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理论家福柯为了阅读德国文学学习了德语，他还通过阅读卡夫卡来磨炼自己的德语。他对英国的诺曼征服做过不同于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的书写，也对德国的语文学传统做过系统的梳理，以观测欧洲语言与民族国家政治意识之间的密切关系。因而福柯以欧洲史和欧洲民族国家体系史为参照，以贵族史学为立场和斗争策略，以反资产阶级为价值取向重构了很多理论、哲学、历史、社会与文学的议题。
福柯对“疯癫史”的考察亦是如此。但“疯癫史”还更具体地关涉两个议题，即史观重构与现代父权制的由来：首先是被戴高乐主义建构为主流历史叙事方式的19世纪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范式。这种历史叙事范式以英雄、伟人这样的史诗程序启动对历史的记忆和叙述，福柯认为这种19世纪的范式并没有真正关注过民众战争、人民战争或战斗的历史本身。而福柯的“疯癫史”关注、解读和重构的主要是失业者、流浪者、游手好闲者以及疯人在经济、政治、社会、语言、道德和文化等方面斗争的历史。对此历史对象和史观的变化福柯非常自觉，他认为19世纪在德国流行的兰克史学非常关注政治史和历史文献资料，而20世纪3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年鉴学派或安娜史学则开始关注经济、社会和文化史，所以民法典、婚姻法等农民和民众生活的材料被关注，历史与文献的关系被历史与文本的关系改写，而这个文本也是复数和多元的，例如福柯经常把文学和艺术读入历史、政治与法律中。其次，关于父权制，这个故事不仅仅可以被实证主义地讲成福柯一代二战后长大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在价值上的“弑父”情绪，他们受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要从文字、语言以及其他立场等方面选择与父辈以及19世纪资产阶级价值的决裂。这个故事更涉及战后结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另一种反思和打开欧洲史的方式，即从对弗洛伊德的反思开始的欲望与文明的阐释学，在此，福柯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性节制与欲望生产谱系这种现代“父权制”联系着精神病院的诞生，这种家长制的历史性与对“人口”的治理相关，所以欲望谱系的问题也是19世纪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因为性处在人口和政治经济学的十字路口上。这样，当19世纪精神病院的管理模式被放置在资产阶级“家庭”中时，对“疯癫史”的考古和谱系研究就可以对影响19世纪甚至福柯时代甚深的生物学、语文学和政治经济学范式作为前提。
因而，福柯说他撰写“疯癫史”的目的不是要“撰写精神病学语言的历史”，而是要“对那种沉默做一番考古探究”。因为“理性-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向度”，在这个向度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斗争的可能性以及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关系以及重构这个关系对知识的意义：“我们所进入的领域既不是认识史，又不是历史本身，既不受真理目的论的支配，也不遵循理性的因果逻辑”，我们进入的是“疯癫”的谱系学。
结束还是结构艺术作品
在福柯的考察中，中世纪晚期麻风病从西方世界的消失并非因为这个疾病被消灭了，而是因为王权要重新治理与麻风病院相关的财产，“1543年12月9日，弗郎索瓦一世下令进行人口调查和财产清查，‘以纠正目前麻风病院的严重混乱’”。而至于这些财产被用于士兵还是穷人都与政治的需要相关。因而“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将接替麻风病人的角色”出现在文艺复兴的天际线中。通过“愚人船（Narrenschiff）”这个词汇福柯分析了出现于文学、绘画以及人文主义思想作品中的疯人形象。这些文艺复兴时期出现在画面和文艺作品中的游荡疯人往往具有异于常人或洞见秘密与真理的能力。在文艺复兴时期瘟疫与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死亡威胁中，疯癫反而超越了死亡，戏谑了死亡，成了一种解除死亡恐惧的方式。疯癫意象与“哥特象征主义”的衰落几乎同时出现，构成哥特式的“理智和说教”被疯癫的意象改变。疯癫代表着未知和神秘的领域。愚人的智慧在丢勒的作品得以展示：“在他的画上，启示录中上帝派来的骑兵并不是胜利与和解天使，也不是和平正义的使者，而是进行疯狂报复的、披头散发的武士……胜利既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撒旦，而是属于疯癫。”“疯癫”具有与上帝或撒旦一样的三足鼎立的位置。正是此时，疯癫也在文艺作品中具有结束文艺作品的重要功能。疯癫构成了一种结局，它能结束或解决文艺作品的矛盾冲突。例如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麦克白夫人的呓语使得正义以疯癫的形式得到显示，奥菲莉娅的绝唱是疯癫给“绝望情欲”的文学出路，李尔王“痛苦而甜蜜的疯癫”也完结了李尔王的一生。所以疯癫是一种解决方案，一种结束作品的方式。福柯认为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疯癫总是与死亡和谋杀为伍”，这种作品的形式与媒介结构本身就表达了疯癫所具有的与死亡的相似性位置。塞万提斯的作品亦是如此。对于这两位作家而言，“疯癫依然占据着一种极端的、孤立无援的位置。任何东西都不能使它回归真理或理性。它只能导致痛苦乃至死亡。疯癫虽然表现为一派胡言乱语，但它并不是虚荣自负；填充着它的……是麦克白夫人的医生所说的‘超出我的医术的疾病’；它已经是完全的死亡；这样的疯癫不需要医生，而只需要上帝赐福。奥菲莉娅最后重新尝到了欣喜的甜蜜……堂吉诃德一生疯癫，并因疯癫而流芳百世；而且疯癫还使死亡成为不朽”。文艺复兴的疯癫超越了疾病的范畴，它与上帝、死亡、生命等重大议题相关。
然而，17世纪初的文学疯癫体验和经验发生了变化，“疯癫很快就告别了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给它安排的这些终极地位。而且，在17世纪早期的文学中，它受到优遇而占据了一个中心位置。这样它便构成了情节纠葛而不是结局，构成了剧情的转折而不是最后的解脱”。文学中疯癫结构位置的变化既预示着又反映着同时也同构着疯癫经验的变化。在福柯看来，古典时代的戏剧作品中，疯癫已不再具有通神或结束作品的功能，它“处于戏剧结构的中心……这就是典型的巴洛克式的把戏。疯癫是前古典文学的悲喜剧结构中的重要把戏”。例如在高乃依的戏剧《梅丽特》中，“男主人公使用各种手段欺骗别人，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 自己的脚。疯癫失去了令人瞩目的严重性；它只是因错误而受到的惩罚或引起的绝望”，而不再是命运的出路，也不再具有结束作品的功能。
禁闭、交流与游手好闲
1656年巴黎颁布建立总医院（或收容所）的敕令并于1657年建成了巴黎总医院是“疯癫”进入古典禁闭时代的标志性事件。“所有这些地方都被用于收容巴黎的穷人”，这些地方由专门的监理负责，总医院对“巴黎所有穷人行使全权，包括命令、管理、商业、治安、司法和惩治的权力”。这使得我们看到“总医院不是一个医疗机构。可以说，它是一个半司法机构，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这个禁闭空间的存在是为了确定法国的君主制与资产阶级联合确立起来的新秩序，因为君主会派遣资产阶级作为其权力的执行者。这个现象不是法国独有的，“这种现象在欧洲具有普遍性”。英国、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都建立了自己的监禁中心——“医院、拘留所、监狱”，这里关押的人不仅有精神病患者，还有失业者、游手好闲的人、家庭浪子和流民。他们一起被囚禁在同一个大墙之内，具有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治安意义。“巴黎总医院自建立之日起几年之内就收容了六千人，约为巴黎人口的百分之一。这种行动在权威主义的强制形式内把对待贫困和救助责任的新感情，对待失业和游手好闲等经济问题的新态度、新的工作伦理以及对一种将道德义务纳入民法的城市的憧憬组成一个复合体……正是它们赋予这种习俗以某种意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古典时期感受和体验疯癫的方式”。这种大规模的禁闭“不是出于治疗病人的考虑，而是出于……使禁闭成为必要的是一种绝对的劳动要求。在我们的博爱主义想辨认出某种救死扶伤的慈善印记的地方，只存在对游手好闲的谴责”。这种“治安”手段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制止‘成为一切混乱根源的行乞和游手好闲’”。
17世纪发生在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导致了“工资锐减、失业、通货紧缺”，禁闭所成为以自由为代价为失业者提供救济的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很快具有了经济含义，即通过给被禁闭者提供工作而降低生产的成本，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禁闭机构最早都是在工业非常发达的地区例如伍斯特、诺里奇、布里斯托尔、里昂、汉堡等。然而这种经济辩证法并不成功，正如笛福所注意到的，“由于劳动院有强大的竞争力，结果是打着在一个领域里制止贫困的幌子在另一个领域里造成贫困”，禁闭所里的劳动成本低，所以制造的产品价格也低，这样反而导致外面工人的工作机会减少，失业者增加，禁闭所需要的成本相应增加。所以福柯认为“如果单纯按照禁闭所的实用价值来衡量，那么禁闭所的创立应视为一种失败”，然而，重要的是“今天看来是某种生产与成本的拙劣的辩证关系，在当时则具有其现实意义，即包括着某种劳动伦理意识”。此时的“劳动和贫困被置于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和反比例关系中”，劳动并不完全是为了经济价值和摆脱贫困，而是为了完成道德的升华，劳动被视为一种苦修，因为“劳动并不生产自己的果实……这种义务不是自然的综合体，而是道德综合体……穷人是在违抗《圣经》的戒律：‘不可试探上帝。’……这就是为什么说游手好闲就是造反”。如果说“在文艺复兴初期，最大的罪孽是贪婪”，那么在古典时代“游手好闲是人类傲慢的最极端表现”。正是在这种对劳动的理解和体验中，“形成了这种经济和道德交融的禁闭要求。在古典世界里，劳动和游手好闲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不劳动的人就应该被禁闭，这也是为何“花花公子”等的游荡行为会被理解为一种具有贵族意味的反抗，比如波德莱尔对游荡者的描绘。工作和劳动在古典时代具有了伦理和道德的意义，疯癫和游手好闲“开始被列为城市问题。贫困的新意义、工作义务的重要性以及所有与劳动相关的伦理价值，最终决定了人们对疯癫的体验”。自此至18世纪末，那些“道德败坏者、挥霍家产的父辈、放荡的不肖子孙、亵渎神明的人、‘想放纵自己’的人和自由思想者”与疯人一起被囚禁起来。
然而在禁闭的讨论中，还有一个禁闭与展示的辩证法值得关注。这就是“疯人展”。“展示疯子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中世纪风俗……迟至1815年，据一份提交（英国）国会下院的报告说，伯利恒医院在每个星期日展览精神病人，参观费为一便士。展览收入每年高达近四百镑。这就是说每年参观者多达九万六千人次。在法国，迄大革命为止，游览比塞特尔、参观疯子一直是巴黎塞纳河左岸市民的周末娱乐项目之一。”在疯人展的这种经济意义之外，福柯还看到了酷刑的辩证法。“在古典时期，疯癫被隔着栅栏展示……从而使收容院具有一种囚笼的形象，一种动物园的外观”，这是因为在古典时代疯人是被“从兽性发作的角度来考虑的。‘不把疯人当作人来对待’这一否定性事实却有着肯定性内容……人身上的兽性不再具有作为另一个世界标志的价值。它已变成人的疯癫，只与兽性本身有关：那是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的疯癫。失去人性，人性的零度”。这时候“疯人不是病人……疯癫时的那种顽强的兽性，以及从鲁莽的野兽界借来的愚钝，使疯人能够忍受饥饿、高温、寒冷和疼痛。直至18世纪末，一般人都认为，疯子能够无限度地承受生活中的苦难。他们不需要保护，不需要保暖御寒”。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极端的疯癫从来很少与医学相联系……脱缰的兽性只能用驯戒和残忍来驾驭”。然而，这样的疯癫依旧具有某种理性与医学所不能抵达的神秘性质，具有“人所不能辨认的智慧与狂野”的特征。疯人遭受的酷刑恰恰说明他们的崇高与荣耀，即使这荣耀是“兽性”。当然在这里福柯也展示了人的动物性与兽性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正是以动物性为人的基础，政治经济学才能开启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即把人当做人口资源来贩卖和管理。
在文学艺术领域，悲剧定律也与疯癫的新体验相关，古典三一律为何将戏剧时间设定在一天之内，让“白昼与黑夜成为绝对的对立”，这是因为“把戏剧情节限定在一天之内的规则具有一种肯定性内涵；它迫使悲剧的时段必须在这种独一无二的但又永恒普遍的白昼与黑夜的交替中保持平衡；整个悲剧必须在这种时间统一体中完成，因为说到底，悲剧完全是两个由时间联系起来的领域的不可调和的对抗。在拉辛的戏剧中，每一个白昼都面临着一个黑夜，可以说白昼使黑夜得到揭示，如特洛伊的大屠杀之夜、尼禄（Nero）的欲望之夜，提图斯（Titus）的罗马之夜，亚他利雅（Athalie）的黑夜。这些都是漫漫长夜，黑暗王国。它们毫不放松地骚扰着白昼，使之不得片刻安宁。”在时间向度上，三一律表达了疯癫与理性之间的黑白分割使得交流不再可能，差异成为绝对。
最后，在古典时代对疯癫的治疗中，笛卡尔的“我思”对非理性的驱赶具有隐喻的意义，福柯认为“在疯人那里，医学必须起唤醒作用，把笛卡尔式勇气的寂寞变成一种权威性干预……医生完全是一个外在的‘我思’（Cogito），与思考本身无关，只有用一种闯入的方式才能把‘我思’加到思考上……这就是用烧红的铁钩来烙惊厥病人（不论男女）的手臂，直至烧到骨头”，这种驱走疯癫的方式反映了理性的暴力和斗争的惨烈。在福柯与德里达之争中，福柯显然是从斗争哲学的意义上解释我思与疯癫的关系的。渐渐的疯癫就只是“启蒙运动的理性的一面晦暗的镜子和一幅无恶意的漫画”。
精神病院、家长、弗洛伊德
那么古典时代所建立的这种禁闭、劳动和疯癫的机制在19世纪如何被重新配置呢？ 在福柯的考察中，一开始发生的是监狱热病的疾病、话语和想象：“1780年，整个巴黎流行一种传染病。其根源被归咎于总医院的传染病……医学界的人并不是作为仲裁者被请进禁闭世界以区分罪恶和疯癫，邪恶和疾病，而是作为卫士被召来。”在这里发生的重大变化是“在这种新秩序中……形成了医生所说的 alienation（精神错乱）和哲学家所说的alienation（异化）……都败坏自己的真正本性。但是，自19世纪黑格尔之后，这二者之间很快就毫无相似之处了”。精神错乱就被精神病学家所接管，不再具有异化哲学的意义了。医生开始要求区分疯人与罪犯，仁慈的医学产生了。
在这个仁慈医学与监狱热病背后更重要的，其实是“禁闭遇到了另一个更深刻的危机……这个危机不是从内部产生的，也不是政治抗议的派生物。它是在整个社会和经济领悟中逐渐出现的”。现在贫困与劳动原有的道德关联被重构了，“贫困此时正在逐渐从以往的道德说法中脱颖而出……贫困变成了一种经济现象……19世纪以前，在哲学家的思想中，财产、劳动和贫困这几个词一直是联系在一起的”，然后现在“经济思想在新的基础上阐释贫困的概念”，贫困不仅不应该被禁闭，而且应该被制造，因为它使得国家变得富强，“如果处于需求状态的人辛苦劳动而少消费，就能使国家富强，使国家致力于经营土地、殖民地、矿山，生产行销世界的产品。总之，没有穷人，国家就会贫穷。贫穷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因素。穷人成为国家的基础，造就了国家的荣耀”。正是从贫穷应该被赞美的意义上，“人口”的价值概念使得“人从道德上全面为‘穷人’重新正名，也是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对穷人的作用和形象进行一次社会和经济的重新整合。在重商主义经济中，穷人既不是生产者也不是消费者，因此毫无立足之地：他懒惰、游荡、无人雇用，因此唯一的归宿是禁闭，由此他被逐出社会。现在，新兴工作需要劳动力，他在民族中重新有了地位”。在这种对“穷人”的重构中，“穷人”与“贫困”把两种与经济相关的因素结合起来：一方面是“贫困”，“即商品和金钱匮乏。这是与商业、农业和工业状况相联系的一种经济形势”；另一方面是“人口”，“这不是一个受财富波动支配的消极因素，而是一种直接影响经济形势和财富生产的力量，因为正是人的劳动创造财富”。“人”一方面变成了一种人口财富，另一方面是“需求”和“消费”的对象，即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同一。如果说在重农主义者，例如魁奈等人看来，“人是土地和财富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人与土地一样值钱’”的话，那么现在，在政治经济学家看来，“人口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资产……因此，禁闭……是一项错误的经济措施……人口都重新进入生产的循环中，将他们分配到劳动力最短缺的地方。充分利用穷人、流浪汉、流放者和各种‘移民’，是在国际竞争中使国家富强的一个秘诀”。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竞争使得福柯把禁闭史与全球贸易中的人口、殖民等议题联系起来。在19世纪，禁闭被批评正是因为它“会影响劳动力市场”，而且还会增加财政支出。
那么立法者如何解除禁闭呢？ 用“监狱、医院还是用家庭救济”？ 这里发生的事情是像当年调查麻风病院一样重新调查禁闭所的情况：首先是“布勒特伊（Breteuil）在关于‘密札’的统治中要求各行政长官说明各种禁闭所中拘留情况的性质及理由”，然后是“在《人权宣言》公布后立刻开始的由国民议会和制宪议会进行的大规模调查”，第三阶段是“1790年3月12日至16日颁布的一系列重要法令。对《人权宣言》的具体应用”。这样，禁闭的时代结束了，精神病院诞生了。精神病院里只有观察和分类的体系，只有监视与审查，只有医生相对于病人的权力和权威位置。在这样的结构中，“疯癫不再代表一种绝对的矛盾，而是代表了一种未成年地位，表现了自身的一个方面，即没有自治权利”，正是在这个休养院模式中，欧洲把“家庭”的概念用于精神病院，即像照顾未成年人一样照顾病人，同时，反过来，像照顾病人一样看管未成年人，这样才产生了现代父权制：“法律上赋予疯人以未成年地位是为了把他当做一个法律保护的对象，而这种古老的（家庭）结构变成了一种共同生产的方式后，便把疯人当做一个心理学对象完全交给了有理性的人的权威。后者对于疯人来说是一个具体的成年人形象，换言之，是一个代表统治和榜样的具体形象。”因而，“18世纪末，在对疯癫和理性的关系进行大改组时，‘家庭’扮演了一种决定性的角色”。进而在福柯看来，弗洛伊德所讨论的父权制、压抑机制是这个历史的产物和对这个历史的回应以及与这个非常特定的历史的对话：“在资产阶级家庭中，家长制权威围绕着疯癫复活了。精神分析学说后来所揭示的正是这种历史积淀。精神分析学说通过一种新的神话使这种历史积淀具有某种命运意义。这种意义被说成是西方文化，甚至是全部人类文明的标志。但实际上，这种积淀是由西方文化逐渐形成的，仅仅是在这个世纪初才定型。”因而，反抗才历史性地变为“人们曾经必须将其解释为对神灵的亵渎，而今后则必须视之为对‘父亲’的不断进攻……自由经济体制往往把照看穷人和病人的责任交给家庭，而不是交给国家。家庭便成为社会责任的负担者”。在这种结构中医务人员被神化，弗洛伊德甚至把所有的人病理学化，彻底接管了医生对人的权威关系，因而医生恰恰有时候成为异化的制造者，总之，“这种结构将变成疯癫的核心，成为象征着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的庞大结构的一个缩影”。
而福柯触摸这“疯癫史”的可能性则来自那“如划破夜空的闪电般的作品，如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及阿尔托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