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在当代以一种对理性的激进批判的面目出现，这一批判被深深地打上了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印记，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尤其是在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之中。在这个为福柯所做的悼念致辞中，我试图显示出在这种理性批判中的批判冲动，这种冲动有时会滑入一种日耳曼式的暧昧不清之中。
福柯的去世来得如此意外而突然，以至于人们不禁会认为这种无常和残忍的偶然性也记录下了这位哲人的生活与教义。即使是从局外的角度来看，一个57岁的人的死都是一件来得过早的事情，确证了时间的无情力量——这是实际性（facticity）的力量，它不知不觉地、毫不声张地，战胜了每个人类生命千辛万苦建构出来的意义。对于福柯来说，有限性的体验成为了他哲学上的一个刺激物。他从一种斯多葛式的视角，而不是从从基督教的指涉框架出发，观察了偶然性之权力，并最终将其等同于权力本身。但是，在福柯那里，观察者执着于客观性并保持着明确的距离，这种斯多葛式的态度却和一些截然相反的要素相结合，那是一种对于当下历史时刻的现实充满激情并纵身其间的参与。
我只在1983年见过福柯一次，可能我并不十分理解他。我只能谈谈使我印象深刻的事：一种难以轻易归类的张力，这种张力存在于这两者之间，一方面是为追求客观性而体现出的冷静而科学的沉默，另一方面是作为一个敏感、易于激动且在道德上极为敏锐的知识分子而表现出的政治活力。在我的想象中，福柯像一个热切寻找证据的侦探一般，以一种坚韧不拔的活力，在众多档案中挖掘探索。1983年3月，福柯向我建议在1984年和一些美国的同仁举行一个私人的会议，讨论康德200年前的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那时我对福柯为这个主题而准备的演讲一无所知。所以我自然就将他的邀请理解为一种呼吁，根据这个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现代哲学话语的康德文本，就我们对现代性的不同解释进行讨论（与休伯特·德雷福斯、保罗·拉比诺、理查德·罗蒂和查尔斯·泰勒一道）。然而，我直到1984年5月，他的演讲一个节选发表之后，才明白这并非福柯预期中的意图。
在这个演讲中我们并没有遇到福柯《事物的秩序》中的那个康德，那个认识论主义者，借由对有限性的分析打开了一道大门，通往人类学思想和人文科学（Humanwissenschaften）的时代。在这个演讲中人们遇到了一个不同的康德——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先驱，作为第一个真正与形而上学遗产决裂之人的康德，他使哲学从“真实与永恒”中退出，转而专注于到那时为止一直被哲学视为无意义与非存在的事物：偶然与变迁。福柯在康德那里发现了一个我们的同代人，他将秘传的哲学转变为一种对现在的批判，从而回应了历史时刻的挑战。福柯从康德对于“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的答复中看到了一种“实际性的本体论”的源头，这种本体论从黑格尔、尼采和马克斯·韦伯一路导向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出人意料的是，在他演讲的最后一个句子中，福柯将他自己也列入了这个传统。
福柯将1784年的这个文本与“系科之争”一文联系在一起，后者发表于14年之后，在其中康德反思了法国大革命的事件。哲学系和法学系之间的争论涉及的是人类是否朝着改善前进这个问题。在他的法哲学中，康德曾界定了可以用来衡量这种进步的目的王国：一种共和宪政将会确保法律在内在和外在都实现统治：公民在他们为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下的自主，以及国际关系中战争的消除。在“系科之争”一文中，康德寻找一种经验的参照点，以此来证明人类具有一种可以从历史上观察到的“道德倾向”，在事实上走向纯粹实践理性的种种设定。他在寻找一个“我们时代的事件”，它显示出人类所具有的那种在道德上日臻完善的倾向；而他并不是在法国大革命这个事件本身之中，而是在公开得到展现的一种激情之中，发现了“历史迹象”，广大的公众正是以这种热情无畏地拥护这些事件，他们将这些事件视为实现自然法原则的尝试。康德相信，这样一个现象是无法被忘却的——“因为这一事件太重大了，和人类的利益太交织在一起了，并且它的影响在世界上所有的地区散布得太广泛了，以至于它在任何有利情况的机缘下都不会不被各个民族所记起并唤起他们重新去进行这种努力。”*［译文参考了伊曼努尔·康德：《论教育学》,赵鹏、何兆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120页。略有改动。］
福柯引用了这些著名的句子，他本人并非全然没有一种“在善之中休戚与共的情感”。在更早发表的论启蒙的文本中，康德也强调了革命从来不会带来“一种思维方式的真正改革”，这种改革，正如他稍后在“系科之争”中所说的那样，恰是在事件发生之后人们对于革命的热情之中获得了表现。福柯以一定方式将这两个文本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了一种对观福音书式的观点。*从这一角度来看，“什么是启蒙？”的问题就与“革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融合在一起。从而，哲学就实现了与那种由当代历史现实所激发的思想之间的融合——一种一直受到“永恒真理”培育的目光如今沉浸到了历史时刻的细节之中，这一历史时刻包孕着决断，并在期待中的未来可能性推动下爆发出来。［*此处原文为synoptic view，新约圣经前三卷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合称Synoptic Gospels，一般译作符类福音书、对观福音书或同观福音书，三福音书内容、叙事、语句都很相似，故有此说。所谓synoptic view当是指福柯将康德两个文本加以联系，获得一种对观效果。］
因而，福柯在康德那里发现了“第一位”如弓箭手一般瞄准现在之心脏的哲学家，他专注于当代时刻的意义，从而开创了现代性的话语。康德抛弃了在古代人的典范地位和现代人的同等高度之间的古典争论，他将思想转变为一种诊断工具，他使思想卷入了永不停止的自我确证的过程，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仍然使现代性在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的视野之内活动。
对于一种致力于当代时刻的哲学来说，其议题是现代性与自身的关系，是“人与自身之现实的一种‘批判性的’关系”。（"rapport 'sagital' a sa propre actualite"）*荷尔德林与青年时代的黑格尔，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波德莱尔与尼采，巴塔耶与超现实主义者，卢卡奇，梅洛-庞蒂，总体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尤其还有福柯本人——他们全都使得现代的时代意识变得更为锐利，这种时代意识正是以“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进入了哲学之中。哲学家变成了一位当代人，他走出一项非人格的事业的无名状况，将自己界定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切当前时代的探究都要以此为依归。即便是在回顾中，启蒙运动的时期也能符合它赋予自身的描述：它标志着一种现代性的到来，这种现代性注定只能从自身之中为自我及其规范的意识寻找根据。［*sagital字面意思是“箭头状的”，源自拉丁语sagitta，意为“箭”，Sagittarius就是拉丁语中的“持箭者”，射手座（人马座）就是这个词。射手座的箭瞄准了它前方的天蝎座。哈贝马斯这篇悼文以“瞄准现在的心脏”为题，就是暗指福柯的这句话，可能也指这个典故。福柯所谓与现实保持一种“sagital”的关系，也就是始终保持批判锋芒，直面现实的态度，这里不知如何直译，权且意译为“批判性”的关系。］
如果这也是对福柯自己的思路的一种阐释，那么问题就是，这样一种对于现代哲学思考方式的肯定性理解（这种运思方式深刻地烙印在我们的现在之中并且总是指向我们当代现实的意义），如何与福柯对于现代性的坚定批判相协调。福柯作为一个置身于启蒙传统中的思想家的自我理解，如何与他对现代性知识形式的明确批判相容？
难道康德历史哲学的每一条思路，他对自由政体、世界公民与永久和平的思辨，他对革命热情作为一种朝向改善的历史进步之迹象的解释——难道所有这些思路不会必然激起权力理论家福柯的蔑视？难道历史在考古学家福柯那种斯多葛式的目光之下不是冻成了一座“冰山”，一座掩盖了话语结构的固化形式的冰山？（这至少是他的朋友保罗·韦恩Paul Veyne的看法）。难道在谱系学家福柯那种嘲讽目光注视之下，这一冰山不会显示出于与致力于当代现实的现代性思想截然不同的态势——权力以不断变化的假象反复进行着麻木的压制进程？难道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中不正是以康德为例来展现一种独特的求真意志，对这种求真意志来说每一次挫败都不过一种新的激励，去增加知识的生产，然后再一次陷入同样的过程？现代性的知识形式以一个难题为标志，那就是认知主体变得自我指涉，它从形而上学的灰烬中升起，在完全知道自身有限力量的情况下，却许诺了一个需要无限的力量才能完成的规划。正如福柯所展示的那样，康德通过将我们有限的认知能力的界限重新阐释为一种趋向于无限的知识的先验条件，从而使这一难题转变为他认识论的一个结构性原则。受制于自身结构限度的主体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知识形式，这一领域紧接着就由人文科学所占据，福柯则在其中看到了险恶的规训力量的运作。借助于它们那种从未成功的虚假主张，人文科学戴上了一个普遍有效知识的面具，在这一面具之下隐藏着一种通过知识获得自我占有的绝对意志。紧随这种终极的求知意志，构成了康德的出发点的那种主体性和自我意识就形成了。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再回到福柯演讲的文本，对于那些过于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我们就能预先留有一定判准。开创了现代性的启蒙运动对我们来说当然不是一个任意的思想史时期。但是福柯警示我们要反对那种满足于保存启蒙之孑遗的虔诚态度。他明显地（而非顺带地）联系到了他更早的一些分析。他说，在今天，将启蒙和革命当做理想的模式并不是我们的任务；相反，重要的是探究自十八世纪以降被普遍主义思想所接受并隐身其中的那些历史力量。福柯反对那些继续在康德认识论问题域中工作的“秩序的思想家”，他们仍旧在探寻可以使命题为真或为假的普遍条件，他们陷入了一种“对真理的分析”。但是，即便有这些预先准备，我们仍有些惊奇地发现福柯现在将那些试图把握现在之当代意义的颠覆性思想家也呈现为康德批判的合法继承人。在他们各自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他们再一次对自我确证的现代性提出根本的诊断性问题，而康德正是第一个提出这种问题的人。福柯认为他自己是在继续这一传统。对他来说，对那种曾在对法国大革命的激情中展现出来的意志加以破译的尝试构成了康德文本的挑战之处。因为，这种求知意志不是“对真理的分析”所能把握的。福柯曾经在现代权力的形成中追溯了这种求知意志，从而对其加以谴责，但是，他现在却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角度来展示这种求知意志：一种将他自己的思想与现代性的开端联系起来的批判冲动，这一冲动值得保存并亟需复兴。
在与我同代的致力于诊断时代的人之中，福柯对时代精神产生了最为持久的影响，这尤其要归功于他的真诚，他以这种真诚坚持着那些意味深长的矛盾。只有复杂的思想才会产生具有启示意义的矛盾。当康德将革命的热情解释为人类在现象世界中一种合理倾向的历史迹象之时，他就陷入了这样一种具有启示意义的矛盾。而当福柯将他对权力的批判和对真理的分析对立起来，从而使得前者失去了它必须从后者那里获得的规范性标准之时，他也陷入了一个同样富有启示意义的矛盾。可能正是这一矛盾所具有的力量使得福柯在他这个最后的文本中回到了他想要试图摧毁的领域，那就是现代性哲学话语的领域。
[本文译自Jürgen Habermas, "Taking Aim at the Heart of the Present", in Critique and Power: Recasting the Foucault/Habermas Debate, edited by Michael Kelly, The MIT Press, 1994, pp. 149-154.]
哈贝马斯/文；若望/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