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起，精神病学的目标就是要发挥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
——《权力的眼睛》
在一次谈话中，福柯曾经暗示，把对立面的思想或持有异议的思想归于发疯，是西方现代以来统治者的惯常做法。谈话者们提到了前苏联赫鲁晓夫释放政治犯的事情。当时，赫鲁晓夫的目的是为斯大林时期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人们发现很多政治犯被诊断为“精神病”并被关在精神病院或者集中营，但是赫鲁晓夫1958年发表的谈话中仍然讲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定性为精神异常。他们还提到了著名的恰达耶夫的例子。恰达耶夫是一位生活在沙皇俄国时代的思想家，和普希金是好朋友。普希金曾写过一首题为《致恰达耶夫》的著名政治抒情诗，其中有这样脍炙人口的佳句——
我的朋友，让我们献给祖国
我们灵魂中最美好的激情
请相信，就要升起了
那迷人的幸福的星星，
俄罗斯将从睡梦中惊醒，
并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写上我们的姓名！
这里面“我的朋友”指的就是恰达耶夫。恰达耶夫最著名的作品是《哲学书简》。在这本书中，他对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历史传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当时的许多社会问题进行了大胆的剖析。此书一出，舆论哗然，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愤怒地谴责恰达耶夫是“敌人”、“叛徒”，书刊检查总局也为此专门召开会议，连沙皇也亲自阅读了《哲学书简》，看完后就下了一道谕旨，宣布恰达耶夫是一个疯子，下令关闭发表该文的《望远镜》杂志，追究相关人等的责任。沙皇政府甚至判处把恰达耶夫软禁在家，禁止他写作，并排出一名精神病医生，每天上门给恰达耶夫看“病”治疗！
福柯认为，这种把思想异端视为精神病的作法并不是沙皇俄国和斯大林时期独有的，而是在西方现代文明史惯常作法，只不过在斯大林时期更公开和醒目而已。他列举了法国作为例子：法国大革命过后，大规模的禁闭机构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运转得更加严密、有效。
这让我们想起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个被判定为疯子的著名病人萨德（Marquis de Sade）。萨德不仅是当时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几乎还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色情小说家之一。他1740年出生于法国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长大后继承了爵位，被人们称为“萨德侯爵”，过着有钱又有闲的贵族生活。他认为，在性生活中不应该有任何禁忌，并且身体力行各种异常的性生活方式，经常雇佣妓女进行各种性虐待游戏。现在我们用sadism一词来指称“性虐待”就是与萨德（Sade）有关的。由于妓女的投诉，萨德的行为引起了警方的干预，因此多次入狱。并且，萨德还写下一系列的色情小说以及戏剧、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淑女蒙尘记》。
在这些小说中，萨德不仅进行了大量的性变态、性虐待方面的描写，更严重的是，他对人类基本的道德观念进行了耸人听闻的攻击。在《淑女蒙尘记》中，萨德用主角茱斯蒂娜的悲惨遭遇无情地嘲笑了“好人有好报”的道德信条。茱斯蒂娜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淑女，集各种人们称赞的美德于一身，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愚弄、欺凌、侮辱和践踏。
考虑到萨德雇佣妓女来满足自己的不寻常的性爱好是妓女自愿和支付了报酬的，萨德的言行实际上对他人并没有造成直接的伤害。但是，他的言行却遭到社会的严厉制裁，他的一生累计有27年是在监狱中度过，他的作品今天在西方许多国家还是禁书。萨德经历了法国社会的大动荡，但是无论是君主制、共和制还是帝国制，都不给他自由。萨德热烈地拥护法国大革命，认为它将带来人民的解放，可是革命者并没有接受他，而是把送到精神病医生那里。1803年，萨德被诊断为疯子，从巴士底狱转到精神病院，直到1814年去世。
在君主制时期，关押萨德的理由是道德败坏、有伤风化。君主制崩溃后，关押萨德的理由是精神病。虽然都是监禁，但是后者有了精神病学作为基础，似乎更为“科学”、更为“合理”。大家可能会问：难道对萨德的行为，社会不能进行干预吗？这个问题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但它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从萨德的例子，我们想说的是：精神病学成为了对萨德这个异议者进行禁闭的一个“帮凶”。想想福柯的话——精神病学有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在现代，精神病学除了纯粹的医学功能，还有名副其实的镇压功能。当社会试图对思想异议者进行惩罚的时候，如果在法律上没有很好的办法的时候——以有伤风化来对付萨德，只能判处轻罪，短暂的羁押——判定疯子将异议者永久地关进疯人院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回顾西方文明史，宗教裁判所以“异端”的罪名摧残思想自由在中世纪甚至是制度化的。最著名的“异端”思想犯有布鲁诺、塞尔维特，两人都是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而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后世的科学研究证明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布鲁诺认为太阳而不是地球是太阳系的中心，并且宇宙中有无数类似太阳系的星系，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违背了宗教当局“地心说”的信仰，1600年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塞尔维特提出了人体血液循环的学说，认为血液是从右心室先流入肺，再由肺流回左心房，违背了当时流行的“灵气说”的宗教理论，1553年被加尔文烧死在日内瓦——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塞尔维特先被“活活地烤了两个钟头”才被烧死。
进入现代，异端裁判所被人们所唾弃，但是对思想自由的压制并没有减少，而是变换了另一种“科学”的方式——禁闭这些思想异议者不再是出于宗教的理由，而是出于精神病学的理由，即判定异议者为疯子并他们关在精神病院。虽然这种作法与异端裁判形式上不同，但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呢？
2004年，美国被曝出了“疟俘丑闻”。有一名参加了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士兵格雷特·福特良心不安，向上级揭发了战友的虐待行为。哪知道，上级军官反而对福特采取罗措施，认为像福特这样“疯狂诬陷”战友的人，脑子一定有问题，派人全面监视他，还对他进行精神病检测，最后还强迫心理专家修改福特的健康报告，最后把福特判定为“精神病”。看来直到今天，把思想异议者作为疯子来惩罚的办法在西方还很普遍。
事实上，上述作法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否则鲁迅也不会写出著名的《狂人日记》。《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被认为发了疯，想来不过是反叛封建礼教，对“三从四德”说教不认同。真正发疯的不是“狂人”，而是“吃人的礼教”。在十年浩劫中，由于思想自由而被诬陷为疯子而受到迫害的人，更是成百上千。因此，中国人同样有理由警惕这种作法。
（刘永谋等：《哲人疯语——当代哲学思想中的奇谈怪论》，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其余作者均曾为人大科哲点上硕士生博士生：郭朦、王玮、李曈、赵俊海、李慕航、李佩、乔宇和仇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