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当代著名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称福柯“在我们这一代哲学家中，对时代精神拥有最持久的影响”，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称福柯的思想是“现代最伟大的哲学之一”。而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维恩（Paul Veyne）则认为，“福柯著作的发表是我们世纪最重要的思想事件”。在福柯逝世时，年鉴史学的代表布劳代尔痛惜地说，“法国失去了一位当代最光彩夺目的思想家”。大概在当代思想家中，很少有像福柯这样，在生前就赢得了如此多的荣誉，但也引起了如此广泛的争议，批判、辩论、捍卫与反驳连篇累牍，在其逝世后十几年的今天，这种趋势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还日趋热烈。福柯业已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许多问题的焦点。但是，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针对福柯的思想所指出的，“没有什么比把一种如此敏锐、复杂和非凡的哲学限定在教材式的表述中更危险的了”。福柯本人也指出，对一个思想家，任何真正的重述，都必定是对这种思想的一种发展，而福柯对话语、理性与疯狂、知识、权力、主体、自我技术的分析，与我们有直接切身的关系，特别是他有关权力－知识体制，理性的界限和排除，无所不在的权力的目光，以及说出真话的艺术，将自我作为一件艺术品来塑造的论述，都是我们必须反复阅读、思考和实践的。福柯生前经常谈到东方，谈到日本和中国，这些不同的社会和历史，帮助他思考西方社会与历史的独特性，同样，福柯的分析也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我们何以成为现在的我们。因此，这里对福柯的概述，正是基于我们自身的处境对福柯思想的重新组织，希望它将读者进一步引向对福柯的阅读、讨论和发展，而不是就此止步不前。
福柯的生平与思想渊源
一、生平简介
在当代的学术界中，思想与理论日益成为一种学院化，学科化，也就是专业化的职业。因此，在当代思想家中很少有人像福柯这样，思想与生活交织得如此紧密。福柯对先锋派艺术的迷恋，隐秘的爱情生活，各种极限体验（the experience of limit） 以及他以独特方式参与的政治活动都构成了他思想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1981 年，《解放报》发表了埃里蓬对福柯进行的一次访谈。在这次访谈中，福柯坦然承认，“每次当我试图去进行一项理论工作时，这项工作的基础总是来自我个人的经验，它总是和我在我的周围看到的那些事情有关。事实上，正是因为我觉得在我关注的事物中，在我去打交道的制度中，在我与他人的关系中，我发现了某种破裂的东西，某种单调灰暗的不和谐之处或运转失调的地方，我就会着手撰写一部著作，它实际上是一部自传的几个片断”。但另一方面，福柯又顽固地拒绝谈论自己的私人生活，把它们隐藏在重重迷雾之后。在福柯看来，写作恰恰就是要避免禁锢在自己的面孔之中，要使自己变得不同。
福柯1926 年10 月生于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小城普瓦提埃。他的父亲是一位外科医生，尽管福柯并不喜欢他的父亲，而且也没有遵照他的父亲的意愿，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但他后来对临床医学的分析，和他的家庭背景不无关系。福柯的中学生活是和维希政权时代法国国内的微妙局势分不开的。福柯在去世不久前的一次回忆中，认为“这或许就是我迷恋历史，迷恋个人体验和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件之间的关系的原因”。和绝大多数法国知识界的精英一样，福柯也是法国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1950 年，福柯从高师毕业后，先后在法国国内、瑞典、波兰、德国、巴西和突尼斯等地任教。在这些社会制度与文化心态截然不同的国家中的生活，无疑加深了福柯对权力问题复杂性的认识。
50 年代后半期到60 年代上半期，福柯一直致力于对精神病学的研究，特别关注在历史中精神病是怎样成为一种知识对象这一问题。他围绕这个问题撰写的专著为他赢得了国家博士的学位。不过，真正使福柯成为整个法国知识界的精英人物的著作是他在1966 年出版的《词与物》。
这本福柯撰写的最艰涩的著作，本来只希望面向对社会科学的历史感兴趣的狭小的读者圈，但却意外地成了一本畅销书，引起了整个知识界，甚至一般公众的极大兴趣。许多人将这本书看作是结构主义时代取代存在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1968 年爆发的“五月风暴”，使福柯摆脱一个与政治活动相对疏离的状态，开始逐渐投身到公共活动中。70 年代，他以其独特的方式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参与组织的“监狱状况调查组”，利用这个力量单薄的组织，他希望能够有机会让入狱者讲述自己的生活状况。这一经历对他后来撰写有关监狱的著作，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他在法国知识界声望的提高，福柯逐渐利用访谈、报道、评论、短文等各种形式，对西方社会的性观念、法律、政治体制，伊朗革命等问题发表意见。他参加的许多针对西方社会既定的权力－知识体制的反抗实践，对他晚年进行的权力分析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他的《纪律与惩罚》和《性史》等著作中。
1970 年底，福柯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思想体系史教授。他在就职典礼上发表的讲演，即“有关语言的话语”，已经成为法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文字之一。从此，直到他去世为止，他每年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都是巴黎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每次上课，教室中都拥挤不堪。而福柯的许多著作的雏形正是在这样嘈杂的人群中形成的。
1984 年6 月，福柯因艾滋病去世，年仅57 岁。
二、福柯的思想渊源
在为德勒兹和瓜达里的名著《反俄狄浦斯》撰写的前言中，福柯指出，“在1945 到1965 年期间……（法国）存在一种正确思考的方式，一种政治话语风格，一种知识分子伦理。一个人必须熟悉马克思的思想，让自己的梦不要太偏离弗洛伊德的学说。一个人还得对指号系统（也就是能指）尊崇备至”。在这里，福柯概括了他思想成长阶段法国思想界的状况。福柯认为他的学说正是针对这些思想形成的，即反对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及这种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奇怪结盟，反对与之相连的主体哲学。同时，也与结构主义和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学说划清界限。而帮助福柯超越这些观念的思想力量有很多，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包括康德、尼采、法国的认识论传统等。
(1) 康德与批判哲学传统
在一篇署名“福洛伦斯”的文章中，作者指出，“如果说福柯确实是根源于某种哲学传统的话，他属于康德开创的批判传统，我们可以把他的工作称为思想的批判史（a critical history of thought）”。在福柯看来，康德开创的传统，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知识条件的批判性考察。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正是继承了康德的这一传统，而且，福柯笔下那个多少有点古怪的“考古学”一词就是来自康德本人；另一方面，康德是现代哲学中第一个对“当前”（present）的历史处境进行思考的哲学家，福柯晚年的工作则承继了康德对启蒙与革命问题的探索。不过，福柯的分析仍至少在三个方面和康德有所不同。第一，在考察知识问题时，福柯将康德分析中带有哲学人类学普遍色彩的先验图式转化为一种历史先验（historical apriori） 。在康德的理论中，历史研究本身的地位并不高，而福柯却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着手解决康德当年以十分尖锐的方式提出的问题，用经验性的“历史批判”分析取代了康德那里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二，尽管福柯将黑格尔等思想家视为是康德传统的一部分，但福柯的分析视角虽然强调历史性，却与这些康德哲学的历史化途径迥异，因为福柯考察的不是“历史的逻辑”， 而是“历史的实践”，他的理论也不是具有目的论结构，隐含了某种末世论观念的历史哲学， 而是“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来处理理性、非理性这些传统上属于哲学的问题”；第三，福柯对任何主体哲学都抱有深刻的怀疑，所以他也严厉地批评指出，在康德的传统中包含了某种西方文化固有的强调“内在性”（interiority）的倾向，他则希望借助历史学的批判分析摆脱先验主体的束缚，因此利科才称福柯的思想为“没有先验主体的康德主义”。不过，福柯仍然在一些关键取向上深受康德的影响，这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历史分析中所隐含的批判取向，这一点往往为福柯的评论家所忽视。福柯的批判方式，特别要求他的读者具有独立运用理性的能力和勇气，这一点同样是康德基本思想原则的现代体现，而且也是福柯与康德在思想上最大的亲缘之处。《解放报》的主编克拉维尔（Maurice Clavel）就曾经撰文认为福柯和康德一样，“在他之后人们无法再以同样的方式思考”，甚至赞誉福柯比康德更不肯妥协，康德入睡得太快了，而福柯却不断地用他愈来愈强的震动来使我们保持清醒。
(2) 尼采
尽管福柯是一位具有鲜明法国色彩的思想家，但他和同时代的许多法国思想家一样，都深受德国学者的广泛影响，尤其是尼采的深刻影响。尼采大概是福柯研究得最深入，对他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风格和研究角度帮助最大的一位思想家了。用福柯本人的话说，“尼采对我来说，是一个启示”。尼采的思想使福柯得以反思他从法国教育体制和学术界那里获得的一系列“想当然”的观念，从而彻底改变了他的思想。尼采对福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对历史（学）的批判性态度，是福柯力图避免传统历史学分析的问题而独辟蹊径的一个重要动力；其次，尼采强调，知识并不像自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哲学主流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使我们摆脱尘世权力斗争，获得内在自由的东西，相反，知识本身正是权力或力量斗争的产物和工具，这一点对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分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尼采对基督教道德始终抱有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并曾试图用谱系学的方法来探讨道德本身的复杂历史，这一思路是福柯独特分析取向的一个重要基础，并影响了福柯晚年对自我技术问题的探讨，福柯在1983 年进行的一次访谈中，称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就是对“伦理的谱系学研究”，这可以看作是对尼采思路的一个改造；最后，尼采对生命（或生活）本身的强调，以及将自我作为一件艺术品来创造的观念，不仅是福柯晚年关注的中心问题，大概也是福柯一生的完美写照。正因为尼采在如此广泛的方面对福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一些学者才将福柯视为一位“尼采主义者”，福柯一度也自封为“尼采派”。但福柯同时指出，尼采对他的影响恰恰在于他能够运用尼采的思想来思考，既借助他的文本，同时也借助许多反尼采的论题，来对一些具体领域进行研究。因此，我们既要注意到二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也不能忽视许多潜在的差异，这些不同的关键就在于，福柯尽管和尼采一样对西方理性及其突出代表——哲学持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态度，但他却是从历史的“实证”分析中来真正地检验尼采所谓“效果史”(wickliche Historie) 这一伟大设想本身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这一点恰恰为许多忙于挖掘福柯“哲学理念”的学者所忽视。
(3) 形式主义传统
福柯一度被视为是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所谓“结构主义四人帮”中的一员，后来又被看作是从结构主义转向所谓“后结构主义”的象征。而福柯本人在法国乃至整个世界知识界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建立在这种标签上，福柯对此的态度十分暧昧，在60 年代结构主义方兴未艾之时，他含糊其辞，一度愿意把自己看作是这个新兴思潮的一部分，来对抗以萨特为首的理论霸权。但是，随着结构主义本身逐渐成为法国知识界的新文化霸权，福柯日益拒绝别人把自己列入其中，甚至对许多评论者为他佩戴这种标签深感恼火。不过无论是早期的同盟，还是后来的拒绝，都不能否认福柯的思想既和结构主义之间存在亲缘关系，又和一般公认的结构主义观念之间保持距离。事实上，正如福柯本人指出的，这种矛盾现象原因在于，结构主义本身不过是20世纪影响全欧的形式主义思潮的一个“插曲”罢了， 而后者要比经典结构主义形态的意涵广泛得多。正是借助这种形式主义的观念，福柯一代的学者得以克服主体哲学的羁绊，从“我思”或超验自我之外的角度来考虑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考虑知识的性质。在这方面，结构主义者从关系着眼分析”结构”的思路，对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研究思路的发展是有影响的。而且福柯还指出，形式主义思潮始终和某种政治处境有关，形式主义总是意味着某种反教条主义，特别是在60年代的欧洲各国，形式主义思潮被广泛用来和各种教条主义“作战”，这也正是这种思潮和福柯思想有关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在福柯与那些比较强调符号分析的（后）结构主义者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表面上看，知识考古学和符号分析都探讨文本和言语，但实际上二者的取向恰恰相反，福柯强调从实践的角度，从文本之外的角度来探讨那些说出的话，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分析则主要着眼于文本中的痕迹，从能指的游戏中挖掘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哲学中固有的“逻各斯”秩序。这一差异在福柯与德里达的争论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因此，如果把福柯视为进行语言结构分析的那种“结构主义”，就误解了福柯与结构主义之间的思想关联。
(4) 法国的认识论传统
福柯指出，“谁都知道法国没有多少研究科学逻辑的学者，却拥有很多研究科学史的学者”，他所说的就是对当代法国思想界影响颇大的法国认识论传统，这一传统包括了库瓦雷（koyré）、巴什拉和康吉翰等著名学者。尤其曾经担任福柯博士论文导师的康吉翰对福柯的思想影响十分大，福柯认为，“如果你不理解康吉翰，就不能理解阿尔杜塞、阿尔杜塞主义，以及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争论；你就无法把握像布迪厄、卡斯特尔（Castel）和帕瑟龙这样的社会学家特有的思想和他们在社会学界中与众不同的显著地位；你就很难充分认识精神分析学者，特别是拉康学派的理论著作；甚至68 年运动前后进行的全部思想讨论，都离不开康吉翰……”。以巴什拉和康吉翰为代表的这一传统与以萨特为代表的经验、意义（sense）和主体的哲学相对，是知识、理性和概念的哲学。福柯对理性与科学知识的历史的关注，对知识背后的各种实践条件的考察，甚至他对断裂问题的巨大兴趣，都深受法国认识论传统的影响。在《知识考古学》的开篇，他将法国认识论传统对科学史的研究，与法国的年鉴史学相提并论，视为当代在历史分析领域中最重要的进展。如果考虑到福柯很少主动提及那些影响自己的研究传统，这样的赞誉就更是非同寻常的了。
(5) 超现实主义者与新文学
福柯承认，自己受尼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条路线，一条是通过海德格尔，而另一条则是通过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及超现实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及各种先锋文学对福柯思想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福柯在去世前一年接受的一次访谈中承认，自己深受布朗肖、巴塔耶、克洛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 和罗伯－格里耶的影响，正是这些艺术家帮助自己摆脱了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对思想的支配。这些艺术家关于极限、逾越（transgression）的思考、对“外面”（outside）的探索和对语言的实验，都深刻地影响了福柯对社会的理解和对话语的分析．他对雷蒙·鲁塞尔这位超现实主义先驱的探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从写作过程来看，这本书也是福柯感到最快乐的著作。
事实上，不理解福柯对超现实主义的迷恋和对法国新文学的赞赏，就很难理解他何以在话语分析、社会分析和历史分析中能够独树一帜，看到别人不能看到的问题。这些分析的主题往往与他对许多文学作品的讨论背后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
三、福柯的思想主旨与著作简介
在“福洛伦斯”撰写的“福柯”一文中，“作者”称福柯从《癫狂的历史》一书开始就力图突破当时法国知识界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形态的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支配，力图别出机杼。不再将哲学奠基于一种新的“我思”，或者发展一套尚未被人认识的思想体系，而是探究西方社会特有的“姿态”（gesture）。这里所谓的＂姿态”，就是指“一种文化的条件或组织原则”。而在各种“文化的条件或组织原则”中，福柯主要关心的是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我们自身”与真理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我们将自身构成为知识的主体；
(2)“我们自身”与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我们将自身构成为通过行动影响他人的主体；
(3)“我们自身”与伦理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我们将自身构成为道德行动者。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福柯认为他全部研究的三个轴心。晚年，福柯也将它们称为“真理（或知识）－权力－自我（或主体）”的三角关系。因此，福柯的全部著作都可以视为从这三个不同的角度来把握西方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所特有的历史条件。不过，福柯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本身也体现了西方社会某些特有的“姿态”，所以他竭尽全力来克服某些不易察觉的思想界限（limit）对自己的限制，福柯的著作正是他这一挣扎过程的体现。粗略地看，福柯的著作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 早期著作：福柯在《癫狂与文明》和《临床医学的诞生》等著作中通过分析精神病或临床医学这样的知识体系的发展，及其与各种社会机构、组织、实践之间的密切关联，初步探讨了思想体系的历史。在这一阶段中，“排斥”、“划分”、“禁闭”是不断出现的主题，知识问题占据中心的位置，但权力与主体的问题也若隐若现。不过在这一阶段中，福柯似乎将某种知识体系的形成简单地理解为对一种难以言传的原初经验的破坏或“排斥”，福柯后来抛弃了这一观点。从这一阶段开始，福柯还撰写了许多有关“新文学”的文章。这些文章更鲜明地体现了福柯对社会分析的基本取向，即对界限和逾越的关注。
(2) 话语分析阶段：1966 年出版的《事物的秩序》是使福柯一举成名的著作，但多少有些丧失了福柯早期在分析知识体系时，兼顾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文本与制度，可说的和可见的两个方面所保持的张力。知识问题尽管仍然保持与主体问题的联系，但却似乎脱离了与权力问题的关联，福柯后来对这本书也不太满意。不过，我们可以把这本书看作是福柯通向成熟阶段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的一个必要的迂回。其后出版的《知识考古学》，被许多人仅仅看作是对《事物的秩序》的补充，或者对各种批判的答复，但实际上却构成了福柯思想的重要变化，不仅修正了《事物的秩序》中的一些偏颇之处，明确展现了福柯与结构主义、解释学和分析哲学思路上的差异，而且为他转向对权力的谱系学研究铺平了道路。《语言、反记忆和实践》这本英文选集收录了福柯在前两个阶段发表的一些重要文章。
(3)“权力－知识”阶段：进入70 年代以后，福柯逐渐开始跳出自己研究的“思想体系史”的范围，对权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历史分析，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纪律与惩罚》和《性史》第一卷（《知识的意志》）中。当然，福柯这样做并不是彻底改变了他以往的思路，而是将他此前分析的“知识”与权力问题明确地结合在一起考察，以更复杂的方式处理了他在早期曾经关注的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充分考虑了这些不同类型实践的异质性问题。主体问题则以隐晦的方式出现在对纪律与生命政治的探讨中。这一阶段的一些访谈和文章收入了《权力—知识》这本文集中。
(4) 晚期作品：在发表《性史》第一卷时，福柯曾预告此书包括6 卷，但此后近8 年的时间里，另外几卷却迟迟不见问世。直到福柯去世前不久，《性史》的另外两卷（《快乐的享用》）和《自我的爱护》）才出版。这两本书再次令读者大感意外，它们不仅和福柯原来预告的内容大相径庭，而且性的问题似乎不再是核心问题，从属于对自我技术和伦理学的探讨。部分由于福柯的猝然去世，这些著作的意涵引起广泛的争论，但联系到福柯这一阶段发表的许多访谈和文章，福柯关注的问题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他对伦理问题的关注，对自我技术的探讨实际上从一个新的角度考虑了知识、权力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并提供建立三者之间联系的可能思路。福柯在这一阶段的一些文章散见各处，部分重要的英语文章收人了《政治、实践与文化》、《自我技术》、《伦理学》等一些文集中。
真理的体制：话语的考古学
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职位是讲授思想体系史的教授。听上去，“思想体系史”似乎与研究观念的传承和知识的积累的思想史、观念史（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没什么差别。但实际上，在这个多少有些古怪的名目背后，福柯探索了一条与传统的观念史途径不同的道路，从分析话语的视角来考察真理体制的变化。
一、作为话语体制的真理
实际上，从福柯的第一本重要著作《癫狂与文明》关注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发现福柯后来研究知识和话语问题的基本思路。在这本探讨所谓“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学的著作中，福柯对西方理性的历史提出了置疑，询问理性是如何通过排斥疯狂，建立一个他者（the other） ，并进一步将这个被排除在外的“疯狂”作为自己的知识对象，从而确定自身的统治地位的。正如福柯后来自已指出的，“《癫狂与文明》探讨的是划分（division) 的历史，分析一个社会如何思考事物之间的相似和差异”。无论这里谈到的“划分”，还是“社会的思考”，实际上指的就是福柯所说的“知识”。不过，这里所说的“知识”和我们一般谈及的科学知识尽管有密切关系，却并不是一回事儿。虽然法语中的“connaissance”和“savoir”都可以译为“知识”（knowledge）。但福柯本人则明确地区分了这两个词，“我用‘connaissance’来指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及支配这一关系的形式规则。‘savoir’则指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中，某种类型的客体得以被认知……，以及提出某种阐述的必要条件”。如果说“connaissance”可以译为“知识”或“认知体系”的话，那么“savoir”则是这种体系得以成立的条件。这个词相当于福柯后来所谓的“真理体制”（the regime of truth）或“真理游戏”（the game of truth 或truth games），即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一个社会存在一些基本条件，来保证区分哪些现象可以看作是知识的对象，哪些知识可以看作是真理，在将知识构成真理的过程中，需要完成哪些实践过程。虽然，我们无需改变“savoir”一词的译法，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福柯探讨的并非一般性的知识，而是特定类型的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得以成立的条件。所以，福柯才会特别关注各种所谓“不够精确的科学”，诸如精神病学，临床医学，因为，在这些学科中，更容易发现这些知识条件的痕迹，而在许多早已完成制度化和学科化的“精确科学”中，这些知识条件已经隐藏得很深，难以揭示了。例如，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探讨的就是临床医学出现的条件，“这些条件，及其历史可能性，确定了特定的经验领域和理性结构，构成它特有的历史先验”。
因此，所谓“考古学”就是对这些知识条件的一种历史分析。正如福柯本人所指出的，“考古学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研究领域。这个研究领域是指，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的学问，哲学观念，日常意见，以及各种制度、商业交易或者警察活动，都要涉及某种这个社会特有的潜在的知识（savoir），这种知识与我们可以在各种科学著作中发现的那种学问体系明显不同。但正是这种知识使某种理论、意见或实践成为可能，它是知识（connaissance）、制度和实践可能性的条件，一种有关疯狂的知识必然和非疯狂相对，秩序的知识和无序相对。”
这样看来，考古学的工作并不是蓄意标新立异，来驳斥以往对于知识进行的观念史、心态史或者意识形态分析，实际上，如果联系后来福柯对于谱系学的论述，我们就会发现，考古学考察的是“问题”的历史。一种知识要想成为可能，首先要提出特定类型的问题，而社会还要接受这些问题的合法性。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一个社会特有的“问题域”（problematics），福柯在生前最后发表的著作中，明确提出他毕生致力研究的“不是行为或观念，亦非社会及其‘意识形态’，而是存在思考自身的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过程，……以及这些问题化借以形成的那些实践”，这是一种与分析表述体系的观念史和思想史不同的问题域的历史。所以，考古学并不是要用今天的见解来驳斥以往的认识历程，证明我们拥有知识的正确性和过去时代人们的愚昧。其实，福柯的工作恰恰相反，他希望通过知识的考古学分析来展示，在历史上，为了构成可能的知识，一个社会需要形成或者改变哪些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通过探讨这些关系形成或改变的条件，来分析一个社会的运行在何种程度上和这个社会的“真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考古学的分析要比传统的知识社会学或者意识形态分析更深入地揭示了社会的运行机制和知识或“真理”的构成之间的关系。考古学所分析的“真理体制”所涉及的条件包括：
(1)“主体的条件”，指探讨主体必须如何（即强加在主体身上的条件是什么，主体具有何种地位，主体在现实和想象中所拥有的位置）才能成为某种类型知识的合法主体。这就是所谓“主体化”的方式。
(2)“客体的条件”，是指在何种条件下某些现象才会成为知识的对象。
这两个条件是相互关联的。二者的相互依赖和发展就构成了“真理体制”或“真理游戏”的基本骨架。而福柯称他的工作就是探讨“真理游戏出现的历史”，尤其关注它的制度化和转型过程。因此，考古学的具体做法就有基本两种方式：
(1) 一方面是探讨言说、工作和生活的主体（speaking, working, living subject）是如何出现和被纳入知识体系中，并在知识领域中具有科学的地位，福柯的《癫狂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事物的秩序》和《纪律和惩罚》这些著作都触及到这一方面；
(2) 另一种方式是研究主体如何把自身构成客体，即主体被引导来观察自身、分析自身、解码自身，并将自身看作一种可能知识的领域的程序。在这方面，福柯的《纪律与惩罚》和《性史》等著作则有相当多的分析。
但无论哪一种方式，福柯对“真理体制”的分析，都不是要证明某种真理体制的正误，或者它是否具有合法性，更不是指斥“真理”或“理性”不过是某种欺骗人们的幻觉，而是要向我们揭示这些“真理体制”得以建立的各种社会条件，特别是各种实践过程，破除人们对这些“真理体制”的想当然的态度。使我们能够以更加清醒和具有批判性的态度来对待知识和真理。从这个角度来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也就是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历史化或者说考古学化。
二、考古学：对话语实践的分析
知识考古学与传统的观念史或思想史的差异并不仅仅在于提出了独特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在于分离出一个独特的分析层次，这就是话语实践的分析层次，正是从这一独特的分析层次出发，才能把握构成真理体制的各种知识条件。不过，福柯的这一思想是逐渐发展形成的。《癫狂与文明》中对知识的考察由于与某种近乎神秘的历史主体观念之间的暧昧联系，尚未明确地上升到话语分析的层面；而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某种结构主义色彩的分析，特别是有关能指的论述，往往容易导致人们错误地将话语与实践对立起来；在《事物的秩序》中，这种分析致力于探索知识的“实证无意识”(positive unconsciousness），这个来自巴什拉的概念实际上很容易引起误解。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事物的秩序》经常被视为是一部从文化总体的角度考察不同时代观念模式的历史，“知识型”（episteme）成了“时代精神”的代名词。只是到了《知识考古学》中，话语的实践性，实证性和非同质性才获得了恰当和充分的阐述。
话语实践并不仅仅涉及各种产生话语的方式，还体现在各种技术过程、各种制度和行为模式中，体现在话语流通和传播的形式中，甚至包括强加并维持这种话语的那些教育形式，因此，对话语的分析就不仅限于个别作家的作品，也不仅限于某个学科或者通常所说的一门科学，而往往横跨了许多表面看上去截然不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这些作为考古学分析对象的话语实践集合，福柯称之为“档案”（archive）。
构成“档案”的话语实践一方面是事件，是实际发生的事件。另一方面又是一个超出了事件发生的情境，能够始终发挥作用的体系。之所以称为档案，就是因为档案一方面记载的是当时实际发生的事，另一方面档案之所以为档案，正在于它能够始终发挥作用，不断被引用，被新的话语实践所运用，并且纳入到新的话语之中。这样理解的话语实践，与结构主义“将话语实践还原为本文的痕迹”的做法迥异，强调任何话语首先要理解为是一种经验性的历史事件。这一点特别体现在话语分析的实证性原则上。
话语的实证性（positivity）与一般的实证主义所说的实证性不同，它指的实际上就是福柯所谓“历史先验”，它不再是康德发现的判断知识是否有效的普遍条件，而是在有限的历史时期内，一些具体的知识论断得以被人们说出的现实条件。这些条件就是福柯所说的话语常规（regularities）。话语的实证性就是各种话语常规所确定的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中，话语形式上保持着某种同一性，持续探讨某些共同的论题，并使用同属一类的概念，进行各方认为有价值的论辩。所以，话语的实证性突出体现了话语实践不是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那种普遍不变的人类活动，而是各种具体实践；不是支配话语运作的规则（rule），而是决定话语常规的经验分布状况。比如哲学家孔狄亚克和经济学家杜尔阁就同属一个话语的实证性，尽管他们著作的内容可能差距甚远，但他们实际上在谈论“同样的东西”，他们同属于古典时代的知识型，正是这种实证性，使他们关注类似的问题，保持论题的一贯性，彼此借用概念，相互进行争论。
福柯指出，考古学研究在方法论上需要特别注意的倾向，就是要在分析时尽可能回避各种人类学的普遍项（anthropological universals），特别是那些人道主义的普遍项，而要考察这些普遍项的历史构成过程。同时，考古学也不能像传统哲学那样诉诸构成性主体来探讨知识和话语，而是要反过来研究主体是如何以历史的方式在知识之内被构成的。福柯认为，结构分析之所以在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就是因为它撼动了自笛卡尔以来的主体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颠覆了超验哲学。考古学在这一点上和结构主义有共通之处，但结构主义并没有将“实践”真正作为一个分析领域，从“实际进行”（what “was done”） 的角度来研究上述问题，而考古学则是要完成这样的任务。
三、话语事件与话语形态
作为考古学对象的话语实践首先是一种话语事件，福柯称这种话语事件为“述说”（statement），而话语分析的基本宗旨就是要对各种述说进行纯粹的描述，既不进行语言分析，也不探讨观念的传承，更反对从述说的背后挖掘各种隐含的意义。因此，话语分析与结构主义、分析哲学、观念史和解释学都相去甚远。
稀少性（rarity）原则体现了话语分析关注的话语事件的基本特点：话语事件既不同于分析哲学中经常出现的那种等级制的命题体系，也不同于浪漫主义—解释主义传统关注的“句子”。前者是建立在抽象构成的纵向类型学的基础之上，而后者则要么变成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法，要么单纯强调同质性的观念系统。而稀少性则指明了话语的基本特征：相对自然语言而言，话语中并不是什么都可以说。话语分析关注的就是，为什么抽象的语言系统开辟的语言可能性中会有许多部分未被实现。用福柯的话说，就是要在“述说与那些未被说出的东西分野的界限上，在使这些述说出现，从而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性的事件中”分析话语。
因此，要对话语事件进行描述，“我们必须把握‘述说’发生时的准确特征（specificity），确定它存在的条件，至少确定它的界限，建立它与那些与之相连的其他述说之间的关联，并指出它所排除的其他‘述说’”。从福柯的这一论述可以看出，考察话语事件，一方面要留意述说作为不可重复的事件所具有的经验特性；而另一方面，对话语事件的分析也离不开对话语之间关系的探讨，这就是对话语形态的分析。
福柯指出，他经常使用的“话语”一词有几种不同的意涵，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用法是强调“话语”意味着一组按照一定的顺序安排组织起来的符号，这种安排赋予这些符号以一种特定的存在模态，这种依据特定顺序排列的符号系列的法则，就是福柯所谓“话语形态”。因此，话语形态就是支配一组言语表达行为的一般性述说系统（enunciative system）。福柯之所以使用“述说”这种带有实践特征的概念，就是要强调话语的物质性和实证性一面，反拨通常从超验自我和意识的角度来理解话语的主体哲学倾向。
考察话语形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特别提到了以下四个方面：
(1) 话语对象：早在《癫狂与文明》中，福柯就从话语对象的角度分析了所谓“古典时代”的精神病学是如何建立一个详细说明对象的基本框架的，这种框架（grid）用来对话语对象进行“划分、对照、关联、重组和分类”，这种框架是某种话语对象出现的必要条件，只有满足了这种历史条件，人们才能对它“说些什么”（say“anything”to it） 。
(2) 述说模态（enunciative modalities）：述说模态就是要询问这样几个问题，①谁在说话？也就是说，在某种话语形态中，谁被赋予了使用这种语言的权利；②发言者发言所依据的制度场所（site)）是什么？③在与不同种类的对象形成的关系中，发言者有可能占据什么样的情境？这三个问题都和发言者在一种话语形态中的主体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在临床医学中，医生就是在门诊医院中工作，作为询问、倾听、观察的主体。医生在这种话语形态中的主体位置与他所言说的话语（解剖—临床医学的体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3) 概念：探讨概念得以出现和流传的述说场域的组织方式，它涉及了概念的传承、共存，以及概念转变意涵的程序。
(4) 策略：分析话语的运动．主要探讨①话语可能的分叉点；②话语从属的话语分布的秩序（economy），这也就是导致述说稀少化的那些权威条件；③决定话语的其他权威力量：包括话语在非话语实践的场域中的功能，占有话语的规则和过程等问题。
在从上述四个方面分析话语实践时，要特别注意话语形态与话语事件（即述说）之间的密切关系。述说分析和形态分析是紧密相连，不可分离的。一方面，述说是话语形态的个体化，必须在话语形态中考虑述说的意涵；而另一方面述说属于话语形态，其常规状况由话语形态支配，但话语形态并非述说的构建原则，而是述说的一个事实上的散布状态。因此，只要一组述说属于同一话语形态，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话语，并可以通过确定这组述说的存在条件，来对这些话语进行实践分析。从话语实践和话语形态之间的关系的角度，福柯为话语实践下了一个所谓“更准确的定义”：“一组匿名性的、具有历史性的规则，总是在一个特定时期的时空中，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地理或语言区域确定述说功能的运作条件”。
四、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
在福柯看来，以往的研究要么只关注人的思想（观念史），要么只关注人的行为，而在现实中，每个人都同时既做事，又思考，因此，他试图通过考古学的分析来同时考虑人的这两个方面。不过，福柯从《癫狂与文明》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到《事物的秩序》曾经出现了一次策略性的后退，早期分析中在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之间建立的张力，曾经一度被对话语分析的关注所压倒．这一状况在《知识考古学》中获得了一定程度（但仍不充分）的改善。
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考虑了两种基本的知识形态，可述说的（articulable）和可见的（visible），从这样两个角度研究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临床医学的兴起。而这两个方面构成的“空间、语言和死亡得以相互联系的结构”，在福柯的笔下，与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的变化纠缠在一起。对解剖—临床医学中的观察方式的分析，和医院建筑的变化、医学教学体系的冲突与变革、警察与国家这样的问题以复杂的历史方式联系在一起。在许多方面，《临床医学的诞生》已经预示了后来福柯对警察国家的关注，以及对权力的探讨。但在《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分析中，“制度、政治事件、经济实践和经济过程”仍然以含糊的方式被放在一起，作为一个外在性的环境因素来考虑。
《知识考古学》基本上没有改变这种剩余二元论的思路。一方面，仍然保留了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的模糊对立，另一方面，话语实践依旧处于分析的焦点，满足于将非话语实践放在“剩余范畴＂的地位，存而不论。
但是，《知识考古学》仍然蕴含了一些经常为人忽视的关键性转折的要素。首先，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批驳了对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的传统理解。他指出，既不能简单地将前者视为表达后者的符号，也不能单纯地在二者之间建立一种横向的因果关系，好像非话语的事件和制度会决定述说的性质。而是提出了一种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的伴生关系。其次，福柯对话语实践的理解日趋复杂化，无论是话语的策略形态，还是其述说功能的形态，都包含了大量文本分析不能涵盖的部分，这些处于话语与非话语界限上的实践，反而是话语分析最得心应手的地方，这已经为超越单纯的话语分析，从康德的考古学迈向尼采的谱系学提供了准备。不过，真正破除了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的剩余二元论，将言说、思想与行动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还要等到《纪律与惩罚》一书才得以实现。
福柯的影响与评价
一、福柯的广泛影响与持久意义
早在福柯生前，他就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他的许多研究都是开创性的，激发了无数试图验证或批评他的见解的研究。而在他的著作中体现的许多思想，也在各种政治运动乃至社会实践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哲学领域，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他“使整整一代人恢复了对哲学的信心”，为哲学指明了一种新的出路，一种通过具体的谱系学研究来治疗哲学的疾病的方法。
在历史学领域，早在年鉴史学尚未成为知识界的“宠儿”时，福柯就大力推崇年鉴史学的研究取向，引为同道。而他本人的研究，尽管宣称是与历史学不同的考古学或谱系学研究，却对年鉴史学本身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年鉴史学家的第三代对心态史和文化史的关注，就深受福柯的影响。埃利亚斯、阿里埃（Phillips Aries）和福柯，这三个人尽管都不是职业历史学家，但却是80年代以来文化史学者最常提及的名字。
在文学批评领域，福柯的思想成了所谓“新历史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灵感来源之一，怀特（Hayden White）等学者对历史叙事的分析，也受到福柯有关话语、作者、权力的论述的影响，并沿袭了福柯对传统历史学分析的批评。而反过来，“新历史主义”的一些研究，如格林布雷特（Stephen Greenblatt）对文艺复兴的研究，也对福柯晚年研究自我技术问题不无助益。
在社会学方面，福柯的分析改变了社会理论对权力的基本态度，促使学者更深入地思考权力、知识与自我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福柯促进了社会分析突破了传统的社会学学科限制，通过与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创造性对话，迈向了一种更有弹性和活力的社会分析形式。
在社会实践领域，福柯的思想也是许多激进运动的推动力之一，他的《癫狂与文明》成了革新精神病学的国际运动的重要推动力，赢得了运动领袖莱恩（R. Laing）和库柏（David Cooper）的赞赏；尽管不无争议，但他的思想确实成了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的观念来源；虽然福柯本人主要关注的是西方文化的问题，并被一些学者指责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但他有关“排除”和“禁闭”的论述，直接影响了后殖民主义的思潮。他的许多历史分析，也为入们更严肃地思考同性恋问题、性问题、移民问题、刑罚和法律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点。
二、围绕福柯展开的争论
不过，早在福柯生前，他与众不同的分析方式和观点就已经引发了许多争论。其中比较重要的争论，涉及到如何理解福柯对真理的态度，权力与反抗的关系，以及福柯理论中的历史问题。
(1) 福柯对真理的态度
福柯对现代理性的历史条件的分析，对真理体制及其与权力技术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的探索，使许多学者认为，福柯的观点，难免陷入非理性主义或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
首先，我们必须从法国认识论的传统来理解福柯的研究取向。福柯的工作不是要证明科学的逻辑是欺骗的逻辑，而是要通过研究今天的科学的历史谱系，来揭示它得以构成的历史条件。福柯的分析，实际上恰恰告诫科学的研究者，他们从事的事业面临的危险远远比他们想象得要多，而许多科学自身用来防卫非科学力量干扰的保障，也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值得信赖，因此，从事真正的科学就需要更艰苦的努力，需要与许多潜在的“无意识”决裂。福柯在一次访谈中就曾经指出，真正的科学从来不在乎他们卑贱的出身，只有那些似是而非的伪科学才会讳疾忌医。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福柯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要比巴什拉或布迪厄更含糊一些。
第二，福柯进行的是历史分析，而不是像科学哲学中的逻辑学派，试图给出科学研究的规范。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历史分析中抽取规范分析的因素。福柯对西方的精神病学、医学和人文科学的考古学分析，并不是要否定我们从事这些科学研究的可能性，他的《知识考古学》也没有试图给出知识何以成为真理的规范条件，而是告诉我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知识成为真理需要经过哪些阈限。至于是否每一种历史分析都蕴含了潜在的规范前提，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就我所知，福柯从来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我相信，即使有人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也很可能会建议这个人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本身的历史谱系的。
第三，福柯在分析西方理性的历史进程时，曾经特别强调癫狂者等被理性压抑与排斥的经验，此后在他的许多研究中，他也一再强调逾越、无理性（unreason）的重要意义，但我们不能过于匆忙地将福柯认定为“非理性主义者”（irrationalist），这就像因为他关注断裂和不连续现象，就称他的分析为“基于不连续性的历史哲学”一样荒谬。福柯对这些他后来称之为“外面”（outside）的关注，和他力图探索西方社会的各种界限（limit）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注意，福柯曾经屡次积极地评价日本、中国的许多文化现象，在他眼中，这些现象构成了西方文化现象的一个反例，可以借以理解西方理性和文化的历史，破除难以避免的自明性。例如，在《性史》中，中国的“房中术”在第一卷里和“性学”构成了对立，在第二卷中又和古希腊的“自我技术”形成了对立。
(2) 权力与反抗
尽管福柯指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但是，福柯有关权力是无所不在的论述，仍使许多人对福柯的立场产生了疑问，认为在福柯的分析中，只是告诉我们，“世界是座大监狱”，我们无路可逃。吉尔茨指出，福柯的论述不过是一种颠倒的辉格党历史，在辉格党那里，是进步的历史，而在福柯这里，只是权力控制不断加强的历史。费里和雷诺指出，既然权力是无所不在的，即使承认存在反抗，权力和反抗也不过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而已，没有不涉及权力的反抗。这种理论最终会使批判丧失了基础。德·塞尔杜也认为，福柯理论的问题正在于，无所不在的权力观导致这一理论本身就像“圆形监狱”一样，使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面对这样的指责，福柯进行了反批评。首先，福柯指出，他的分析并没有说任何权力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分析的是“纪律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而非“完全被纪律支配的社会”（disciplined society）；其次，“权力无所不在”这一观点强调的是，一方面，权力不再局限在特定的社会领域，如国家、法律，而是遍布整个社会肌体，另一方面，我们不能通过隔离出一个纯净的区域或空间以逃避权力的危险。但这一论述并不意味着反抗是不可能的，相反，他意味着每个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工作环境中，家庭中，都面临着如何对权力做出反应的问题，反抗就由人民自己在日常社会实践中进行，而不再仅仅依赖某种完全集中化的、系统化的方式。这就意味着我们重新理解权力与批判，理论与实践，知识分子与所谓“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最后，正如我们在第四节已经看到的那样，福柯在晚年有关自我技术和主体化的谱系学的研究，正是对反抗问题的艰苦探索，许多批评囿于传统的批判模式，并没有充分地认识这一点。
(3) 福柯理解的历史
福柯历史分析的独特方式，以及他对传统历史学和各种历史哲学思想的批判，也引发了许多争议。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学者认为福柯实际上是反对历史的，这一批评实际上重复了1966年萨特的观点。萨特在福柯身上看到的也是一种“否定历史”的倾向，而且他认为，尽管福柯的事业是历史的，但他是“用魔灯代替了电影，用连续的静止画面代替了运动画面”，但是这种“折衷色彩的综合法”不得不经常求助于他明确拒绝的实践和历史。针对这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到，许多批评首先不是来自历史学界，而是来自哲学界。他们的忧虑从某种意义上恰恰反映了福柯的历史分析对历史哲学的潜在威胁。福柯就曾经反过来提出质问，究竟是他，还是那些批评者曾经进行过耐心细致的历史学研究呢？他讥讽地称这些满口历史，却远离真正的历史研究的学者为“历史的使用者”。相反，许多历史学家对福柯的历史学研究却倍加称赞，维恩称福柯的研究是“历史学的革命”。在关于如何使用历史的问题，有许多历史学家倒可能会站在福柯的立场上，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勒高夫所说的，“历史哲学是历史学最坏的敌人”。
从这几个方面的批评可以看出，许多学者没有正确地理解福柯思想的重要意义，徒劳地从福柯的具体经验分析中挖掘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命题或理论，而忽视了福柯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分析方式的重要意义。这种社会分析，一方面不局限于相对狭隘的社会学理论传统，而是将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心理学等各种学科的洞察力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也不试图将各种研究传统的理论、观念、概念以抽象的方式组合成一个庞杂的折衷体系，而是改造传统的观念史、社会史和批判分析，重新考虑了历史分析、理论反思和社会批判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对福柯社会分析的重要价值和独特风格，即使许多赞赏或捍卫福柯理论的人，也经常予以有意无意的忽视。这大概证明了布迪厄的观点，“认识论障碍”更多地源于学术制度，而不仅仅是观念问题。
当然，强调福柯分析的这些特点并不是认为福柯的研究只对有限的具体历史情境适用，而没有什么更广泛的启迪意义。如果这样，福柯的思想大概也不会引发范围如此广泛的争论了。福柯的价值正在于他通过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探索了社会分析与我们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我们的“当前”之间的关联。福柯当年为德勒兹与瓜达里的著作《反俄狄浦斯》写下的一段话，大概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毕生的探索，“追查法西斯主义形形色色的变体，从围绕我们、并沉重地压迫我们的那些庞大的，穷凶极恶的法西斯主义，直到构成我们日常生活中暴虐的苦剂的那些细微、琐屑的法西斯主义”。
本文选自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九章“福柯”第一、二、五节，标题为编者所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