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学大厦的卓绝奠基
——在东西洋留学学人归国之前
新近发表论文《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系列报导（1-5）
最新一期的《南都学坛》（2019年03期，2019年5月出版），发表了名为《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的学术论文（学刊链接 http://ldxt.cbpt.cnki.net/WKB2/WebPublication/wkTextContent.aspx?colType=4&tp=gklb）。作者任光宇以美籍独立研究人身份，经过三年多的潜心研究写作，继其第一篇三万字论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之后（发表于2018年第6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http://gxss.cbpt.cnki.net/WKA/WebPublication/wkTextContent.aspx?colType=4&yt=2018&st=06；其后并被2019年3月号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全文转载 http://shop.zlzx.com.cn/lsx/160.htm），再向学界呈上了此篇2.5万字的论文姊妹篇。
该篇论文继续探索甲骨文发现之后的历史阶段，“聚焦有关孙诒让、罗振玉、和王国维的甲骨文早期研究学术史，探寻孙诒让和《契文举例》的相关情况，尝试新创的计算方法应用于刘、孙、罗的考释成果对比，考辩罗振玉研究甲骨文缘起真相，并论述日本学者的早期挑战、和罗王以‘两剑封喉’确立‘二骑绝尘’的过程，及罗振玉历史性功绩的关键性。”在论文的最后部分，论文作者对罗振玉在中华文化和近现代学术转型上的历史性贡献，尝试做出了中国学术期刊论文中最为深入的总结和较高的历史评价。
孙诒让评价迷雾与《契文举例》的流转
——新近发表论文《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系列报导之一
在论文《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的第一节“孙诒让及《契文举例》成书背景”作者写道：
1903年末出版《铁云藏龟》、对甲骨文进行鉴定和初步考释之后，刘鹗（1857-1909）自己并没有再接再厉，罗振玉（1866-1940）也没能闻鸡起舞。除了风雨飘摇烽烟四起的环境，及个人事业、仕途、谋生等因素造成的干扰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两人都颇具自知之明。他们在期待有着几千年文化传承、科举制度培养的传统中国学者中，有卧虎藏龙之“四方君子，…有心得释文、以说稿惠教，皆祷祀以求，不胜感激者也”（刘鹗语
）；相信“区宇之大…必将有嗣予而阐明之者”（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编*序》语）。清朝科举大约三年一科，平均全国每年就考出满腹经纶的几百个举人、一百来名进士。而刘鹗和罗振玉的出身仅是秀才级的监生、附生，没能中举，遑论进士。虽然晚清时的科举出身已不能代表真学问的高低、甚至对新学还有所拖累，但在学术领域里，传统出身观念给刘、罗的无形压力仍是不容忽视的。回望当年，如即使身为新学领军人物的严复（1854-1921），在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以后、就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前后，仍执着回乡四次赶考（皆落第），就是一个具代表性的佐证。
况且甲骨文发现之初，即被名噪一时的大学者如章太炎、康有为等断然否定；日本汉学界的主力东京学者群、甚至古玩家赵汝珍等，也都认为甲骨文是逐利之徒的伪造。章氏不但有诸如“国土可卖，何有文字”的冷嘲热讽，更有诸如“《周礼》有衅龟之典，未闻铭勒”、“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等学术否定，并贬斥刘、罗为“非贞信之人”。
多方面因素叠加造成的严酷历史环境，将包括新萌芽的甲骨学在内的中国学术，摧残得奄奄一息；同时也使得《契文举例》作为《铁云藏龟》面世后多年内的仅存硕果，成为极小学术圈内一闪而过的流星：迄今资料显示，三个可能及时见到的学者中仅罗振玉读过，且他的处置是未予回应、仅存于心。罗振玉1913年初在《殷墟书契前编*序》中所回忆的，应是当时情况和内心的真实写照：“彼时年力壮盛，谓岁月方久长，又所学未遂，且三千年之奇迹，当与海内方闻硕学之士共论定之。意斯书（《铁云藏龟》-笔者注）既出，必有博识如束广微（西晋大学者）者为之考释阐明之，故非曾曾小子所敢任也。顾先后数年间，仅孙仲容徵君（诒让）作《契文举例》，此外无闻焉。予至是始有自任意。”
而在“罗王之学”确立之前，孙诒让（1848-1908）才是当年公认的顶级朴学大家、古文字学宗师。……但在清末民初的大变局中，孙诒让的光芒几乎全被章太炎、康有为遮掩。对这一特定历史现象，自认章氏门生的鲁迅以尖锐眼光做过精彩注脚：“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意近“时髦”，-笔者注）；…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了活的纯正的先贤。”
此外，孙氏的成就后来还有被罗、王言论遮掩的一面，对此笔者将在后文中论述。
与以往“学究遗老”的印象不同，笔者近年方知孙诒让在甲午战争后疾呼并致力维新，晚年勉力创办的都是新校、新学，大力鼓吹的是极前卫的双管齐下：“殷周国粹，法美民权”。在这点上孙氏与刘鹗同属特立独行的“畸人”：嗜好都很旧，行为都很新——故人未相见却有犀通奇缘。《铁云藏龟》出版后仅约不到一年，就被孙诒让看到且惊喜异常：“蒙治古文大篆之学四十年，所见彝器款识逾二千种，大抵皆出周以後，…每憾未获见真商时文字。顷始得此册，不意衰季睹兹奇迹，爱翫不已”，遂奋笔疾书，仅用时两月于1904年底写成《契文举例》。
甲骨学界都已知道，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在1904年末写出之后没能及时出版。他将手稿抄写了三份，分别寄送了刘鹗、罗振玉、端方（据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但下落如何？是否得到过回应？《契文举例》直至孙诒让逝世（1908年）后近十年的1917年，才由罗振玉在日本代为出版，这又是为什么？论文作者在第一节后部和第二节“《契文举例》手写本流转新探”中对这些谜案进行了新的探索。
论文作者接着写道：
赵诚在其《二十世纪甲骨文研究述要（上）》中，综合前人研究较完整地介绍了《契文举例》的抄本流传及出版：1904年孙氏初成《契文举例》后，“由李店堂等抄写了几个副本。正本自留，副本分寄他人。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P.55）说孙氏‘曾以手稿寄罗氏，又曾寄刘铁云、端方’。罗振玉于宣统二年（1910）所写的《殷商贞卜文字考》说：‘亡友孙仲容徵君诒让亦考其文字，以手稿见寄。’1916年12月24日，王国维写给罗振玉的信中说：‘见孙仲容比部《契文举例》手稿…以五元从蟫隐得之’…寄给了罗氏…后来，罗振玉将《契文举例》印于《吉石庵丛书》中（日本，1917），用的是王国维寄的那个稿本。孙氏曾寄给端方一抄本。端方死于蜀中，‘其家藏书散出，乃入沪肆’（孙孟晋语，转引自楼学礼《契文举例*校点记》）。则端方藏本似即王国维所购而寄给罗氏之本。…孙诒让曾在自留的底本上做过‘大幅度的修订’（楼学礼《契文举例*校点记》），即现藏杭州大学图书馆的《孙仲容先生<契文举例>稿本》，经楼学礼整理校点，1993年由齐鲁书社影印出版，书名仍称‘契文举例’。”
据此可以见，孙诒让对于《举例》初稿不满意，想看到更多甲骨新资料和同仁反馈而未得，只能面对现在看来十分可怜的一千来片拓片印记（刘氏初收的甲骨既小且碎，与其后罗氏等收藏研究的甲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一再揣摩、修改，直到去世。由此也可见孙氏对甲骨文之器重、对这部著作之钟爱；但也因没能及时出版，这部甲骨文研究初期水平最高的专著险遭湮灭的命运。博览群书的梁启超在1920年所作《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孙氏有很高评价（见前述），但讲到当时新发现的甲骨文研究只能列出四部著作：罗振玉的三部，孙氏的只有一部《名原》。这是因为孙辞世后，其家人勉力出版了包含甲骨文在内的古文字研究综合性遗著《名原》，而没有选择更专业的《契文举例》。
……但这些说法，都是建立在《举例》三个抄本全部下落不明的基础上，而根据下述王国维致罗振玉信，王氏得购那本《契文举例》是因为他碰巧目击了“刘彝仲携来…适在彼处售书”。王国维给罗振玉信（1916-12-14）的相关原文是：
“兹有一事堪告者：旁晚出蟫隐，见孙仲容比部《契文举例》手稿，乃刘彝仲携来者，以五元从蟫隐得之（今日出甚得机会。刘彝仲适在彼处售书，否则蟫隐畏其为人，未必购之）。书连序共九十六页，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三字，其所释之字虽多误，考证亦不尽然，大辂椎轮，此为其始，其用心亦勤矣（□释为贞始于仲老，林博士与其暗合耳）。此书明年如接办《学术丛编》，拟加删节，录其可存者为之一卷，何如？想公知此稿尚存，当为欣喜。”
以往学术界之所以做出“罗印本”来自“端方藏本”的推断，是因为罗王之外无人知道“刘彝仲”是何人；连罗氏长孙罗继祖在2000年审定的《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中都错注为：“刘彝仲：上海书商。”而据刘鹗曾孙刘德隆先生揭示：刘彝仲（扆仲的变写）就是刘大黼，刘鹗的第二子，其人游手好闲，因“吸食鸦片，不检行止，不为家中人和亲戚朋友所韪”。这个难言之隐也正是王国维说“蟫隐畏其为人”的缘由。所以，就算《契文举例》的“端方藏本”真的能从端方存书地点流入上海，先一步识货入手的也不会是不着调的刘二公子；而明显更为合理的推断，是刘彝仲在父亲刘鹗去世（1909）多年后的1916年末、生活窘迫之时，拿出刘鹗藏书去亲家的旧书店换几元钱花（蟫隐庐为罗振玉之胞弟罗振常主持开办的上海著名古籍书店）。
故笔者认为，此抄本应可确定是来自刘鹗遗存，即孙诒让1904年寄赠刘鹗的那个抄本（如果陈梦家所说无误）。另一方面，这也可以反过来作为刘家确曾收到过《契文举例》抄本的一个参证。
……孙氏为何选择刘、端、罗三人看初稿？是否还寄送了其他学者？可惜陈梦家没有交代。笔者推测，刘是甲骨文的发现和最早研究者，端是当年名气最大的学者型高官（吴大澂于1902年过世），此二人入选的理由较为显见；而罗振玉的入选理由，其一可能因为罗、孙有早期的人际或文字交往（笔者未见相关佐证），其二可能就是孙氏在看到《铁云藏龟》及刘序的同时，也看到了罗序，但这个推测在孙书中未见佐证（且与笔者在另文中“罗序可能为后加”的存疑抵牾），也只能存疑。陈梦家说初版《藏龟》除附有刘、罗序外还有吴昌绶序，吴氏当时的水准、名气应不在罗氏之下许多，那么孙氏是否还有抄本送吴氏、或其他更多学者？也是待解之谜。
关于孙诒让的历史学术贡献被低估的过程，论文作者有一些独立考辩。“因《契文举例》面世太晚，更因为罗、王对其的评价，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学术界长久以来对《契文举例》的偏低评价，降低了孙诒让的学术地位。但笔者细看罗振玉早期的相关文字，却显示出他对孙氏的高度尊重。”
在论文的第三节“试析罗王对孙氏及《契文举例》的前后评价”中，作者写道：
罗氏对《契文举例》的最早记录，也是出现在孙诒让过世之后，那篇1910年《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中：“亡友孙仲容徵君诒让亦考其文字，以手稿见寄，惜亦未能洞析奥隐。嗣南朔奔走五六年来，都不复寓目”；但随后自述他“以三阅月之力为考一卷…以诒当世考古之士”后，特以缅怀孙氏作为该序结尾：“惜仲容墓已宿草，不及相与讨论，为憾事也！宣统二年夏。”罗振玉在用自己第一部甲骨文研究专著回敬日本学者、震动学界之时，感到抱憾的是不能与孙氏切磋，可见当初孙诒让在他心中的地位。此其一。其二，笔者发现一个更有力的证明，是罗振玉在其唯一自传《集蓼编》中提到，在他1907年初入学部任二等谘议官时，曾建议清朝“优奖海内宿学、经术文章夙著声誉者数人，以示学子俾知国学重要，并非偏重西学。相国首肯，令予略举其人”；于是罗氏推举了三人，第一个就是孙诒让。虽然因为罗当时人微言轻，三人中后来只有一人获奖（王闿运），但已足见罗振玉当年对孙诒让的格外推崇。其三，一个细微处是罗氏一直以“徵君”这一古人对具有风骨学识、并获皇家征召不仕的高人来尊称孙氏。少见罗用此尊称，只在后期将此称呼用在他十分看重的王国维身上。由这些根据笔者推断，罗振玉在1905-07年间及时看到《契文举例》时，其最初感受不是“惜未能洞析”，而是颇感震惊；只是因当年“所学未遂”（《殷墟书契前编*自序》），尚无灵犀，而且预期还有“博识”的更大学者出手（孙氏虽很有实力，却五考未能中进士），于是耐下性子继续当观众再等等看。这样一放，就是几年过去。
然而当罗、王在研究甲骨文声名鹊起之后，见到《契文举例》的1916年底，却对孙氏做出了不实的偏低评价。如罗氏在日记中所记“得者十一而失者十九，盖此事之难非微君之疏”（出处同前注）；王国维也在给罗氏信中云：“惟其书实无可取”、“其书却无可采，不如《古籀拾遗》远甚…上卷考殷人制度，亦绝无条理，又多因误释之字立说，遂觉全无是处”。1917年10月罗在与王书中，又有“昨见孙徵君《名原》，讹误甚多”。
罗王之后的晚辈学者如唐兰、陈梦家、裘锡圭等均曾为孙氏打抱不平，近年更有华东师范大学博导詹鄞鑫教授在其《孙诒让甲骨文研究的贡献》论文中详加论证……
笔者分析，罗、王对孙书作出偏低评价，主要应有三方面原因：1.经过几年时间的发奋钻研，罗氏的自身学力已由“曾曾小子”大幅提升至超越孙氏的水平，再看孙氏自然前高而后低；2.“罗王之学”在1916年初震学界，两人在刚得到学术界推崇之时，不想让尚无外人知道的孙书有所干扰影响，也属人之常情；3.王国维当时刚被罗振玉引入甲骨学领域不久，高峰之作《先公先王考》还未写出，身为初有所成的后进，对恩师罗振玉的尊敬和揣测迎合，也应是一个合情理的因素。……
近年有专业学者，如一位该领域博士在其2010年博士论文《罗振玉文字学之研究》中认为：“孙曾以手稿寄赠罗振玉、刘铁云和端方。罗因其‘得者十一而失者十九’，未予重视”；并加注释断定，罗振玉在1917年1月4日《丙辰日记》中的这个看法“与罗氏初见《契文举例》相隔十多年，此时，罗氏对《契文举例》的认识仍如此。”（论文第139页）这样根据缺乏的判断，未免将逐步递进的学人和学术史，都过分简单化了。
罗氏既然对孙书如此评价，为何在日本得书仅两三天内就迅速决定代为出版？笔者分析有两方面原因：一则罗氏之前很可能告诉王国维只有他见过此书，但至此才知道至少尚有另一本存世，这就带来更多稿本流传、更多人看到的可能；二则他已在之前著作自序中曾提到看过孙书，以孙氏生前声望难免引起读者关联揣测，而现在他已有足够自信，遂主动将其公开让世人去作内容比较。……
学术界近些年本着实事求是原则，正在逐渐恢复孙诒让的历史地位和功绩。
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甲骨文考释的比较
——新近发表论文《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系列报导之二
独立研究者任光宇在《南都学坛》在2019年5月发表了第二篇论文《罗振玉等甲骨文早期研究学术史新探》（2019年03期）。在论文的第四节“刘、孙、罗早期考释成果的数据对比”中，作者运用自创的一种“甲骨文考释成果简明对比法”，制表推算出了新数据项“净识别”、“成果/资料比”、“正确率”等，对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的甲骨文考释成果进行了数据比较，结果印证了孙诒让生前的学术领先。
作者写道：
如何评判刘鹗、孙诒让、罗振玉在早期考释甲骨文上学术水平的高下，对专家来讲也应是一大难题，也许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理工出身的笔者想到，对此可以做一个较为科学的数据统计及推算，将有益于建立一个大致判断。其基本思路与逻辑是，应将所见资料多少、借鉴前人成果多少等数据引入比较，近似计算，才能得出即简明又比较准确、公正的结果。
刘鹗在1903年最早看到了五千片龟甲，独自考释出47字，其中正确的有34字（据屈万里、罗琨、刘德隆 等）；孙氏于1904年参考了刘的成果，仅见到1058片龟甲拓片（初版《铁云藏龟》），即考释出331字，其中正确和待定的达175字（据詹鄞鑫《孙诒让甲骨文研究的贡献》）；罗氏于1910年参考了前二人的成果，研究了新旧发现的甲骨“数千枚”（估用6000-10000片；据《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作《殷商贞卜文字考》考释出473字，其后自认有误字数为64，但有几字实为正确 。将这些数据列表，再增加笔者以简化演算添加的新项“净识别”、“成果/资料比”、“正确率”等（具体计算公式在表中给出），可得到对比结果了然如下：
根据如上的简明设定（即“净识别字数”定义为“识别总字数”减去“借鉴前人成果字数”等），推算出两项最重要的比率结果“成-资比”和“正确率”来看，【1】刘鹗对比孙诒让：孙氏看到的资料比刘鹗少很多（1058vs5000）、而认出的却多得多（175vs34），表现为孙的“成果/资料比”高出很多（28% vs 0.9%），是刘的约30倍；“正确率”刘仅略高（72%vs59%，约1.2倍）；综合参考差距（可简单表示为两个倍数差）是30-1=29，表明孙氏考释水平远在刘鹗之上（实际隐含原因：孙的考释资料少很多，而难度、成就相对大了很多）。【2】孙诒让对比罗振玉：就指标“成果/资料比”来看，孙氏也高出罗氏很多（28%vs4.9%，至少5.7倍）；“正确率”罗氏略高（79%vs59%，约1.3倍）；综合参考差距5.7-1.3=4.4？，孙也明显高于罗（隐含因素：罗的借鉴及资料较多的影响，大于罗考证的字的难度效应）。故笔者据此可推断，孙诒让的古文字学问功力，在1904-1910年阶段仍属首屈一指。而罗振玉在1910-1915年坐实“小屯”出土地、写作出版《殷墟书契考释》前后，能力和成就才全面超越孙氏。
可见这个计算比较方法应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结果也可作为对唐兰和裘锡圭等专家相关评判的一个数据支持。早年曾请教于罗王但以“孤学”（王国维语）自成一派的唐兰最早（1939）说过，孙氏考释“颇有精到之说，为罗王之后所不及者” ；裘锡圭教授的看法（1992）更加明确：“《举例》释字胜过罗氏之处并不少见…这些例子可以说明孙氏的文字水平高于罗氏…”、“孙氏在古文字和古文献方面的学力，决不在罗王之下。”
近年还有论文对罗和孙的甲骨文考释专门做了比较研究，也有着相似的考虑和结论：“相对而言，罗氏的研究条件要优越得多。…无可讳言，罗氏古音方面的知识是不及孙氏的”，只是没有数字化。
另外还应一提的是，孙诒让还以其博学和敏锐，继吴昌绶在其《铁云藏龟*序》中怀疑古书中“文龟”背负古字即是甲骨文之后，在《契文举例》中明确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流传久远的“神龟驮洛书”之谜。他在该书自序中指出：“以相推例，雒水龟书殆亦犹是。盖本邃古之遗文，贤达宝传，刻箸龟甲，用代简毕。大禹浮雒，适尔得之，要其事实不过如此。自纬候诡託，以为神龟负书，文瑑天成。後儒矜饰符瑞，若天玺神谶，祥符天书，同兹诬诞。实则契龟削甲，古所恒觏，不足异也。”所以传说中的神龟驮出天书的伪托，其实际原形就是三千年前古人一笔一划刻出的甲骨文。
林泰辅的早期挑战与罗振玉的“一剑封喉”
——新近发表论文《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系列报导之三
继2018年11月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并在2019年3月全文转载于《报刊复印资料-历史学》）之后，独立研究者任光宇在《南都学坛》在2019年5月发表了其第二篇姊妹篇论文《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2019年03期，学刊网站 http://ldxt.cbpt.cnki.net/WKB2/WebPublication/wkTextContent.aspx?colType=4&tp=gklb）。
如果说罗振玉在1910年之前已在中国小有名气，那也仅仅是在农学和教育界。罗氏在1996年首次走出家乡淮安来到上海，与同乡密友蒋黼等人一起创办了“农学社”，并设“农报馆”办《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及新学；1900年开始应张之洞之邀担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又创办中国最早教育专业刊物《教育世界》，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岑春煊聘为两广教育顾问，翌年又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经张之洞和刘鹗推荐运作，赴京出任清政府学部二等谘议官，后升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直到1910年，罗振玉方因日本学者影响开始发力研究甲骨文，并由此开始了他在被后人称之为“二十世纪四大显学”的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和明清档案研究领域中，步步为营成为顶级学者和奠基人的辉煌学术旅程。
日本学者是如何致使罗振玉研究甲骨文的？这段历史以往并不祥实。对此一段极为重要的学术史，本篇论文《罗振玉等甲骨文早期研究学术史新探》给出了较为清晰可靠的考辩。作者在论文第五节“罗振玉研究甲骨文缘起考辩”及第六节“林泰辅的早期挑战与罗振玉之‘一剑封喉’”里，先后写道：
颇为流行的说法是，当年有日本人写信向罗氏请教甲骨文，罗作答时着手研究，于是一发不可遏止。究此“请教说”源头，笔者发现它同样仅发源于罗氏的自述。但笔者又注意到，罗氏20年前后相关自述的情节有所不同。加上后来日本人提供的另一说，使得此一事过程出现了至少三种版本。
早先，罗氏在1910年夏所写的《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中，不免要交代这部著作的写作缘起。罗氏当时谈到的起因，是上一年（1909）日本学士林泰辅在日本《史学杂志》率先发表了一篇甲骨文研究论文后，寄送通报于罗：“去岁东友林学士泰辅始为详考，揭之《史学杂志》，且远道邮示，援据赅博，足补正予囊序之疏略。”且在1912年的《殷墟书契前编》自序中，罗氏又重复了相似说法：“宣统改元之二年，东友林君泰辅寄其所为考至…投书质疑”。（出处同前注）此两次说法相隔两年，内容大致相同，可称为“邮示交流说”。
近二十年后，罗振玉在晚年自传《集蓼编》（1931）中的相关说法是：“宣统初元（1909年 -笔者注），予至海东调查农学，东友林博士（泰辅）方考甲骨，作一文揭之杂志，以所怀疑不能决者质之予。予归，草《殷商贞卜文字考》答之，于此学乃略得门径。”（出处同前注）相隔二十来年，此描述与旧说相比差别颇大，变为“面呈咨询/请教说”。
当年甲骨宗师出言，今日学界则善而信，遂使“邮示+请教说”流行。但在此事上，说者和听者都很可能有意无意地又一次落入“以后度前”的陷阱：具体在这里是“以同一人多年后之成就和地位，度其之前的言行”。历史研究常识和通则，是同一人多次描述同一历史事件的情况下，一般以事件发生较近的描述可信度更高。顾颉刚“古史辨”总结出的核心“卓识”（胡适语），即是时间越晚，演绎成分越多。故笔者先期推断，罗振玉早年描述的“邮示交流说”应该更接近历史真实。
但笔者后来又见到了一个新说法。此说来自东瀛学者成家彻郎为1999年安阳“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名为《日本人研究甲骨的先驱——林泰辅》。文中一处提到：林泰辅的“《关于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现的龟甲兽骨》在甲骨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他把该文发表于《史学杂志》，请当时居住在北京的田中庆太郎介绍给罗振玉。这对日本人来说，恐怕谁也难以理解。罗振玉见其著文而为之震惊，并受刺激而写成《殷商贞卜文字考》。”
此“田中介绍说”既别于邮示更非自呈，虽未提出自何据，但人物和地点言之凿凿。
最后看到北大教授严绍璗所著《日本中国学史稿》一书及其更早的论文《甲骨文字与敦煌文献东传纪事》，于是这一串谜团才得以完全解开。严教授提供了一封非常重要的罗振玉致林泰辅原始信件，作于并附加于1910年罗氏完成的新作之后，其中写道：“去岁在东京，得聆大教，欢慰平生。别后之思，与时具积，…前田中君转到赐书并大著，拜读一通，深佩赡核。觉往者率尔操极，见嗤都雅，愧赧无似”，后面介绍并附上了自己的新作《殷商贞卜文字考》。此信足以说明罗振玉确曾于1909年在日本与林氏有过面谈，而且林泰辅的新作确是经田中转交而非邮寄。只是罗振玉在其后所写的相关序文中，觉得没必要将这些交往细节都交代给局外的读者，故“田中君转交”不妨化简为“邮示”，“率尔操极，见嗤都雅，愧赧无似”的貌似谦词也就更不必提及了。而《集蓼编》中“作一文揭之杂志，以所怀疑不能决者质之予”的说法，应是罗振玉在多年后回忆时，一方面将早年林氏面呈的写作与后一年林氏的“杂志论文”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因罗氏晚年已功成名就，当初的“交流”也就成为“咨询”。
综上所述可基本判定，林泰辅在其甲骨论文发表后，才请内行的田中庆太郎（1880-1951，日本学者型中国古籍书商。据钱婉约《学者型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1908年至1911年这三四年间，田中在北京购置了房产，住守北京，一面向当时的中国学者、版本学家请教汉文化知识，研修汉籍版本知识，一面全力发掘、购进善本珍籍。在这一阶段中，通过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方式，田中购买了包括甲骨片、敦煌经卷、《四库全书》散本在内的众多珍贵古籍。…高罗佩则称赞说’（他在版本学上的）博识卓见，足够得上大学教授的资格。’”）转送，与其说是报告、请教学问，不如说是通知加炫耀其领先成果——以日本当年人文科技学术无不领先的地位，甲午战胜国的自豪，这种意味顺理成章。论新学、西学，中国当时的全面落后自不待言，但在祖宗文字源头研究上也让日本人领先，这在即使是亲日派罗振玉看来，也几近胯下之辱，颇受刺激。无奈那时罗氏学问并无大的优势，还不得不承认对方“援据赅博，足补正予囊序之疏略”。但紧随其后，就有了“予乃以退食余晷，尽发所藏拓墨，又从估人之来自中州者，博观龟甲、兽骨数千枚，选其尤殊者七百，并询知发见之地乃在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正史家之违失，考小学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爰本是三者，以三阅月之力为考一卷，凡林君之所未达，至是一一剖析明白，乃亟写寄林君，且以诒当世考古之士。”（《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罗氏以此力作，不但一举超越日本先驱学者，外加最早出版英文甲骨学著作的美国赴山东传教士方法敛（其《中国原始文字考》于1906年出版，但大小谬误甚多），并且一发不可遏止，其后更上层楼的系列著作随之井喷而出。
说林泰辅刺激了罗振玉是否夸张？林氏的汉学是何等水平？南京大学童岭副教授在“那珂通世、林泰辅与清末民初的中国学界”一文中，对林氏给出了生动的介绍：
林泰辅（HAYASHI Taisuke，1854-1922），东京大学古典讲习科毕业（据笔者所查资料还应加上：字浩卿，文学博士）。清末民初，当时中国一流学者对林泰辅大都赞赏有加。对于林泰辅获得“帝国学士院恩赐赏”的名著《周公と其时代》，不轻许人的王国维说道：“《周公及其时代》一书，深佩研钻之博与论断之精”。钱穆在感佩之馀，取其中第一部分《周公事迹》译为《周公》，并在译序中说此书：“排比明备，尤为学人所需。”亡命日本的郭沫若，亦根据林泰辅所编《龟甲兽骨文字》等书而陆续写成《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从而奠定了他“甲骨四堂”的地位。…痛恨日本人的章太炎先生，在给罗振玉的一封信中一路横扫，例数痛骂近代日本学者，唯独对于林泰辅笔下稍微留情，且以为罗振玉学问远不及林泰辅：“足下学术虽未周挟，自视过于林泰辅辈，固当绝远。”那珂通世的高足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抹杀论”一说，惊世骇俗，一时日本学界皆从其风。然而，林泰辅这位向来与世无争的老儒生忽然于此时拍案而起，与白鸟展开了连续四次大论战，翼护儒家学说。日本传统汉学界对于这件事情评价极高：“（林泰辅）以专门考证之学，一举摧破白鸟氏学说。以经学家而言，其气概凛然，不容侵犯。”
……
然童文没有说到的是，这位令人起敬的汉学家研究甲骨文即早，且精。根据前述成家彻郎《日本入研究甲骨的先驱——林泰辅》一文，“1900年前后…林泰辅自然也研究了金文、说文解字。恰好在这一时期，以往全然不可知的甲骨文字被发现了。当时，对这一新资料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在中国和日本都存在。然而，林氏一见其实物，立即给予了公证的评价…1909年，《史学杂志》登载了《关于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现的龟甲兽骨》。此乃日本人有关甲骨方面的最早著述，甚为有名。”（另根据该文日本文献索引，“兽骨”似应为“牛骨”。中国学术界有将其译为《清国河南汤阴发现了龟甲兽骨》，三字之差使之听起来像是一篇报道介绍性文章，应属误译。笔者近日又见北大博导严绍璗教授将其译为《论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现之龟甲牛骨》，当最为准确。-笔者注）更重要的是，成家氏在此文中接着说道：“但该文其中一节里有如下的表述：‘余于二三年前看到此书（《铁云藏龟》-成家原注），知有关支那古代文字考究方面，获有极为贵重的材料，想试作一些考证，然而尚未见到其实物，因之今权且不敢发表…。’几年前，我有机会发现了林氏于1907年写的《关于支那古代史上文字的源流》。此稿是用毛笔所书，外表绢装，计全5册的巨作…该著作尚几乎无人所知…才知道他所说‘试作一些考证’指得就是这一篇。…第4册中有《第六 古文的变迁》一节，在该节中，他对《铁云藏龟》所见有关甲骨文试作了考证。”
据此可知，林氏居然很早看到了《铁云藏龟》，并与孙诒让不约而同做了类似的研究，时间上仅比孙氏晚了两三年，却比罗振玉早了两三年。所以，罗振玉在1909年6月赴日考察农学与林泰辅会面时，他给罗氏看的很可能就是自己的早期著作《源流》的一部分。此手稿后来“无人所知”、没有发表，成家在文中给了一个线索，说林氏当年经济窘迫，为了能到中国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厚着脸傍了一回名叫诸桥辙次的同僚，成行之后，此稿就“归于诸桥辙次”。但笔者推断这应该只是部分原因，如果没有罗振玉及时、凌厉、几近“一剑封喉”的回马枪，这部书晚一些也应会由诸桥或林氏发表。
笔者尚查到，《史学杂志》确为日本政府资助、日本史学会编辑出版的一本权威杂志，1889年创刊，基本每月出一号，每年合为一编，至今已出113编（至2004年） 。根据成家彻郎此文的文献资料注释，林氏论文的发表信息为“《史学杂志》20—8、9、10，1909”，于是含义应该就是“总第20编，1909年第8、9、10月号连载”。成家此文还转引了神田喜一郎的话，指出由于早期日本学界对中国发现甲骨文普遍质疑，林氏该文其实是发表在该杂志的“杂录栏”而非正式论说栏目，这样被截断三连载也就顺理成章。
如此就可断定，当林泰辅的论文刚开始连载之时，根据罗振玉年谱他已经在日本考察完毕，于当年六月二十六日（公历1909年8月11日）回到了上海
；故罗氏在日本会见林氏之时，看到的只能是“5册巨作”《关于支那古代史上文字的源流》的部分手稿，或论文《论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现之龟甲牛骨》的草稿，而不可能是连载后的该论文全文。而且，由于罗振玉在初次会见时对林氏有所轻视，或者是林泰辅有所戒备、保留，没有尽述其正在发表的论文精华，这样才能合理解释这个曲折过程：前有罗氏会面时“率尔操极，见嗤都雅”的低看林氏，后有林氏以“转交发表的论文”回敬，再有罗氏看到正式论文后“深佩赡核”、“援据赅博”的震惊，最后才他的全力以赴，“一剑封喉”。
不论林泰辅在面见罗振玉时是否成心保留，罗氏在看到林氏论文后的震憾、和以发奋力作一雪前耻之后的得意，都应是真实的感觉。于是才有上述信中后部“近日沉溺于此考将匝月”的重视，和“凡尊考之疑窦，一一得以瞭然判决…兹约略敬陈，先生闻之当为称快也”的释怀，言外之意是也让对方也尝尝被震惊之囧，被超越之痛。而林氏和日本学术界也因为看到《殷商贞卜文字考》和附信，才真正对罗振玉刮目相看，不但将此信郑重迅速发表于学术刊物，还在标题上错报了罗氏的头衔，称该信为《北京大学校长罗振玉关于殷代遗物新发掘的通信》。而罗振玉当时的职衔，仅是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农科监督、兼学部参事，日后也未能获得提拔。
另一个不很相关的意外，是这封信还惹恼了避难日本的章太炎，并给他提供了一个指桑骂槐、扫荡中日学林的扬名机会，，即前面提及的《与罗振玉书》公开信（同年发表于章氏自办的《学林》第一期）。“革命学术大师”章炳麟以此檄文不但痛贬保皇派罗振玉的学术水平“固当绝远”、“延缘远人以为声誉”，捎带表示了对“孙仲容大儒”的不满，更将日本汉学界的新老学者几乎逐个点名训斥、嘲弄，可谓睥睨群雄，气势如虹。
然而，真正能使中外学人心服口服、肃然起敬的，不是死研古籍颐指气使，而是学术发现和独到创见。未见遭此莫名一击的罗振玉有何回应，但他宠辱不惊，择善笃行，用实际行动显示了亮剑之后的自信。，他步步为营地在《殷商贞卜文字考》基础上不断补充、扩展、改进，扎实的学术成果源源而出：《殷墟书契前编》（1911-1912），《殷墟书契考释》和《殷墟书契精华》（1914），《铁云藏龟之余》和《五十日梦痕录》（1915），《殷墟书契后编/待问编》和《殷墟古器物图录》（1916），《释钥》、《殷文存》、《与林浩卿博士论卜辞王宾书》（1917）等等。其中《殷墟书契考释》系列等著作，很快就被公认为中国甲骨学的经典奠基之作。
王国维“再剑封喉”确立罗王“二骑绝尘”
——新近发表论文《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系列报导之四
论文《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载《南都学坛》2019年第3期）的作者在该论文第七节“王国维‘再剑封喉’确立‘二骑绝尘’”里，继续写道：
罗振玉的另一历史功绩，是还以持续称许和殷切重托，将王国维（1877-1927）带引入了甲骨学阵营，并促成王氏的更上层楼。今日学界对罗氏相关作为、和在《王忠悫公遗书序》、《海宁王忠悫公传》中的一些文字不能全以为然，但至少没有理由否认罗王遗存书信这样的原始资料。罗氏在1916年初的信中明白写道：“国朝三百年之学术不绝如线，环顾海内外，能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此不但弟以次望先生，亦先生所当以次自认者。若能如前此海外四年余，则再十年后，公之成就必逾于亭林、戴、段，此固非弟之私言也。”
尤其当日本学者、罗王好友内藤湖南（1866-1934）借鉴罗振玉新出版的甲骨著作，参考王国维《三代地理小记》、及关于商王卜辞的讨论见解（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之垓，实系一人。尝以此语言参事及日本内藤博士。…博士亦采余说，旁加考证，做《王亥》一篇”。），写出并发表了甲骨文考证论文《王亥》（1916）之后，敏锐的罗振玉看到后马上寄交已回国的王国维，再次激发王氏百尺竿头，以精湛的考证写出名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随即回寄罗振玉，罗氏接到书稿大喜过望，立即回信：“灯下读一过，忻快无似”，“固知继我有作者，必在先生，不谓捷悟遂至此也”；并及时给予学术肯定、探讨意见、及出版打算：“上甲之释，无可疑者…”，“异日当以大著别写印，与拙著同帙。”
王国维在出版论文有后记云：“丁巳二月，参事闻余考卜辞中殷先公先王，索稿甚亟。既写定，即以草稿寄之。复书两通，为余证成‘上甲’二字之释。…余适以展墓返浙，至沪读此二书，开缄狂喜。”
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中，王国维首开以人脑记忆“缀合”两片关键甲骨、并导出重大研究成果之先河：“…疑本一骨折为二者。乃以二拓本合之，其断痕若合符节，文辞亦连续可诵，凡殷先公先王自上甲至于大甲，其名皆在焉”。王国维在此一研究中，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天才的想象力、加逻辑缜密的考据功夫，展现了难得的多方面综合能力。
网上有位大神作者“三山直文”，在其汪洋恣肆的长篇网文“学术史就是八卦史”中（天涯论坛-八卦江湖2015.3-10，http://bbs.tianya.cn/post-funinfo-6215921-1.shtml），对王国维这篇《先公先王考+续考》的考证过程、内容、和成就，有着颇为精彩且内行的描述：
据说1905年爱因斯坦刚提出相对论的时候，全世界只有6个人懂。那时候甲骨学更艰涩，只有两个人懂。甲骨学都不叫甲骨学，直接叫“罗王之学”。王是王国维。
嗯，是的，文艺小清新们，王国维不止会“第三重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相比王国维的其他研究成就的高度，《人间词话》基本就是玩……。
王国维坚持“史籍”需要与出土材料两相印证方为可信。司马迁光在《史记》上写啥，那不成。司马迁还写刘邦脑袋上冒白烟呢……。
王国维的脑容量极大，不但记得各片甲骨上的文字，还记得每片甲骨的外形。当时出版的甲骨文拓片书籍很多，各家都没有统一，常常是你印一本我印一本，由于甲骨出土的时候往往是破碎的，所以很可能同一片甲骨的不同部分，被分别印在两本书上，而王国维可以凭记忆把几本书某几页某几张图给拼起来。这个过程后人叫做“缀合”。
王国维挑司马迁的错是依据这幅拼图（见甲骨图1。既见下图，引着注）。这幅拼图的不同部分的原始来源，有一片在罗振玉手上，后来罗振玉编入《殷虚书契后编》的上册，剩下的那部分在上海，为大上海犹太裔房地产大亨哈同（Hardoon）所收藏。……可以发现甲骨辞中出现了多个人名，包括汤（大乙），大丁（“大”通“太”），大甲，大庚。所以很容易想到，这是一份祭祀先代商王的王表，把名字按辈份挨个列出来，不同的人享受的祭品级别不同。汤是十份，他的长子大丁虽然没即位，还是有十份，反而是外丙和中壬没份，然后大甲也是十份，大庚就只有七份了。
……接着翻《史记》。史记在汤之前是这么写的：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
从汤到后来的国王，王国维称为"先王"，而在汤建立商之前的祖先，王国维称为"先公"。
……西周金文有“合文”的写法，把两个或多个字写作一个，比如把周武王写作“珷”，作为国王的专属用字。那么假设甲骨文也有合文是很自然的……
编写《春秋左转》的鲁国人左丘明还写过一本史书叫《国语》。《国语》当中的《鲁语》有这句话：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都不用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看到“上甲微”就足够了。于是确证，微=上甲。……
现在这片甲骨的意思已经明确了：
乙未这天，用酒祭祀先公先王。用十份祭品祭祀上甲，三份祭祀报乙，三份祭祀报丙，三份祭祀报丁……以此类推。
花了这么大精力，就为考证出一群祖先在分吃的，这精力花得太不值了。等等——《史记》明明记的是：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辈份顺序是上甲——报丁——报乙——报丙。
而这片甲骨的顺序却是：上甲——报乙——报丙——报丁。
报乙从上甲的孙子变成了儿子，而报丁从儿子变成了曾孙。然而当时这样隆重的祭祀，从上甲到汤到小甲一路下来，绝对不可能在辈份问题上出错。马列毛邓三科梦。于是王国维凭小小几片甲骨，不声不响地扔了个炸弹：司马迁抄错了。
……从司马迁的记述中可以看到的是，外壬是中丁的弟弟，河亶甲是外壬的弟弟，祖乙是河亶甲的儿子。换言之祖乙是中丁的侄子。
然而王国维又在一堆碎片中找到了这片（见甲骨图2。此图省略，引着注）：虽然前后有一点不全，但是还是可以把整句话恢复出来。又是一群商王鬼魂在分吃的。
对照着王表看一下，一个叫“丁”的王，他的位置要在“大庚”的后面，又要在“祖乙”的前面，那第二列头一个王必须只能是中丁了。可是中丁和祖乙是挨着的。反而是没有河亶甲和外壬的位置。和前面的这张对照下,汤的长子大丁虽然没即位，还是享受祭祀，反而是汤的兄弟，曾经当过商王的外丙和中壬没份。
于是王国维再次云淡风轻指出司马迁的错：祖乙是中丁的儿子，而不是河亶甲的儿子。
这种随手乱扔炸弹的感觉爽爆了啊。就像当年商博良随便一句“象形文字是拼音”就直接推翻一千年人类的努力。当然人家王国维读书人不会这么说，王国维只是轻描淡写一句“何必是史记而非卜辞耶？”表达的意思就是“啊哈哈哈你们这群傻x还抱着史记呢？”
王国维一出手这两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最重要的成就还不是理清了谁是谁儿子的问题，而是把甲骨文瞬间提了十个级别，把业界标杆直接立在很高的地方，既反击了“疑古派”的“殷商史是道听途说凑来”的论点，也猛扇了“崇古派”的“司马迁最牛了么么哒”两巴掌。
在论文《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的第七节，作者继续写道：
“卜辞之学至此文出，如漆室忽见明灯”（赵万里语）。此篇论文经过学界和历史岁月检验，遂成为中国新史学“二重证据法”的里程碑之作。继林泰辅再次形成挑战的内藤湖南，在读过之后也只能“感叹至极”（严绍璗语，《日本中国学史稿》P.184），随即就将此一重大成果公布于日本学界。其后的其他外国学者，在这个领域更只能望洋兴叹，再无赶超机会。（此事另见钱婉约在《罗振玉与内藤湖南的交谊》文中所说：“1916、1917年，内藤湖南先后发表《王亥》、《续王亥》等论文，即是在罗王考释甲骨文的基础上，作出的利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历史的杰作。王国维又在内藤湖南这二文的基础上，进而写出更为精湛的古史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这是甲骨文研究史上中日学者交流的一段佳话。”载《中华读书报》 2012年06月06日）
至此，罗王以先后出手的“两剑封喉”，稳固确立了二人在甲骨学界“二骑绝尘”的领先格局，同时也为自身奠定了“罗王之学”独领风骚于一时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声誉。
……
一幅珍贵的历史照片，留下了当年罗振玉获得国际声誉的佐证。从日本归国前夕的1919年春，罗氏已独步那个时代的中国学人（甚至包括当年的中国名人、政要），罕见获得了包括日本汉学家及大学校长的学界、当朝内阁大臣及后任首相的政界，和报人、收藏家、艺术家等，一共至少36位学人名人参加的京都送别聚会。会后，罗振玉还被数人一路送别至神户登船。此事证明了一位手无权柄和寸铁的传统中国学人，可以凭借个人学问赢得以日本文化精英为代表的现代学术界的尊敬；也可谓是中国近代民间对外交流史上，一段尘封已久的佳话。（本段内容和相关照片、合影注释由于不适于学术期刊出版印刷，发表时被割舍。）
日本各界京都圆山公园送别罗振玉合影（1919年6月21日）：一排正中执圆扇者为罗振玉，他右侧是前文部大臣、后日本首相犬养斋（1931上任），左侧是文人画耆宿富冈铁斋。其他送别者包括：《朝日新闻》创始人、社长上野理一，京都大学校长荒木寅三郎，外务大臣、农林大臣山本悌二郎，书法家、收藏家小川为次郎，汉学家高田忠周，书画家江上琼山，维新功勋榊原铁砚（第一排内）；史学家、汉学家内藤湖南，哲学家高濑武次郎，东京美术大学创办人长尾雨山，地理学家、汉学家小川琢治，罗振玉长子罗福成和四子罗福葆（第二排内）；帝国大学校长、汉学家滨田耕作，哲学家、佛学家松原文三郎，书法家、汉学家黒木钦堂，汉学家铃木虎雄（第三排内）等。（照片及注释来源：张璞《一杯飞天敬大师》，2016《文史淮安》专题增刊）
在论文第七节“王国维‘再剑封喉’确立‘二骑绝尘”的结尾，作者还写道：
……
然如乔治忠在其著作《中国史学史》（2011）中所指出，后世甲骨学家丁山、陈梦家、周鸿翔等先后都曾指出了王国维《先王考》中的错误部分，这也是现代学术递进发展的事实。本人也基本赞同乔教授作出的如下结论：“王国维之‘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引自《古史新证》-笔者注），已属于错误的逻辑……正确的学术态度，应当是以客观的求真、求是态度对待新发现的史料，能够印证原有史料和结论者，固当印证之，而若可以否定原有材料和结论，亦当予以否定之。”（来源同乔治忠《再审视》文前注）其实，这也正是胡适之名言所强调的、科学考证的基本原则：“有八九分证据，不要说十分话”。
罗振玉对中国文化贡献的关键性
——新近发表论文《罗振玉等甲骨文早期研究学术史新探》系列报导之五
如作者在此篇论文中所指出，“在民族复兴必需有文化自信和软实力支撑的今日，学术界对罗振玉的历史评价已在恢复之中”。较近年的，如胡文辉在《现代学林点将录》（2010）罗振玉一章中判定：“在天翻地覆的乱世，罗氏以私人一己之力，为传古继绝之业，尤为不可及；其成绩之浩翰，不惟空前，亦已绝后。……世无王国维，罗振玉仍为罗振玉；而若无罗振玉，则至多仅有文学史家的王国维，必无古史学家的王国维矣。此为近世学术史上至关紧要的一段因缘际会。”更近期的，还有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丁小明在2018年10月为“雪堂雅集：罗振玉、王国维的学术世界”展览所写前言中，将“罗王之学”誉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为巍峨的大厦”，并且指出：“将之放在中国学术史的‘长时段’上进行比较的话，‘罗王之学’……不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千秋壮观’，在世界古典学术研究中自当雄居一席宝座矣！”
历史考据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考辨追求历史真相，裁判人物是非功过，总结记取历史经验教训，以指导当代和未来民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造福人类世界。中华民族文化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经辉煌领先，又经历了近代的滞后、屈辱，再经过一百多年的不懈奋斗，终于步入当代复兴之路。这是全民族、几代人波澜壮阔的合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层面，也包含着所有左、中、右有识之士的求同存异、各尽所能。而其中文化和学术上的进步成就，尤其关键重要，为一个民族生存、自立、发展所必不可少。
在此篇《罗振玉等甲骨文早期研究学术史新探》中，论文作者在具体考证、探讨了罗氏如何步入“继绝学”伟业的过程之后，对罗振玉在中华文化和近现代学术转型上的历史性贡献，尝试做出了中国学术期刊论文中迄今最为深入的总结和高度的历史评价。在论文第八节“罗振玉历史成就的关键性”中，作者归纳出了罗振玉等贡献于中国文化的五个历史关键性：
传统金石学起源于宋，到清代与朴学中的考据训诂结合后异军渐起，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前身。不幸的是，在晚清中国濒临亡国灭种、民不聊生的大背景下，真正有功底、有心力、又具国际眼界的学人菁英，实际上已寥若晨星。……
今日看来，罗振玉历史贡献的重要性和关键性，至少可归纳为5点：
1. 无论当年是“炫耀”还是“请教”，林泰辅那篇“援据赅博”的论文形成的挑战，毕竟在1910年及时放到了罗振玉面前。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中国甲骨学界、乃至整体学术界的一大幸：因为当时的国学大师中，如孙诒让的已逝，章太炎等又热衷革命且在学术上故步自封，故如果罗氏晚几年看到林文，中国甲骨学的突破和起飞就很可能推迟几年；更糟糕的如果，是假如当年灾难深重的中国没有罗振玉这样一个关键人物站出来，能够面对、赢得林泰辅的挑战，后果应会更加不堪设想——《铁云藏龟》、《契文举例》都只能长久陷入尘封，其他“甲骨三堂”的研究、加1928年的殷墟科学发掘都将无从谈起，甲骨学将会被具汉学训练的日本学者长期把持领先，结果将可能比诸如敦煌学、“北京人”研究的境遇还惨，与埃及和玛雅象形文字的遭遇相当。还好历史不能假设重来，甲骨学已真正成为中国近代唯一的、从发现创立到发展壮大都由中国人主导并持续领先的、有世界影响的综合性现代学术领域。
2. 如很多学人已指出，“罗王之学”中甲骨学的首战告捷，激励开启了罗王在其它三个“显学”领域中的一系列异军突起和后来居上：敦煌遗书、流沙坠简的及时介入研究、明清档案的挽救和研究，及对殷周史、古器物、明器、西北地理、和民族史学等多项学科的开创深入研究。一系列的相关成就以其“内容之丰富、甄别之谨严、成绩之浩瀚、方法之崭新”，使得子孙后代“欲论中国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郭沫若语，《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3. 梁启超把“清之考证学”列为中国文化后秦“四大思潮”之一，并总结说“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清考证学”以“朴学”为特色，“其学问之中坚，则经学也，经学之附庸则小学”；王国维并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窃谓我朝三百年之小学，开之者顾（炎武）先生，而成之者（罗振玉）先生也” 。“小学”的突破升华了中国古文字学，打造了甲骨学[乃至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核心，加固了中华文明基石，成为人类早期文明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成就之一。
[余英时教授在《“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载《国学学刊》，2011年2期）一文中也曾明确指出：“经、史、子、文虽代表着中国的学术系统，但这一系统在清代却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便是‘考证学’的全面发展，终于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1922年胡适为北大《国学季刊》所写的《发刊宣言》将“整理国故”的规划和意义陈述得非常清楚。……《宣言》开头便说国学界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二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根据胡的日记，我们知道这‘二五个老辈’是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和梁启超。这恰可证明“整理国故”是直接继承清末民初的“国学”运动而起的。……《宣言》首先肯定清代三百年的学术成绩为‘整理国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胡适“不但肯定了清代考证是‘科学方法’，而且更近一步把‘科学方法’总括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大字，一直流传到今天。”——此小段为笔者后加]
4. 王国维更有言评价罗振玉的难能可贵：“先生独以学术为性命…国家与群力之所不能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 。回眸1900以降的几十年间，全球发生了两次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中国进行着愈演愈烈的内外残酷战争。在各国、各届、各级政府都很难集中人力财力来抢救、建设本民族文化之际，在中华民族遭受列强入侵和瓜分危机的年代，更凸显出罗振玉以“一人之力成之”的难能可贵。当年风雨飘摇中的踽踽独行、卓绝苦撑，今日看来几近力挽狂澜、砥柱中流。
5. 更应看到的，应如梁启超所深刻指出：“凡袭有遗产之国民，必先将其遗产整理一番，再图向上，此乃一定步骤；欧洲文艺复兴之价值，即在此。故当其时，科学亦并未发达也，不过引其机以待将来…故清儒所尊之途径，实为科学发达之先驱”（同《清代学术概论》注，P.224）。中国今日的科技、经济、文化的再次崛起和复兴于现代文明，印证了任公所言“遗产整理”（亦即胡适所言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作为“中国之文艺复兴”的启蒙奠基作用的重要性；而罗、王及稍早的刘鹗、孙诒让等，在此民族复兴大业中所起的关键历史作用，不言而喻。
故在笔者看来，相对于罗振玉为中华文化继绝学立下的功绩来说，诸如曾为溥仪和满洲国站过台、在抢救遭湮灭中的中国古籍时私藏过若干册书、在“灶几不黔”的状态下卖过一些真假古董给外国人之类的非议，都显得无关大局了。文明世界明白，人类历史证明，真正能让一个民族屹立不倒的，不是王侯，不是军队，不是人口；而是文明，是文化，是学术。
在论文结语“为往圣继绝学功勋不朽”里，作者对其相继发表的两篇姊妹论文，做出了总结：
大发现、大学问的造就，需要若干杰出学者相继发力，相辅相成。没有宋元明清千百年“金石学”和“考证学”的积累，就不可能有王懿荣的慧眼识珠；没有王懿荣“厚值留之”，就没有刘铁云的“予数得之”；没有刘鹗“拓付石印、祷祀以求”，就没有孙诒让的“衰年睹兹奇迹”；则没有孙氏的“略通其文字”及林泰辅的“始为详考、援据赅博”，也难有罗振玉的“询知发见之地、以三阅月之力为考一卷”，和“发愤为之考释、尝念言学术传布之责…今乃幸得之”
；而没有罗振玉长年的关照引导，更难有王国维再上层楼的《先公先王考》、《古史新证》、“二重证据法”，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身后荣耀（陈寅恪语）。
另一方面，如笔者在前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的发现研究新论》中所说，凡涉及学术和寻求历史真相，就应扫除一切政治因素、师承门派、人情避讳等等干扰，以一码归一码的科学原则，将国故整理清楚。天下没有完人，微瑕决不掩瑜，先驱们的历史功绩和学术地位不会因存在任何错误、瑕疵而稍减。在民族复兴必需文化自信和软实力支撑的今日，学术界对于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等人的历史评价虽在恢复之中，但还没有达到他们实际应得的高度。
自北宋以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菁英就将自身的最高使命归结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笔者看来，王懿荣、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无疑都为“往圣继绝学”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他们都是中华民族面对西方和世界文明拿得出手的佼佼者。在当年战火硝烟之外的文化学术疆场，他们一方面成为中华文化继往开来的中流砥柱，为百年后的民族复兴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自身也成为大变局时代碾压个人命运的牺牲品：刘鹗于酷爱金石文物、发现研究甲骨文、和文学创作之外，以其太谷学派“养民”思想为信仰，揽“为生民立命”为己任（治河、开矿路、借外资、办赈济等），结果屡战屡败，最终被流放身死边陲；罗振玉则在“继绝学”有大成之余，更雄心勃勃试图“开万世太平”（君主立宪），不料落得更大
“汉奸”骂名，郁郁而终。而王懿荣、王国维、陈梦家则前仆后继，在不同时代动乱中决绝自裁，更如陷入宿命魔咒一般，令人长叹不已。
好在人类发展史已经证明，科学发现和学术成就有如灯塔，引领着文明不断进步，“为万世开太平”也随之潜默移化孕含其内；而相形之下种种一时之是非进退、兴衰成败、王旗变换，却常常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此为原稿内容，发表时学刊编辑略有酌情删改；论文所附37条参考文献及8条注释多未列，请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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