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风云初起的海外中文网上有一篇名噪一时的“民主恩赐论”。芦笛先生在该篇檄文中，痛快淋漓地对异见领袖们表示出严正的义愤，随后推论出走火入魔的“民主不可争取，只能恩赐”。且看他导出的结论：“如果五四以来的读书人们都象今天这些后生们一样只管‘穷则独发小财，达则窃国刮民’，中国肯定要比现在好得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良心’绝种之日，也就是读书人停止闯祸之时”。

芦先生的结论实质上就是说，既然造反无益（他也不赞成以暴易暴），那么只有耐心坐等恩赐，别无它途，且这些“良心”们还不如去贪污腐化吃喝嫖赌更好一些。芦先生雄辩道：“后毛时代的中国人权的大幅度改善，有哪一桩是人民斗争争取来的？就连方‘良心’之所以能够从内控‘右派’变成‘良心’，也不是他和他的追随者们斗争的结果，而是老邓的恩赐。‘良心’和‘次良心’们斗争的结果，是把那点可怜的恩赐都斗争回去了．．．”。芦先生还举出很多实例说，“其实，世界上绝大多数民主国家建立民主制度主要还是靠从上到下的恩赐：德国、日本、印度、直到近年的前苏联和台湾都是这样。可以设想，如果西德和日本不被美军占领并强制输入民主（这在我们的爱国者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事，然而日本人和德国人似乎并不以此为耻），如果苏联没有出戈尔巴乔夫，如果台湾没有出李登辉，这些国家的人民就是斗到今天也未见得会达到目的，何况绝大多数人根本就不会去斗。”

虽然在一些特殊历史大事件后，可以强辩为实际结果确是如此，但这只是典型的宿命、沮丧的偏激加马后炮。民主、自由、人权、公平等等虽然说起来都是人的基本权利，而由于人性的普遍弱点，由于今日的人类社会还进化得远远不够，不去争取它们是永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且在越落后、越专制的社会中，就越是如此。就中国来说，右派和所有文革后冤假错案的平反，那一件离得开当事人不懈争取和民意民心的压力？老邓也是人，他不希望自己一贯正确？如果大家一致说过去的一切都好都合理，平反岂不是变好为坏了？老邓还谈得上什么恩赐？！就世界来说，(西)德国、日本战后被强行输入民主制度，正是一个让人民可以合法争取的先进制度。这种开启民主制度的情况虽然特殊，但人民的不断争取仍然是先进制度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前提和保证，如照芦先生的意思有了制度“坐等”可也，德、日也会逐渐回到专制。印度就更别提了，如无圣雄甘地史无前例的卓绝争取，统治者老英会自己跑了？苏联如无无数百姓和老戈、老叶的前后争取，专制迄能瓦解？台湾没了胡适、雷震、李敖、阿扁之流的不断奋斗，能有今天？就是美国，唯一一个黑人得到全国假日纪念的、在国会山庄塑了像的金博士，就是因为他的不断抗争，促成了美国政府乃至人类进步。而所有先进发达国家里无日不有的示威、游行、抗议、辩论、公开听证会等等，不是在“争取”是在干什么？！芦先生在他的另一相关系列长文中，精彩绝妙的偏激之词也是比比皆是，有道理的部分之一恰恰就是斥责了中国人实际上没有“中庸之道”，要么做奴，要么造反，但他自己其实也栽在了这点上而不自知。

人类世界的进步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无疑是朝着更加民主、自由、公平的大方向发展，因为这个发展是以人类追求自身幸福、自由等根本天性所决定。人和所有生物的天性一样，无疑都是自私的，在早期发展阶段由于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变化无常，他们必须自我争斗、自相残杀、自分等级、剥夺多数人的资源和自由，才能保证整个族群的生存和发展，少数强势人群的利益优势是靠体力、武力和一些偶然因素来维持的；随着近代物质文明的积累，其成果已经可以保证，多数弱势人群得到更多利益和自由并不会造成对整体的伤害，同时优势人群的利益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智力和科技而不是武力，人类发展才进入了越来越明智、合理、多元共赢的良性循环。但这个进化过程决不是平稳有序的，反而充满起伏、动荡、反复、和阶段性的倒行逆施，所以争斗、杀戮、战争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然而，随着人与人之间和人群之间的优势从武力到智力的转换，先进人群逐渐找到了最佳的共赢方法，既合理“利他”才可以更好“利己”的办法，不再是战争和武力争斗，而是抗议、对话、妥协、协商、包容等和平争取的方法，进而他们逐步把这些方法变成了法律和制度，成为了更加先进的人群、民族和国家。

如果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或社会制度抑制了人类天性和进步，它就会落后于其它先进民族，最终还是需要他们自己借鉴先进经验，自己奋斗争取，才能赶上世界的发展潮流。坐等“恩赐”，少则延误几十上百年，多则亡国灭种，这不是危言耸听。历史上已经亡灭的种族、文化不是没有而是很多，美洲有马雅、印加、阿兹特克，中东有巴比伦，欧洲有古希腊，非洲有古埃及，亚洲有古蜀、龟兹、西夏．．．．．．所以，反思人类历史悲剧的最大经验教训，不是其真相细节追究得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当初中国人“争取”得太多，而是随遇而安不思进取太多。当然过分激进的“争取”会带来恶果，芦先生的内心所指也很可能就是这个。人类运动轨迹与物理钟摆运动很相似，“反正”的惯性难免、甚至不免要带来矫枉过正。中国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巨大惯性，和其它文化、地缘、气候等方面的复杂原因，在晚清造成了落后世界先进文明上百年的事实，并徘徊在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于是才有了辛亥革命、三民主义革命、共产革命的一系列大反正和矫枉过正；而邓小平主导背水一战的改革开放，不过又是对所谓“共产主义”革命的矫枉过正的矫枉过正，其过正的负面现象之一便是带来了今天登峰造极的严重腐败；而眼下习近平的举措，又是对“过正”的再矫枉。有点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过正的幅度越来越小，才有利于尽快回到正轨，不然只会导致恶性循环、自激和崩溃。

于是关键问题似乎在于，如何缩小过正的幅度，如何把握“争取”的力度，才能最大可能地导致良性循环？一味执着于“某时某地争取到什么程度才是最佳”、“好结果是否都是恩赐”的争论，其准确性和可行性不可能辩清，没有意义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结果。本人这里要强调和追寻的“争取”，不是非要跟“恩赐”抬杠，也不仅是历史验证过的、高瞻远瞩的争取，而是更多意义上见得到摸得着的、一点一滴的、从我做起的、日常的持续的争取；是追求理性的、扎实的、不断修正的改良，是明确反对激进的、粗野的、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是不折不扣、坚定不移的反革命。

这个急需、必须在中国大力提倡的“持续争取”，本人看来可分两个部分：于公，于私。于公，就是近百年前胡适就强调过的“少谈点主义，多研究问题”，面对一切现实问题，争取找出可能实施的、最佳的解决方法；就是制度大于微观内容，程序大于暂时是非，规则大于短期利益；就是推动政府立法和争取司法逐步独立，就是在日常工作中争取尽可能做到公事共办、依法行事、违规必究、法错必改，就是信息和资源共享、机会均等、自由表达、公平辩论、民主决策．．．．．．。于私，也是更重要和关键的，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培养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拒绝随波逐流，提倡独立思考、怀疑精神、务实方法；在枝节上宽容、理解的风度，在原则上不但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的认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涵养；衣食无虞之余，做些于人于己有益的事情，追求理性与进取的平衡、坚守和突破尺度、成就和淡泊的通达，追求符合真善美的事、物和造福于人的发现、发明、创造，追求文化艺术生活的享受，直至追求娱人娱己赏心悦目的个性展示、个人兴趣和爱好，等等。

有了公私这两方面的持续争取和追求，中国就可以免除大的动荡与大的矫枉过正，从而进入良性循环，稳步赶上先进文明的脚步重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实现伟大民族的真正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