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5至22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召开。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大会参会国近100个，除47个亚洲国家外，还有近50个域外国家，包括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国家的文学、艺术、媒体、智库等各届名家学者应邀参会。更有意思的是，希腊这个纯欧洲国家和亚美尼亚这个半域外国家不仅参会，甚至还高规格派出了政府首脑。可见，本次大会并非以亚洲画地为牢，而体现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人类共同体意识，不仅要进行亚洲文明对话，更要进行全世界文明对话。

谈“文明对话”，首先得弄清楚何为“文明”。“文明”西文是civilization，指一种存在形式或生活样态、一种思维-信仰模式、或一套基于特定宗教-文化的价值理念；文明是人类进入较发达的城市生活阶段的产物，往往具有庞大的人口数量和疆域规模，涵括多个民族、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和习俗；文明通常具有发达的文字和文学艺术传统、科学（不一定是现代科学）技术、法律制度、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组织、军事组织，以及与这一切相配合的物质表现形式。应当注意，学界通常所谓“文明”其实有两个含义，既指某特定的生命形态，也指认同于该生命形态的共同体或多个此类共同体之集合。

何为“对话”？在日常语言中，“对话”指至少两个言说主体就特定议题所进行的友好的语言交流，包括宣示、阐述、评论、解释和论辩。何为“文明对话”？传统上，所谓“文明”并非言说主体，不仅疆界模糊不清，而且并非像国家那样，是一些政治军事行为体，可由总统、外长或学者之类的个人来代表。故此，当今意义上的文明对话大体上是不会发生的。然而近几十年来，因交通通讯手段的巨大进步和大洲之间前所未有的频繁人员往来，友好交流意义上的文明对话不仅已是现实，甚至已司空见惯了。这种文明对话可以是代表不同文明的个人进行的口头或书面、正式或非正式的思想交流，也可以是来自不同国家的政府官员、学者、智库人员、文学艺术家、媒体人士等代表各自所属的文明在正式场合（如此次北京“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展开的集中的思想交流。

但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一个文明通常不太可能派出代表，去到某处与另一个文明的代表进行正式的交流和“对话”，哪怕只是为了消除分歧，和平共处。若真发生了类似今日的文明对话，也很可能是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很难做到天清气朗、细雨和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向中国人传教时，双方发生的激烈交锋便在此列。实际上，历史上的文明互动更多表现为贸易和伴随贸易的技术和文化交流。近代初期欧洲崛起，文明互动更采取了一个文明以坚船利炮侵入其他文明的形式。在16世纪前约一千年中，大量东方技术和知识经中亚西亚传入欧洲，换代升级后又被欧洲人用来凌辱宰制东方。如果这也算“文明对话”，那显然是一种一方加害一方受害的“文明对话”。尽管如此，在历史上，战争并非主流，而技术、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和平交流、融合才是主流。中国文明使整个东亚中华化、印度文明使整个南亚印度化、基督教文明使斯拉夫地区基督教化，都是和平互动融合的例子。

地缘格局也是文明和平交流与播散的主要原因。以亚欧大陆为例。这是一个连续、完整的超级陆地板块，是各主要文明的诞生地，最重要的人类故事便发生在这里。对历史稍有了解便不难发现，很大程度因亚欧大陆的地理连续性、整体性和统一性，在上古时代，不同文明之间便发生了技术和物质的“对话”，有意义的技术发明 — 青铜和铁的制造、高效的农具、某种值得驯养的动物和某种有价值的农作物等 — 一旦出现在某个区域，迟早都会播散到其他区域，而使之传播开来的原因在多数情况下并非战争，而是和平交往或“对话”。所以，最终，看同文明区域的发展程度呈现出一种清晰可见的相对一致性和同步性。19世纪中叶，日本中国等国在看似大大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在短短一百多年甚至几十年里便迎头赶了上来，便是这种相对一致性和同步性的最佳说明。生物方面的事例为以上论点提供了佐证。亚欧大陆各主要文明的物种形态和进化程度表现出了明显的一致性。东亚、南亚和欧洲文明在其萌生时期驯化的动物如马、牛、羊、猪、骆驼、兔、猫、鸡和鸭等，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各地，而在16世纪伴随欧洲殖民扩张而发生的“物种大交流”之前，这些动物并不见于美洲（“大交流”之前美洲只有羊驼、驼马、豚鼠、火鸡等不太优良的驯养动物）、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南太平洋岛屿。对于维系一个文明至关重要的谷物如小麦、水稻、大麦、黑麦、燕麦等农作物也在亚欧大陆各地得到广泛种植和培育。甚至亚欧大陆各主要区域人类易患的传染性疾病也相同，却不见于“物种大交流”之前的美洲、澳大利亚等地。欧洲人入侵美洲、中断其正常发展进程，所用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并不是钢刀铁剑、火器和效率更高的军队组织，而是“旧大陆”人类对之早已产生了抵抗力，而“新大陆”人类却毫无抵抗力的天花、麻疹、霍乱和鼠疫等疫病。然而16世纪以来，因人员、物质和物种在全球范围的大流动、大交流，各大陆之间先前相对隔绝的状态被彻底打破了。

以上大致勾勒了各文明在不同大陆演进的相对同步性或统一性。这种相对同步性或统一性之所以可能，是因时时处处都在发生的文明“对话”与文明要素融合。但这只是文明演进的空间维度。文明演进还有时间维度，即林林总总、多式多样的文化此起彼落、生生不息的传衍，从古到今已然消失或依然存在的众多文化体的接力跑式的承续。埃及衰败了，其科学萌芽被富于求知热忱的希腊人所吸纳，经希腊人罗马人升级转手后，最终为欧洲乃至全世界所利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人消失了，其丰富的神话传统被希腊人融入自己的神话传统中；两河流域衰落了，其天文学和数学成就同样丰富深化了希腊人的知识体系，而前者发明的60进位制和度、分、秒之角度计量和时间划分法直至今天也仍在为全世界所使用。在与埃及人和其他民族的角逐中，赫梯人早早就出局了，但他们确然参与了叙利亚社会的生长，这在希伯来圣经（即旧约）和其他古代文献中不难找到例证。作为叙利亚社会的一个民族，腓尼基人曾是活跃于古地中海世界一个商业民族，后来被罗马人征服，但其航海技术和贸易活动使整个西亚地中海世界受益，其所发明的字母更通过希腊人阿拉伯人中转，影响了全世界绝大多数书写体系。中美洲文明被西班牙人摧毁了，但其适应干旱气候和贫瘠土壤的农作物如土豆、红薯、玉米、南瓜等却对后来各大文明尤其是清代中国人口大增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古代文明的“对话”融合所产生的最令人震惊的结果，还是在叙利亚（希伯来）社会与希腊罗马世界互动中诞生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明。

思想史方面的“对话”与融合同样如此。希腊文化虽退隐至历史幕后，“逻各斯”概念却能“道成肉身”，与新兴基督教神学展开“对话”，最终在唯一神居统治地位的基督教里注入了希腊哲学的因子。在4至5世纪，柏拉图哲学通过新柏拉图主义的中介与基督教发生了“对话”，最终被奥古斯丁融入其基督教神学论证中。9至13世纪，在与阿拉伯世界的精神“对话”中，亚里士多德哲学由阿拉伯语转译为拉丁语，为欧洲基督教的神学论证所用，为阿奎那构筑其富于现代气息的新神学体系做出了贡献。15至16世纪，希腊艺术、文学和哲学在与西欧基督教的“对话”中被全面复兴。及至19世纪末，就连中止了上千年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也被恢复，现代奥运会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希腊哲学尤其是新柏拉图主义也与中世纪伊斯兰神学进行了“对话”，为伊斯兰神学论证立下了汗马功劳。希腊哲学思想融入近现代欧洲人思维之后，伴随16世纪以来西方的全球扩张，更与俄罗斯、南亚和东亚传统知识形态展开了“对话”，对后者的现代转型产生了结构性影响。仅就中国而言，可以说，希腊哲学已融入现代中国知识形态，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上，尽管中华世界一直受游牧民族的侵扰，明中期东南沿海更有倭寇骚扰，但总的说来，一直既有机会也有意愿与域外文明进行交往的。反之，域外文明也是既有机会也有意愿同华夏世界进行交流的。事实上，从秦汉前一直到清朝，通过贸易和其他活动，中华与域外文明之间一直发生着“对话”融合，除了佛教，还通过现新疆地区和中亚引进了诸多域外文明成果，如古希腊绘画和雕塑技法，如阿拉伯-伊朗世界的数学、天文学、杂技、舞蹈和音乐（从“胡舞”“胡琴”“唢呐”等名词可见一斑）等，以及胡萝卜、苜蓿、葡萄、西瓜、黄瓜、蚕豆、青葱、大蒜、胡椒、芝麻等农作物。在科技方面，中国也引入了源于北非西亚的玻璃制造方法，并经由波斯和印度引进了一些域外的医学知识。在器物方面，中国从西边输入的域外东西就更多了，如次玉、珊瑚、琥珀、玛瑙、水晶、钻石，甚至连椅子和凳子的概念和样式也都是从西边拿来的。16-17世纪以还，中国更是舶来了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土豆、豆薯（别名地瓜）、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西红柿和菠萝等农作物。不用说，域外文化成果的输入大大丰富了中华文明。

不妨再以印度文明要素藉佛教进入中国、最终融入中华文明为例。随着佛教在两汉之际进入中土，其教义教理、组织形态、建筑风格、艺术样式统统与中华文明展开了“对话”。在此过程中，提倡“出世”“出家”的佛教在面对本土核心价值观“忠”“孝”的抵制时，做了重要的调整和妥协，本土文化则接纳和吸收了佛教的有用成份，印度与中华文化因之发生了深度融合。宋朝崛起的理学实际上是在佛教扎根中华大地后，儒家为应对其挑战，吸收利用佛家（及道家）思想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哲学。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佛教传入中土后，佛经翻译对汉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来世、因果、报应、世界、现在、刹那、境界、实际、平等、忏悔、因缘、大慈大悲、大彻大悟一类常用词汇，原本都是佛家用语，现如今早已登堂入室，成为“正宗”汉语的组成部分。从文学看，若没有佛家理念，很多经典是不可能产生的。王维诗歌中那种闲适恬淡的意境、朴拙内敛的风格，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等，明显受到佛教影响。苏轼的佛教信仰也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如“是身如虚空，万物皆我储”“道人胸中水镜清，万象起灭无形”；其《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诗词的雄奇豪放、大气磅礴、精深含蓄、情深意长和形式上的完美，直至今日仍是难以企及的高峰。

很明显，各文明之间不是近代以来而是从古到今一直都处在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中国藉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艉舵、水轮和水力轮式碾磨、拉式纺织机、水力冶金鼓风机和其他诸多发明，对华夏以西的文明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源于印度的记数方法、数字书写方式尤其是0之概念经阿拉伯人中转，传到欧洲（印度数字因之被误称为“阿拉伯数字”）后，最终为全人类所采用。试想，若罗马人用罗马数字、希腊人用希腊字母、中国人日本人用汉字进行数学运算，是多么笨拙！秦汉以还，中国文明传播到日本、朝鲜和越南，成为其主流文化，最后整个东亚都中国化了；西元前6世纪以降，印度文明藉婆罗门教和佛教等传播到整个南亚，使该区域印度化了；欧洲则藉“新大陆”的发现把整个西半球西方化了。这些事例都可以视为近代之前的区域性全球化，是全球文明的预演。16世纪以来，西方凭其军力和科技优势“以动力横绝天下”，对全世界进行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但其率先开出的现代政治理念、法制、商业体制和科学技术等已为全世界所接受，其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也已传遍全球，中国、日本、印度和伊斯兰世界在融合西方成果的同时都经历了深刻的文明再造。一个以联合国这一准全球政府为基本协调组织和治理框架，建立在现代政治理念、法制、商业体制、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全球文明已隐约浮出水面。亚洲既然已对世界经济、政治和科技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将对世界政经制度和思想观念产生深刻冲击，而西方文明也将越来越多地吸纳非西方文明要素，一种融合了各大文明要素的全球文明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现实，地球将因之进入人类共同体之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