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伊拉克战争后的2003年5月31日，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这篇文章。事后其他学者对本文做出了回应。这些文章被收录进《旧欧洲，新欧洲，核心欧洲》一书中，包括理查德·罗蒂的《选择羞辱，还是选择团结？》、翁贝托·艾柯的《不确定的欧洲：再生或没落》等。
一、引言
哈贝马斯和我联名撰写这篇文章——同时也是我们共同的呼吁，我们俩都很看重这件事。我们认为，不管过去有多大的分歧，德国思想家和法国思想家现在都有必要共同发出声音。大家很容易看出，这篇文章出自哈贝马斯之手。出于个人原因，我自己没有单独再写一篇文章，虽然我很想这样做。但我还是向哈贝马斯提议，和他一起署名，共同发出呼吁。我非常赞同他的权威性的前提和观点：从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重新定位欧洲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从康德哲学传统出发，重新确定和改进国际法及其相关制度，特别是联合国，以便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权力分配机制。此外，哈贝马斯的意见在许多问题上和不久前我在《流氓——理性二论》(Voyou-Deux Essaissurlaraison)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有着一致的地方。过几天，美国将出版一本哈贝马斯和我合写的书，收有我们两人“九一一”之后在纽约各自所做的访谈。尽管我们的理论和论证中有种种明显的区别，但我们在这里对国际法制度的未来和欧洲新使命的看法是相当接近的。——雅克·德里达
有两个日子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不应该忘记那一天，报界告诉了惊讶的读者，西班牙总理背着其他欧盟国家，邀请支持战争的欧洲国家向布什表示忠诚；同样不应该忘记二〇〇三年二月十五日，这一天，伦敦和罗马、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柏林和巴黎等地分别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美国的突然袭击。这些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是“二战”以后规模最大的，它们发生在同一个时间里，现在看起来，这标志着欧洲公共领域的诞生，并将被载入史册。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那沉重的几个月里，伤风败俗的道德分工激起了人们的复杂情感。一边是积极备战，军事行动一触即发；一边是各种人道救援组织异常活跃。二者犬牙交错，密不可分。这样一个壮观的场面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发生，然而人们却无动于衷，他们当中每个人的主动性都被剥夺了，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牺牲者。毫无疑问，情感的力量将欧洲的民众召唤到了一起。但是，这场战争同时也使欧洲人意识到了他们共同外交政策的失败，而这一点早有显示。像世界各地一样，对国际法的大胆践踏在欧洲也激起了关于未来国际秩序的争论。但我们更关心的是那些有分歧的论据。
众所周知，围绕着这场争论，分歧越来越尖锐。对于超级大国的作用、未来世界秩序以及国际法和联合国的重要性等，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立场，从而使潜在的矛盾公开化了。欧洲大陆国家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以及“老欧洲”与东欧准备加入欧盟的国家之间的鸿沟都加深了。大不列颠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绝不是无可非议，但这种关系在唐宁街高层那里始终占据着优先的位置。东欧国家虽然力求加入欧盟，但尚未准备好让它们刚刚赢得的主权重新受到限制。伊拉克危机只是催化剂而已。在布鲁塞尔的制宪委员会当中，也显示出了两类国家间的对立，一类国家想要深化欧盟的改革，另一类国家则坚持目前这种跨政府的管理方式，最多同意做一些表面的改进，很显然，它们这样坚持是有它们利益上的考虑的。现在这个对立再也无法掩饰了。
未来的欧洲宪法将会带给我们一个欧洲的外交部长。但是，如果各国政府不达成一种共同的政策，这样一个新的职位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即便费舍尔的官衔变了，他也会像索拉纳那样无能为力。眼下可能只有欧盟的核心成员国愿意赋予欧盟一定的国家性质。如果只有这些国家能够共同明确它们“自己的一致利 益”，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欧洲不想分裂，这些国家现在就必须使用在尼斯(Nizza)会议上确定的“加强合作”的机制，以便在一个“有着不同发展速度的欧洲”着手建立共同的外交政策、安全政策和防务政策。由此会产生一股吸引力，长期下去，其他成员国——特别是欧元区的成员国是经不住它的吸引的。在未来欧洲宪法范围内，不允许、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分裂主义。前进并不意味着排斥。走在前面的“核心欧洲”不能把自己限制为一个“狭小的欧洲”；它必须不断地充当火车头。合作越来越紧密的欧盟成员国出于自己的利益，将会敞开大门。核心欧洲越早对外有行动能力，用以证明，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不仅有分裂，同样也有谈判、关系和经济利益等软力量，受到邀请的其他国家就越早会跨入这扇大门。
在这个世界上，把政治推向极端，单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进行选择，这既愚蠢，又得不偿失。欧洲必须在国际层面上和在联合国范围内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以便制衡美国的单边霸权主义。在世界经济强国峰会上，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等机构中，欧洲应该发挥它的影响力，设计并建立起一种未来的世界内政。可是今天，欧盟进一步扩大的政策，一直是在行政调控手段上遇到了极限。迄今为止，建立一个共同的经济区域和货币区域的功能性要求在推动着改革前进。但这种推动力已然穷竭。要想采取一项建设性的政策，不但要求成员国消除竞争障碍，而且要形成一种共同的意志，而这就必须依靠公民自身的动机和信念。只有当处于劣势的少数派团结一致时，多数派在确定有深远影响的对外政策方向时才能指望被接受。但这首先要求在政治上有一种休戚相关的感觉。各国民众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他们的民族认同，增加欧洲这一维度。国民团结今天已经非常抽象，它仅限于一个国家的成员，而我们必须在未来把它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国民。
这就涉及到了“欧洲认同”的问题。一种共同政治命运的意识和对共同未来的信心，足以阻挡落选的少数派干扰多数派的意志。原则上，一国公民必须视另一国公民为“我们中的一员”。离开这一点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从而给许多持怀疑态度的人一个机会：是否存在着一种历史经验、历史传统和历史成就，能让欧洲民众意识到，他们曾经有过共同面对的政治命运，他们还有需要他们共同塑造的政治命运？关于未来欧洲，会有一个观点非常吸引人，也很有感染力，但这个“观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今天，它只能从一种令人忧虑的情感当中产生出来，因为我们觉得无所适从。它也可能会迫于环境的压力而产生出来，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欧洲人必须依靠自己。而且，它必须要在众声喧哗的公共领域当中清楚地表达出来。如果这个主题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那我们知识分子可就失职了。
二、欧洲认同的隐患
不承担义务的事是很容易达成一致的。我们所有人脑海中都有一幅关于欧洲的图画，充满了和平、合作，对其他文化开放并积极进行对话。我们欢迎这个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成功解决了两大问题的欧洲。今天的欧盟已经是一种“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在后民族格局中会自成一派。欧洲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也一直都具有典范意义。今天，在民族国家层面上，欧洲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已经陷入了被动。但是，未来把资本主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政策，也不能不遵守社会福利国家制度所确立的社会公正准则。欧洲既然能解决上述两个广大范围内的问题，为何就不能接受进一步的挑战，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捍卫并推动一种世界大同秩序呢？
当然，欧洲范围内刚刚展开的讨论必然会遇上一些现存格局的约束，而这些现存格局在一定程度上等待一个具有推动力的自我理解进程。似乎有两个事实与这个大胆猜测形成了矛盾。欧洲最重要的历史成就不就是由于在世界范围内的取胜才失去其建立认同的力量吗？一个地区如果比其他所有地区都更加强调具有自我意识的民族之间的持续对抗，那么，这个地区怎样才能联合起来呢？
由于基督教和资本主义、自然科学和技术、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资产阶级城市的生活方式、民主和人权、国家和社会的世俗化已经扩展到其他大陆，因此，这些不再是欧洲独享的特质了。扎根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当中的西方精神，的确具有一些特有的东西。但即使是这种以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行动主义作为表征的精神习性，也是欧洲国家与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所共有的。“西方”作为精神概念不仅仅只包括欧洲。
此外，欧洲是由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的，这些民族国家经过长期的讨价还价才划清界限。民族意识集中体现为民族语言、民族文学和民族历史，一直像炸药一样一触即发。当然，为了应对民族主义的破坏力，也形成了一些固定的立场，在非欧洲人看来，这些立场确实给予欧洲一种独特的面貌，在文化上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显得无与伦比。若干世纪以来，由于城市和农村、宗教力量和世俗力量之间的冲突，由于信仰和知识之间的冲突，由于政治统治和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使得欧洲文化比其他任何文化都更加四分五裂，因此，欧洲文化必须在痛苦中学会如何才能把差异协同起来，如何才能使矛盾制度化，如何才能使紧张局势趋于缓和。承认差异性——相互承认他者身上的他性，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共同认同的特征。
对此，我们可以举两个最近的例子：社会福利国家制度缓和了阶级矛盾，国家主权在欧盟范围内实现了自我约束。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欧洲在铁幕的这一边——用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话说——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从那时起，一种共同的政治习性已经显示出轮廓，以至于其他地方的人认为我们不是德国人或法国人，而是欧洲人——不仅在香港是这样，甚至在特拉维夫也是这样。
的确，欧洲社会的世俗化相比而言要更进一步。这里的人们更多的是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政治和宗教的越界。欧洲人相对来说也比较相信国家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而对市场的功效保持怀疑态度。他们对“启蒙辩证法(Dialektikder Aufkl?rung)”有着深入的领悟，对于技术进步并非始终充满乐观和期望。他们更加倾向于福利国家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倾向于团结的规则。相比之下，欧洲人不能容忍对个人行使暴力。他们一方面想要建立一个多边而合法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则希望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有效的世界内政。
世界格局使得养尊处优的西欧人在冷战的阴影中培养出了这样一种心态，但世界格局从一九八九至一九九〇年开始瓦解了。然而，二〇〇三年二月十五日发生的一切则表明，虽然产生这种心态的环境已经成为过去，这种心态本身却还依然存在。这也充分说明，为什么“老欧洲”由于结盟的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政策而发现自己受到了挑战，以及为什么欧洲这么多人把萨达姆的倒台视为一种解放并加以欢迎，而他们同时又反对违反国际法的军事干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干预是单方面的、荒唐而没有任何根据的。可是，这种心态在多大程度上是牢靠的呢？它是否深深地扎根在悠久的历史经验和历史传统当中呢？
现在，我们知道了，许多在自发的外表下要求权威的政治传统其实是“创造”出来的。与此相反，一种在公众领域当中诞生的欧洲认同，从一开始就是建构的产物。但是，随意建构起来的东西会具有任意性的瑕疵。政治-伦理的意志是在对自我沟通过程的解释当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它不是一种专断意志。我们愿意继承的遗产和我们想要拒绝的遗产是有区别的，这就要求我们对我们吸收遗产的方式有着审慎的了解和果断的抉择。历史经验是为有意识的吸收而准备的，如果没有这种有意识的吸收，历史经验就不会获得一种塑造认同的力量。最后我们就对这些“候选的历史意识”扼要加以论述，因为，欧洲战后的心性结构就是依靠它们才有了一种比较鲜明的轮廓。
三、政治形态的历史根源
在现代欧洲，政府和教会的关系在比利牛斯山脉的两边、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南北以及在莱茵河的东西都各有不同。国家权力在世界观上保持中立，在不同的欧洲国家呈现出了各不相同的法律形态。然而，宗教在公民社会当中各处都采取了一种相似的非政治的立场。即使我们想从不同的角度对信仰的社会私人化表示遗憾，这种社会私人化对政治文化也还具有一种值得发扬的结果。在我们这个地区，很难设想有个总统，他以公开的祈祷开始每天的公务，并把自己的重大政治决策与神圣使命联系在一起。
公民社会从一种绝对主义政体当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并不是在欧洲的任何地方都与现代管理国家的普及和民主转型联系在一起。不过，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光芒照遍了全欧洲，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政治在这里获得了两种积极的形态：既作为保卫自由的一种手段，同时又作为一种组织力量。反之，资本主义在推广过程中则充满了尖锐的阶级矛盾。这种历史记忆阻碍了对市场的公正评价。对政治和市场的不同评价，可以加强欧洲人对国家的建构力量的信任，而且他们还期望国家能修正“市场的失灵”。
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政党制度不断被复制。但是，政党制度仅仅在欧洲有助于意识形态的竞争，这种竞争使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病理学后果在政治范围内不断受到估价。这就促使公民对进步的悖论保持敏感。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权衡以下两个方面：究竟是由于需要受到保护的传统生活方式的瓦解所带来的损失高于一种充满幻想的进步所带来的收益呢，还是创造性的破坏进程给明天带来希望的得益高于现代化失败所造成的痛苦呢？
在欧洲，阶级划分长期以来一直具有重要的影响，当事人都把这当作一种历史命运，认为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摆脱这种命运的束缚。因此，在工人运动与基督教—社会运动传统中，一种强调团结、追求平等、“更加主张社会公正”的斗争伦理战胜了以成就论公正的个人主义伦理——这种伦理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极度的社会不均。
当代欧洲的典型经验是二十世纪的极权统治和大屠杀——对欧洲犹太人的迫害和灭绝，纳粹政权同时也把被占领的国家纳入其中。对过去展开自我批评，让我们回想起了政治的道德基础。对侵犯个人人格和身心完整保持高度的敏感，则具体表现为，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已经把放弃死刑列为加入欧盟的必要条件。一段好战的历史曾经把所有欧洲国家都卷入血腥的冲突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从针锋相对的军事动员和思想动员当中得出教训：必须要发展一种新型的跨国合作形式。欧盟的成功历史加强了欧洲人的如下信念：要想使国家的暴力机关在运行过程中有所节制，在全球层面上同样也要求互相对主权的活动范围加以限制。
每个欧洲大国都经历过帝国权力的顶峰，我们当下处境中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从帝国灭亡的经历中领悟些什么。这样一种“走下坡路的历史”在很多情况下是与殖民帝国的灭亡联系在一起的。帝国统治和殖民历史一去不复返，欧洲的政权也就得到了一个机会，与自己保持一种反思的距离。这样他们就能学会从战败者的视角来认识他们作为胜利者的可疑角色，而战胜者是要对一种没有根基的被动现代化承担责任的。这可能会有利于抛弃欧洲中心论，加快实现康德对世界内政的美好期望。
【注】曹卫东翻译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