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历史阐释的一个概念、一种范式，自近代以来被东西方社会反复提及。18世纪中叶，“文明”（civilisation）一词在法国出现，此后一直在西方学界的历史阐述中占据重要地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明”的概念，并不断做出新的阐释。时至今日，“文明”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表达一种包含人类群体所有特征的名词。但是，“文明”也具有价值判断的含义，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特征。当前，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有必要厘清“文明”的内涵，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助益。

近代西方“文明”概念的起源及发展

一般认为，今天在西方被普遍认知的“文明”一词来自法语civilisation。这个概念最早见于法国的米拉波侯爵于1756年出版的著作《人类之友，或人口论》。米拉波侯爵提出的这个名词的词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语civil，之后在法语中衍生出civiliser和civilisé等词汇，含义是“与他人交往和交谈时真诚、文雅、礼貌的行为举止”。与此相似，当时还有一些词汇表达大致相同的含义，比如polis（礼貌的）。

这类词汇的提出有其社会历史背景。18世纪中叶，理性主义和实验科学开始为人所知，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形成一整套理论和步骤。这套理论和步骤对于完善18世纪末思想家的观念发挥了巨大作用。法文版《百科全书》指出：“文明是一种被全新的自然及人文的哲学激发的结果。”经过学界不断地充实、反思，“文明”逐渐具有比较复杂的含义，成为一种“文化社会共同体”，包含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和自我认同等丰富的标准。

但是，“文明”一词几乎从出现伊始就同时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具有价值判断的含义。18世纪中叶前后，尽管新航路开辟以及西方人的殖民扩张活动已经逐渐把世界变为一个整体，但总体来说，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仍然充满着偏见。“文明”一词具有的“文雅、礼貌”的初始含义仅仅适用于“自我”，除此之外，“他者”都是野蛮的、蒙昧的。可见，“文明”这个词汇天然具有等级性。美国全球史学者布鲁斯·马兹利什明确指出，文明是“一种殖民意识形态，也就是，用文明概念来证明其优越性和统治其他民族的合法性”。

当复数的“文明”（civilisations）出现的时候，这种等级性就更加明显。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探险者和考古爱好者在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以及中美洲和南美洲发现一系列与欧洲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欧洲知识精英迅速做出了初步界定。他们一方面接受复数的“文明”，一方面用西方“先进的”文明作为标准衡量其他文明，努力找出这些文明存在的不足和缺陷。逐渐地，“文明”被简化为白人至上主义，表现为种族差异和歧视，将欧洲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视为低级文明，对其他文明开展殖民掠夺等。直至今日，这种白人至上主义仍然存在，表现为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不平衡。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全球化进程加剧，思想界、科学界都在对“文明”概念进行反思。全球史研究范式从强调人类是一个整体的视角出发，关注对人类社会整体演化有意义的事件，关注全球性的力量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关注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和人民之间的互动。全球史喊出了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口号，对过去被忽略的文明和社会给予更多注意。在历史分期上，抛弃了西方传统历史叙事中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的划分方式，采用“文明起源时代”“古典社会”“后古典社会”等新术语，或者直接以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500年、公元500年、公元1500年等具体的时间为单位。然而，这种以其他方式进行历史分期的方式仍未能避免“西方中心论”。更不用说被忽略的文明和社会中，有相当一部分曾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不同阶段发挥过巨大作用，其中显然包括中华文明。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文明”及其近代演变

汉语词汇中的“文明”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有记载。《周易正义》卷2《大有》中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周易正义》卷3《贲》中有“文明以止，人文也”，《文心雕龙》卷1《原道》中有“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等等。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文明”意为人文彰明，与米拉波侯爵时代创造的“文明”概念似有某种相似性。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文明”的人文彰明之意一直被沿用，并未如西方一样，衍生出文明等级、“西方中心”和“白人至上”等含义。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希冀“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严复首先提出“求他人之所文明，以去吾之粗鄙”的主张，“文明”概念传入中国。之后，容闳等都表达了建设“新文明”，更新中华文明的心愿。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新文明”观呈现出遵从“西方中心”的逻辑。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新文明”观点，提出“新文化”主张。陈独秀提出“中国特有之文明”，李大钊畅想“青春之文明……未来之中华”。如何创造这样一个新文化？孙中山、梁启超等给出的答案是融合中西文明。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明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观。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话语

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贯穿始终。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明确了“五个突出特性”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任务，发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倡议。

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五个基石。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首要特性，统一性是连续性的前提，创新性和包容性从内部和外部保证了中华文明持续稳定的发展，和平性则铸就了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的独特气质。其中，包容性和和平性突破了近代西方“文明”观念的狭隘性和等级性，为构建新型“文明”提供了正确的方向。

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文明交往和文明交流互鉴贯穿始终。中华民族始终坚持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这些论断直接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西方“文明”观，赋予“文明”以中国式的崭新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着眼于中华文明的世界地位和未来价值，必将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赫梯石刻文献研究”（21VJXG02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