旅行和远途奔赴治疗的过程中，你应该有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条件准备，考虑到种种不方便的心理应对，而不能够以依赖心发展出无赖心。要考虑到在各种困难情况下将要有解决的措施，不要期待别人应该照顾你，更不能幼稚地在一个理性的环境里期待道德成为主角。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同样平等的权利。
关于在公车上是否应该让座的问题，在中国竟然一而再再而无数次地纠缠不休，争议，动手直至吵上网络舆论，就这么一件小事都如此麻烦，纠结者似乎智力上有缺陷，更多的是小心眼置气。让座是自愿的美德，不让座是理所当然的权利。不可让渡的权利和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观念，既是常识，更是现代观念，偏偏索要座位的人就不能明白。是别人的权益，你不能强迫人家放弃，换位想想自己的立场，就能够释然。不能因为你想舒服就要别人不舒服，你要别人无私的时候，最好反思自己是否可以做得到。例如张扬展示广场舞的大妈们，也是如此的孩子气任性和缺乏公平意识。
成熟的都市人会有在“现代陌生人社会”之“现代独立性心性能力”，还具有较高的认知复杂性，能够将感觉到的东西与其前后关系相分离而保持距离的能力，可以看到任何感觉情形中更多的方面和关系。就是说，具有现场依赖性的人会根据参考物使自己随时适应环境，他的感觉是全面的。既明白所有人都是陌生人，但每个人同时有会意默契的合作意识，知道在什么地方要各自谦让，互相尊重，不会有过度张扬自己权益的言行，也有足够的独立性保护自我的权益。知道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是一种都市的自觉意识，也是都市人的情商和智商。反之，是僵化的人。僵化指的是当环境的需要已经改变时，其反应仍固守不变。对于刚刚迅速进入都市化的中国人而言，会不约而同地犯了公共空间现场排斥性心理障碍，如果多数人都是都市的“外来者”的话，互相之间的不适应性、心理排斥感会较强，还会有在都市空间不自觉地运用小地方观念来看待问题的惯性。于是冲突会不断发生甚至可能不断升级。
社会心理学指出：理解事理要从人对情境的反应来看问题，而不是只从社会存在的形势来看。“社会环境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不仅仅情境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人们的行为也取决于他们对周围社会环境的诠释和解读。事实上，了解人们如何知觉、理解或解释社会环境比了解客观社会环境本身更为重要。”（4）所以中国问题不仅仅是社会状况的困难或者管理不善、制度不改革导致的严重障碍，重要的是人们对种种问题情境的心性反应造成并加剧了社会冲突。如果多数中国人在一个快速发展而人口极度密集的社会里有成熟而宽容的心性，则这个社会会给人温暖的感觉，会在平和与合作的状况下有规则地运行。所谓成熟，无非就是运用个人的“成人意识”理性地自治，克制地合作，反思性地处理问题。理性与合作，意味着平等善良地互相对待。
如果排除公权力失去了信任所造成的压抑性原因，那么每一个成年人应该反问自己：我是否需要对社会紧张状态负责？这里引用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观点：“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实际上都是个体的问题。如果个体能改变，那么世界的进程也能改变。”（5）
个体的改变是缓解全社会紧张关系的关键，我们无法期待别人改变和制度完善后自己才可以心平气和起来。将责任归因于环境不良而放任自己躁郁发作的，是典型的弱者心性。从受过伤害的经验中过来的神经质的弱者，紧紧地握着互害的矛，不敢有宽容平等之心。旧观念何其根深蒂固，与旧习惯水乳交融地互为作用着。在个人心性进化中，自我观念的启蒙有最重要的作用。
现在多数中年以上的中国人有一个不健康的早年经验（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大饥荒和文革，而丧失了正规的教育），曾经有革命家长的强制性教育体验，成长以后，所有言行表现都会带着根深蒂固的儿童意识和父母意识，这些固执的童年经验和家长意志占领着他们的成人意识，心理学称为“成人意识的污染”：即时常表现得像一个儿童，或者无意识地重复自己父母处理问题的模式，始终没有随着时代进步而成长出适应当下现代化社会的公民意识。精神性格既没有成长，也没有办法扔掉自己中年以前的强大阴影。—— 早年是不自觉的恶劣品行，现在则被誉为“坏人变老”。更糟糕的是，老爸老妈恶劣，养育出来的子女也会跟着粗鄙和坏脾气。当大家走到公共社会的时候，人人都亮出了动辄对立的躁郁性，于是难以找到一个和谐合作的公共理性的通道。
在一个人人争先恐后的拥挤的社会，当然会有很多紧张性状况，或者资源不济，或者互相妨碍，或者因为不同的个人意志性格之间的分歧，只要出现小事故，如果不是人人习惯性退避三舍，则势必在张扬性的和任性的言行中损及他人。很多人根本想不到自己的言行之肆无忌惮对别人的损害性。没有意识到以习惯性的“敌-我、自我-异己”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处理问题，就会使小事迅速升级至对立状态。旁观者常常可以看到这些冲突双方都像小孩一样任性，也很像早年的革命者一样极端和带着暴力心性。面对社会问题，我们习惯把问题的出现归因于政府，要么是别人，总之“自我豁免责任”。
《欢乐颂》里成功人士有一警句：“常与同好争高下，不共傻瓜论短长。”可惜到处都会遇到知性堵塞而兼固执的傻瓜，真是想不与你论短长却使我有说不清的郁闷！现在我们的社会缺乏共识，观念不一样的人在一个密切交集的公共社会里拥挤，无法探讨短与长，被迫近距离亲密接触不明事理的人，你是多么的别扭！你只好将对方看作傻瓜，于是更引致纷纷扰扰持续不断的躁郁冲突。
作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人，理解人的心理比什么都重要。做一个明白人，重要的前提是：反思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同时明白周围的环境怎么样，在人际关系中理解他者的心理状态。这是所有事情的出发点。人性的心理规律是：你总是根据自己主观心态的投射来决定你的判断，然后形成你自以为是的认知，你的事实判断会是个人偏见预设的判断，所以有必要学习做一个具有自我心理分析功能和善于反思的人，还应当是一个冷静者。遇事也从对方的立场看看，抽身从周围的情势来考虑。简单地说，即便说一句话，也要考虑是否损害了他人的尊严，自己是否讲道理。
“非诚勿扰”有一期节目，一个桂林姑娘，可谓端娴妩媚，气质不俗，可惜她一开口说话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我们桂林有两种美食很著名，一种是炸耗子，一种是炸小强，就是蟑螂。请问男嘉宾，如果我给你留灯，你愿意跟我到桂林去吃这两种美食吗？”来自成都的男嘉宾张惶失措，说，“我虽然自己开餐馆卖辣肉串，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耗子和蟑螂，对不起，说实话我真的不敢吃，也不想吃这些东西。”结果桂林姑娘就干脆斩截地灭了成都男的灯。My God！我的妈！想不到这个桂林美女空长了一副好皮囊，如果不是弱智怪诞就是计谋龌龊，或者是小心眼，或者是故意玩弄对方。假如只是凭着不能跟你一样热爱耗子和蟑螂，就失去了和你谈恋爱的资格，那么这个朋友还是不要交的好。桂林人在饮食上是否这么奇葩，我还真是闻所未闻。
她的表现似乎提醒我们：某些中国人下意识里常常表现出不够诚实善良的恶作剧心性，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卑劣。主持人孟非就不留情面地指出那位桂林姑娘心机不正：不喜欢别人的时候，就用吃老鼠和蟑螂来捉弄对方；当喜欢某男嘉宾时，就不再提老鼠蟑螂的要求了。这种行为不够善良，更缺失光明正大的坦诚。再举个例子：某位在外企工作的年轻人有过这样的经验：“我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公司让我为我的美国上司找房子租住，当我找到一间别墅，并跟上司一起去看房子时，房主对待我上司的态度殷勤得可怕，而她因为会讲英语，直接跟对方交流，对我则犹如对一个奴才一样，不但把我晾在一边，连茶水都只递给我上司。到了走的时候，也只跟老外告别，理都不理他身边的我。我们走了之后，我发现上司对她的殷勤并没有什么好感，也没要她的房子。”（6）
这便是国人习以为常的势利。势利的本质是权力意识和奴才心性，根据对象表现自我性格。凡是心中有强烈的势利等级观念者，会时刻存了蔑视普通人的心理，对待没有利益关系的陌生人，便显出盛气凌人的态度。带着严酷的挑剔心理在公共社会里行走，随时随地自然而然地任性指责他人，带着冷冰冰的排斥性的攻击性态度乘风而来，拂袖而去。当很多人都这样地自以为是，秉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势相处，不打架才怪呢。一边是躁郁性人格，一边是自卑性心理。互相瞧不起的人群，时刻防范，拒绝共识，没有默契，带着不差钱的骄傲，行走在猜忌厌恶的大街上，有什么幸福感！—— 质言之：一个以不平等心性为普遍常态的公共社会，势必是一个紧张的和小心眼的社会。
上述种种躁郁性人格表现，从深层次上说，就是早年原型潜意识的执着的发扬光大，主要是习惯性二元对立思维、恶性归因心理、诿过他人、责备外部环境心理等等。这是一个文化报应，一个并非随着历史过去而消失了的人性之固执投射。即使像“势利”这样的心性，也是过去时代专制压迫和阶级斗争紧张关系下形成的权力、势力优势心态的遗传。延伸来看，如果多数国人都认为在国际关系上还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对立斗争思维和阴谋论焦虑症，那么在对待本国人的态度上，也肯定是相应的心性表现。人们仅仅生活在“自我知觉的主观现象世界”，这个“知觉”并非没有由来的。
据心理学“人际关系相互影响方式”的理论，每个人身上都有三种本性或三种意识，简称P-A-C，Parent父母意识；Adult成人意识；Child儿童意识。儿童意识是一种没有辨别力的、未进行逻辑思维的、不假思索的反应，总是以“情感反应方式”出现。在每个人的童年时期，因为自己的弱势，而会带着“我不好-你好”的负面心理。而父母意识则是家长权威对自己教育留下的规训记忆，是训诫、命令或纵容，父母意识是昔日传统陈旧的文化-社会观念，这种意识常常是“你不好-我不好”的压迫感。成人意识则是每一个人成功地处理了其儿童意识和父母意识，经过反思之后发展出来的理性，是“我好-你好”的态度，它不是情感，它代表着独立-自由-反思-信息处理和理智。（7）凡是我们发现一个成年人很任性，表现出很多负面情绪，则是其儿童意识顽固的张扬；有些成年人守旧固执如其父母，缺乏自我积极性和创造性，则是生活在父母意识的阴影中。这二者都是成人意识尚未成熟。
罗素指出：“许多成年人仍在心中坚信他们小时候被灌输进去的东西。”对此应该有一个反思。“成人意识”是一台信息处理的计算机，他的成熟在于TA具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时常反思和重新建构从儿童时代以来习得的文化经验和通过教育得到的知识观念。成人意识更代表着一个公共理性，懂得怎样与人合作，在进取和让步、传统和进化之间平衡，高明而道中庸。走出躁郁性人格并非易事，按普朗克原理，只有等待一代人都消失了，他们所代表的旧观念才会失去市场；或者哈耶克的理论更合乎实际：世界是在社会市场的调整下渐进地、潜移默化地进步的。只是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成年人，假若常常抱持节制谨慎和清醒反思的心性，以公共理性为自我立身行事的原则，越来越多的人如此，“让每个人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则我们的社会会更可爱一些，我们自我的幸福感才会生长起来。这才叫做真正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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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2）李志题：我们这些人，本想改变命运，最终却沦为精神病人，凤凰博客，2016-05-20
(3）转引自周濂：“非经济社会”的诱惑再现，《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380期，2016年5月15日
（4）【美】埃略特·阿伦森等：《社会心理学》（第8版），侯玉波、朱颖等译，P9，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8
（5）(7）【美】托马斯·Ａ·哈里森：《我好！你好！》，P11,陈朴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6
(6）上杉谦信：什么样的中国，才会让外国人觉得中国很强大，知乎，2016-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