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从何而来，它如何产生、在什么条件下产生？为什么有些文明可以延续壮大，有些则衰微甚至消失？文明若图生存需要做什么，如何才能保持自身的生命力？这些问题经常会在许多人的脑海中萦回。马克思认为，对于文明的理解，必须把它同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联系起来，把文明看作是一个反映物质生产成果和精神生产成果的总和、标示人类社会开化状态和进步状态的范畴。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类文明演进历程，高度重视文明交流互鉴，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繁荣人类文明百花园、应对全球共同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
文明的产生与扩散
文明出现迄今只有几千年，在人类几百万年历史中十分短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
在关于文明的研究中，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什么是文明”？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文明的产生和演进是一个过程，一方面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演进，另一方面逐渐形成了属于人类的特殊属性，比如婚姻禁忌、宗教信仰、生死观念、道德理想、有目的的知识探索与运用、从血缘向地域的社会关系转变、职能的分化和管理机制形成，时间、空间的概念及度量计算方法……尤为重要的是“人”的自我意识：“人”是人，而不是其他自然之物。总之，文明既是物质活动，也是精神活动，这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然而，人的这些属性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突然出现的，它们是在极漫长的时间里，分散地、缓慢地、逐渐地形成的，最终集结为一体，成为“文明”。
文明产生的机制是什么？首先是内部因素，比如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的积累、私有财产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分化、国家的形成等，对文明的产生和演进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必须看到，还有交往这一外因，外因和内因相互作用。在远古时期，人既要和自然斗争，也面临着人群之间的竞争，一些人在某些方面的优势必定影响到其他人，无论这些优势是器物方面的、精神方面的、还是制度方面的，有优势就不免给其他人造成压力，逼迫其他人学习和仿效。在一定意义上，文明就是在这种互相学习和仿效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学习和仿效有赖于交往，包括通商、通婚、技能传递等多种形式，交往为文明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没有交往就不会有文明。为证明这一点，可回溯到文明曙光初现的时代。人们都知道人类文明四大发源地，即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长江流域；此外还有一个早期文明生长点，即东地中海。为什么文明大都在水边产生？原因恰恰是：在远古时代，水上航行是人类交往的最方便途径，人们经由水上通道彼此交往。
最早的文明在点上出现，在一个不是很大的地理范围内出现若干文明点，它们通过交往而相互联系、形成网络，点和点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据现在所知，文明在两河流域形成的时候，苏美尔地区有数百个大型聚落，而在尼罗河流域，考古已至少发现几十个很大的聚落，印度河流域则发现了几百处。起源时的中国文明呈现出“满天星斗”的状态，大江大河流域是文明的主要发生地。古希腊半岛上有几百个城邦，文明在那里找到了栖身地。只有当某个地区同时存在相当数量的文明原生点时，文明才能生存，原因是它们之间交往频繁，互通有无，从而方便了物质和精神的传递。从世界历史看，文明之光最初出现时，是在无边的黑暗中点亮蜡烛，烛光所及，只照亮周边一小块，其光影孤独，这支烛的光亮很容易熄灭。在相隔不远的地域里连续出现文明的光亮，彼此之间相互辉映，此生彼长，文明才能够延续并成长，不同文明生长点之间的彼此交往、相互支持成为远古文明延续下来的必要条件。
交往也为文明扩散提供了可能，点的文明扩散为面的文明，由此产生地域国家。两河流域出现了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等强国，尼罗河流域则有上、下埃及的统一，组合成古埃及王朝。印度出现了摩揭陀、犍陀罗等地域性国家，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力。中国则在“满天星斗”的基础上，向夏商周三代过渡。点的文明通过交往连接成面的文明，面的文明又扩散为片，覆盖更广大地区。在中国，这表现为夏商周三代向秦汉大帝国转变；而在欧洲，则表现为希腊这样的小国寡民向罗马国家过渡，最终发展成罗马帝国。南亚有孔雀王朝，中亚也出现过像贵霜这样的组合型政治体，虽说它们存在的时间不长，内部结构不严密，但文明由面到片的扩散过程却是相同的。
由片继续扩散，就形成文明圈。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世界上已存在四大文明圈，圈的特征是大致相同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政治实体。从东往西，最东面的是以儒学为主要特征的东亚文明圈；往西是以婆罗门教—印度教以及受前者影响产生的佛教为主要特征的南亚文明圈；再往西是以伊斯兰教为主要特征的西亚北非文明圈；最西面的是以基督教为主要特征的欧洲文明圈，欧洲文明圈又分成东、西两个亚文明圈，东面以东正教为主要特征，西面以天主教—新教为主要特征。除了四个文明圈之外还有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准文明圈，它在拉美。总之，文明的产生和扩散是在交往中形成的，通过点与点之间的交流与接触，点连成面，面再连成片，片继而连接成文明圈。圈与圈之间相互沟通，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历史”。这是一个从分散到整体的历史过程，没有交往就无所谓文明。
文明的延续或断裂
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有些文明昙花一现，来去匆匆；有些文明发展壮大，生机勃勃。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其他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或是中断或是湮灭，唯有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有国有史一直传承至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存在于文明本身，取决于某种文明继续生存的内在条件是否充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一般而言，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演进的基础上，文明的发展演进需要两个载体，其中一个有形的，是政治载体；另一个无形的，是精神载体。有形的载体是国家，是政治构造，它是文明的制度性保障；无形的载体是宗教或非宗教的学说，它体现着文明的意识形态特征，是文明的“基因”。在很大程度上，有形载体和无形载体的相互关系决定了文明的生存能力和存续能力：两者如果相互配合、彼此呼应，文明不仅能够生存，而且发展壮大；两者如果出现缺失或搭配不当，文明就会危机重重，难以为继。从这个角度观察资本主义发生之前世界上几大文明地区，就能看出它们的差异。
首先看欧洲。欧洲文明最早出现在希腊，但古希腊时期既没有完整的国家（只有城邦），也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两大载体都有缺失，结果是希腊文明虽然很辉煌，却最终消失在城邦战乱中。罗马号称是古希腊的继承者，却对希腊文明做了许多修正。从文明载体的角度看，罗马时期形成了强大的帝国，构建了强大的政治载体，但它长时期未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基本依靠军队的力量维持帝国。等统一的意识形态（基督教）终于出现时，帝国却又逐渐趋于解体了，从而结束了欧洲的古典文明。在中世纪，基督教是欧洲共同的宗教信仰，但土地分封制瓦解了“国家”，政治载体受到重创，再加上宗教和世俗力量之间的对抗，中世纪的西欧长期落后。以拜占庭为代表的东部欧洲有所不同，在拜占庭帝国，政治载体（强大国家）和精神载体（东正教）形成一定程度的配合，结果东欧的历史发展与西欧不同，直至今日仍有影响。
再看西亚。西亚的特点是文明出现早、文明形态定型晚。根据目前考古发掘的成果可以知道，两河流域在5500年前就已经形成稳固的文明，并出现过一批地区性霸权国家，如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等，国家作为文明的载体形成很早，但它们彼此征战不休，使这个地区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在两河流域外围，伊朗高原和地中海东岸也出现过一批有影响的古代国家，比如波斯、赫梯，以及规模虽不大却留下深刻历史印记的国家，如腓尼基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区历经几千年却未能凝结出特定的文明形态，古老国家也一个接一个消失了。政治上的混乱和统一的意识形态的缺失是这个地区的特色，直至伊斯兰教在公元7世纪兴起，才使得跨地域的强大宗教和跨地域的强大国家几乎同时出现并且高度对接。这以后，一个有鲜明特色的文明形态在西亚—北非形成了，并发挥世界性影响直至今日。
南亚的特点是意识形态早熟，精神载体十分强大；但作为政治载体的国家力量却始终弱小，与西亚的情况恰恰相反。公元前14世纪左右，来自中亚的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次大陆，消灭了当地的远古文明，并确立以种姓制为特点的等级体系。这以后，婆罗门教—印度教就成为有鲜明特色的印度文明的精神支柱，主宰着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在政治层面，南亚从来就小国林立，彼此征战，难得出现相对强大和统一的国家。即便如孔雀王朝那样的政权，在历史上也只是匆匆过客，很快就回复到分崩离析的状态。精神力量的强大和国家力量的弱小造成南亚历史的特殊现象，即社会层面的高度稳定和政治层面的经常动荡，这使得印度次大陆不断遭受外来入侵，并且在外来统治者和本地被统治者之间造成巨大的文化隔阂，从而冲击着南亚文明的生存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征服，给印度次大陆带来负面影响。
相比于其他文明，中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很早（公元前2世纪）就形成精神载体（儒家学说）和政治载体（强大国家）的对接，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也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所有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儒家主张秩序的回归、世道的和平，因此提出了一套关于秩序的学说，将人和自然都放在同一个体系里（“天人合一”）。这一学说倡导和平、反对战争，颂扬公德、弃绝私利。几千年来，儒家学说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强大国家的力量则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稳定，它与儒家学说结合，形成了文明两大载体的对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繁荣有直接的联系：凡是社会稳定，经济文化就繁荣；凡是社会动乱，经济文化就会陷于凋敝。古代中国在世界整体发展方面的长期领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精神载体和政治载体的高度结合。
现代化与文明转型
中世纪晚期西欧开始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最终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曾有精辟论述，深刻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即资本主义世界。
自西罗马帝国解体以后，西欧在世界各文明地区中相对较为落后，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土地分封制，也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封建领主制。这一制度不仅把土地切割成碎片，交到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手中；而且把国家权力切割了，和土地一起转移给领主。国家权力的碎片化造成社会长期动荡，同时又彻底粉碎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所以，西欧要想摆脱落后的局面，就必须清除封建领主制，完成社会整合。这一过程是从中世纪晚期开始的，把碎片化的社会按地区整合，形成一个又一个“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一种全新的国家形态，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国家”都不同，它以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支撑点（政治载体），以民族认同感作为思想支撑点（精神载体），政治载体和精神载体由此而对接，改变了两个文明载体各自分离的状态。在民族国家的扶持下，西方开始了近代崛起，最终扭转了“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局面，从而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第一步。
西方的崛起伴随着殖民扩张，这是一个充满血与火的野蛮掠夺过程。当资本以无穷的威力发动商业革命、开启工业革命，并且用工业的力量冲击世界时，整个世界无可抵挡，多元文明共同发展的结构被西方文明打破，非西方文明不再是平等的交流伙伴，而是被视为有待征服和掠夺的“他者”。到20世纪初，世界被几个殖民大国瓜分完毕，西方以外的其他文明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开始了，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开始现代化，并取得重大成就。事实证明，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实现现代化并非只有西方式现代化一条路可走。现代化意味着古老文明的现代转型，意味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用工业生产力取代农业生产力。现代化意味着社会的全方位变化，也意味着人的思想现代化。现代化还意味着人类交往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在传统和现代中寻求融合。总之，现代化是人类文明一次深刻的再造，是文明形成后最伟大的变革。面对西方的冲击，各国都要以符合本国实际的方式走向现代化——否则，按照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说法，会被“开除球籍”。
20世纪是现代化的世纪，风起云涌的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一个又一个非西方国家摆脱西方的控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创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努力推进工业化，发展现代经济，进行各种改革，建设繁荣富强的现代社会。到21世纪开始的时候，非西方国家的群体崛起已势不可挡，通过推进现代化，曾经被殖民或被欺凌的人民摆脱了西方的控制，恢复了自我的力量，找回了自我的信心。细看当今的世界，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正是那些人类古老文明的中心所在地，包括中国、印度、伊朗等，创造了显著成就，使古老文明又一次焕发青春，打破了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中心论”。
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总书记强调，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从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海明威、泰戈尔等文化名家，到《战争与和平》、《哈姆雷特》、《老人与海》、《飞鸟集》等文学典籍，从玄奘西行、郑和下西洋、骠国王子出使盛唐，到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琉璃器、阿拉木图的冼星海大道，在与海外政要、友人交流交往时，总书记多次讲起不同文明瑰宝和中外文明交流往事，强调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泱泱华夏，孕育了传承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深刻论述，其中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在长期的传承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保持鲜明的文化特性，始终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文化主体性和旺盛生命力，支撑着中华民族独立自主探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根本依托。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古老的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迈向新的更高层次，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博雅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