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清华国学院作为“神话”来解读，虽然略带调侃，却并无恶意，不是贬抑之词。这里所说的神话，既非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起源的理解，也不是什么“无稽之谈”，而是指各种有趣、神奇、变幻莫测、值得深入探究的故事与传说。比起《汉语大辞典》和《现代汉语辞典》，还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1卷496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的说法好听些，所谓“神话和神话学”（myth and mythology），即：“神话故事叙述神或超人，叙述在一个完全不同于人们通常经历的时代中所出现的非凡事件或环境。”早已进入文明社会的我们，依旧乐于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传播、经营此类“非同寻常”的传说。解读这些近乎神话的人物与事件，理解其寓意，阐释其可能隐含的集体无意识，还有使其得以广泛传播的社会文化氛围，对于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与学术，不无好处。
作为历史学家，除了辨析真伪，告诉大家那些流传久远的“传说”何处为虚，何处为实，何处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更重要的是，描述这些传说形成的过程、流播的途径，以及为何被受众广泛接纳。讲述一个神奇的故事并不难——尤其是像清华国学研究院这样本就充满神奇色彩、后世根本无法复制的学术机构；难的是分析隐藏在传说下面的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流变的印记。
以公众都熟悉的“清华研究院”为研究对象，选择“大师”以及“弟子”作为切入口，这样的论述策略，蕴涵着一个假设：理解任何一所学校，都必须同时兼顾“机构”、“教师”与“学生”；正是这三者的合力，成就了这么一个学术史上的“神话”。
一、办“研究院”，为什么都是“国学”？
今年4月20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清华历史系几位教授写的文章。其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人说清华学校研究院，有人说清华国学研究院。在第二天的讨论会上，很多老先生则大谈清华国学院。三种说法，略有不同。葛兆光的说法最准确，是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但是，说国学研究院、国学院，也都可以。只是不能画蛇添足，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或清华大学国学院，那可就错了。因为，国学院不可能跟清华大学并立。换句话说，有清华大学就没有国学研究院，有国学研究院就没有清华大学，二者在时间上是一个交替的关系。
1911年，利用美国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了清华学堂，第二年改为清华学校。1925年，这所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年，清华学校分成三块，第一部分是旧制的留美预备学校，第二部分是刚刚设立的大学部，第三部分是研究院。这三部分并存，互相不隶属。开办清华研究院，是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的。但是，这个研究院只有国学一门。这一点，跟北京大学一样，也跟此前此后陆续开办研究院的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一样。到了1929年6月7日，清华举行欢送首届大学部毕业生典礼，同时也是欢送最后一届研究院研究生的典礼。换句话说，这个典礼意味着国学院，或者说研究院，到此结束了。从下学期开始，清华学校三个部分合并在一起，留美预备学校取消，国学院取消，大学部扶正，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由外交部移交教育部管辖。
因此，我将讲述的，是从1925年2月12日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把聘书交给吴宓，告诉他，请你来筹备研究院国学门，到1929年6月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正式关闭，这4年多的时间里，清华学校的文化、学术生态发生的巨大变化。
清华研究院是怎样创立的？先说开张。1925年的9月9日，开学典礼上，校长曹云祥演讲，大意是：现代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的思路，并没有对本国文化的悉心研究，本校之所以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国高深的经史哲学，而且采用科学方法，并掺加中国考据之法，是希望从中寻出中国的国魂。接下来是梁启超的演讲，题目是《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强调清华研究院的成立，代表了清华脱离模仿稗贩的阶段，走入一个独立创业的时期（《清华周刊》350期，1925年9月11日）。也就是说，在此之后，清华和中国学术开始走向独立。
接下来讲话的，是筹备主任吴宓，他是具体办事的人，讲《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本来设想的研究院规模很大，还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可惜没钱；没钱，那就“只能先办国学一科”。相对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来说，办国学院所需经费最少。
为什么上世纪20年代所有的中国大学办研究院时，都从国学开始？两个原因，一是“民族自信心”，二是“钱”。既有内在需求，也有外在制约，使得办研究院时，都从国学入手。吴宓再三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不是中文、历史、哲学等专门学问。这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着大学部说的。因为，1925年研究院建立，很快地，清华的国文、历史、哲学、英文等系也都相继建立起来了。这样一来，学校里并存两个系统，一个是国文、历史、哲学这种现代学科体制，一个是相对传统的国学。这两者在办学理念上是有区别的，将来的矛盾，就蕴藏在这个地方。
稍做清理，不难发现，研究院的主旨是：第一，谋求学术独立；第二，铸造中国的国魂；第三，使用科学的方法；第四，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中国文化整体的“国学”，而不是西方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历史、哲学；第五，经费所限，只能先办国学。所有这些策略选择，不仅是清华校长的个人趣味，也是当时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所决定的。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家都开始转而关注国学，希望建立研究院？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传播西学为主要职责的，什么时候转而关注国学的呢？谈这个问题，不能不涉及北大。1919年12月，北大教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将新思潮概括为四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最关键的两步是“输入学理”和“整理国故”。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动力是“输入学理”，那么，1919年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部分新文化人，开始转向“整理国故”。可以这么说，20年代中期，如何“整理国故”，是各大学文科教授普遍关注的焦点，也是重要的学术转向。这个思潮对现代中国的教育及学术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
清华校长曹云祥决定开办研究院的时候，胡适建议他请三个人：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参见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台北《清华校友通讯》新32期，1970年4月）。章太炎不愿意到大学教书，他排斥现代教育体制，坚持传统的大儒讲学姿态。但梁启超和王国维都请到了。在中国文学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上，吴宓和胡适争得你死我活；但谈论国故，两个人不无共同语言。吴宓甚至带着清华研究院的教授到北大访问、对话。清华《研究院章程·缘起》中有“东西各国大学，于本科之上更设大学院，以为毕业生研究之地，近岁北京大学亦设研究所”云云，可见清华之创立研究院，包含追摹北大的意味。今天北大清华并称，但当年地位很不一样。有趣的是，清华“章程”中特别强调书院的作用，而此前一年，胡适在吴宓原先任教的东南大学做题为《书院制史考》的专题演讲（讲稿发表在1924年2月《东方杂志》上），表彰传统中国的书院教学，我想，这大概不是巧合。
清华的创建研究院，一开始是向北大学习的，二者“貌离”，但“神合”。研究所（院）的创设，使得当时流行的协调东西教育理念的思路，得到了真正的落实。但是，请注意，北京大学研究所的章程，和清华学校研究院的章程不一样。前者只字未提传统的书院教育，强调的是如何学习德国、美国的seminar制度。后者则明确规定，要把中国的书院和英国的大学制度结合起来。大家可能会觉得，清华和北大的思路不一样。不对，思路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原先的学术背景。北大本来就带有很浓厚的书院色彩，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研究院制度；加上校长蔡元培是从德国回来的，更强调北大要向德国学习。而在20年代，清华学校屡受批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色彩太强了。所以，清华必须加强与传统中国文化的联系，包括带进书院的因素。北大的书院色彩本来就太强，没必要再往这方面靠。换句话说，北大惟恐不洋，而清华惟恐不土。所以，别看二者的章程不一样，实际上，内在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怎样在接受西方教育体制的同时，把中国的传统教育精神、把中国的“大学之道”灌输进去。
在制度上、方法上、理念上、精神上，力图把中西方的优长结合在一起，这是当年众多大学办研究院的主要目标。这里面，北京大学研究所对于现代中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台湾年轻学者陈以爱写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1920年代，中国大学办研究所的，不仅仅是北大。1922年，北大正式成立研究所，两年后，东南大学也成立了国学院。东南大学就是后来的中央大学，解放后改称南京大学。吴宓是从东南大学过来的。东南大学成立国学院，起草计划书的是顾实，国文系主任名叫陈中凡，是北大的毕业生。刚才说了，清华学校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接下来，便是1927年初厦门大学成立国学院。这个国学院的主干，全是北大的教授和研究生。为什么？当时北洋军阀横行，通缉好多著名教授，北京气氛很紧张，教授们于是纷纷南逃。北大研究所主任沈兼士、教授林语堂，还有顾颉刚、鲁迅等，都跑到厦门大学来了，在国学院任教。鲁迅和顾颉刚两个人的恩怨情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公案。《铸剑》里面那个从水里挣扎着要爬出来的鼻子通红的老鼠，就是在讽刺顾颉刚。鲁迅和顾颉刚，两个人从北京逃到厦门，又从厦门逃到广州，一路逃一路打笔仗。这里有人事上的纠葛，也有文化理念和政治立场的差异。1927年，原北大毕业生傅斯年从欧洲回来，受聘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和历史两个系的系主任，一时间，雄心壮志冲云天。傅斯年建立起了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聘了好多人，包括顾颉刚、董作宾、钟敬文等。中大的民俗学研究做得有声有色，很不错。这一点，做现代中国学术史的，都明白。1928年，就在清华的旁边，燕京大学也成立了国学研究所，所长是陈垣，导师与研究员包括顾颉刚、容庚、许地山、郭绍虞等。可以这么说，二十年代中期的整理国故以及学术独立的思潮，使得很多大学都在努力创办研究所，并借此寻找“国魂”。
不只是精神，还有方法。刚才说了，办文科研究所、国学院，一是需要的钱比较少，二是便于发扬传统、寻出中国的国魂。具体的途径呢？比如说，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谈论如何整理国故，胡适特别标举“科学方法”。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文中，胡适偷梁换柱，把他从美国学来的那一套，如杜威的思维术，和清儒的考据学接轨。因此，你会发现，北大清华这两个学校的研究院，都特别讲究研究方法，而且，不能只谈土或洋，要中西结合。换句话说，无论制度上、方法上、理念上、精神上，那时办研究院的，都力图把中西双方的优长结合在一起。这里面，北大研究所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而清华研究院的四大导师，则更具传奇色彩，也更容易被后世传诵。
不算“首开纪录”的清华国学院，有何能耐，能让后世的研究者不断追忆、纷纷评说？没有听说别的大学，比如北大、厦大、中大等搞过类似的活动，惟独清华大张旗鼓，在1995年和2005年隆重纪念清华国学院创立70周年和80周年。为什么？
清华纪念国学院，自有它的道理。比起北大文科研究所，清华国学院吸引了更多公众的目光。原因呢？包括它当年异军突起，成绩显著；也包括它像樱花一样，迅速凋谢。清华研究院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特别适合于讲述。总共才四年，那么多优秀的学生，还有传说纷纭的四大导师。这是一个头尾完整、充满悬念、略带幽怨、可以寄托各种情怀的学术传奇。换句话说，清华研究院之所以成为中国学界不断提及的话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本身的素质很好。有了这根基，清华同人方才可能借国学院的叙述，不断建构、辨析、阐扬自家的学术传统。
按理说，当年中国学界，要说创立研究所，没有比北大条件更好的了。除了是最高学府，已经有了完整的文史哲三系，集合了不少著名学者，还有校长蔡元培的全力支持。而吴宓在清华筹办研究院，受到很多限制，没办法施展才华，一年后就辞职不干了。清华一边办研究院，一边办大学部，二者之间，不说势不两立，至少也是矛盾重重。而这注定了研究院不能长久发展。出于对研究院的怀念，大家感叹其陨落之快。追究起原委，纷纷埋怨教务长张彭春的牵制，或是赵元任、李济的临阵倒戈，使得研究院办不下去。其实，这不对，当初国学院的设计就只是过渡性质的。1926年1月，清华召开校务会议，吴宓希望扩大研究院的规模，教务长张彭春站出来反对，要求研究院改变性质，明定宗旨，不仅不要扩大，还得尽量缩小，最终完成向大学的过渡。在他看来，国学院是不伦不类的机构，只能是一个过渡环节，让清华从没有学问的留美预备学校，向真正的大学转变。不只张彭春这么看，当年清华的不少教授也都这么认为。吴宓争吵不过，回到研究院跟大家商量。研究院内部意见分歧，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倾向于吴宓的建议，坚持扩张计划；另外两人，赵元任和李济则赞成学校的建议，同意逐渐停办国学院。此事导致了吴宓和张彭春的双双辞职。以后研究院的院务会议，就由新任的教务长梅贻琦主持。
梅贻琦，1931年起正式执掌清华，是清华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评价最高的校长，对清华大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就职演说中有一句话，现在广为传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猜测，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很可能是早年主持清华国学院院务会议时，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交往。正是这一因缘，使他深有感受：办大学，关键是要有学术专精且声名显赫的教授。
二、是“四大导师”，还是“五大导师”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我以为，北大老是讲自己政治上如何进步，而相对忽视了学术传统的建构，这很可惜。文章是围绕蔡元培如何创建文科研究所来展开的，其中提到了清华、北大两个国学院/所的差异，包括制度建设，也包括风气转移等。同样以发展国学为目标，清华起步虽晚，但因有庚款的支持，经费充足，于是，延名师，拓校舍，很有成效。下面这句话，是我的体会，不一定准确，大家心领神会就行了。我说，清华走的是“明星”路线，因为她选择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确实都很有人望。加上前后四届七十多名学生日后大有作为，在大家心目中，清华研究院办得比北大好。但其实也有问题，清华因人设课，接近古代书院的大儒讲学，不太重视制度性的建设，因此，王国维、梁启超去世后，研究院难以为继。当然，研究院办不下去，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学校的制度建设和学者的个人声望，是两回事情。要说单个教授，或许没有比梁、王更知名的；可北大在学术制度的建设上，颇有可圈点处。从1922年开始创办，到1932年改为研究院文史部，再到1934年演变为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历经抗战中的南迁与北归，依然是北大学术实力最强的“金字招牌”。1948年，北京大学50周年纪念，举办科研成果展览，最能拿得出手的，依旧是文科研究所。要说“学统”，这也是一种。
1922年1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正式创立，委员长由校长蔡元培亲自担任，委员包括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另外，聘请了王国维、陈垣、陈寅恪、柯劭忞，还有若干德国、法国、苏联的学者，作为导师。这个研究所，同样汇聚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术人才。至于研究方向，集中在考古学、歌谣研究、风俗调查、明清档案整理、方言调查等很有发展前景的学科。各位教授的成绩，暂时按下不表；我更看中的是，北大的研究生教育自此走上了正轨，一直延续至今。
我们回头看清华的情况。1925年，清华建立研究院，导师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加上讲师李济，主任吴宓。最近这些年，谈论清华国学院的文章很多，经常提“四大导师”。也有加上吴宓，说成“五大导师”的。我觉得，这样说不合适。为什么？吴宓是研究院的主任，不是导师。他自己说，学问不够，只配当主任。主任的工作，是为教学服务，而不是指导教授们如何做学问。这是以前清华的规矩，也是很多老大学的传统。现在不一样，官大学问就大。今人想当然，既然是研究院的主任，领导着四大导师，那他本人就更应该是“导师”了。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与现在中国大学的“官本位”有关。这是我们的问题，跟老清华没关系。研究院希望扩展，计划没通过，第二年，吴宓就辞职，到大学部教书去了。所以，称吴宓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不合适。
一定要说“五大导师”，与其补吴宓，不如加上李济。从现代学术发展趋势看，讲师李济的工作更值得重视。他在清华研究院讲的是人类学、民族学和人种学。可以说，在清华园里，他是第一个突破藩篱，将教学与科研带到田野中去的。他主持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在学界影响很大。要说开一代风气，李济算一个。今年的纪念会上，好几位老先生，有社科院的，也有北大的，不约而同地提到，现代中国的考古学，应从清华说起，从李济说起。当年北大也有考古室，但更多的是传统的金石学。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考古组，请谁来主持，当时有两个人选，一是北大研究所考古室主任马衡，一是清华研究院的李济，最后决定用李济。因为马的路子比较旧，基本上是传统的金石学；而李从哈佛学成归来，更熟悉当时的考古学潮流。这个事情，最早是李济的儿子李光谟讲出来的，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做了如下评述：“蔡元培和傅斯年的确是很有眼光的。”（参见《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2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当年不太被看好、学生很少的李济，以及另外一个导师赵元任，日后对中国学术的贡献都很大。研究生们更喜欢追随的是梁启超和王国维，因为这两位的学问很好，而且跟自己以前的知识积累比较容易衔接。而刚从哈佛回来的赵元任和李济，他俩的专业，一个语言学，一个考古学，在当时的中国，说实话，很少有合格的学生。不过，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的工作更值得我们关注。
为纪念清华校庆而制作的电视片《永远的清华园》，在凤凰卫视播出，很好看，也很动人。主持人是陈晓楠，她在片中说，清华研究院的导师，除了吴宓，本来还有一个，那就是教人类学、考古学的李济。只因为他资历比较浅，学问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只聘为讲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知道，李济1911年考入清华，后来到哈佛念书。办国学院时，他已从哈佛博士毕业回来，任南开大学文科主任。为什么没聘他为教授？原因是，1925年4月，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准备在中国搞考古发掘，负责这个工作的美国代表毕安琪邀请李济协助他工作。李济同时接到两份工作邀请，一是回母校教书，一是主持考古发掘。两份工作，美国那边钱更多些，而且工作很有挑战性。李济最后应的是美国人的聘，清华只是他的兼职；因为不是全职，那就只能当讲师。请注意，民国年间的大学，有这么一个规定，教授必须全职。严复1912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做过这么一件事，解聘那些兼职太多的教授。换句话说，你要么全职，当教授；要么兼职，当讲师。你不能同时在教育部、财政部、司法部等四五个地方兼差，然后还是北大的教授。当时教授的薪水低，远不及官员，于是好些人养成不好的习惯，做好几份活，这样才能过得舒服些。严复建立学术尊严，从这里开刀，是有远见的，起码培养教授们对于学问的虔诚。你自己选，要不当史学教授，要不当财政部的科长，随你挑，就是不能兼。当然，这样做，得罪了很多人。请记住，不是李济学问不好，或遭人暗算，只能当讲师。北大也闹过类似的笑话，有人讲校史时，不晓得鲁迅因为是教育部官员，只能当讲师，竟然说，你看我们北大多“牛”，连鲁迅都不给评教授。道理很简单，也很公平，比如，陈寅恪在清华是教授，在北大就是讲师，因为他以清华为主。这里所说的“讲师”，说白了，就是兼职，是part-time。
谈论清华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有一个误区，往往把这些学者的所有成绩，一股脑都算进来。其实，应该考虑他们在清华开设的课程，以及指导学生的范围，还有日后学生的发展方向。学术史上的王国维、陈寅恪，和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陈寅恪，不是一回事。举个例子，王国维此前曾撰写过《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很有名。可我们查他在清华开的课程，并没有涉及文学的。1925年，王国维开设的课程包括《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研究。1926年呢？《仪礼》、《说文练习》，同样跟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再看他指导的学科。1925年度，王国维指导的学科是经学（包括诗、书、礼）、小学（包括训诂、古文字学、古韵）、上古史、中国文学——终于出现了“中国文学”这四个字。1926年度，又增加了一门金石学。我们看，事实上，王国维在清华所开课程，跟《红楼梦》或宋元戏曲，没有任何联系。再看第一届32名学生，毕业论文中涉及文学的，只有方壮猷，他做的是“儒家的人性论”、“章实斋先生传”和“中国文学史论”，只有第三个作业跟文学有关系。第二届研究生中，标明专修“中国文学史”的，有下面几位：王力，做的是“先秦文法”；全哲，做的是《楚辞》研究；谢国桢，做的是“清代学术史徵”；还有一位陆侃如，正在做“古代诗史”。我们知道，当年指导“中国文学史”科目的，有两位教授，一是王国维，一是梁启超。谢国桢是梁启超的学生，这没问题。至于陆侃如是否得到王国维的悉心指导，没有确凿的证明材料。可以断言，王国维在清华期间，即便讲授文学，也是占很小很小的比例。因此，谈论清华国学院导师业绩，最好不将《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考虑在内。
陈寅恪的情况恰好相反，是把他还没开始的工作成绩给预支了。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讲什么课程？第一，“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也就是考察外国人如何研究中国，先从目录学说起；第二，“梵文”。指导学生的范围呢？我念给大家听听：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文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上述这些课题，都是早年陈寅恪最为关注的。至于他广为人知的“不古不今之学”，比如《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或晚年苦心经营的《柳如是别传》，清华国学院教书时，八字都还没一撇呢。评价大学教授的功过，应包括他的著述、他的课程讲授，也包括他培养学生的方法与业绩。在我看来，谈论清华国学研究院，首先是教育史，而后才是学术史，不能弄颠倒了。
台湾学者苏云峰写了本《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北京：三联书店，2001），其中提到了研究院的工作状态。他认为，功劳最大的是梁启超和王国维，因为他们名气大、人缘好，像磁场一样吸引了大批年轻学人，使清华一跃成为国学研究的重镇。可是这两个人，一个在1927年，一个在1929年，先后逝世了。这是国学院很快就凋零的重要原因。其次呢，是陈寅恪。陈先生进入清华园后，住下来，跟学生多有接触。清华有个好处，做事很规矩，教务会议都有记录。一查记录，我们发现，陈寅恪几乎每次会议都参加，是个很认真的教授。可那个时候的学生水平不够，听不太懂他的课，大都跟王国维和梁启超做论文去了。因此，清华研究院时期，陈的贡献不如王、梁两位大。再接下来，吴宓有筹备之功，但不能坚持到底，第二年就跑了。功劳最小的是赵元任和李济，这两个人学问都很好，可整天跑野外，做方言调查，或考古发掘，呆在学校的时间不多，跟研究院的学生接触少，又不支持吴宓的发展规划，导致国学院倒台（332页）。
最后这一点，需要稍做辨析。赵元任、李济都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哈佛博士，就学术趣味而言，和同是留学生、以中西兼修见长的陈寅恪，本来就不一样。陈寅恪在好几所国外大学念过书，但不读学位，凭自己的学术兴趣，博采众长。加上他有很好的国学底子，能跟王国维谈得来。赵元任、李济不一样，念洋书，拿学位，回国做研究。所以，在清华研究院的导师里面，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比较合拍，他们的学问路子即便不同，也都能互相欣赏。而另外两个哈佛博士，就很难说了。记得有这么一件轶事：清华国学院师生为王国维集资修纪念碑，赵元任是不出钱的。为什么？可能是政治态度使然。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觉得王国维政治上保守，追随那位退位的皇上，还留着辫子；自命思想进步的人，对此很有意见。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学术趣味不同。一个在西方受过很好的教育，做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很可能无法或不屑于去理解王国维学问的价值。李济在日后所撰回忆录里，对王国维的学问，也都表示过不以为然：“他对近代考古学虽能了解它的重要，却感觉得与他自己研究的范围仍有些距离；所以他虽以利用新材料而对古文字学有若干极新颖的见解，对于古器物的处理，他以为这一类的著录仍应该奉《博古图》及《考古图》为准则。”（《感旧录》95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在两个哈佛博士眼中，“国学”是什么东西？他们会觉得语言学、考古学、哲学这样的现代学术体制，才是坚实可信的学问。他们对“国学院”的前途不看好，主张向近代西方学科体系靠拢，这是他们的学术立场。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尽快建立和国际接轨的大学体制，包括设立语言、历史、哲学、考古、人类学、社会学等科系，才是学术发展的正路。所以，他们不支持扩展国学研究院，不是个人恩怨，是学术趣味使然。
苏云峰先生的著作，可商榷的地方不少。但下面这句话，有见地。他说，讨论清华国学院，必须注意到梅贻琦的贡献。为什么？他是个外行，学工科的，因出任清华教务长，而必须主持国学研究院的教务会议。两年间，共主持了22次，解决了很多具体问题，没有出现大的纰漏。作为一个行政领导，跟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名教授接触，保持良好的关系，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谈国学研究院，应该把梅贻琦考虑在内。这个设想很好，我同意。
回到当年地位显赫、后来名气明显不及清华国学院的北大文科研究所，我们很容易发现，后者的关注点是制度建设。比如，北大文科研究所刚刚创建，就设立了五个专门委员会，即由周作人主持的歌谣研究会，由张竞生、江绍原先后主持的民俗调查会，由林语堂、刘复先后主持的方言研究会，还有由陈垣主持的明清史料整理委员会、马衡主持的考古学会。换句话说，北大研究所更像是个研究单位，而不像一个教育机构。当然，我能体谅他们的难处，因为钱少，没办法招那么多研究生——下面我会提到，他们确实碰到了很多实际困难。
清华有尊重名家、崇拜大师的好习惯，这使得他们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在中国学界引领风骚。可我隐隐觉得，光有名家还不够，制度建设同样也很重要。这方面，比较穷的北大所采取的策略，也不无可取之处。之所以如此感慨，是因为近年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很多学校在访大家、抢名师方面下了大功夫，但相对忽略了良好的学术制度建设。“大家”是可以买来的，“制度”却必须自己一点一滴地建立。如果只要是“名角”，就去捧，就去挖，而不考虑是否真对大学的发展有好处，这可就念歪了梅校长的真经了。
三、清华国学院众弟子的表现
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研究生教育逐渐走上了正轨。教授的业绩不错，学生的情况却很不乐观，最主要的原因是经费太少了。据1923年底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概略》，到那年年底，北大经过学术委员会审查合格的研究生，总共只有16人；其中提交研究报告的是5人6种，包括罗庸的《尹文子校释》、容庚的《金文编》、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编》等。这些都是很不错的著作，可两年多才培养这么几个学生，未免太少了。你会说，北大要求高，严格管理，这样好。其实，我跟你说实话，是因为没钱。再查一下，到1927年底，整个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审查合格的研究生，也只有46名，其中好些还是“通讯研究”。研究所整整办了五年，总共才10人正式提交了14种论著（《国学门概略》，北京大学，1927），实在说不过去。
反过来看清华，他们的规模效应，很快就显示出来了。第一年，录取新生33名，实际报到29人。第二年36名，第三年24名，第四年13名。研究院规定，第一年学完，有研究成果，表现优秀的，可以再申请一年，因此，其中有些是重叠的。当年的清华研究院，是给学生发奖学金的，学生当然愿意继续研究。合起来，四届学生中，真正完成学业的，共有74人。其中表现最为出色的，是前两届，即1925、1926年入学的那两届。
这些学生有什么特点？第一，年纪比较大，好些人进校前已有著作发表，专业上比较成熟；第二，这些学生来自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好些属于自学成才，没有像样的学历证书。今天中国的研究生招考，越来越重视资格审查，考试形式也日渐繁琐、严苛，这样会把很多有才华的学生给淘汰了，很可惜。我很怀念老北大、老清华的不拘一格选人才。学生资质好，加上有名师指导，自然能出成绩。梁启超很得意，宣称研究院的学生三分之一可以成才，其中三五个人的研究成果，“实可以附于著作之林而不朽”（《清华周刊》371期，1926年3月19日）。
对北大、清华两个国学研究所（院），后来的学者多有评说。像苏云峰便认定，北大“自由松散”，清华则“密集谨严”（287页），因此，清华研究院的成绩更突出。其实，跟学风是否“自由”关系不是特别大。最重要的是，北大的经费远不及清华，能花在研究所的钱很少。像清华所采取的这两项措施，在北大就无法落实。第一，教授专任，而且必须“常川住院”，以便与学生多多交流。这里所说的“住院”，不是住医院，是住学校。第二，学生一旦录取，就发给奖学金，条件是，你必须长期住校，拒绝外务，潜心研究，笃志学问。换句话说，学生也好，教授也好，一旦进来，就必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认真读书。今天，你住在清华园，要想进城，很容易；当年不一样，骑毛驴或乘人力车，要走大半天。北大不同，就在过去的皇宫旁边，离天安门又那么近，当然关心政治，喜欢闹革命。
当年清华研究院招聘导师时，有四个标准：第一，必须对中国文化的全部知识有所了解；第二，必须掌握正确科学的研究方法；第三，必须熟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学的成果；第四条最特别，也最重要：愿意和学员亲近、接触，热心指导，以便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丰富的知识以及正确的治学方法（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今天中国的大学，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老师们不太愿意为学生多花时间。客观因素是研究院规模太大，连自家指导的研究生都管不过来，哪有时间跟本科生多接触？但还有一个原因，评职称时，不太考虑讲课效果如何、教学是否尽心，以及和学生接触时间多少；而只计算出了几本书，发表几篇论文，有什么科技发明。清华研究院之所以敢硬性规定，要求导师多跟学生接触，是有经济力量做后盾的。比如，研究院师生每月举行茶话会，师生在一起吃吃点心，喝喝咖啡，聊聊学问。这个制度，北大学不来。还有，导师带着学生游北海，在北海静心斋坐下来，面对湖光山色，大家畅谈学问。这个，在北大也做不到。一方面是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实力。但不管怎么说，清华研究院开创了一个很好的传统，即师生之间多多交流。即便这样，梁启超还是不太满意，抱怨说除了上课，没有更多时间与学生接触。我相信梁启超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很真诚的；不过，他以当年在广州万木草堂跟随康有为念书、或在长沙时务学堂讲学作为比照，那是搞错了目标。那种师生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每天在一起讨论学问的传统书院，不可能在现代大学里复制。在我看来，清华研究院师生之间交往的密切与频繁，已经很让人羡慕的了。
清华研究院的学生表现出色，这与他们拥有很好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有关。1925年10月，在第二次教务会议上，议决不办杂志，以便师生潜心读书。研究院里，起码有两位教授是特能办杂志的，一个是梁启超，另一个是吴宓。这两个人，要他们不办杂志，都很难。所以，情势很快就改变了。吴宓在自己主持的《学衡》杂志上，不断发表研究院导师及学生的文章。另外，校方主持的《清华周刊》，也发一些专业论文。当年的《清华周刊》，一如我们的《北京大学日刊》，很好看。不像现在各大学的校报，尽是报道今天校长接见谁，明天什么代表团来访，后天又有哪个资本家捐钱，大后天后勤部门举行联欢晚会——像这些日常琐事，时过境迁，真的不值得翻阅。《清华周刊》不仅发表教授们的学术演讲，也发表学生的文章。更重要的是，清华研究院终于改变主意，决定办一个《国学论丛》，由梁启超主撰，其他人自由投稿。还不满足，年纪大点的研究生刘盼遂、吴其昌等，办起了《实学》月刊，教授们给稿子，还捐了钱——梁启超捐了50大洋，王国维捐了20。接下来，陆侃如、姚名达等创办述学社，编辑《国学月报》。再接下来，《大公报》创办《文学副刊》，请吴宓主编，吴又邀了浦江清、赵万里、张荫麟等一起来办。这样一来，清华学生发表文章的阵地很多。四年间，培养了74名学有专长的研究生，这些人的研究成果如何及时发表，也是个问题。办研究院，有好的导师，有好的学生，有好的制度，如果再有合适的发表研究成果的途径，那样的话，大家对这个研究机构的认同感会更强。
除此之外，两个突发事件，使得研究院的师生进一步加强了联系，这也是清华国学院成为神话的重要因素。王国维和梁启超先后去世，清华师生真的化悲痛为力量，凝聚了感情，表达了理想，同时也完善了自身形象的塑造。1927年6月1日，王国维留下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然后跳昆明湖自杀，这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王国维自杀的原因及其蕴涵着的文化意义，这里不说。单说追悼会上，学生们行三鞠躬礼，因为是文明社会了，行鞠躬礼就行了。接着，陈寅恪来了，行三跪九叩大礼（参见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8月）。学生们一下子全哭了，跟着陈先生重新行三跪九叩这样的传统大礼。对于这些已接触西洋文明的研究生来说，用这种方式，似乎更能表达师生之间的情谊，同时也表达了对于传统师道的认同。接下来的一系列活动，更显示了清华研究院学生的心志与活力。两个月后，上海的《文学周报》发行“王国维先生追悼号”，文章的作者好些是研究院的学生；同年10月，《国学月报》二卷8、9、10号合刊“王静安先生专号”，除了王国维的遗著，还有学生的追怀文章。又过了一年，1928年6月，《大公报》连续发表三期“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有吴宓、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等清华师生的文章。《学衡》转载这批文章，再添上陈寅恪、吴宓、刘盼遂等人的诗文。再接下来，《国学论丛》1卷3号出版“王静安先生纪念号”，除了整理王国维的遗著，还有梁启超的序，表彰王国维的治学方法；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则提到，凡一种文化衰落的时候，被这个文化所“化”的人，会感到特别痛苦，痛苦到极点，就只能自杀；而数十年来，社会制度变迁，纲纪伦常凌夷，为这个文化所凝聚之人，不得不与之共命运。陈寅恪先生的这个论述，加上日后所写的另外两篇文章——《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和《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三个东西合起来，完成了对于王国维精神世界的描述，也完成了自家文化理念的阐发。文化立场、精神追求、学术境界，三者合一，这很难得。借纪念王国维，陈寅恪等清华师生，将一个学术机构，提升到具有思想史意义的高度。
到1929年6月，王国维去世两周年的时候，清华国学院师生集资，在校园内建了一座“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梁思成设计，陈寅恪撰碑铭，其中提到，“先生以一死见独立自由之意志”，更着重表彰王国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90年代，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得到了中国学界的广泛认同，这也是清华国学院能够浮出海面，吸引公众关注的重要原因。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去世。两天后，张荫麟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以后，清华众多学生，陆续撰写了很多追念梁启超的文章，包括张荫麟、梁实秋、谢国桢、周传儒、姚名达、刘盼遂、杨鸿烈等人，其中表彰师门最得力的，还数吴其昌。1944年，吴其昌抱病撰写《梁启超传》，书成一个月后，吴便去世了。
今年4月，清华历史系举行了纪念国学院创立80周年座谈会，我在会上谈了一个想法。我说，谈及国学院的贡献，大家都着力表彰四大导师，这当然没错；可我认为，国学院能有今天的名声，与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弟子们的贡献，包括日后各自在专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包括对导师的一往情深，更包括那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为说明这个问题，我谈到一本书，即印行于1927年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这本由吴其昌编辑的小册子，是我所见到的最为精美的“同学录”。除了老师的照片、格言等，最有价值的是每位同学的照片和自述。有的人不在了，或一时联系不上，就由朋友为其写个小传什么的。文章有长有短，但大都有意思，很能显示那代人的趣味与情怀。这本小册子，我在北大、清华的图书馆里都没找到，是从吴其昌的女儿吴令华女士那里见到的。我的妻子夏晓虹专门研究梁启超，对这书很有兴趣，于是决定和吴令华女士合作，给这本书做注，把这些学生日后的工作业绩，以及他们对国学院生活的描述，对导师和同学的追忆，全都补进来，编一本别具一格的“学术史”。我话音刚落，在场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马上说：“书做好了给我们。”
我的想法很简单：在学术史上谈“大学”，一定要把学生的因素考虑进来；学校办得好不好，不仅仅体现在导师的著述，更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以及学生日后的业绩与贡献。如果有共同的学术方向或精神追求，那就更好了，更值得大力发掘与表彰。按理说，北大文科研究所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可很少被追忆；包括当事人，也都不大提及。“回忆”需要氛围，也需要契机，北大学生眉飞色舞，谈论的都是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这样一来，未免冷落了本不该冷落的文科研究所。到了1990年代，中国学界的目光从“五四新文化”转向“清华国学院”，这其中隐含着整个思想文化潮流的变迁。
四、清华国学院“神话”是怎样形成的
我对清华研究院充满感情，之所以称其为“神话”，丝毫没有讥讽的意思。我关注的是，仅仅存在四年多的这么一个学术机构，为什么会被不断追忆；在故事传播的过程中，其意义是如何自动衍生的。对于各种宏大叙事，采取知识考古学的态度，而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这明显是受福柯的影响。
清华研究院的成功，对于今天的人文学者说，几乎是遥不可及的神话。这一“学术史陈述”之所以普遍流传，与清华1980年代的重建文科有很大关系。对于清华来说，在复建文科院系的过程中，如何发掘传统，确立自信，是个关键。与历史对话，与学界同仁对话，还得与理工科思维定势对话，这个时候，“国学院传统”是个很好的理论资源。重办文科，不是有钱就行，也不是校长支持就能“一路畅通”。整个校园氛围，工科占绝对优势；而用工科的眼光来评判文科，用工科的趣味来发展文科，那是很有问题的。我跟清华文科各院系的教师多有交往，知道他们努力的方向，也知道他们遇到的困难。可以这么说，最近二十年，在清华，流行着三套话语，对应着三个故事系统： 第一，作为革命话语的闻一多和朱自清的故事；第二，作为学科体制的“清华学派”；第三，作为学术精神的清华研究院。
如此“大胆假设”，一半来自阅读史料的感受，一半是直接的生活经验。清华中文系复建前后，有关领导常到北大与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商谈。历史感很强的王瑶先生建议，你们清华发展文科，一定要借用朱自清、闻一多的故事，重新树立自家形象，要让大家感觉到，这不是在新建一个系，而是在接续某种传统。就好像周作人对现代中国散文的描述：这是一条古河，因某种原因曾消失在沙漠中，但是在下游，它又重新冒出来了；因此，这河既古老，又新鲜（参见周作人《〈杂拌儿〉跋》，《永日集》，上海：北新书局，1929）。王先生的建议，我相信对当事人很有启发。接下来，王先生开始到处鼓吹“清华传统”。
1985年，也就是清华中文系复建的那一年，在纪念闻一多先生逝世40周年的会议上，王瑶先生说：“以前的清华文科似乎有一种大家默契的学风，就是要求对古代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季镇淮主编《闻一多研究四十年》140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第二年，王先生又在第三届闻一多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两篇短文，重谈这个问题。1988年，清华大学纪念朱自清逝世40周年，王先生发表《我的欣慰和期待》（1988年12月10日《文艺报》第49期），此文日后常被关注清华命运的朋友引用。文章称，清华中文系不仅仅是大学里的一个系，更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派。另外，清华中文系的成就，是与朱自清先生的心血分不开的；朱先生当了16年之久的系主任，深刻影响清华中文系的发展方向。而朱先生在日记中提到，要把清华中文系的学风培养成兼有京派、海派之长，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既要立论谨严，又不钻牛角尖。朱自清曾和冯友兰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中，清华走的是释古这条路。王先生于是加以阐发，北大教语言的王力、朱德熙，教文学的吴组缃、林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俞平伯、余冠英，还有台湾大学的董同龢、许世瑛等，都属于这个系统。如此构建“清华学派”，是希望“继承朱先生的事业”，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个学派。请注意，王瑶先生是朱自清指导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1952年院系调整，才到北大来的。
此文发表一年后，王先生便去世了。当时的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写了一篇悼念文章，特别提到王先生对于清华中文系复建的指导性意见，还说早年就读清华、曾主编《清华周刊》的王先生，有很强的清华情结。王瑶先生甚至说：“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这句话让徐很感动，他说，王先生陈述“清华学派”，列了那么多人，唯独没有他自己，这不合适；于是，引述现代文学专家王富仁的话：“王瑶先生是清华学派当中的一位大师级人物。”（《瑶华圣土——记王瑶先生与清华大学》）所谓的“清华学派”，就这样，变成了从朱自清到王瑶。
1990年代的大讲清华国学院，一方面是学界风气变了，另一方面则是清华自身的学术体制逐步确立。请大家注意这么一个事实，进入90年代以后，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以及王国维、陈寅恪的学术贡献，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与赞许，其思想史及学术史地位迅速提升。以前我们谈清华，觉得她政治上保守，不如北大激进。当我们转而关注思想文化建设时，对清华的理解就发生了变化。大约在90年代中期，我们逐渐走出闻一多、朱自清为代表的“革命叙事”，转而关注清华国学院的贡献。这一点，跟整个90年代的思想文化潮流有直接联系。三联书店出版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么一本学者传记，影响竟如此之大，后世很难想像。此书的最大特点，是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讲成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使得陈先生走出学术圈，成为大众也能欣赏的“文化英雄”。去年我在广东演讲，一个女孩子希望我谈谈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问她读过陈寅恪的书没有，她说没有；我说很好，希望你回去读读。没有读过，但渴望了解，可见陈寅恪已经进入千家万户，成为某种文化符号。王国维、陈寅恪的逐渐走出学术圈，成为大众注目的文化英雄，这与清华国学院历史地位的迅速提升，二者互为因果。
与此同时，清华重建文科的工作，进展十分顺利。1983年，外语系复建；1985年，中文系复建；1993年，历史系复建；1999年，社会学系复建；2000年，哲学系复建。你看，十几年间，清华人文学科迅速恢复，而且学术实力提升很快。一边是新的学术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一边是老的国学院故事的讲述与阐发，二者相得益彰。与此相适应，王先生所说的清华中文系的传统，逐渐被推演成为清华文科的传统。1995年，徐葆耕在《清华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释古与清华学派》，引王先生的话，然后做了引申发挥。在徐先生眼中，所谓的“清华学派”，不再局限于中文系，而是包括中文、外语、历史、哲学等文科各院系，甚至包括此前的清华国学院。徐先生总结了“清华学派”的特征：中学西学结合，历史现实对话，微观宏观合流，还有兼及西方理性与传统训诂等。可文章最后，徐先生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特征，好像不仅仅属于清华。
清华文科有特点，这没错；但是否构成一个学派，我很怀疑。讲“清华学派”，王先生局限于中文系，还有点道理；扩大到整个文科，再追溯到国学院，这可就有些没谱了。人数越说越多，特征越说越杂，“大”到无边的时候，“学派”也就瓦解了。因为，构成学派的因素，不仅仅是大学里的同事，还必须有共同的精神取向，共同的研究方法，共同的学术趣味等。我不太认同“清华学派”的说法，但我承认这一讨论很有意义，起码使得很多人文学者关注清华文科，关注清华研究院。此举甚至整个改变了大家对清华的看法——清华不仅仅是“工程师的摇篮”，同样有很深厚的精神文化传统。做到这一点，目的已经达到了。当初王先生提出“清华学派”，也不是在做学术论文，而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那就是如何帮助清华文科恢复精神。借助“清华学派”这个话题，或者清华国学院的故事，让学界同人重新理解老清华的传统，以利于其文科的重建，这个“球”，最早是由北大教授开出来的，但心有灵犀的清华教授接过去，左盘右带，最终将其顺利地送入了球门。
上海有位学者，叫夏中义，他注意到了王瑶先生在传承清华薪火中所起的作用。2000年，他出版了一本《九谒先哲书》（上海文化出版社），最后一章就谈王先生，把他作为清华薪火百年明灭的见证人。夏中义认为，所谓的清华精神，第一代的代表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第二代是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第三代便是王瑶——王先生的主要贡献是使得停顿了30年的清华文科“薪火不灭”。从王先生又转到陈平原，说我“以‘接应二传’姿势擎过火种”，使得“清华薪火”为标志的现代人文学术传统代有传人（412页）。我确实对清华很有感情，因为我跟随王瑶先生念书，王先生是朱自清的研究生；另外，我妻子夏晓虹的导师是季镇淮，季先生的导师又是闻一多。说我跟清华有很深的渊源，可以；说承继“学统”，则实在不敢当。
当年清华学校办国学院，只是整个学校发展大局中的一个棋子，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对大学来说，学术是第一位的。大学里，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政治、文化、体育、技术转让等，在短时间内，大家关注的，是比较热闹的外在活动，包括最早让清华出名的体育，还有北大的学潮等。这些，固然都是现代中国大学的宝贵财产；但光有这些远远不够。对一所大学来说，必须有好的学术制度、学术精神以及学术成果，这样，它才有可能长久，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与机遇。
随着时代风气的转移，历史书写方式也在改变。在这个大背景下，清华国学院的故事浮出海面，是大好事。讲述的方法以及立说的根基，还有很多具体细节等，都可以商议，但这个故事的得以流传，甚至在传播过程中被日渐“神化”，都说明中国学界开始反省我们的教育体制、治学方法以及文化精神。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五、答清华学生问
学生一：请你谈谈，陈寅恪的名字，是念que还是念ke？还有，您对清华文科如何评价？好像离北大还有很大的距离。
陈教授：还是读que吧。这些年，学界考证来考证去，还是念陈寅恪（que）更站得住脚。第二个问题，我不太好回答。一定要说，也只能从宏观角度着眼。近年来，清华文科发展很快，特别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域，像中文系和历史系。由于历史的原因，你们的“重点学科”远不及北大多，可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发现，清华近年进人进得很凶，而且进的人都很优秀。我只有一个建议，好教授和好教授在一起，不一定就能成为好的学术团队。必须考虑知识互补以及学术合作的问题。当年清华研究院的导师，治学风格及趣味不太一致，但你可以看得出来，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三人在一起，是能够互相配合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所大学、一个研究机构，要想做大事，教师之间必须能够互相配合，而不是整天闹内讧，这很重要的。并非把好教师搁在一起，就能办一所好大学。我说的是“互补”与“互助”，不是“步调一致”。如果所有老师都是同质的，只有一种声音，那么，这个学校、这个系一定办不好。大学不同于书院。传统中国的书院基本上是一个声音，一级一级往下传；大学是众声喧哗，有很多种声音，允许学生自由选择。学生需要借鉴不同的学术思路，这样才能有比较开阔的视野。教授们立场不尽一致，但能互相呼应，包括专业特长、文化理想，也包括处世作风，这是最好的。
学生二：您认为国学院在清华校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现在无论北大还是清华，都在争世界一流，从您的角度看，如何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呢？
陈教授：我只负责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留给你们校长去回答。刚才说了，我不是教育史专家，我之所以关注清华国学院，是有明显的问题意识的。我不写通史，更愿意做专题研究。比如说，我喜欢谈老北大，而很少涉及新北大，为什么？材料很受限制，好多重要的档案不公开，你做不好。在我看来，将“新北大”作为一个学术课题来苦心经营，时机未到。当然，还有个人兴趣等原因。清华也一样，我没有撰写清华校史的计划。
学生三：清华校园里，广泛流传这样的说法：一流的学生，二流的教师，三流的管理。你是否同意这种判断？还有，现在的中国大学，为什么不可能出现梁启超、王国维那样的大师？是不是整个学问在倒退？
陈教授：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国内外大学，多流传类似的笑话。如果是老师们在自嘲，那可以；如果学生们当了真，那就不应该。因为，这样说，对老师很不尊重。我是北大的博士，念书时一流，刚毕业，当上了教师，就成了二流，有这等事吗？太不公平了。学校确实有问题，老师也必须努力，但这种说法太伤人，不好。在教改的过程中，教授和学生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不要互相蔑视或互相嘲笑。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也有稍微不同的看法。你怎么就能判定，今天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就一定不能成为学术大师？历史还在流动，教授们还在努力，别太早下结论。时间和空间会产生美感，再过几十年，你们的子孙，或许也会用同样虔诚的语调，来谈论今天活跃在北大、清华的某些教授。
学生四：我们的确觉得，现代中国的大学有很多毛病，比如说人文学科很不受重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教授：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但希望做点补充。学人文的，必须警惕，避免完全用人文的眼光和趣味来看待这个世界。当今中国，社会科学迅速崛起，其“有用性”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这个时候，人文学者容易心理失衡，甚至感到愤恨，说人家：“那叫什么学问”！其实，各学科的研究方法不同，旨趣也有很大差异。不能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作为人文学者，你可以不喜欢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你必须承认其价值。80年代，我们常谈文科和理科的矛盾；现在不是，是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矛盾。比如在北大，文史哲的教授的学术趣味，更接近教数理化的，而不是同属文科的经济、法律、政治等。换句话说，大学里，教授们在分化，因为学科分类，因为工作方法，因为学术境界，也因为生活趣味。
学生五：清华文科的课程设计和北大很不一样，你怎么看？
陈教授：老学校有老学校的问题。我们文科教授多，你们的文科人很少，这样一来，课程设计必然出现差异。再说，后发有后发的优势。我明显感觉到，清华文科正试图走出一条新路，能否成功，现在还很难说。但选择这条路，当事人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而且，我也很看好。
学生六：请问，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学者？你有什么经验，可不可以传授一点？
陈教授：几年前，有一个韩国学生，在北大听了几年课，临走前跑来跟我说：他不想评判我的学问，只是觉得我做学问的心态很好；做学问能乐在其中，这点很让他羡慕。我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只提一个建议：假如你以学术为志业，那么，得尽量找一个和自己“趣味相投”的学科、专业或课题。能做多大的学问，很难说；自得其乐，这最重要。常有人提醒我，怎样怎样就可以赚到很多的钱，怎样怎样就可以博得更大的名声，怎样怎样就能获得政府的表彰或提拔，所有这些，我都不羡慕。我最大的愿望是，像老一辈学者那样，将学术研究、日常生活以及审美活动融合在一起。那样的话，做学问可就真的有趣极了。当然，这只是“愿望”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