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国家战略,公民话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12 次 更新时间:2005-07-31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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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  

战略问题关乎国家利益、世界格局,需要大思路、大智慧。

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正因为它战略上的成功。1947年,美国提出“遏制”战略,遏制苏联向外扩张,同时树立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苏东阵营瓦解后,华盛顿“版本升级”,将美国的长远战略目标调整为:维护美国惟一世界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9•11”后,美国的全球战略方针更具独霸色彩,连续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反恐侵略战争。美国欲在大中东地区建立民主制度,还在中亚炮制了一系列颜色革命,赋予自己控制、打击世界任何地区的权力。

当年,在中国被美、苏两大阵营同时孤立的情况下,毛泽东认为,中国必须成为核大国。在核问题上掌握了主动,就在全局上把握了主动。中国在贫困落后的情况下坚持核战略,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将两弹一星送上天,正是毛泽东在严酷的国际环境下的大思维。冷战结束后,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的局势下,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和平发展战略方针。事实上,这一方针只是必要的阶段性思考,邓小平有着更为长远的战略目标。消息披露,几个月前故去的赵紫阳先生2004年7月在与友人的谈话中回忆说:“邓小平的治国理念是富国强兵。他多次说,我们经济发展了,就有钱壮大军事力量,我们就会成为世界强国。”

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国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有出色的大战略之道。在这方面,美国人的战略观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美国人的战略观是全社会的,是极度开放的。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提出大战略思想的空间向一切有识之士开放。第二,将战略目标开诚布公地对外宣布。这种开放使得真正优秀的大战略思维能够脱颖而出,并且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被监督、批评和完善。“遏制战略之父”乔治•肯南当年是美国驻莫斯科一个公使衔参赞,提出遏制概念6年后,才于1952年出任驻苏联大使。遏制战略最初是肯南1946年2月发自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电报,后在1947年7月号《外交事务》上发表。

真正优秀的战略性思维的产生,靠几个领导人的智慧是不行的,靠几十几百个精英也不行,要靠开放式的、多元化的争论和探讨,靠集思广益。在西方民主社会,公民人人有权参与讨论国家事务和公共政策,众多民间智囊机构依靠社会资源从事战略研究。这种群策群力需要容忍争吵、倾听争吵的习惯,更要容忍和允许多元思想和不同组织的存在与争论。这些都需要公民社会的制度性保障。没有这种保障,就不可能产生比别人更加出色的战略性思维。

中国在迅速崛起。对于中国来说,今天是一个大时代。《诗经》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中国的文明规模、历史规模和人口规模,只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现有世界体系的了解、适应、挑战和改造就不可避免。这就需要大的民族发展战略——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军事的、文化的——需要大的文明发展蓝图。这就需要大的战略思想家,需要来自官方、民间、军界、学界的出色战略思想。本期《凤凰周刊》刊登《中国未来二十年大战略》,意义即在于此。

文章的作者达戈先生是解放军中将,对国家战略有深入思考不足为奇。他的主张也只是一家之言,未必都有理。然而,正因为如此,战略这个话题亟需民间的参与。

大战略思维不是政治领袖的专利,也不局限于官场,它更多地来自民间,来自学界。我们注重的不只是一两个人的眼光和智慧,而是匹夫有责的精神,是百家争鸣的氛围。我们呼唤大国民意识和思考,希望更多的人为中华民族的命运担当一份责任。我们呼唤产生大国民思考的环境,期望一个更为开放、多元的话语空间。我们承认,绝大多数老百姓不懂得战略,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老百姓有权发言。只要有发言权,就会出现思考和懂得战略的一群智者、一支队伍。一个人不可能提出面面俱到的大战略构想,一群人却可以做到。如果多一些人从多方面进行战略性思考,最出色、全面的战略思想体系就能产生。

中国古有养士之风,春秋时代即有“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之说。古代社会尚且问国是于乡野,现代社会的大国战略恐怕就更需依赖于公共参与。应当鼓励和激发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为国分忧献策,设计、建立社会各界参与战略讨论的接纳机制,将真知灼见及时吸纳并付诸实践。

不必害怕公众舆论影响对外关系。让国际关系成为公众话题,让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能见诸媒体。而且把媒体报道内容与政策区分开来,既不必让政策决定舆论,也不必担心舆论对政策的影响。对国际事务的健康的民族心理绝不等同于“正确”观点的垄断。健康的民族心理来自自由的讨论——自由和充分包容的讨论是制衡片面和短视的有效办法。如果国家的媒体都被“成熟”的意见所主导,我们的民族心理就不可能“成熟”,我们就不可能产生比别人更加出色的大战略思维。

国内一位学者说:“公民国家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最终归宿。在这里,民族主义的自决权利已让渡于国家主权,自由主义的人权诉求已让渡于与公民责任不能分割的公民权利……历史转型中的强制时期除外,没有公民权利的国家与没有国家责任的公民一样,在已崛起的现代国家成长经验中,都是不可思议的。”

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将自己的人才真正地激励起来,不能把来自民间的智慧充分地利用起来,是很可惜、很悲哀的事情。与之相反,开放产生战略性思维的大环境,激发整个民族的活力,让每一个热血不曾冷却的中国公民为国家的强大承担一份责任,这是国脉强盛的根源。

《凤凰周刊》总第189期,作者授权燕南网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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