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今日中国之大学，其价值趋向与基本路径，乃舶来品的UNIVERSITY，而非古已有之的太学。因而，尽管教育史家喜欢谈论“四千年的中国大学教育”，古今中外“大学”之巨大差异，依然使得二者很难同日而语。这其实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继承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
积弊已久的传统中国教育，其“无裨实用”，在晚清，成为传播福音的传教士和寻求富强的士大夫集中攻击的靶子。时人之“破旧”，主要攻击的是科举取士；至于各式书院之利弊得失，反而无暇细究。只是在新学制已经创立的二三十年代，有过研究书院的小小热潮。此后，又是长期的沉寂，直到八十年代方才有复兴的迹象[1]。可即便如此，今日中国的大学，依旧是欧美模式的一统天下。这就难怪Ruth Hayhoe在描述百年中国大学教育历程时，用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断语：“欧洲大学的凯旋。”[2]
但这不等于说，本世纪中国的教育家，不曾有过借鉴书院教学、发扬传统教育精神的愿望与努力。本文借勾稽康有为、章太炎、唐文治等十位身兼教育家的学问家或政治家融会中西教育的尝试，探讨精神渗透与制度建设之间的巨大张力，力图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学的健康成长提供也许是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一、书院之远逝
废科举，开学堂，育人才——这几乎是晚清志士的共同思路。分歧在于具体策略，尤其是如何看待源远流长的书院。“时局多艰，需材尤急”，无法生产坚船利炮的书院，其教学宗旨及培养方案，非改不可。于是，出现了三种颇有差异的选择：
1） 整顿书院，增加西学课程（胡聘之等）；
2） 保留书院，另外创设讲求实学的新式书院或学堂（廖寿丰等）；
3） 请皇上发布诏书，“将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康有为等）。[3]
取消书院，以便集中人力财力，发展新教育，这一“兴学至速之法”，从郑观应最早提出，迭经胡燏棻、李端棻、康有为等的一再奏请，终于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谕令，通行全国。其间虽有反复，但秋风日紧，大树飘零已成定局。
科举取士与书院教学，二者既有联系，但更有差别。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受到不少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到了十九世纪末，更成了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可以说，取消科举取士制度，起码在学界，已有长期的理论思考与舆论准备。而废除书院的决策，则是匆促作出的，朝野上下，并没有认真讨论过。当初之所以如此决断，主要是为了应急——将原有款项移作兴办学堂之用，以便尽快培养出可以“富国强兵”的“有用之才”。这就出现了一个令后世史家深感困惑的局面：历来习惯迈四方步的中国人，突然间一路小跑，甩掉了沿用千年的书院制度，而且不吭一声。正像教育史家舒新城所抱怨的，“光绪二十四年以后的改革教育论者，并无一人对于书院制度等有详密的攻击或批评”[4]。这里的“并无一人”，乃激愤之言。实际上，有过个别的抗争，只不过人单力薄，无济于事。比如，章太炎便对如此“急功近利”的“兴学”，等于怂恿朝廷统揽教育大权、催逼教育全面西化，有相当激烈的批评[5]。
单就口号而言，晚清以降，教育改革的倡导者，几乎没有主张“全盘西化”的。康有为坚持将“上法三代”放在“旁采泰西”之前，张百熙也是先“上溯古制”，后才“参考列邦”[6]。可这些沟通中西的努力，最后都基本上落空。翻阅晚清及民国的各种学制，除了在“宗旨”部分表达维护传统伦理道德的强烈愿望外，制度建设方面几乎只能“旁采泰西”。原因是，上古学制的准确面目，今人难以把握，更谈不上将其道入晚清的学制创新。北大校长蔡元培另出新招，希望以“孔墨教育之精神”，来补充欧美大学体制；清华校长梅贻琦则重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7]——可这都是二十年代以后的事，其时书院已经逐渐隐入历史深处。
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家宁愿纵论飘渺含糊的“三代之学”，而不想涉及近在眼前的书院之利弊得失，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比如，不愿意“穿新鞋走老路”，或者担心旧体制因而“藕断丝连”等。可这么一来，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被高悬云端，无法介入本世纪初极富激情与想象力的制度创新。只是在新学制已经完全确立，书院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教育家们方才回过神来，对书院的黯然退场表示极大的遗憾。比如，以提倡新文化著称的胡适便如此大发感慨：
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8]
大略与此同时，胡适的好友、同样留美归来的陈衡哲、任鸿隽夫妇联名发表《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提议》，特别标举中国的书院精神，希望将其与欧美大学制度相结合：
我们以为当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成一种新的学校组织。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师以讲学行谊相号召，就有四方学者翕然从风，不但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就是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如朱文公的白鹿洞，胡安定的湖州，都是一例。但是书院的组织太简单了，现在的时代，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博通众学，满足几百千人的希望，而现在求学的方法，也没有一人而贯注几百人的可能。要补救这个缺点，我们可以兼采西方的导师制。就是一个书院以少数教者及少数学者为主体；这个书院的先生，都有旧时山长的资格，学问品行都为学生所敬服，而这些先生也对于学校（生）的求学、品行两方面，直接负其指导陶熔的责任。[9]
取大学管理之组织与书院教学之精神，二者合而为一，这一主张，同上述梅贻琦《大学一解》中的说法，倒是不谋而合。
胡、梅、陈、任诸君，均为留美学生，尚且对即将远去的书院“依依不舍”，那些在国内完成学业者，当更有感触。出身杭州诂经精舍的章太炎激烈抨击朝廷一律废书院改学堂的决策，以及江阴南菁书院出身的唐文治之独力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都与其学术背景大有关联。至于谢国桢、金景芳、钱仲联等之大力表彰书院教学传统，也与其早年追随梁启超或就读复性书院、无锡国专密不可分[10]。可所有这些，均只是个人行为，其规模与效果，无法与当初摧枯拉朽的学制创新相比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擅长“以史为鉴”的中国学人，在追怀日益远逝的书院的同时，开始“补偏救弊”。于是，为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一道不太耀眼但也无法完全漠视的“风景线”。那便是：借书院改造大学，或重建已经失落的书院。
二、借鉴书院的努力
晚清的教育改革，康梁师徒无疑是最为积极的参与者。不只因其大力提倡，促成了书院改学堂诏令的颁发，更因其办学实践——广州的万木草堂和湖南的时务学堂，凸显了从传统书院向现代学堂的过渡。
康有为之讲学万木草堂（1891—1898），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本，以史学、西学为用，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颇多创新之处。弟子梁启超《南海康南海传》第三章“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的概括不无道理：
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其见于形式上者，如音乐至兵式体操诸科，亦皆属创举。[11]
万木草堂之“中西合璧”，很可能并非自觉的追求。康氏的理想，乃全力以赴追摹西方，只是囿于主事者的知识结构，方才弄得这般“半中不西”。之所以如此立说，因《大同书》中对“大学院”的设计，传统书院的影子荡然无存。康氏心目中“大同之时”的大学，最关键的几条，如“无一业不设专门，无一人不有专学”、“虽有事于虚文，而必从事于实验”、“农学设于田野，商学设于市肆，工学设于作厂，矿学设于山颠，渔学设于水浜，政学设于官府”、“二十岁学成，给卒业证书而出学，听其就业”等[12]，都与传统书院的教育精神背道而驰。
只能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康氏万木草堂之中西合璧，其新旧体制及精神的诸多缠绕纠葛，值得教育史家认真探究。弟子梁启超的筹办湖南时务学堂（1897—1898），基本上是依样画葫芦。《时务学堂学约》之强调立志、养气、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行教[13]，不完全是康师家法，夹杂了一些“湖湘学派”的气味，大概是为了“在变通损益中获得其生存权”[14]。但《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对读书法及具体科目的设计[15]，则明显来自万木草堂。至于教学效果，则不妨借用杨树达的《时务学堂弟子公祭新会梁先生文》：
惟我楚士，闻风激扬。乃兴黉舍，言储栋梁。礼延我师，自沪而湘。济济多士，如饥获粮。其诵维何？孟轲公羊。其教维何？革政救亡。士闻大义，心痛国创。拔剑击柱，踊跃如狂。夫子诏我，摄汝光芒。救国在学，乃惟康庄。[16]
时务学堂的外课生李肖聃撰有《星庐笔记》，称：“万木草堂教法，颇张陆、王而抑程、朱。梁终身守师说不变。”[17]我想补充的是，这里所说的“守师说”，不只是论学宗旨，更应该包括课程设计与教学方法。
[1]《中国史学论文索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下编收录二三十年代关于书院研究的论文五十篇，作者有胡适、柳诒徵、盛郎西、谢国桢、陈东原、梁瓯第、班书阁、吴景贤、王兰荫等。此期间出版的专著有周传儒的《书院制度考》（1929）、盛郎西的《中国书院制度》（1934）和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沿革》（1939）。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书院研究著作有：陈元晖等《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1981）、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1982）、张正藩《中国书院制度考略》（1985）、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1986）、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1989）、朱汉民《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1991）、丁钢《书院与中国文化》（1992）、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1993）、李国钧等《中国书院史》（1994）、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1995）、陈谷嘉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1997）。
[2]参见Ruth Hayhoe 所著的 China’s University , 1895—1995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Garland Publishing , Inc., New York，1996）第一章。
[3] 参见胡聘之等《请变通书院章程折》、廖寿丰《请专设书院兼课中西实学折》、张汝梅等《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折》、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及《清帝谕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校》，均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
[4]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第14页，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
[5] 参见拙作《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学人》第二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
[6] 参见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和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均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
[7] 参见蔡元培《在卜技利中国学生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四卷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和梅贻琦《大学一解》（《清华学报》第13卷1期，1941年4月）。
[8] 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第21卷3期，1924年2月。
[9] 陈衡哲、任鸿隽：《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提议》，《现代评论》第2卷39期，1925年9月。
[10] 参见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金景芳《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复性书院谈起》（《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第一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和钱仲联《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文教资料》1985年2期）。
[11]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
[12] 康有为：《大同书》己部第六章，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
[13]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14] 参阅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第八章，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15] 《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中西学门径书七种》，上海：大同译书局，1898年。
[16] 杨树达：《时务学堂弟子公祭新会梁先生文》，《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7] 李肖聃：《星庐笔记》第3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