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4卷第6期/2018年11月，“珍稀文献研究/非纸质文献专题”栏目），以首篇位置发表了名为《“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的学术论文（学报主页http://gxss.cbpt.cnki.net/WKA/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gxss可下载）。作者任光宇以美籍独立研究人身份，经过三年多的潜心研究写作，用长达3万字的考辩论证，向甲骨文发现及早期研究学术史中的诸多重要疑案，发起了一波学术冲击。

汉字由中华民族所创造，是当今地球上人类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更是世界上唯一的沿用古今数千年至今的文化文明载体——包括读者眼下正在阅读的文字；而其公认的最早成熟形态，即是甲骨文。《新论》作者在绪言开篇写道：“甲骨文的横空出世已被列为中国二十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首，甲骨学的兴起也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而这一重大发现，恰巧发生于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科学转型的历史节点上，故在这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中，难免混杂着某些传统观念习俗和一些非科学论断。尤其是关于甲骨文发现及早期研究的历史，不少关键环节上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仍处于悬案状态。在不断发展的中国和世界考古学接口前，在甲骨先驱尽瘁而逝一个世纪之后，在中国‘新时代’领导给予特殊重视、需要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背景下，这笔胡涂账的延续越发显得与时代脱节，也与今日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崛起相失谐。”

长久以来，关于甲骨文发现的一些传奇故事，在各种史书和报刊频频刊载，被文化和历史爱好者津津乐道。诸如“得了疟疾的王懿荣祭酒,阴差阳错地发现了消失千年的甲骨文”；“最先发现甲骨文的，就是咱们天津人”；“刘鹗得到甲骨后，在其亲家、大学者罗振玉的大力协助下，出版了《铁云藏龟》”；等等。然而这些说法在此篇论文的严谨论证下，有可能将会在教科书里销声匿迹。

《“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后文简称《新论》）全文两万九千余字（包括文献注释）。论文通过对新旧史料和已有学说的梳理、检验、和更为科学严谨的辨析论证，主要在如下几个重大议题上提出了独立新说，或有力质疑：

1. 近百年以来的“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说”应予修正；“王襄（或王-孟）共同发现甲骨文说”应予否定。据“中国甲骨文发现”这一典型“学术型发现”的科学定义、及作者预先拟定的三项必要条件进行严格检验，只有“刘鹗发现说”具有确凿、完整的证据链支撑；而更加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且合情理的结论，应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甲骨文说”。如此裁决，才能科学修正、合理弥补“现定甲骨文发现人自身并未留下一字证据”的学术缺憾，使人类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的中国甲骨文发现史不再有懈可击。

2. 建议将“吃药发现甲骨文”的坊间传说移出学术史，并根据罗振常、明义士、刘鹗、王氏后人更为可靠的原始文字史料，给出甲骨文发现过程的新表述：王懿荣向古董商搜求有字文物——1899年估人走乡查访、在河南发现有字甲骨、并带至京师——1899秋王懿荣厚值认购、1900春再次购藏——1902年秋刘鹗经王汉甫（崇烈）收购甲骨、并开始鉴定研究——1903刘鹗继续搜集甲骨、挑选墨拓、写出研究论文（自序）、并于年末出版《铁云藏龟》石印初版——1904年刘鹗多次刊登报刊公告宣告甲骨文发现、并邀约天下学人共同研究。

3. 全文刊登1904年《时报》的刘鹗自撰公告（期刊首发）。此公告在被发现并收入2007年《刘鹗集》后，多年未被学界关注（直至2016年8月的烟台福山甲骨文研讨会）。指出刘鹗的《铁云藏龟》+公告明确宣告了甲骨文发现，终结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密藏自娱陋习，在东西留洋学生学成归国之前开启了本土学术转型，促成了前有王懿荣刘鹗孙诒让、后有“甲骨四堂”、继有中研院考古发掘的学术大进军，在中国近代学术转型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提出《铁云藏龟》仅被为定位为“甲骨文著录”是一个错误。指出由于版本等历史原因，即使相关学者也很少有人通读过《铁云藏龟*自序》。举例辨析全文凡1467字、考释内容多达53%以上、并断识四十多字的《铁云藏龟*自序》，应被确立为最早成功断代鉴定（“为殷人之确据”）和考释甲骨文的学术论文，刘鹗领衔罗振玉、吴昌绶，一同在1903年率先拉开了甲骨文考释研究——暨甲骨学的序幕。

5. 质疑、论辨“罗振玉怂恿-墨拓-编辑《铁云藏龟》说”皆不应成立的理由；强调罗振玉“1901年初见甲骨说”应予彻底否定。但同时指出，罗振玉的历史功绩和学术地位不应因各种瑕疵而被贬低，学术界对于罗振玉的评价近年虽在恢复之中，但远还未到他应得的高度。

6. 强调中国甲骨文发现的独特性，在于其发现、公布与鉴定、释读等重要节点之间，在时间、内容、和当事人上都密不可分。提出对甲骨学学术史阶段划分的新建议，即将1899至1928年共30年期合并起来，称为“中国甲骨文发现、鉴定和研究的开创奠基期”。此阶段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是王懿荣、刘鹗、罗振玉、吴昌绶、孙诒让、王国维，其他参与人为王襄、罗振常、端方、唐兰、马衡、叶玉森、胡小石、商承祚、容庚、吴其昌等人。他们面对既无地层也无坑口、位置记录的一堆堆碎骨，全凭扎实的国学功夫，同时汲取中西两种文明的精华，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型进步、为甲骨学步入现代世界学术之林，完成了开创性的奠基。

《新论》作者期待，论文提出的诸项新说，能够得到学者专家的严格审视、指正，和关注中国文化历史的广大读者深入讨论。论文作者早在2016年，就曾将初稿请教于一些甲骨文领域专家和历史学者，得到的响应不一而足。几位海内外学术权威在阅读或了解之后，仍然认为王懿荣“甲骨文之父”的地位不可动摇；但也有甲骨学专家明确表示“可备一说”，“有关研究内容颇有见地，值得早日刊布于学界。”尚有一位资深史学史教授的具体响应为：“考据和论证十分严谨，完全附和逻辑规范。总结出的考订三项证据条件，基本合理，而且十分重要，似应多用写文字更明晰阐述。在结论方面，我个人想法似不必将王懿荣与刘鹗联合一起作为发现人。这里所谓‘发现人’，应当是从学术意义出发，严格按三项必要条件衡量，只有刘鹗合格。王懿荣从实物、古董校读可以算发现人，但他并不及时研究和公布学术成果，虽已知甲骨片的文化价值，但有收藏居奇之心，实为遗憾。”

另据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还计划在明年发表作者的另一姊妹篇论文《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该论文将继续追寻甲骨文早期研究轨迹，聚焦探索若干疑案，内容包括：提出孙诒让《契文举例》初稿流转的新说；探析罗振玉对孙诒让评价的变化；揭示日本学者林泰辅曾在初见罗振玉时被低看，后经学友传递、炫耀其一度领先的甲骨文研究成果，遂刺激出罗振玉发奋出手一剑封喉；其后内藤湖南再次挑战，又激发王国维写出里程碑名作，至此奠定中国学者在早期甲骨学界“二骑绝尘”的格局。论文还提出一种新创的“甲骨文考释成果简明对比法”，并计算比较了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的早期考释成果，印证了当初孙氏的顶级学术功力。最后归纳出罗振玉等历史功绩的五个关键点，包括拯救中国甲骨文研究使之免遭埃及、玛雅古文字命运，和为中国现今崛起复兴起到的文化奠基作用。

“甲骨文之父”尚需“合伙人”

——新近发表论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普及系列报导之二

最新一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4卷第6期/2018年11月）的“珍稀文献研究/非纸质文献专题”栏目，以首篇位置发表了名为《“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的学术论文。作者任光宇以美籍独立研究人身份，经过三年多的潜心研究，用长达近3万字的考辩论证，向甲骨文发现及早期研究学术史中的诸多定论，发起了新的挑战。（综述见系列报导之一）

在《新论》论文的第一、二章里，作者首先运用所拟“现代学术发现三大必要条件”的快刀，来斩断和清除甲骨文发现之争的百年乱麻；随后有力推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甲骨文说”，以合理弥补、科学修正“中国甲骨文发现人自身并没留下一字证据”的学术缺憾，使人类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的中国甲骨文的学术发现史，不再有懈可击。

第一步，作为例行程序，论文总结梳理了学术界关于甲骨文发现的研究现状：“甲骨文发现至今已近120年，海内外学术界基本认同1899年为学术意义上的甲骨文发现年。然而论及具体发现过程和发现人，至今仍无法达成共识，只能将两种、或更多说法如数列出。”较为权威性的结论，先后由学术权威董作宾、胡厚宣、李学勤、王宇信、范毓周等教授作出，内容基本一脉相承：最早对甲骨文作出购藏和鉴定的是王懿荣，同时开始接触并搜求的还有天津的孟定生和王襄。较具代表性的综述，是朱彦民教授在近年（2008）《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关于甲骨文发现研究诸说的概括与评议》一文中的总结：“甲骨文发现这样一个极为初始又极为重要的课题，并没有完全研究清楚和彻底解决，而是长期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激烈的争论意见。……对于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这是最为分歧的一个方面，迄今有：王懿荣、王襄、孟定生、刘鹗、端方、罗振玉、胡石查、陈介祺、潘祖荫、古董商、小屯村民等十多种不同的说法。现在学术界一般倾向于前三者即王懿荣、王襄、孟定生是甲骨文发现的最早人物。”第二步，《新论》作者直截了当，明确指出：“根据本文前述的‘正确鉴定诠释’是现代考古学术发现的必要条件之一，则‘古代/村民/估人发现说’之类的主张不必再提再议。”并援引有“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李济对此作过的有力说明：同期殷墟考古（1928-1937）已发现隋墓曾频频打破商文化层，带字甲骨碎片早已被发现并掺入回填土中，但当然不能说隋代人发现了甲骨文。“鉴定诠释”对于现代学术发现的关键性，曾被“人民创造历史”、“卑贱者最聪明”等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干扰几十年，时至今日应该立即明确予以终结。

第三步，针对学术界争议很大的“王襄、孟定生同时发现说”，作者认为“因其缺失现代考古发现必需的及时、公开、确凿、或可查证的原始书证记录”，从而导致此说无法成立。具体理由实际上已为许多学者所指出，可归结为四：

1. 其最早、公开可查的文字书证，仅来自于王襄自己在1933、1935年的两篇题跋、即自说，不能作为在该文发表30多年前（1899年）事件的、有利于自己的直接证据。

2.王襄自说的唯一可以做证的当事人——范姓古董商的说法，有罗振常1911年最早实地调查记录，还有加拿大牧师明义士1914年的实地调查记录，均指出范估当年多次谈及最初的买甲人，都明白只提到王懿荣一人，没提王-孟。

3. 逻辑常识推断也明显不利于“王-孟发现说”。王襄在1899年只是一位不到23岁的科举备考生，其学识明显不足以鉴定和诠释甲骨文；孟虽比王大9岁，但终其身只是一位书画家；故二人比之王懿荣（55岁，祭酒）、刘鹗（42岁、鉴藏家）差距很大。王襄自己也承认不讳：“其文多残阙，字尤简古，不易属读。尔时究不知为何物。予方肆力于贴括业（应科举试-笔者注），遂亦置之，不复校理”，后来他致力研究、出书时，已是 “罗王之学”成果早已公开发表了十来年之后1920年后的事情；且其初期研究，也曾向罗振玉、叶玉森讨教、交流（据胡厚宣）。

4. 既然王、孟当时即无学名、又财力“寒素”（王自述），按常识古董商不会优先向他们出售甲骨。王襄两次回忆当时范氏很高的要价“字偿一金”、“字酬一金”，明显是经过王懿荣判断认购后的提高要价。故王-孟即使在早年购藏了少量甲骨，也应在王懿荣之后。

最关键的是，他们没能及时地留下原始文字（直接证据）、也没有足够学术能力（逻辑推断），以及时在初见甲骨文时作出正确鉴定诠释。故无论他们收购甲骨是否在先，当年的王-孟二人与范姓估人并无明显差别，更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足以成为此一科学发现的发现人。

第四步，作者论证了仅有“王懿荣”、“刘鹗”二位发现人可议之后，指出“刘鹗发现说”完全无需牵扯那篇内容道听途说、1931年才见报的汐翁“龟甲文”；只凭刘鹗遗留的1902年相关原始日记（11月5日“晚间刷龟文，释得数字，甚喜”等）、1903年公开出版的1058片有字甲骨原拓和自序的《铁云藏龟》（内容即有“为殷人之确据也”的鉴定、还有四十余字的释读）、及1904年登载于《时报》的广告（详述见后），再加1902年日本内藤湖南登门访问初见甲骨的回忆文字、1904年孙诒让《契文举例》中的援引《藏龟》研究文字等作为有力旁证辅证，即可构成一联串确凿、完整的证据链，充分满足前述现代学术发现的三项全部条件。

第五步，指出“王懿荣发现说”之“重大缺陷依旧，这就是迄今仍没能发现王氏任何确凿文字、或其它任何原始直接证据，证明王公在1900年前后发现甲骨并做出过正确的鉴定诠释”。其率先购藏甲骨之说的辅证，仅来自刘罗的早期著述判断、和王氏后人的后期著作；况且现存的几项间接证据，最多也只支持王懿荣最早收藏甲骨文、具备鉴定甲骨文的能力，但都不是原始直接证据。故合情合理、几全其美之法，是把王懿荣的“收藏发现人”与刘铁云的“鉴定传播发现人”合二为一，把二人一起定为“甲骨文联合发现人（Co-discoverer）”，将甲骨文学术发现确定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说”。

至此，《新论》作者总结道：“如此裁决，应是既有足够现代学术规范支撑、又符合中国特殊历史国情的万全之策。它至少可有四大好处：一在国际科学规范上更加严谨完备，华夏文化源头甲骨文之百年公案可得到稳妥的、至少是阶段性的解决；二可使甲骨文发现时间不致推迟，仍然维持1899年不变；三是王懿荣的历史贡献不被埋没；四则肯定褒扬了中国学术转型期学人间相惜-相继-相成的佳话。

“其实，此‘王刘联合发现说’之说，正与前‘中研院’院长、中国近代第一个人类学博士李济在其生前最后一本专著《安阳》中，对王懿荣和刘鹗二人的评价论断不谋而合、异曲同工：‘如果王懿荣是中国古文字学新学派的查理﹒达尔文，刘铁云就像托马斯﹒赫胥黎一样与他并列，这已是被一致公认的事实。’遗憾的是这个评价已被学术界遗忘久矣。……衷心期待在一百多年的争论之后，我们无需再向世界同行费力解释，人类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甲骨文的发现人自身并没留下一字证据。”

《新论》此说的提出，使“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在史实和学术上的明显缺憾，被百年后论证的“合伙人”刘铁云的证据链圆满补足。

中华民族远古传说中“惊天地”的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在几千年后又被两位“泣鬼神”（王投井殉职于皇城、刘发配横死在边陲）的炎黄子孙并肩发现，可谓在人类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场最悠久、最传奇、艰苦卓绝的文明传承神话大剧。

《时报》公告惊世界，“吃药发现”属传闻

新近发表论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普及系列报导之三

“甲骨四堂”中排行老三或老四的郭沫若，曾经作过一首名诗《访安阳殷墟》：“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一片甲骨惊世界，蕞尔一邑震寰宇。”于是多年以来，以“一片甲骨惊世界（/惊天下）”为题的文章、故事、甚至历史试题，常见于各种报刊和网络媒体。但那毕竟是文学语言，甲骨自身并不能说话；尤其是在晚清风雨飘摇、国破家亡的严酷背景下，要让甲骨文这一重大学术发现及时、真正地“惊世界”，何其不易。而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任务的，除了广为人知的1903年《铁云藏龟》，尚有近年发现的、不为学界所广知的、1904年刘鹗所撰《时报》公告。

在《新论》论文第三章“尚未引起学界重视的1904年《时报》公告”里，作者写道：“根据《刘鹗集》主编刘德隆先生于本世纪初在上海图书馆的发现，1904年8月26日（农历七月十六日）的上海《时报》第五版刊载了“抱残守缺斋刘铁云启”的《铁云藏龟》、《铁云藏陶》大型“告白”（当时报界对告示和广告的合称），而且相同公告在该段时期，间隔一至二周即重复刊登，延续约半年时间。……此篇广告经刘德隆先生抄录，全文收入于由其主编、2007出版的《刘鹗集-上》（P.669），但未能及时引起学界学者的关注。直至2016年8月19-20日，在烟台福山区王懿荣纪念馆举行的“甲骨文字识读进展与研究展望研讨会/暨‘甲骨学发展史馆’开馆仪式”上，笔者才了解到，参会的多位甲骨学权威学者尚未听闻刘鹗有此公告，但都认为此一事件颇具历史重要性。后在会议预先安排的20日研讨会发言中，笔者向包括王宇信、宋镇豪、王震中、李民、扬升南、王仲孚、蔡哲茂、吴振武、黄天树、朱凤瀚、蔡运章、沈建华、朱彦民、王蕴智、刘一曼、曹定云、胡振宇等全体与会专家，就这一重要发现加作了特别介绍。”

《新论》随后将此篇公告，首次在学术期刊做了全文转载：

《铁云藏龟》、《铁云藏陶》出版广告：

士生三千年后而欲上窥三代文字难矣！虽山川往往出鼎彝，十之八九归诸内府，散在人间十之一二而已。而收藏家又每以保护古器物为辞，不肯轻易示人。人之所得见者，仅摹刻木版耳。摹刻之精者如“积古斋”、“两罍轩”之类，又复行世甚希，好古者憾焉。

近来新学日明，旧学将坠，愿与二、三同志抱残守缺，以待将来。故出敝藏古文，拓付石印。兹先成二种：一曰《藏龟》，乃己亥年河南汤阴县出土。皆殷、商纪卜之文，以刀笔□于龟骨，即殷人亲笔书也。凡一千余品，装订六本，售价六元。二曰《藏陶》，系十年前山东临淄等处出土亦属商、周文字。计五百余品，附以汉代泥封。泥封者，苞苴之泥也，官名多史册所遗。共装四本，售价四元。又印明拓《石鼓文》，每份一元。三曰《藏货》，四曰《藏玺》，明年续出。此皆本斋所藏之器物也。至海内各家收藏钟鼎彝器，敝处搜辑拓本已得二千余品，拟参合诸家之说，彝撰释文，次第付印，以公同好。四方君子，或有秘藏古器以拓本寄示，或有心得释文，以说稿惠教，皆祷祀以求，不胜感激者也。

寄售处：北京、上海有正书局及本馆账房          抱残守缺斋刘铁云启

《新论》随后指出，此篇公告内容的三大要素：即1.以当年最先进媒体宣告发现甲骨文、2.再次准确诠释甲骨文、3.学术公器化地邀约“四方君子”，“使得这篇文字，将新闻公告、意义宣示、研讨邀请等多种内容与商业促销功能融于一体，一举数得；同时将此一新发现的考古学术活动，从个人和少数同好的私下玩味切磋，扩展为公开平等邀约天下学人、乃至所有社会大众。这不仅是量的升级，而且是质的飞跃，其意义之深远非一篇普通近代广告可以同日而语。它应可能成为中国早期（如果不是最早的话）倡导和实践将传统学术化为现代公器的典范，在‘旧学将坠’、‘新学日明’的中国近代学术转型历史上，写下了有代表性的、具里程碑意义的一页。”

并且，能在《老残游记》中描写人物、景物、和音乐“前无古人”（胡适语）的大手笔，写公告也是出手不凡。“士生三千年后而欲上窥三代文字难矣！虽山川往往出鼎彝，十之八九归诸内府，散在人间十之一二而已。……好古者憾焉”，开篇几句，吊足读者胃口；“近来新学日明，旧学将坠，愿与二、三同志抱残守缺，以待将来”，坚忍不拔踌躇满志，跃然纸上；“四方君子，或有秘藏古器以拓本寄示，或有心得释文，以说稿惠教，皆祷祀以求，不胜感激者也。” 古国儒者风范，新派学者风度，如在眼前。

于是，埋藏了三千多年的“一片甲骨”，正是借助刘鹗刊登在当年中国大报《时报》上的这篇启示公告，真的震惊了天下，或至少是吸引了大量当年读书人的眼球。《时报》为梁启超撰发刊词、1904年6月创办于上海的著名大报，总共发行了三十五年之久，经销商遍布全国及海外华侨大城市，重点布局于上海、江苏、浙江一带，与《申报》、《新闻报》两大报同列为近代上海最有影响的报纸。“笔者推测孙诒让很可能就是由此途径，在1904当年及时得知《铁云藏龟》的出世（并在同年底写出论文）；日本学者林泰辅也在一两年前后得见《藏龟》并开始研究甲骨文，同样可能是得益于报刊公告的威力。”

作者在《新论》第二章中提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甲骨文说”之后，还向学术界提出了修正甲骨文发现过程的建议：笔者认为还有必要建议、并期待学者专家们认同，今后能在相关学术著作中做出如下的澄清和更正：长久以来广泛宣传的“王懿荣生病吃药发现甲骨文说”，其源头实际上仅是1931年报刊短文、和民初流传于北京琉璃厂的坊间传闻（明义士1932年的《甲骨研究》也应受其影响），王家后人也没有认同，不宜用作信史写入甲骨学正史中、进而在各类媒体中继续传播。此说最多只可作为一种假说，……而相比之下，最早（1911春）实地查访甲骨出土和买卖情况的罗振常所记《洹洛访古游记》（1936出版），远为更加切实可靠，“应视作第一手的数据”（胡厚宣语）。综合罗振常和明义士的早期原始记录、加刘鹗自序（1903），参考王汉章（崇焕）在《清王文敏公懿荣年谱》（1924）及《古董录》（1933）中的相关说法，可得出更严谨可靠的甲骨文发现过程新表述如下：

曾向王懿荣出售古董的山东古董商范维卿（清），因王氏曾强调有字的古董他都要，于是在河南“四处巡回村落”，“跑乡至小屯，索土中发掘物……曰有字者皆可”，“土人……因以骨示之，范虽不知其名，然观其刻画颇类古金文，遂悉购之”（见罗振常《访古游记》）。范估于1899秋、1900年春携带这些甲骨径回京师以示王氏，遂有刘鹗所述王文敏“见之狂喜，厚值留之”。甲骨文发现遂自1899年始，并在1902年转售至刘鹗收藏、记录、拓印，并同时开始研究鉴定、破译释读（见刘鹗日记等）；再于一年后的1903年底公开出版了石印六册《铁云藏龟》、并附有首篇甲骨文研究论文（自序）；转年的1904年，刘鹗再经《时报》公告多次将甲骨文的发现昭告天下，邀约天下学人共同研究，彻底完成了此一重大学术发现。

《藏龟》应定位“研究加著录”，铁云实“唤醒”华夏古文明

论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普及系列报导之四

在该《新论》论文的第四章，作者提出了对《铁云藏龟》仅被定位为“著录”的有力质疑。文中指出：迄今为止的几乎所有学术著作和一般性读物在谈及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这两大领域时，都仅把刘鹗和其《铁云藏龟》归入前者，即仅是发现与“著录”的范围。诸如安阳“殷墟博物馆”、烟台福山“甲骨学发展史馆”等权威性展览的固定解说词，也只标明刘鹗为第一部甲骨文“著录”的出版人。

这个现象其来有自，早期原因是“《铁云藏龟》印行之初，……附有序文的流行本很少”（陈梦家语）；造成“包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再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所收《铁云藏龟》等版本，只采用了无序版本；这些出版缺陷造成了《藏龟》仅为“著录”的印象和误导。这一历史原因，加上后来的政治干扰和其它因素，致使至今的多数专家，如王宇信在《甲骨学通论》（1989）和《甲骨学一百年》（1999）中论及“甲骨文的考释”时，都没有提到刘鹗；如李学勤在其甲骨学百年总结文章中说：“甲骨文字的考释，是古文字学最明显的一项成果。自1904年孙诒让着《契文举例》发端……”，等等，继续给出刘鹗和其《铁云藏龟》与考释研究无缘的印象。

“然而只要翻开刘鹗的《铁云藏龟*自序》”，《新论》作者随后举出大量例证辨析道，“就明明可见大量的考释文字——估计有很大比例的学者从未曾见过该序全文，或从未仔细通读。……纵观刘鹗自序全文凡1467字，此类探讨具体辨识的考释文字至少有777字，占全文的53%以上、即一半还多。如此还不算释读，难道只有那种把释文列在拓片旁边的式样才算释读？......孙诒让在《契文举例》的考释中多次探讨‘刘说’、‘刘云’，或肯定或否定，也无疑都是在进行相同性质的甲骨文考释研究。”

“赵诚在《二十世纪甲骨文研究述要（上）》一书的第二章中，对刘鹗的具体考释方法、内容、和结果较详细的叙述和分析。其中说到：……刘氏就将这个甲骨文字释为归，把‘帚好’（实为‘妇好’）读成‘归好’。……但是，释甲骨文的帚为归，今天看来实在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误释，一直延续了30年…上述孙、罗等皆可以说是甲骨文字研究的佼佼者，均认为释帚为归是正确的，可证刘氏之释并非妄说，所以延续了那么多年。直到1933年，郭沫若在《卜辞通篡考释》中才第一次指出：‘帚字…实当读为妇’…1934年，唐兰进一步加以申论…释帚为妇才成为定论。……刘、孙、罗、王、董在研究方法上一脉相承，研究结果同为‘释帚为归’，不论以方法、还是对错来裁判，试问为何后者几位都是考释，唯独刘鹗不是考释？他的研究论文公开出版在先，后人都有借鉴，他为何不能是‘第一个考释者’？”

作者继续指出：台湾甲骨学大家严一萍即有明确的论断，在其力作《甲骨学》（1978）的“释字与识字”一章中明确指出：“研究甲骨，首重文字。……识甲骨文字，当以刘铁云为第一人。……刘氏不以甲骨文为业，只是举例而已”；大陆学者方面，也有陈梦家在其名著《殷虚卜辞综述》的第二章“文字”的第一节“甲骨文字的初期审释”中，开篇明言“1903年刘铁云在《铁云藏龟》自序上，曾尝试读了几条卜辞。他所认的40多字中，有34字是对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甲骨文专家罗琨研究员，在2002年《甲骨文解谜》一书中也以专业眼光公平指出：“他（刘鹗）释读了几条卜辞，释文涉及40个甲骨文字中，34个是正确的……实际上，他认出的字还不仅此……刘铁云根据文献记载和当时金文研究成果，判定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有理有据，可见他不仅仅是收藏者，还是最早研究、考释甲骨文的学者之一”。

《新论》还辩论指出：刘鹗破天荒的探索，认出、认对的字不很多，正是此事不易的左证。一百一十多年过去至今，殷墟总共出甲骨土了约10至16万片，发现了单字约4000个，但已被公认辨识的仅有不到三分之一（据李学勤）；就算以1300个计，这相当于所有学者的努力成果加在一起，平均每年才辨识不到13个字。然刘鹗以一己多重身份的活动家之身，在一年时间内偷闲潜心研究（参见刘鹗《抱残守缺斋日记》所记当年活动之繁忙），正确得识34字，实在可算是不小的成就。创始者当然会先识那些最容易认的字——但设身处地，刘鹗作为最早领先的孤行者，茫然面对的是支离破碎的天书神符，单骑闯入的是前无古人的洪荒之境。

就此议题，作者总结道：甲骨文之所以成为重大学术发现，其关键核心价值无疑在于古文字的解读。刘鹗率先的考释文字，历历在目印在112年前出版的原始书页上，而且他还是1903年初见甲骨的三个学人（刘鹗、罗振玉、吴昌绶）中，唯一一位在《铁云藏龟》序文中留下文字考释成果的人；其“卜之繇辞”、“殷人之确据”的鉴定也是最早的创见，比罗振玉同时“夏殷之龟”的断代更加准确。故笔者认为，谈甲骨文考释研究，言罗不能弃孙，说孙不可忘刘。刘鹗的《铁云藏龟*自序》应被确立为迄今世界上最早考释并成功破译断识甲骨文的论文再加著录，并凭借此一开创性工作，刘鹗领衔罗振玉和吴昌绶，一同率先拉开了甲骨学史中“考释研究甲骨文”的序幕。

在第四章结尾，《新论》作者认为“有必要向学术界总结提出，对于刘鹗《铁云藏龟》加《时报》公告的历史意义和贡献，有如下三个方面需要进一步明确、强调、和调整：

1. 李济曾言：‘《铁云藏龟》的出版成功地唤醒了古典人文学者，这对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对中国的古文字学，都应说是一件幸事。’

在西风东渐的大变局背景下，刘鹗的《铁云藏龟》及时引领一代风气之先，在获得甲骨后仅用半年时间研究、半年墨拓出版，并运用当年最先进传媒广而告之，迅速将私藏化为公器，扭转了中国历代文人千百年来密藏自娱的陋习。此书的出版及随后多功能公告的反复刊登，在包括甲骨学在内的人文科学领域、乃至中国近代学术转型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级意义。

2. 《铁云藏龟》和《时报》公告的及时出版发布，使甲骨学有别于早期中国新石器文化发掘、‘北京人’发掘、敦煌学等发现研究学术领域，成为中国近代唯一一项在早期发现、后续研究、直至领先都没有依赖外国人的重大学术发现，形成了前有先驱王懿荣、刘鹗、孙诒让，中有甲骨四堂，后有现当代科学考古学者为代表的中国甲骨文发现和研究学术传承大军，在中国学术进入当代世界学术之林的进程中，独领风骚。

3. 刘鹗以其通识才能和超前眼光，在东西留洋学生学成回国效力之前出版了《铁云藏龟》和自序，使他成为本土传统学人自觉向西方现代学术取长补短的开路先锋。他不但及时向世界宣告了甲骨文发现，还以开创性研究，在晚清危亡环境里亲手推开了甲骨文考释的学术大门，同时在发现和研究两个领域，为将中华民族信史向前推进一千多年做出了贡献。”

留自说未见旁证，继绝学难有比肩

论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普及系列报导之五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关注中国文化的大众逐渐知道了王国维、刘鹗和罗振玉之名。但对他们之间的深厚复杂关系，就所知不多了。

刘生于1857年，祖籍江苏丹徒（镇江）客籍淮安；罗比刘小九岁，祖籍浙江上虞、客籍也是淮安；王再比罗小十一岁，祖籍浙江海宁（嘉兴）。三人不但有前后学术渊源，后来还成为了姻亲：罗振玉的长女嫁给了刘鹗四子，小女嫁给了王国维的长子。刘罗两家同居淮安老城，少时家贫的罗振玉，对刘鹗仅有官宦子弟“井里少年”的印象。在1891年通过刘鹗的哥哥，刘、罗开始通信讨论治河、相互欣赏，但到1894年两人才在书店碰面相识，“嗜古如命”的同好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同年他们还一起预测甲午战争走向，随后刘氏兄弟邀罗转入刘家做子弟家教。1896年罗离乡到上海办农学会，曾多次到刘的居所看铜器。1900-1906年间，刘罗分别时通信频繁，刘资助罗办报，罗帮刘搜购碑帖；相聚时常一起同访高人藏家、共赏古器书画，直至罗振玉进入学部任二等咨议官。1907年前后刘鹗诸事不顺，刘罗关系也逐渐冷却到“几至避面”。在刘鹗1908年被捕流放新疆、1909年去世后，罗振玉才因日本学者刺激开始在甲骨文上发力，并在其后的十几年内成为了享誉国际的学术大家。

刘、罗尚有一个共同的闪光点，就是他们都是“研究学者型大收藏家”，即不但鉴藏了国宝级文物，还做出了一流化腐朽为神奇的研究发明。国人经过多年广泛深入轰轰烈烈的“盛世炒古董”，已对潘祖荫、张伯驹、王世襄等大藏家耳熟能详，顶礼膜拜，岂知上面顶级的，还有刘鹗和罗振玉；同类更早的，还有吴大澄、陈介祺、阮元、董其昌、钱谦益、欧阳修等。而刘、罗比同行先贤更加幸运和高明之处，在于他们不但幸遇甲骨出土并做了开创性研究，还将小学和考证的传统中国学术与现代西方先进学术连接了起来。

《新论》作者在该论文的第五、六章里，专门讨论了罗振玉的“怂恿/拓墨/编辑《铁云藏龟》说”、和“1901年初见甲骨说”，认为前者应予存疑，后者应该彻底否定。

关于这些说法产生的背景来源，论文介绍道：长久以来，“罗振玉怂恿/拓墨/编辑《铁云藏龟》”之说在学术与非学术界流传极广，“怂恿建议说”更几乎随处可见。包括文献学大家张舜徽在内的很多德高望重的学者，也都相信此说（见1986年《雪堂学术论著集》张氏序）。而究此说法来源，却都是来自罗振玉一人在刘鹗去世后的几次自说、孤说，未见任何它证。

《新论》作者列出了“怂恿/墨拓/编辑说”不应成立的一些旁证辅证：吴昌绶最晚为《铁云藏龟》写序（1903年十月），当时试印“印本”已出：“铁云先生获古龟甲刻文五千余片，精择千品纂为一编，以印本见饷”，没有提到罗氏；罗振玉自己虽在1910至1931之间的著作中多次提及“怂恿/编辑说”，但在1917年为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所作序中却未持此说，而只是说“刘氏曾选拓千余片影印传世，所谓《铁云藏龟》是也”；王国维如果认同师友罗振玉参与了此书出版，当不无附和之理，但王氏早在1920年《随庵所藏甲骨文字*序》中就说道：“铁云又续有所得，选其精者，印行为《铁云藏龟》一书；五年后的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殿堂所作著名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讲到《铁云藏龟》，其正式说法仍是：“文敏殉难，其所藏皆归丹徒刘铁云……光绪壬寅（王氏在此说早了一年），刘氏选千余片影印传世，所谓《铁云藏龟》是也。”

关于墨拓（搨），刘鹗在《铁云藏龟》自序中专门写明“故竭半载之力，精拓千片，付诸石印，以公同好。任是役者，直隶王瑞卿也。”假如罗一人独揽此事，就应写为“任是役者上虞罗振玉也”；如罗氏帮了大忙，刘应会再加上“罗叔耘相助之”。但刘鹗是否可能故意隐去、埋没罗氏贡献？可能性很小，论文作者给出了具体理由和分析。《新论》还给出了两位专家的相关论断，一是台湾专家严一萍在其《甲骨学》中，对甲骨的早期传拓一事有专门、专业的详细考证，并对《藏龟》墨拓一事特别作出了明确断言：“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前编序》里说：‘余始于丹徒刘君许见墨本’。这是他看见了王瑞卿所拓的甲骨墨本。但他在下面又说‘于是尽墨刘氏所藏千余，为编印之。’就不是事实了。老友陈铁凡兄写《从龟板文字到甲骨学》一文时，以为《铁云藏龟》的‘精拓’之功，‘实出于罗振玉之手’，不免上了他的当。”二是刘鹗孙、罗振玉外孙的史学教授刘蕙孙，在80年代专文《甲骨聚散琐忆》中写道：“《铁云藏龟》的类次和拓墨有无请罗振玉参与？是没有。其时罗正在湖北张之洞幕中办农校并到日本考察教育，并未在北京。铁云所藏的数千片甲骨，也是到1908年家难前才由北京南运，旋即散失。罗也未见过全藏，并无参与类似之事。”

《新论》作者接着指出：罗振玉的自说之所以能够广泛被相信，明显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这就是后人谈及甲骨文，学界都知道罗雪堂是一代宗师；而对刘鹗的印象，只知他搞过甲骨著录和另写过《老残游记》，再多也不过知道他还收藏过其它文物、治过黄河、办过煤矿铁路而已。但学术界不该忽略，刘鹗和罗振玉的学识都是渐进的，都有一个从“嗜古爱好者”到“鉴藏专家”、和学者的积累过程。深入阅读了解可以得知，……刘、罗各自的早期学识积累、嗜古程度至少是不相上下，但刘鹗毕竟比罗振玉大九岁（1903年刘46、罗37），更因为刘氏家境较好、交游较广、办矿后又有了来自英国福公司的高收入，故刘鹗的前期收藏、见识都要比罗氏高出一筹。……综合上述理由，可以较为肯定地说，由于当时见识、经验、财力等多方面的领先，加上通才的创见优势，使刘鹗在甲骨文的发现、鉴定和《铁云藏龟》的出版上都比罗振玉先行一步，应是历史事实。故笔者认为，学术界对“罗氏怂恿 /拓墨 /编辑《铁云藏龟》说”这样缺乏证据（且有反证）的自说孤说，不应认可为合理说法，至少不能当做定论而写入正史广为传播。

然而天下没有完人，微瑕决不掩瑜，罗振玉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功绩无疑也不会因存在此类小疵而稍减。在甲骨学界，无论贡献、水平、资历，罗氏都是难以置疑的“四堂”之首，不应因为政治、或押韵因素而排列成“甲骨四堂，郭董罗王”。

关于罗振玉最早见到甲骨的时间，虽然罗振玉自己至少两次在序跋中说是1901辛丑年，但早已被许多学者、包括罗琨研究员在《罗振玉与甲骨学》一文中，判定不能成立。针对旅顺博物馆的王若等在2011-13年间屡次发文称“发现了数条罗振玉写于1901年的有关甲骨文研究的札记”，《新论》作者给出了具体的辨析反驳，认为其文没有给出原始确证，根据只是罗氏在另着中的错记。经过对刘鹗1901年、1902年日记、罗振玉年谱等资料的再次查验，作者断定“罗振玉最早见到甲骨文的时间，应是在1903年春季，或至少不会早于1902年5月。” 

《新论》作者在第六章结尾总结道：“今日学人应注意、也应理解的是，罗振玉、王襄、王国维等前辈毕竟是旧时代培育的学者，缺陷之一就是没有现代科学研究所极其注重的时间观念。也因为老一代在相关文字记录上常常没有记下确切时间的习惯，他们在其后相关题跋、记叙、回忆时，就常常难免、或有意无意搞错年月。现代的研究者只要认真、独立，对此并不难明察，如台湾的莫荣宗在编过《罗雪堂先生著述年表》后即直言不讳：‘先生记事，颇缺乏时间观念，是编所述诸事，间有先后倒置三数年者。必须与先生所撰之序跋及……互相对比，始能得其真相。’

“但无论如何，罗振玉完全凭借自身超人的智识、坚韧、勤勉，终成早年首屈一指的甲骨学权威专家。在他学术生涯高峰期，回望这一历史性大发现时说一点利己的话，也是情有可原的人性使然。并且，当刘鹗成为朝廷要犯流放远死他乡、并被视为禁忌人物遭世人遗忘多年之后，罗振玉能不忘他的老友亲家，屡次向学界提及刘鹗传播甲骨文之功、写下传记，又为他继续出版《铁云藏龟之余》，这是刘氏后人和学术界都应该感激的。罗振玉为中华文化往圣继绝学做出的贡献，近代基本无人可以比肩。他在殷墟甲骨、敦煌文书、西北汉简与大内档案这四大近代国际显学中，不但当年是持有顶级成果的学术权威，而且还都是中流砥柱开创者、加筚路蓝缕的具体操作人。而这些确凿事实跟他在王旗频变的时代中，选择过什么个人政治立场没有直接关系。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于罗振玉贡献的评价虽在恢复中，但远还未到他应得的高度。”

求真当去师长讳，立史应记奠基人

新近发表论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普及系列报导之六

最新一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4卷第6期/2018年11月）的“珍稀文献研究/非纸质文献专题”栏目，以首篇位置发表了名为《“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的学术论文（学报主页http://gxss.cbpt.cnki.net/WKA/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gxss ，可知网下载）。作者任光宇以美籍独立研究人身份，经过三年多的潜心研究，用长达近3万字的考辩论证，向甲骨文发现及早期研究学术史中的诸多定论，发起了新的学术挑战。（综述见系列报导之一）

在论文的最后部分“余论及甲骨学阶段划分新建议”中，作者总结指出：甲骨文发现史之所以至今留有诸多争论悬案，也与主导发现史早期记录和研究的学者不无关系。因为早期的信息匮乏，故早期《甲骨年表》等不得不将村民和坊间的传闻一并收入。也因“‘董作宾的教育背景中并无现代考古学的训练……当傅斯年派董作宾前往安阳时，董先生似乎也仍停留在前一阶段的学术眼光’（王泛森语）”。“董彦堂随后成为成果斐然的甲骨学四大宗师之一，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后师生对其早期著作的尊重和因袭。”

《新论》作者进而坦言：“大师非圣贤孰能无过，百年寻真相毋需讳言”。中国至今尚未能彻底清除学术追问中常见的中庸调和、溢美师长色彩，不时混淆了“高-下”与“是-否/真-假”的不同性质：前者可以仁智，后者不容含混。“涉及科学学术、历史真相，就应扫除一切政治因素、门派恩怨、人情避讳等等干扰，以一码归一码的原则将国故整理清楚。”“期待中国史学界能以更加严谨的现代科学原则，细审华夏国故，则诸如此类的历史悬案疑案，都不难进一步厘清。”

遥望西方世界，自两千三百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起，其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就成为了学界学人的普遍常识。以学术为天下公器、师生老少平等交锋、崇尚追求科学奥秘真相至上，更是现代人类文明突飞猛进的前提和基础。但在儒家礼教主导两千余年的中国，虽然一千二百多年前就有韩愈提出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师说》），虽然近代的革命领袖们又把孔孟之道狠批了两三个来回，然在今日的社会和学术界，畅行的潜规则仍然是“重上尊师”有余，“追求真理”不足。

在《新论》的最后部分，作者还向学术界提出了一个甲骨学史分段的新建议。“迄今学界对甲骨学发展史的阶段划分，多根据性质和时间，将王懿荣、刘鹗划为发现阶段，将孙诒让和罗、王划为科学发掘之前的考释研究阶段，将1928年后划为史语所科学发掘研究阶段，将1949后划为建国后的新阶段。而在笔者看来，不同于诸如埃及古文字因为失传已久、导致拿破仑学者大军的发现与商博良的成功破译相隔二十年，故可明确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甲骨文发现情况的独特性在于，其发现、公布与鉴定、释读等重要节点之间，都如前数节所述那样，在时间、内容、和当事人上密不可分。在《铁云藏龟》出版的一刻，发现物拓片和作为该书之序的研究论文也同时面世，对此一重大发现的年代、性质和意义都做出了基本正确的鉴定诠释。”

故论文作者认为，“应把刘鹗、吴昌绶一同确认为甲骨文研究先驱，与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同等看待，一起列入‘甲骨文研究/暨甲骨学的开创者’行列；同时与此相应地将1899至1928年共30年期合并起来，称为‘中国甲骨文发现、鉴定和研究的开创奠基期’。此阶段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按参与时间先后为王懿荣、刘鹗、罗振玉、吴昌绶、孙诒让、王国维；次要或较晚参与搜集和研究的奠基期中国学者，尚有王襄、端方、罗振常、唐兰、马衡、叶玉森、胡小石、商承祚、容庚、吴其昌等人。”

“遥想当年，甲骨学的先行者们在晚清家国飘摇的险恶环境里，在许多大学者都视甲骨文为伪造、研究者为“非贞信之人”（章太炎语）的质疑声中，艰苦卓绝，踽踽独行。……遥望此一群体，与辉煌学术成就形成惊人反差的，是个人生涯的悲惨结局：罗振玉在反动遗老阴影下郁郁而终；王懿荣、刘铁云、王国维，加上后来的陈梦家四个甲骨文发现、研究功臣，一个流放暴毙，三个先后自尽，且都横死于五十多岁壮年的学术巅峰期，可谓前仆后继，一脉相承，可悲可叹。

《新论》作者最后如此结尾：“早期先贤们面对既无地层、也无坑口位置等科学发掘记录的一堆碎骨，全凭一身扎实的国学功夫，同时汲取中西两种文明的精华，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型进步、为甲骨学步入世界现代学术之林，完成了开创性奠基。因此，将甲骨学史中的甲骨文发现与早期研究阶段合并为一体，不但更加接近历史真相、更加符合科学发现原则，也是对诸位甲骨学先驱的历史性业绩，给出一个更为公正合理的评价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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