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切入主题。中国现在的大学制度主要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产物，主要是移植的。在传统社会中，“天不变，道亦不变”，社会发展非常缓慢，所需要的社会知识是比较简单的，也比较稳定，而且由于交流不便，也只能集中培养少数精英，这样的社会产生的知识和积累的知识也大致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需要的。例如，不是以了解自然和社会为目标的，不是以研究为导向的，文化是抒情感慨或个人独自对社会的一些分析和理解；而且，至少在中国，当时的体制和知识类型都还不太鼓励人们胡思乱想，或者说创新。

中国现代的大学制度是在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中移植过来的，研究生教育移植的更晚，主要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但移植过来以后，又受到中国传统教育方式一定的影响，也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今天又受到市场化的影响。受传统的影响，表现在，比方说，不大会研究，还是讲求背诵和考试，因此中国现在从小学教育开始，到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都有很强的应试教育的成分；还有就是缺乏科学的传统，没有严格的因果的分析，爱从愿望出发，这在文科中尤其突出。

其次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由于计划经济、政府分配资源等，大学不是独立的，也培养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愿意当官、要争夺资源等等，学术与权力之间的界限模糊，甚至被混同。还有一些所谓的研究其实是意识形态宣传。这些因素都阻碍了大学学术的发展。

近10多年来，还有市场化或文化下移对大学的影响，迫使大学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是正面的，但也有负面的。由于现代化，社会对大学的需求就不再是培养少数传统的精英，而是要培养大量的劳动者，如公务员、技术工人。这一点在中国过去10年的大学中已经可以看得很明显，至少本科生，甚至硕士生，培养都不是精英导向的了。20年前，大学生就很了不得，而如今大学生就业都有些难度了。而且社会需要的知识也在发生转型。这种转变在中国发展得很快，不像在欧洲或美国毕竟经历过比较长久的转换。

市场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常常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对大学教育也产生了影响。不但学术上更强调学以致用，那是好的，而且很容易同流行混同起来，老师也变得很容易媚俗，各种各样的，流行的和反流行的，由于缺乏学术传统，兼容并包就可能变成了“怎么都行”。在这个过程中，师道尊严没有了，一些老师主动迎合学生，怕讲难了，讲深了，学生受不了，因为要吸引学生到课堂来。你不可能像当年陈寅恪先生那样，只有一个学生，我也给他上课。这也表明市场对整个大学体制的侵袭。

因此，今天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是多重的，不仅有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化，计划经济的教育向市场经济的教育转化，还有知识类型的转化，以及如何在市场中维系和建立学术的传统。从深层次看，这是传统教育在现代工业化过程中怎么能够完成知识体制转型的问题。因此中国的大学改革问题与西方的大学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很不一样。

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社会的那种通识教育在现代社会一定是很难的。也因此，我不认为现在可能建立一种各个大学普遍采用的通识教育。现在所有的大学都在讲，应当设立这个东西，都在尝试；但我们可能要注意，在以往年代，这种教育基本上是精英的、在小环境里的。我觉得必须要考虑什么是中国大学，甚至不同大学的通识教育。

有时，我还感到，通识教育能在多大程度上真的能增强学生的素质和能力，因为这里有一个人的智力和偏好的问题。文史哲出来的学生很多都不搞文史哲，而学社会科学的也有一些后来变得喜欢人文了。据此，我觉得教育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有些可能与人的“天性”有关。这都对一种无差别的通识教育提出了质疑。

还有通识教育的内容。是不是只有古典的文史哲才是通识教育？科学和现代社会科学是不是通识教育的成分？是不是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思想中没有现代社会科学的成分，或者说很少？我不那样认为，因此，通识教育应该是不断演化的。

社会的通识教育并不应当完全由大学来完成，在现代社会，这类教育也可能是通过其他途径实现的。像美国的公共电视台，有大众文化节目，会讲基因等科学知识。国内的电视台之前很少播放这种人文历史、科学研究的节目，尽管近年来大大增加了，但观众好像还不很多。像阳光卫视讲英国历史，讲莎士比亚，这也都是一种人文教育。

此外，还要强调和促进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要学习西方对论证的要求。我觉得中国文化最大的弱点是太强调觉悟，悟的好处是对聪明人很好，而且文字简洁，但是不能同大众交流、分享，因此是不适合平民化的教育的。

还必须认识到中国的通识教育问题，我强调中国。这就是在中西文化交往冲突中要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认同，包括批判，从而形成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共同体，这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兴起的大国所必需的。并不是我一定追求跟别人不一样，而是因为我们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好的有用的东西。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的通识教育的功能，就不能将通识教育定义为博雅教育，不能仅仅培养小资，多愁善感，像林黛玉一样，会读什么“昨夜西风凋碧树”。现在有学者把人文教育理解为就是要培养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生活的装饰品。所以我称其为“小资教育”。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运用人类的知识传统来观察问题和理解问题的能力，要培养对当代问题的关心和洞察力。哪怕我们学习的是西方的或古典的，我们关心的则必须是中国的和当下以及未来的。

我反对“小资教育”，是因为在人文或通识教育中，不能仅仅强调仁爱、人道或人生中美好的温情的和善良的东西。那些当然很重要，但不能仅仅是这些。西方的liberal arts肯定会教马基雅维里，要教霍布斯。但在当代中国很可能一讲就只拣那些美好、善良的讲，儒家还可以，庄子也还可以，但是韩非子可能都要打个问号了，因为他讲的是性恶之学，怕人学坏。其实这些都是社会的知识，人类的经验，不能把它排除出去，我们的大学要培养未来的思想家、政治家和伟大学者，如果不了解人类这方面的思想和经验，将来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如何现实地应对、处理国际事务，会不会变得太天真，忘记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忘记了地缘政治等。那将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很不利。而且，我不相信，了解这些东西的人就会变坏，我不相信读了马基雅维里就会变成马基雅维里，否则马基雅维利是怎么冒出来的。我们必须要让人们知道，搞政治、管理国家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东西。因此一定要防止把liberal arts理解成培养小资，培养小资可能会失去对中国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没有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了，没有根本，对中国未来发展会很不利。

总之，我觉得，对中国的大学改革和通识教育问题的认识不能仅仅作为一个一般教育或课程或知识的问题，必须要从社会的角度，从社会转型、从全球化这个现实的角度来理解，一定要有一定战略的和长远的眼光。当然做起来，要具体，要细致；而且只能是从我做起，每个中国学者都应当如此，也只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