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降低认知失调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说服自己是正确的，最后走向了非理性的行为和适应不良。
—— 阿伦森：《社会心理学》
一. 表态作为一种文化仪式
从最近吸引眼球之“放水爱国”的新闻里，我分明看到了一个颇有意味而见惯不怪的文化心理秘密，这就是在面对自我内在价值观冲突的过程中，中国人那一套圆融消解内心冲突的文化逻辑机制。先看故事原料：
在“9.18”事变发生85周年的当天，乒乓球奥运冠军王楠的老公郭斌发布微博，内容为：“遇到一些欺负人的事总是很难缓过劲，曾经的九一八！整个国家被一个比咱小太多的国家从头到脚羞辱欺负的到家了！我是去过日本却从不用它包括电器之內的任何产品！甚至在日本住酒店很小人地把水都打开，还觉得解气！其实这没用！咱得多方位加油！加油！”(转引自共识网周志兴评论)
郭斌存在着几个内在的价值观冲突，其一，违背珍惜水资源的基本价值观；其二，偷偷摸摸做损害性的小动作，违背光明正大地挑战的价值观；其三，既憎恨日本又偏要去日本旅行，并戴着一款日本的名牌手表。他的羡慕嫉妒恨的潜意识够纠结的，但他不想清理自己的复杂意识进而采取君子的态度 —— 他不觉得自己纠结，日本我也要去，日本手表我也要戴，我也要抗日，解决内心冲突的办法就是：“放水！”
放大视野来看，像郭斌这种心性的人很不少。当年北大中文系94级女生马楠，在克林顿访问北大时当面痛斥美国状况恶劣，但一转身，她很快就申请去了美国留学，后来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并且从此在美国做着生意和幸福地生活着；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到西方留学如过江之鲫，然而也同样既声讨西方又留恋西方；中国有无数这样的人，在公开的表演中反美，但是暗地里却向美国移民；在海外的华人移民，一面享受着西方的种种好处利益，一面坚持不愿意融入主流文化价值观。—— 但中国人都不感到自己有分裂倾向，堂而皇之，安之若素。这说明中国人自有一套解毒消炎特效药。
这里面是什么逻辑呢？他们这样说和那样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出尔反尔不够正直，就没有丝毫的不安？没有价值观的冲突，没有心理矛盾，那样的水乳交融，自己怎么说服自己呢？这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人啊。再想，在后现代的“审丑文化”下，没有丑陋和无耻的概念。
进一步想，多数人在发奋图强的时候，其实出发点只是为了一己成功，但是公开表态时却以高调的道德宣示，时间长了，真的相信自己是出于热爱真理、信仰普世价值或者爱国主义而去追求卓越的。由于从来都没有追究过自我的精神理性，到了关键时候才会感到无所适从。所谓未经审视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但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所形成的人生态度以及由此发生的行为，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逻辑之心理融合机制呢？
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与此相关。大意就是：当你同时经历两种或多种彼此间不协调的心理过程时，这便是认知失调；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它将导致不同程度的不适感和紧张感，这种不适感会促使你做出某种改变以使它减弱；既然你不能改变你的行为，你只能改变你的态度，因为你已经这么做了，或是因为环境的压力太大。（【美】埃略特·阿伦森等：《社会心理学》，第8版，第6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8）
但是中国人在做着违反自己认同的政治正确的价值观的事情时，是否也同时改变了原来的价值观呢？如果没有改变，他们需要做什么呢？巧妙处在哪里呢？我的看法是：只需要为了原来的价值观“表一个态”就可以了！例如马楠当面指责克林顿就是。但是中国人不会感觉到这样做自相矛盾，他可以容忍态度和行为的不一致，因为他没有严格的形式同一律。
郭斌的“小动作”也是一种补偿行为的平衡心理策略。自己很想到日本去旅行，但是也像多数中国人一样吞不下曾经被侵略过的仇恨感，所以采取某些解气的行为向自己的固有价值观交代，那是内心另一种固执的声音在发泄，为了弥补愧疚感，平衡似乎有“汉奸表现”的嫌疑，这是改变了形式的“阿Ｑ胜利法”，是对自己否定自己的行为一种消解，抹平内在的冲突。—— 当然要知道，在中国，反日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舆论环境压力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
对于中国人来说，表态很重要，这是文化仪式，“表态”就相当于对认知失调的调适，表态是对环境压力和政治正确的价值观作一个交代。
二.表态自圆其说就可以了
表态需要的是一个说法，在中国，说法比实质重要。表态能够自圆其说就可以了，这是中国人的聪明。我们自古便推崇“自圆其说”的文化逻辑，简单说就是：自己说得通顺就行了！钱锺书先生曾经在《谈艺录》中详细引证和论述过“圆”的哲学、心理学和美学原理：吾国先哲言道体道妙，亦以圆为象。撮其要者，圆通、圆觉、圆成、圆转，渾融周匝，完善无缺而已。落笔要面面圆，一在理，一在气。理何以圆：文以载道，或大悖于理，或微碍于理，便于理不圆。气何以圆：直起直落可也，一戛即止亦可也，气贯其中则圆。（P111-114）
“自圆其说”是中国人一种修养得非常成熟的认知调适最有效的心理方法，只要求一种圆转的说法满足内心的解释，而不需要用形式逻辑来分辨真伪是非。自圆其说的特点就是善于把分裂的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对立性抹平，在一个更大的价值观笼罩下，取消具体问题的合理性，这样就可以从自我分裂的价值观过渡到一个解构了不合逻辑的思想之八面玲珑的调适状态。先看一个例子：
“世界华人文学研讨会”2016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由暨南大学举办，得到大会邀请与会的很多华语作家，都激动得夜不能寐，准备了精彩的研究论文要发言与发表，作为海外游子对祖国的贡献。可是，他们的“贡献”几乎都由于内容敏感或者不适合在有领导参加的场合宣读而被婉拒。当某人问及他们对此的感受时，那些海外游子的作家们即表示，人家大陆那么穷，还如此奢华地招待我们，据说还高价请了于丹来演讲，我们有吃有喝，管那么多干啥？你别没良心了。你老抱怨，小心他们下次不邀请你回来…… （杨恒均：于丹演讲太多胡扯，爱思想2016-05-11）
这里的奥妙在于：文学研讨会的目的不是研究文学，真正的目的是让海外文学家回归中国认同，寻求一种全球华人整体和谐的同情心，所以研讨文学的求真争辩有可能破坏主题目的，和气一团才是重大的价值。从古至今所有中国的会议都是在寻求与会者的认同和团结，所有中国的对外文化活动都是在寻求对中央文化的向心认同。这便是整体主义的价值观。
那么作为此次大会重点表演的于丹演讲“中国文化”是怎样的精彩呢？杨恒均复述道：
于丹为了突出中国文化优越而对西方文化与宗教的不以为然，把中国的伦理抬出来同西方的宗教抗衡（好像西方就没有伦理似的），还有她洋洋自得地宣称自己就是看武侠小说长大，武侠里就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并以武林高手练到最高境界可以以气当剑、杀人于无形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深。
于丹讲述了她个人的一段经历：为了教育她碰到的一个不懂得高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她讲了一个禅的故事：古代一位混混买了三匹八吊钱一匹的布，付款时声称“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位混混竟然以颈上人头作担保说自己是对的，只肯付二十三吊钱。一位小和尚打抱不平，说如果“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他愿意输掉头上的帽子。众人相持不下，于是来到小和尚的师傅 ——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处，请他作主。
老和尚沉思了一会，说：“三八就是二十三，小混混是对的。” 结果小混混不但用二十三吊钱拿走了三匹布，还赚了小和尚的一顶帽子，高兴而去。老和尚却因此受到镇上众人的鄙视与驱逐。小和尚愤愤不平，质问老和尚为何说“三八二十三”。老和尚说，你说那小混混的头重要，还是你头上的帽子重要？他用头来和你的帽子打赌，我能说“三八二十四”吗？
小和尚明白过来，我们大概也都能够理解那位宅心仁厚、救人一命的老和尚。于丹讲得声情并茂，成为整场演讲中的亮点。可亮点几乎马上变成污点，因为于丹说当时他对外国人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要告诉外国人关于中国文化的高深之处：外国人弄不懂中国文化，说我们不讲原则，是人情社会……但这故事就说明了我们中国文化的高深和美妙之处，我们的中国文化有时就可以是“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啊！（引述同上）
我相信很多人始终也弄不明白于丹讲的那个禅的故事的深意。真的没有合理的逻辑，违反常识。本来是一件可以简单解决的小事：围观公众共同计算从而得出公正评判，或交由官府公开审理，为什么小混混敢于公然违背人人认同的事实或真理，这叫冒天下之大不韪，简单有效的解决办法都放弃或无效，只听从一个老和尚的歪曲判决？在宅心仁厚的幌子下让“公然违背事实”和“任意扭曲真相”可以横行，还有公道么！
可这就是中国！荒唐故事之所以发生，其前提就是：法治制度的虚位和公共裁判的缺失，而无赖深知这个社会有一个容许胡来的潜规则，因此这样的荒诞戏剧会在中国社会常常正常化地上演。人们可能没有深思其恶劣的影响力：无数这样的小惯例会逐渐塑造中国人的文化心性，以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不需要承认事实的，只要你有胆量耍无赖。这也是潜规则之一部分，相似的纵容太多了，例如造假不是罪恶，横行霸道别人可以忍气吞声，扭曲事实真相不会有人提出抗议，挂羊头卖狗肉不会有人较真，等等。
这个故事教导我们：中国文化的高深之处就是，只要你的理由够伟大，或者你的赌注够恐怖，那么为了顾全大局，老实人是会服从荒唐的结果的。纵容小作恶肆无忌惮的表现或者横行霸道是我们传统里的一个惯例。并且中国社会相当缺乏自治能力，公众在公共社会里没有互相纠错的权利和能力，中国人能够容忍公然愚蠢。
中国事情的本质是：在大正确的旗帜下纵容非理性，为了道德的高尚和大局的利益，在具体生活里放弃具体分析的方式，让一个一个积累起来的荒唐逐渐侵蚀掉根本的原则，这也是整体性文化或曰集体主义带来的恶果。—— 郭斌的小动作亦如是，但他之抗日有理的情绪，在今天并非一定是政治正确的。
分析完这个故事之后，我想进入一个艰难讨论的困境：显然，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毒害人心的坏故事，可是大学教授于丹怎么就当作高尚道理来传播呢？而且在现代性成为普世价值的今天，还要作为中国文化的高尚精妙之国宝来向西方人传授呢？
于是我们需要考虑，于丹是怎么想的，于丹的博士生导师教授职位不应该是浪得虚名的吧？我想，于丹的思维方式有一个中国式的惯性主导。
于丹肯定不会觉得这个故事中间有道德和价值观的分裂冲突，更不会想到它具有败坏世道人心的负面作用，她是说中国人不是像西方人那样直线分析思维，而是绕着弯子转着圈子想问题的，从表面上看是不合理，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它就成立了，因为中国人经常想到更多的相关利益或者顾全大局，你需要有更多的同情力和小的牺牲。就像老和尚的用意一样：你卖布人损失一文钱和小和尚输了一顶帽子，比起小混混那颗脑袋，只不过是小小的损失，要了小混混的人头，那就是杀人了。在老和尚的逻辑（中国文化的代表）里，人头重要，求真不重要；人命关天，无赖和欺负不关天；委屈求全可贵，执着较真不可贵。—— 不过也真是蠢得很，说賭一个头就真的可以随便砍一个头么？没王法啦？老实人就是赌不起。
于丹的思维方式就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只要有一个伟大的理由，就可以让不合情理的和自相矛盾的荒唐事成立。顺着于丹的思维方式推演开去，下面的一种思想也可以成立：
（关于台湾问题的最后解决方式），“在对抗阶段就看台湾老百姓清不清醒，如果他们清醒就把蔡英文换了，让国民党回来，我估计就没事了，但是从现在的态势看，国民党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下一次也没戏，因此还是蔡英文，于是这就危险了，都已经对抗了，还把执政权交给她。我个人认为在蔡英文第二任期的某一个点就走向了第四阶段，冲突。说白了就是武力解决，武力解决对台湾老百姓还是很痛苦的，因为他的意识形态绝对不接受我们，所以我们强压下去，他们非常痛苦，而且过程会流血，主要是台湾人流血。因为按照我的推算最快是2021年，也是蔡英文第二任期，有可能再晚一点，到那个时候我估计我们南海已经搞定了，南海搞定了就相当于包围它。”（金灿荣：地方精英的不作为是普遍现象，共识网2016-09-08，这是网络流传的金灿荣教授在国际会议中心讲座的第二部分：中美战略哲学之台湾问题）
金灿荣说，“南海、台海一起解决，这就是真正的中华民族复兴。我估计台海一解决，我们从政治上讲，我们中华民族百年国耻就解决了，其实这两个地方拿下以后，实际上国际上就崇拜你了。”（同上）
金灿荣和于丹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镇压台湾人民只是一个小小的问题，那是他们的小的牺牲，但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的国家统一才是大局利益，在中华复兴和天下统一的整体思维面前，台湾人的权利、他们的独立和自由甚至他们的牺牲可以忽略不计，就好象小和尚的那顶帽子和卖布人的一文钱。为了祖国统一大业，发动战争在所不惜。
我们知道：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主义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这是中国人最大的价值观，无与伦比，几乎所有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具有最大的共识。讲到南海问题，99.99%的中国人，无论海内外者，均异口同声认定那是我们的。谁要将中国分省自治，就是要和14亿人民对着干。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和内蒙古问题全部一个性质。从1840年以来的民族失败耻辱，确实在等待着某天扬眉吐气地宣泄一番，今天是其时矣。所以金灿荣的大嘴巴并非空言，其背后就是全体中国人的心声。
三.中国的整体主义文化逻辑
认知失调是世界性的人性现象，只是在不同的文化境遇里，会有不同的消解内在冲突的文化逻辑。虽然调适认知是出于具体情境的要求，但是一定会有作为基本原则的文化逻辑在制约着具体的调适。
从抽象理论来看，西方人作为大原则的文化逻辑是：制度规则，法治共识，宗教信仰，公共道德惯例，政治正确观念等，当他们遇到自我认知失调时，他们必须在上述这些文化逻辑的前提下调适自我的内在冲突，如果这些观念都无法说服自己，他们需要面对我正在做出“反社会”或“违反政治正确”的行为之内心拷问。西方文化习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是一种分析性文化逻辑，所以他们有案例判决的原则。
根据文化学研究的基本观点，西方人比较中国人而言，他们遵循直线思维路径，中国人说他们是不会转弯的简单脑子，他们从古至今都按照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来推理，基本的就是“形式同一律”。举一个细节可见：如果发现所有证据里面有一个细节不吻合，即使其他证据都吻合，他也不会允许通过，他不会去考虑是否真实，他们认为形式和程序不正确，目的和价值观也不会正确，手段不道德，目的也不会合乎道德。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
人类认知失调的调适方向无非是自我与超我的两面，人们都会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作为规矩中人一般会以自我服从超我，代表外在社会价值观的超我，西方人的文化逻辑如上所述；那么中国人的文化逻辑呢？我想到了以下几条：
1. 在千百年的历史文化惯例里，中国人已经养成了通过整体主义思维进行“认知调适”的心理调整能力，所以有超强的解决价值观冲突的调适通感，很容易就能够打通互相冲突的价值观之间的通道，使它们相安无事。整体主义文化价值观也可以称为中国式集体主义：包括天下大一統、家国一体（国家主义）、中央权威、人民群众、集体组织等等。
2. 中国人具有强大的实用功利主义文化价值观，这是决定一切事情着陆的出发点和归宿地，使一切价值观冲突都得到解构，唯有看得见的利益和好处，抽象的道理、逻辑和道德都不必信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现实主义的族群。
3. 伦理道德是中国人最熟悉使用的具有笼罩性的文化逻辑利器，包括人情、习俗、潜规则、人际关系无所不归于道德律令中，只要上升到人情道德层面，则所有具体事情都必须服从。
4. 中国人不赞成诚实是首要的道德律，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将会有什么道理，一切都根据具体情境来决定，这叫整体主义思维下的诚信的灵活性，自圆其说。
5. 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也不需要形式逻辑来限制自我灵活的小聪明，有形式逻辑管着的头脑才可以实行法治制度，潜规则要有无逻辑来匹配，遵守逻辑同一律不是中国的菜。
中国人更多地属于以情感为基础形成态度的族群。一种文化如果科学素质不能成为普通人的习惯思维方式，同时遇事不够认真和严谨，且以人情潜规则为主要社会影响力的话，会以站队、划界、归类和圈子从众等社会化的态度来控制自我，这就是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力。阿伦森指出：“在西方文化下，人们的态度可能更多基于对个性与自我提高的关注，而在亚洲文化下，人们的态度则更多基于对自己在社会团体中地位的关注。”（《社会心理学》，P159）
在郭斌的例子里，他发出这条微博、包括他做出“放水”的行为，是对自己内心里中国人认同的政治态度的表态回应，是对自己到日本去这种行为的消解。但是需要看到在这种态度背后的实用主义价值观：什么利益我都想要得到，包括仇敌日本的好处，但是道德的面子我也要。海外华人作家为了得到祖国尊重和享受贵宾待遇，可以放弃坚持文学研究的虚无缥缈的价值观。我们的文化需要个人经常进行认知失调的调适，需要个人时刻依附于集体的价值观，从众。即使郭斌在日本，也不会根据事实认知和逻辑分析来形成个人独立的态度，所以不可能有自由的思想。
总之，在一个整体主义文化逻辑的大道理下，通过灵活的自圆其说的表态性姿势，中国人总是能够顺利地解决自己的价值观冲突问题，不会为了形式同一律而产生纠结。阿伦森说：“在降低认知失调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说服自己是正确的，最后走向了非理性的行为和适应不良。”而且，“降低认知失调的过程总是无意识的。”（《社会心理学》，P125）
在这样的文化心性下，是否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不存在价值观冲突的文化逻辑”，因为它有一个整体主义的价值观笼罩一切，其他价值观都可以委屈求全而得到圆融调适，消解掉它们之间的冲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