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的欧洲人”立即着手规划和实施欧洲政治的统一大业；今天，人们继承了这项未竟的事业，但他们的抱负和期望都大相径庭了。——哈贝马斯《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

哈贝马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传人，在世最伟大的哲学家，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最坚定的捍卫者，最后一个欧洲人……

英国公投脱欧，欧盟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欧盟的分崩离析是哈贝马斯这一辈知识分子最不愿意看到的图景。已经许久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的87岁哈贝马斯日前在一场关于欧盟未来的座谈会上，接受了德国报纸《时代周报》（Die Zeit)的专访，专题谈论欧盟危机。长篇专访刊登在7月7日的报纸上，在2个整版的访谈中， 哈贝马斯直接批判了德国现任联邦总理默克尔对欧盟政治的立场：“她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盟多成员国分会上的采取观望态度”。他认为，默克尔在利用她的政治手腕屈服于“历史的铅化过程”（bleiernder Lauf der Geschichte），而欧盟的政治家们只是在“混日子”。

以下内容摘译自7月7日的《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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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哈贝马斯先生，您曾经会料到英国脱欧一事会在你有生之日发生吗？当您听到这次英国脱欧派取得胜利的时候，当下您是何感受？

哈贝马斯：对我来说这真是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民粹主义竟然会在英国这个资本主义发源地对其进行如此成功的打击。要知道英国的银行、贸易领域对于大不列颠帝国生存的重要性，以及考虑到伦敦作为英国的金融中心，其所具有的媒体权威性和强大的政治贯彻性，这次英国的民族意识在与这样强大的经济利益斗争中取得胜利，当然是太不可思议了。

时代周报：现在也有许多人要求在其他欧盟国家举行脱欧公投。如果在德国也有举行像英国这样的脱欧公投的话，您觉得结果会和英国不一样吗？

哈贝马斯：至少我如此认为。欧洲一体化不论以前还是现在一直是直接关系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利益的。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间，我们德国只能以谨慎行事的“欧洲好好先生”的身份一步步地重新赢得在二战中被彻底摧毁的民族声誉，最终凭借着欧盟的支持推进了两德统一。 回首过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是欧元共同体的受益方，甚至是在欧元危机中，由于德国联邦政府自2010年起在欧洲议会上，已经成功贯彻了针对法国以及其他南欧各国的有关“协调型设想”（Ordoliberale Vorstellung）的紧缩政治手段，这对德国总理安吉拉 ·默克尔和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劭布勒（Wolfgang Sch?uble）来说更是轻而易举在自己本土扮演欧洲理念真正捍卫者的角色。当然这只是一个具有相当民族主义意识情怀的观点。

尽管如此，德国政府也不必担心，在德国会有一个不受政府方针政策影响的新闻媒体会对其全体居民进行如同其他欧盟成员国一样的“好心宣传”，结果却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时代周报：请问您是否在指责德国新闻媒体对政府的毕恭毕敬？至少在难民政策这一问题上，默克尔女士的确面临着众多的批判之声。

哈贝马斯：这其实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主题。不过我还是想襟怀坦白地说，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已经在德国本土造成了德国大众民意和新闻媒体两者之间的分裂。

至此，长年以来“空前瘫痪”的德国政治公开性终于走入了穷途陌路。我在此援引之前发生的对德国政治造成动荡的欧元危机，其实当初同样也在德国联邦政府内产生激烈的分歧意见，这并非像我定期阅读的两天或两周出版一期的党内政治刊物所报道的那样。老实说，德国政治家们只起到拖延问题的作用，这一政治行为已经在整个欧洲作为反面教材而引起争议。如果我的这个观察结果是对的，那我们作为社会学家就要去寻找缘由，只可惜我只具有一般读报者所能得到的信息。

所以我们扪心自问，默克尔政治所造成的“海市蜃楼”是否造成了德国新闻媒体那毫无任何戒备而言的麻痹状态。因为一个人的思考角度会缩小，如果他一直是处在“别无他选”的思考状态下。与此同时，我还观察到了一种类似的镇定药现象。比如，就像我在最近的一份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会议报告中所读到的一样， 考虑到对于下届联邦议会大选的“仆从态度”（ 注：正如黑格尔而预料的那样），以及基于加布利尔先生（注：现任德国副总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肖尔兹先生（注:现任欧盟议会秘书长，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亲密私人关系, 德国执政党对于当下最津津乐道的英国脱欧这一重大事件迟迟不予表态。

时代周报：英国有离开欧盟的愿望，是出于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还是因为欧盟危机症候群？

哈贝马斯：两者都有。因为英国人背后所经历的历史与欧洲大陆截然不同。英联邦作为政治大国，在20世纪经历了两大胜利，虽然在世界政治上一直在走下坡路，却迟迟不愿与改变了的现状妥协。正是这样的民族自我意识让大不列颠帝国陷入了极其尴尬的状态，之后在1973年只是出于经济状况的原因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

从撒切尔夫人以及后来的布莱尔，一直到如今的卡梅伦，这一系列英国政治精英们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摆脱与欧洲大陆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这也是当初丘吉尔执政的时候就已经形成的观点。在1946年著名的苏黎世欧洲演说中，他视英帝国为统一欧洲大陆的“仁慈教父”，但不是其中一份子。英国也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中一贯秉持“洗我，但不要把我弄湿”的政治保守原则。

时代周报：您指的是英国以经济为中心的政治态度吗？

哈贝马斯：英国明确地把欧盟作为自由贸易区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它同意欧盟东扩政策，但不表示会与之深入合作。不加入申根区，不使用欧元。这种来自英国政治精英们所独有的对待欧盟的工具化态度，也在英国保守派的竞选活动中体现了出来。英国当初虽还留在欧盟中，但却并非全心全意，只满足于拿经济发展来作为要挟的竞选口号。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几十年如一日地秉持“只要有一个超国家共同体就够了”的态度，那怎么可能让亲欧政策在英国深入人心？可以说，今天英国精英政治的失败，在两个典型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英国首相卡梅伦和鲍里斯(2008至2016年曾伦敦市长)——身上找到了别中有同的化身。

时代周报：这次选举中不仅有明显的年龄上的“青老年差距”，另外“城乡差距”也很突出。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英国首都伦敦在公投中落败。这次为什么英国的民族意识认同感突然超越了欧洲一体化理念？难道是欧洲的政治家们低估了英国式民族与文化固执性的爆发反击力？

哈贝马斯：您说得对。这次英国选民的投票结果也反映了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共同危机状况。这次英国公投中的选民分析结果也重复了上次在奥地利联邦总统大选以及上届德国国会选举中已经熟悉了的模式。这次相对较高的投票率说明了，民粹主义阵营成功地调动了那些主要由“自认为已落伍”的英国边缘人口所组成的非选民阶层。这也符合另一项调查结果：为什么英国较贫穷阶层，社会弱势群体以及文化教育程度较低阶层相对多地投了脱欧票。

仅是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有如此对立的投票行为，脱欧选票的地理分布也说明了英国脱欧的社会和经济原因：英国中部和威尔士部分地区，特别是满目疮痍、经济上已无法重振的英国工业园区，都是脱欧选票的密集区。他们承受了的急剧增长的社会不平等压力，同时又感到束手无策，其自身利益又不受政治领导层面的重视，这些都为他们反对外国人，离开欧盟以及对布鲁塞尔的仇恨等提供了动力来源。正是这样没有保障的日常生活，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这种典型的英国式的“民族与文化固执性”奠定了坚强的柱石。

时代周报：难道真的只是因为社会问题吗？不是还有渐渐形成的民族自救和拒绝合作的历史性潮流吗？超国家共同体对公民来说意味着“失控”。他们相信：国家坚如磐石，是唯一可以信赖的。这难道不就证明了：国家民主制向跨国家民主制转型的失败？

哈贝马斯：一个还没有开始的尝试，是不能说是失败的。当然，“收回控制权” 的口号在英国竞选中确实发挥了作用，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征兆。对旁观者来说，这种明显的不合理性，并不直接导致这次公投和竞选的结果。同样，在欧洲大陆，仇视情绪也在增长。

在一个经济和数字化技术一起失控发展的世界性社会中，无处不入的系统性制约将无法驾驭社会一体化形式，然而在一个民族主义国家它会通过民主的方式走上正轨。于是乎便引发了如今的倒退。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前波兰总理——现波兰政府实际背后掌舵人——雅罗斯瓦夫 卡钦斯基（Jaros?aw Kaczyński）的威廉式幻想：他在英国公投后提议解散欧盟，然后建立一个由各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组成的非密切联盟。

时代周报：可以说，这只是卡钦斯基对民族国家失控的反应。

哈贝马斯：正如所有征兆所表明的，失控感有一个真正的核心，即对迄今为止赋予了公民关乎其自身社会生存重要前提的民族国家民主精神的侵蚀。这次英国公投为所谓的“后民主主义”（”Postdemokratie”）提供了充实的依据。很显然，在英国，关系到政治公开性运作的政治基础已土崩瓦解。在公投前的第一次分析调查中, 英国媒体争相辩论，各党派就连意义重大的问题和基本事实真相——也就是理性判断——的依据都没有告知公众，更何况更复杂的支持或反对那些争论不下的公共意见的理论论据。除了同为弱势群体的老年人，在这次公投中另一极是低投票群体——18岁到24岁的年轻人，这是一个令人值得深思的数据。

时代周报：这听起来好像这次又是媒体的错。

哈贝马斯：不是，不过这个年龄段的投票行为让我们看清楚了在数字化时代年轻人对媒体的使用，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对政治态度的转变。依据硅谷思想体系，市场和科技会拯救社会，会把像民主这样过时的东西变得多余。一个必须要重视的因素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政治党派“国有化”（“Verstaatlichung”）的大势所趋。

当然，欧洲政治不根植于民间社会并非偶然，它其实是建立在：剥夺了民主意愿决定，对整个社会关系重大的经济政治决策的基础之上。 这个技术性被虚化了的政纲，虽然还包括了公民部分，但已不受命运的安排，而只是白纸黑字签署的人为设计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受政治关系摆布的权力分配也在国家和整个欧洲之间层面发挥作用。欧盟的权限集中于各个成员国利益可能互相抵触之处。对此，跨国界的民主体制可能会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换而言之，在一个互相高依存性的世界化社会中确确实实存在着失控，公民们虽然对此深有感触，抱怨不断，但终将无法将功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