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1929)，是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涌现的一个著名学术机构。与同时期其他国学机构相比，清华国学研究院既有援引西学，重建现代学术体系的一面；又有继承儒家教育理想与治学路径，结合西方知识工具，致力于阐发传统学术之特质的一面。因此，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建制，学术社群的治学精神，皆有其鲜明的特性。
关 键 词：清华国学研究院 整理国故 学术建制 学术社群 治学精神
作者简介：朱洪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学术史、史学史。
学术的独立化、专业化和体制化，是近代学术有别于传统学术的重要标志。学术建制对于史学近代转型的深远影响，近年来日益被学界所重视，并成为学术史研究领域中颇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①研究这一课题，明显地得益于科学社会学研究策略的启示。科学社会学把科学看成一种社会建制，把科学的发展看成是科学在社会中逐步体制化的过程。所谓的“学术建制”，涉及学术活动的诸多方面，包括学术机构的组织和运转，学科体系的形成和衍化，课程教学的设置，人才培养的程序，学术规范的约定，学术成果的发表及评价机制。依据现代学科体系，学人以专业为基础，分化为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学术社群。学术社群不是分散地从事学术活动，一般依托于学术机构。因此，学术机构是学术建制的社会基础。
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1929)，是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涌现的一个著名学术机构。在其存续的短暂四年间，集聚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等一批著名学者，培育了一大批专事文史研究的学术后劲，成才之多，影响之远，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学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由于20年代清华的学术生态和思想氛围颇为独特，民初学界关于国学问题的思想论争，悄然渗透于国学研究院的创建及其发展进程之中，使得这一学术机构显示一定的二重属性：一方面，具备“整理国故”运动的普遍共性，提倡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及文化；另一方面，在其学术建制及治学精神等方面，无不表露鲜明的特性，而这正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真实魅力之所在。②
一、书院色彩的现代学术机构
1924年秋，筹划已久的清华改办大学计划正式启动，国学研究院亦在酝酿之中。次年初，因梁启超、赵元任和陈寅恪三位教授均未到校，李济尚未接受聘约，《研究院章程》就由筹备主任吴宓负责起草，并与王国维、梁启超往返商榷，最终定稿。③1925年3月6日，章程提交大学筹备委员会通过。④《研究院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主要参考两个蓝本：一是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和《研究所国学门研究规则》；二是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课程计划组通过的《清华研究院简章》(以下简称《简章》)。
据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的规定，研究所是本校大学毕业生“继续研究专门学术之所”，“但未毕业之学生曾作特别研究已有成绩者，经所长及各该学系教授会之特许，亦得入所研究。”研究所拟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实际只建成国学一门。《研究所国学门研究规则》规定入所资格不限于本校学生，本校教员亦可自由入所研究。校外学者可随时申请，经本学门委员会审查合格后，进所研究。如果不能到校，可以通信报名，履行相同审查手续后，在校外从事研究。研究生可要求本学门主任联系本校教员或校外专家，指导个人研究。本校教员征得本学门委员会同意，可自行召集研究生入所从事某项研究。⑤国学门的制度可谓自由之极，没有入所的资格限制和考试，不规定研究期限，也不用听课，唯一的要求是有志于从事专门研究，且取得一定的研究成绩。⑥
蔡元培主持北大校政，有意汲取欧美大学的发展经验，尤其是按德国柏林大学之理念规划北大的学科设置及发展方向。⑦他认为大学为师生“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绝不仅是一“职业培训所”，北大研究所是“仿德、法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⑧国学门松散自由的管理，除延续京师大学的传统外，背后更有德国大学的影踪。
与北大不同，清华濡染美国大学教育风气甚深，筹备大学委员会课程计划组所拟定之《简章》，对研究院的宗旨、科目、教师和学生的资格、入学考试程序、费用、奖学金、课程等内容，皆做细致严密的规范。⑨《章程》与《简章》相比，内容大体一致，部分规定更为具体。如规定教师包括专任教授、特别讲师两类。教授的标准是“宏博精深，学有专长”，要求“常川住院，任教授及指导之事”；特别讲师是“对于某种学科素有研究之学者”，由本院随时聘请。学生资格较宽泛，大学毕业生、同等学历和各校教员均可报名，但必须参加入学考试。学员录取后，须入校研究，期限为一年。遇有难度大、范围广的课题，可申请留院继续研究一年或二年。⑩
显著不同的，主要有两点：其一，《简章》筹设中国历史研究科、中国语言研究科、中国文学研究科、中国哲学研究科等四科，即以西方式的人文学科为学术建制的原则。《章程》则改以“国学”统摄各自独立的文史哲等科，规定“开办之第一年(民国十四年至十五年)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这一变动，明显受“整理国故”运动及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影响。
其二，是制定了周密完善的教育及研究制度。其核心内容是：“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柢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所获。”开学之初，教授公布指导学科范围，学员可自由与各教授谈话，就个人志趣和学力，选择研究课题及相应的导师。教授指导学科的范围，均系个人专长，可自由划分。学员自由选定导师，专从受教，因题目性质，亦可同时请多位教授指导。教授除指导学员从事专题研究外，均须为普通演讲，每星期至少一小时。特别讲师专就一定学科范围演讲一次或多次。鼓励教师学员平时保持经常的接触，教授应与从学的学员约定时间会谈，了解学生研究进展，指示研究方法，开列参考著作。
就提倡高深专门研究而言，北大、清华两大国学机构的旨趣相同，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是一纯粹的研究机构，而清华国学研究院更近于当代附属于大学的研究院，教育与研究并重。(11)融中国传统书院与英国牛津大学导师制于一炉，则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术建制中饶有深意的一抹亮点。(12)
五四以后，为因应战后世界的新发展，及新文化运动所提出之新的思想文化走向，教育学术界对清季建立的学校制度，教育观念及方法，皆有痛彻的反思，萌发了强劲的教育改革思潮。自欧美输入的形形色色的教育理念及方法，在思想教育界激起圈圈涟漪，试验新制的风潮，一时间遍及国内中小学和大学。“道尔顿制”是20年代风靡一时的新教育模式，它有别于整齐划一的班级授课，其最大特点是给学生以极大的学习自主权，有利于养成独立研究的精神。(13)经历旧式教育的一些学人，发现它与私塾、书院教育不无会通之处。胡适基本接受新式教育，他也觉得“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1923年12月，他在东南大学演讲“书院制史略”，认为晚清学制变革中以学堂代替书院，丧失了书院自由研究的精神。(14)倡导道尔顿制或复兴书院，藉以弥补学校制度之不足，在当时的知识界是极为流行的看法。
把传统书院与英国大学流行的导师制联系起来，则得益于一部分留学欧美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热情鼓吹。20年代成立的中国教育改进社、新月社、现代评论社等团体，聚拢了为数众多的接受欧美高等教育的留学生，其中不乏专注于大学改革的人文学者。私塾、书院等传统教育方式，与英国牛津、剑桥大学导师制之间的文化相似性，启发了这批极具人文关怀的学人。
对大学教育只问分数，不管人的全面发展，林语堂深为不满，他主张理想的学堂“应该灌满一种讲学谈学的风气”，要达此理想，“我们应该实行导师制(Tutor System)，每个学生可以自由请一位教员做他个人的导师，一切关于学问上进行方针及秩序之指导可专托此一人之手。”(15)传统书院注重师生之间的直接互动，师长以学问、人格的魅力，感染后学；又提供各种设备，供求学者独立自由地探索知识。因此，任鸿隽、陈衡哲认为，牛津、剑桥大学的导师，“以先生而兼朋友”，直接指导学生的求学及生活，是“合学问与做人为一冶”，与传统书院精神异曲同工，他们呼吁大学教育“当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成一种新的学校组织”。(16)徐志摩更是以诗情荡漾的笔触，绘出理想大学的山水图：“向外望去，现成的牛津康桥青藤缭绕的学院招着你微笑；回头望去，五老峰下飞泉声中自鹿洞一类的书院瞅者你惆怅。这浪漫的相思病跟着现代教育丑化在少数人的心中一天深似一天。这机械性买卖性的教育够腻烦了，我们说。我们也要满沿着爬山虎的高雪克屋子来安息我们的心灵，我们说。我们也要一个绝对闲暇的环境好容我们的心智自由的发展，我们说。”(17)他们因中国的人文传统而欣赏英国导师制，又因英国导师制而发现传统书院的价值，试图在现代大学制度中“复活”书院，建立一套中西杂糅、亦中亦西的高等教育制度，书院式的大学正是这批人文知识分子找到的理想天堂。欧美派知识分子的教育理念及文字呐喊，对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构建其学术制度具有直接的启示。
当时学界的两大巨擘梁启超、胡适，频繁在清华授课或讲演，对师生们的影响极大，二人均主张复兴书院。(18)主持改办大学工作的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同时也是中国教育改进社的重要骨干。1923年初，他在和学生座谈时，批评现行教育制度是“机械式课本的教育”，设想筹办大学研究院时采取书院模式，研究院“专聘中外于某门学术有特高造就的名师，来充教授”，“每个名师只限于收纳二十余生徒，日常跟他一同研究著述。教师因此可以尽量的向上发展他自己的学问，同时做学生的榜样，并且指导学生怎样协同作学问的工夫，而学生亦可因名师的精神与方法，自由的努力研究”。(19)五四以后的清华园，弥漫着反省“美国化”的思潮，这被许多学生称之为“清华文化运动”。“由极新走到极旧”，沟通中西文化，培养现代化的领袖人才，被师生们视为清华理应承担的文化使命，因此，教育学术界援引书院人大学的议论，在清华园里赢得了广泛的理解与赞同。校内外的思潮互为激荡，以书院精神改造清华的学术生态，随之成为筹建大学及研究院所致力的目标。
糅合传统书院和英国导师制而创建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可谓之“书院色彩的现代学术机构”。(20)就其制度的基本框架而言，是一不折不扣的现代学术机构。研究院课程设置、导师指导的研究课题，学生从事的专题研究，均属于现代学术的范畴。所谓的“书院色彩”，最突出的体现有二：一是在教育理念上，寓儒家知行合一的观念于大学教育之中。鼓励师生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在学问上自由讨论，在德行上相互砥砺，把深沉的文化使命感浸润于学术研究中。二是在教育制度上，取法书院的山长制。蔡元培认为学校不及书院，山长制是一关键。他说：“我们知道以前书院院长，或擅长文学，从其学者，能文者辈出；或长经学与小学，从其学者，莫不感化。因为院长以此为毕生事业，院内尚自由研究，故能自由发展。”(21)国学研究院延聘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五位导师，为他们各设一研究室，配备助教。一切教学及研究活动，皆围绕导师专长展开。导师的地位，酷似旧日书院中的山长。
二、国学分科与学术社群
筹建之初，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五位导师。王、梁辞世后，学校又拟聘章太炎、陈垣等为教授，但均未如愿。后期因教师匮乏，陆续聘请梁漱溟、林志钧、马衡为特别讲师，朱希祖为兼职讲师，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为名誉通讯指导员。研究院章程虽以“国学”统摄各自独立的人文学科，标榜“其分组不以学科”，但从招生、教学和研究等各环节看，实际执行的是导师指导下的西方式分科研究体制。
1925年招收第一届学生时，规定考试包括经史小学、论文和专门科学三部分，其中专门学科分经学、中国史、小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外国语(英文，或德文，或法文)、自然科学(物理学，或化学，或生物学)、普通语音学八门。(22)1926年招收第二届学生，应试内容仍为三部分，专门科学部分扩大为23门学科，即经学、小学、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中国上古史、东西交通史、史学研究法、中国人种考、金石学、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诸子、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佛教史、佛经译本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史、中国音韵学、中国方言学、普通语音学、东方语言学、西人之东方学、中国音乐考。(23)23门学科中，五位导师各自指导的学科如下，王国维：经学、小学、中国上古史、金石学、中国文学史(5门)；梁启超：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东西交通史、史学研究法、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诸子、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佛教史、中国文学史(11门)；赵元任：中国音韵学、中国方言学、普通语言学、中国音乐考(4门)；陈寅恪：佛经译本比较研究、东方语言学、西人之东方学(3门)；李济：中国人种考(1门)。中国文学史是王、梁共同指导之学科。
学生入院之后，导师公布指导学科之范围(与招考时公布的专修学科略异)，学生据此选定专修学科，同时与指导教师商定研究课题。研究院第一届学生32人，属于梁启超指导的有23人，王国维指导的有9人，没有学生请陈、赵、李三人担任导师。(24)次年，除旧制大一的3名学生赴美留学未交论文外，其余29名学生均提交一篇或数篇毕业成绩。经审查全部合格，准予毕业。毕业成绩与最初登记课题略有出入，显是后来调整的结果。学生的指导教师，在研究院公布的资料中没有注明。今据导师指导学科范围和《研究题目示例》加以归类，制成表1。
第二学年在院学生共36名，除上届毕业留院继续研究的7名外，本届有新生29名。本学年专门学科扩大为23个，要求学生从中选定专修学科，同时确定相应的导师。兹据相关资料，制成表2，导师一项，原来资料中没有，据23项学科分属的导师加以考订。属于梁启超指导的有22人，王国维指导的有12人，赵元任和梁启超共同指导1人，(25)李济指导1人(26)，陈寅恪仍无人请其指导。
王国维去世后，研究院将其负责指导的学科交由梁启超。1927年底以后，梁氏长期患病，无法照常授课和指导。1928年5月4日，教授会临时会议决定继续维持研究院，“但因教授延聘不易，范围不能太广，应就教师所愿担任指导之范围招收学生，各科人数亦应酌定限制。”(27)所以研究院的分科研究以前两届为最盛，后两届因导师匮乏，分科指导已难维系，学科指导范围亦不再公布，学生直接选定专题。
第三学年在院学生有24人，专题研究及毕业论文未公布。第四学年在院研究的有13人，其中10人是第二、三届学生，在院继续研究，3人是第四届新生。其中4人的毕业论文不详。最后一学年，因李济赴美，赵元任去两广调查方言，此后二人陆续转入史语所，在院教授只有陈寅恪，另聘两位特约讲师马衡、林志钧授课。所以，最后一年学生大部分名义上接受陈的指导，(28)但研究课题与陈氏的研究大都无关。其中，可以考订出属于林志钧指导的1人。(29)此外，就学生专题研究题目分析，可以推测属于马衡指导的2人，赵元任指导的2人。兹据相关资料制成表3。
据以上三表资料，研究院绝大多数学生追随梁启超、王国维，以梁的弟子为最多，王的弟子其次，赵元任指导的学生有王力、裴学海等数人，李济的弟子只有吴金鼎一人，陈寅恪名义指导的弟子虽多，直接师承者寥寥。陈寅恪曾戏拟一联，赠与研究院弟子，曰：“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30)前一句说梁启超，后一句指王国维，虽是一时戏谑之词，却恰好揭示了研究院多数弟子的学术趋向。
如以第二届公布的23个学科为标准，统计学生研究课题的学科分布情况，小学16人次，中国史10人次，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各7人次，经学6人次，宋元明清学术史、东西交通史各5人次，史学研究法(史学史)、诸子学4人次，儒家哲学、中国文化史各3人次，金石学、中国音乐考、中国人种考各1人次。此外，不在23个学科之中的，文献学、目录学、教育史(书院)各2人次，方志、年谱、道教史及景教各1人次。(31)
从上述学生研究课题的分布来看，可做如下推论。第一，研究院学生的研究趋向是：以广义的中国文化史为中心，以专门史为方向。20年代初，梁启超谈及新史学建设时，提出“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乃至前此亘古未入之版图之事迹……悉吞纳焉以广吾疆宇，无所让也。”所谓“收缩”，即依西方的学术分科，将原属于旧史的领域划归专门史；“扩充”则要求新史家“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会也。”扩充而成的，即梁氏所谓的普遍史或文化史。(32)胡适代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同人撰写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提倡国学应做“专史式的整理”，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从其提示的文化史之研究范围来看，所谓的“专史式的整理”，实即推进西方式的学术分科。(33)梁、胡不约而同地，为新史学高悬“文化史”的目标，而实现的前提则是专门史的发达。随着西方学术体系与中国大学制度的结合，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与渗透日益紧密，专门史遂在现代史学中最先繁荣起来，研究院学生的课题分布预示了这一趋势。
其二，在研究院学生的研究课题中，清人所谓的汉学所占比重最大。在所有学科之中，选修小学的人次最多，加上经学、金石学、目录学、文献学，总计有27人次，约占33％。研究院诸导师中，王、梁通晓清代学术。王国维在研究院讲授的课程有：“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仪礼”、“古金文字”，皆以清人的经学与小学为基础，用甲骨文、金文等新文字材料扩大汉学的门庭。梁启超所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侧重于专门史的研究方法，而梁氏撰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清学之演进有极为系统的阐述，对汉学家整理古籍方面的多种贡献介绍尤详。
第三，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从事的纯粹来自西方的新学科，在研究院学术社群中处于边缘位置，直接选择三人为导师的为数甚少，这与研究院学生的教育、知识背景直接相关。(34)在科举制度废止的最初十几年间，中小学和省立师范学校的文科教师，还是以获得过科举功名的旧文人为主。这批弟子出生的年代在1891－1906年间，他们在入院之前，往往受这些教师的影响而萌发学术兴趣，在旧学上打下了厚实的根基。在入院弟子中，完成大学本科教育还不到一半，绝大多数只有中小学文凭，或没有任何文凭的自修之士。对于多数弟子而言，梁启超、王国维指导的专题研究和教学内容，植根于旧学基础之上，易于被他们理解和接受，故在他们心目中，只有梁、王才是实至名归的大师。
以现代学科的眼光审视，研究院的23个专修学科，包涵学科、专业、课题等多重内涵，横跨多种人文学科，界限或许并不清晰。但导师指导下的西方式分科研究体制，推动了研究院师生迅速走向专业化的道路，老辈学者梁启超、王国维治学及指导的范围相当广泛，青年一辈的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的治学及指导范围相对专一，而弟子们的研究领域则更为具体细致。这种从通儒之学到专家之学的变化趋势，契合了现代学术演进之内在规律。研究院弟子多数承继了王国维、梁启超的治学理念及方法，融入了五四以后渐趋壮大的新历史考证学派，在院时期相对冷落的东方学、语言学和考古学，随着部分弟子治学的深入，亦逐步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概而言之，研究院弟子接受大致相同的学术训练，研究对象集中于传统文史领域，内部的学术交流比较充分，他们与导师(尤其是王国维、梁启超)一起，构成了以专业为基础、使用共同范式的学术社群。
三、“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1925年9月9日，清华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研究院主任吴宓在演说时，流露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分庭抗礼的弦外之音。他指出本院有两个特点：一、“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整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乃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二、“本校研究院在中国实属创举，他校如北京大学亦设国学研究所，然组织办法颇有不同。”(35)后者指研究院的学术建制(前文已有论述)，前者涉及国学研究之范围及方法，吴宓自信皆新颖独创。台湾学者陈以爱则认为：“(吴宓)主持下的清华国学院，其治国学的精神与研究取向，则与北大国学门是大体相同的。”(36)那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治学精神及趋向，与北大国学门是否保持一致呢？
以胡适为代表的北大文科学者，所鼓吹和推动的“整理国故”，其精神可概括为：以西学为标准，重建中国历史及文化研究的现代学术体系。具体内容包括：(一)提倡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二)依西学体系，重新划分研究领域。此后闻风而起的其他国学研究机构，大都遵循上述原则，但在涉及历史文化的价值问题时，内部却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分歧。
五四时期，以北大“新青年派”为核心的一批新知识分子，主张既要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法律和政治制度，又要根据以科学、民主和自由这类观念所代表的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的学术、伦理、道德和风俗进行彻底地重新审查。他们所提倡的不是枝枝节节的修补或改良，而是一个大规模的激烈的文化革新，要彻底推翻旧传统，代之以全新的文化。陈独秀、吴稚晖、鲁迅等知识领袖认为，胡适号召整理国故，滑入了保存国粹的误区，偏离了新文化的方向，鼓励年轻人阅读古籍，是将新一代引入思想歧途。他们对传统的态度，在鲁迅的文字中有一句名言：“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37)说得何其干脆。
胡适对传统的态度，言词上并不激烈，他认为整理国故不是招传统之魂，而是批判性的探索中国文化的真相，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一样，都是“再造文明”的手段。但他对传统价值的基本判断，和这些新文化的同路人并无本质区别，只是他承认考证学合乎科学精神，对中国传统中的这一资源予以充分的肯定。20年代后期，在新文化阵营内部批评的压力下，胡适有意识地调整论调，劝告青年人：“等你们在科学实验室里有了好成绩，然后拿出你们的余力，回来整理我们的国故，那时候，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汀，有何难哉！”(38)为维护整理国故，他将自己的工作比喻为“打鬼”和“捉妖”。(39)对民族遗产加以整理和重估的学术运动，从最初发掘科学传统，到沦为“打鬼”和“捉妖”，这就引发了整理国故内部立场不同的学人之间的争鸣。
东南大学是当时积极响应整理国故的一大重镇，集中了一大批文化态度相对保守的学者，这与文化态度激进的北大学者形成鲜明的对比。1922年，东大先后出现了两个鼓吹国学研究的团体。一是东大教授梅光迪、吴宓、柳诒征、胡先骕、刘伯明等人创办的《学衡》杂志，围绕这一杂志的编辑者和主要作者，后来被称为“学衡派”。二是东大国文系教授陈钟凡、顾实、吴梅等人发起成立的“国学研究会”，成员以东大教授、学生为主，会员多达一百余人。“国学研究会”在当时非常活跃，举办一系列的国学讲习会、讨论会，邀请海内外名流到校演讲，并出版《国学丛刊》。
东大一派的学者，抱有强烈的文化信念，反对以新旧判别文化优劣，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绝非腐朽的包袱，而是维系民族国家的精神支柱，蕴含丰富的现代价值。整理国故的意义，正在于阐明其独有价值。“学衡派”致力于介绍西洋古典文化，阐扬中国传统学术，探求中西文化之会通。吴宓无疑是学衡派的灵魂人物。在北大一派的学者看来，东大的学术氛围极为守旧。《学衡》鲜明地攻击新文化和白话文，使胡适及其朋友们觉得异常刺眼。
梁启超在整理国故上呼应北大学者，但其晚年文化观上却与东大学者接近。1923年1月，他在东大“国学研究会”演讲时，专门替东大打抱不平。他说：“我也闻听有许多人讽刺南京学生守旧，但是只要旧的是好，守旧又何足诟病？”他又指出，治国学应走两条大路：“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前者即时人所说的“整理国故”，后者指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包括儒学和佛学。他认为，后者乃是“国学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人人应当领会。必走通了这一条路，乃能走上那一条路。”(40)国学两条大路之说，源自理学中的“道问学”和“尊德性”的传统，“德性的学问”优先于“文献的学问”，这与梁氏一贯服膺陆王心学有关。
由于北大、东大是整理国故的两大基地，故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人员构成，以东大(11人)、北大(5人)背景的师生最多。研究院地处北京，其师生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皆有密切的联系。王国维、陈寅恪先后担任北大国学门的导师，部分研究院弟子(5人)后曾申请入北大国学门研究。因此，清华国学研究院汇集了保守与激进两股整理国故思潮。(41)研究院的章程，清华管理层及学术社群的理念，课程设置，均透露出梁启超所谓的“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即一方面重视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及文化，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中寄托民族文化的关怀。
据《研究院章程·缘起》云：“良以中国经籍，自汉迄今，注释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备与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于后人之补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为夥颐，亦尚待会通细密之研究。其他人事方面，如历代生活之情状，言语之变迁，风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学艺之盛衰；自然方面，如川河之迁徙，动植物名实之繁颐，前人虽有纪录，无不需专门分类之研究。至于欧洲学术，新自西来，凡哲理文史诸学，非有精深比较之考究，不足以挹其菁华而定其取舍。要之，学者必致其曲，复观其通，然后足当指导社会昌明文化之任。”(42)《缘起》这一段核心文字，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据广义的国学观，把传统典籍、社会生活、语言、道德、政治、宗教、学艺等项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将西学作为同等重要的内容。(2)在科学方法上，强调“专门分类之研究”、“会通细密之研究”、“精深比较之研究”。(3)在研究旨趣上，着眼于会通中西，昌明文化和指导社会。以上三方面内容，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整理国故运动中两种学术潮流的合流，而研究旨趣最能彰显“学衡派”的文化观。
鉴于学校教育日趋欧化，旧学有消亡之虞，清华校长曹云祥希望研究院运用科学方法，“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中国高深之经史哲学”，“寻出中国之国魂，犹如日本武士道之魂，新意大利之魂，及各国之国魂。”(43)教务长张彭春认为，西洋文化如不能“与本国已有的文化混合一起”，则现代化绝不能奏效，所以他认为“要研究旧文化如何适用于现代”。(44)吴宓存心与北大国学门立异，他绝不欣赏国学门所从事的整理明清档案与征集歌谣的工作。在他看来，梁启超讲述的《中国文化史》和《儒家哲学》，最合乎“昌明国粹、融合新知”的文化理念。(45)
在研究院学术社群中，王国维、陈寅恪对吴宓、曹云祥的“野心”虽不乏同情，却不奢求从学术中寻出支撑现代中国的精神信仰来，他们对传统价值的依恋和认同，更多地保存在个人的精神世界中。赵元任、李济距离传统学术世界较远，西方学术的影响更为显豁。青年时期的李济，萌生了“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的抱负，(46)以后致力于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面貌。对赵、李二人来说，开拓中国现代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事业，推进国人对自身文明和语言的认识，即学术价值之所在。至于传承和发扬传统价值，则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李济晚年回忆说，“国学研究院的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47)这和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治学精神实为同调。
在研究院诸导师中，梁启超对学校和学生的影响最大，(48)对研究院的事业也最为热心。1927年初夏，他携研究院弟子畅游北海，教诲他们治学绝不要放弃道德的信仰，不要忘记知识分子追求“理想道德社会”的职责，至于具体目标则包括两项：(1)在道德的修养上，“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2)在知识的推求上，“在学术界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同时，尽量把“道德的修养”与“知识的推求”打成一片。(49)他在教学与研究中，也始终不忘发挥“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的观念。
所谓“适应新潮的国学”，是指融合中西学术，开拓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在研究院的课程设置中，王国维讲授的“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仪礼”、“古金文字”等课程，侧重于训练学生掌握治古史所必须的工具和方法，最重要的则是传授具有范式意义的“二重证据法”。赵元任、李济所授的语言学、人类学和考古学，与中国传统音韵学、金石学的联系甚浅，基本上是比较纯粹的西方学科。陈寅恪讲授的“西人之东方目录学”、“梵文”等课程，重点介绍欧洲东方学的研究成果和历史语言学方法。
梁启超本其“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的理念，开设课程亦分为两类：一、“历史研究法”(讲稿即《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进一步会通中西史学理论，详述各种专史的做法。“中国文化史”(讲稿即《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则是专史做法的具体示范。二、“儒家哲学”(讲稿即《儒家哲学》)，意在阐释儒家道术的现代价值。增设儒家哲学课程，是研究院在课程设置上的一大特色。在梁启超的建议下，研究院后期又延聘梁漱溟讲授“人心与人生”，林志钧讲授“人生哲学”，凸显研究院重视发掘旧学之现代价值。
来自西学的压力，使运用科学精神及方法改造旧学变为当时学界的主流意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是这一派的代表。对此有所保留的学者，或者极端抗拒这一潮流，或者在承认科学方法的前提下，强调探索传统学术精神之价值和意义。前者以黄侃为代表。黄氏以传承旧学为己任，恪守清代汉学家法，对北大新文化诸公所激荡的新学风极为反感。他说：“治中国学问，应置身五口通商之前”，“当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论。”(50)后者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社群为代表。在研究院内部，包涵了两种学术理念：一是北大式的，援引西学，用西方的知识工具去探索中国的历史文化，李济就是典型；二是东大式的，坚持儒家的人文精神与治学路径，用内省体验的方式结合西学工具，进而阐发和弘扬旧学之特质。梁启超、吴宓可谓典型。五四以后，学界激荡的激进与保守两股整理国故潮流，犹如清代思想史上的汉学与宋学之争的再现，汇入清华国学研究院而衍生的“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亦仿佛新汉学与新宋学之殊途同归。然而，这种合流不过是“昙花一现”，从始至终都充满着紧张与冲突，随着清华完成大学转型，书院色彩的国学研究院很快失去其地位，代之以完全与本科教育相衔接的研究院，它在学术建制及治学精神上的异彩，折射出“过渡时代”的学术与思潮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注释：
①从学术建制角度讨论史学及学术近代化，重要论述有：汪荣祖《民国史学的发展》(中华民国史资料研究中心编印《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九辑，1979年)；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编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乔治忠《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左玉河《现代中国学术体制之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第4期)等。个案研究以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讨论(1922－1927)》(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1999年)为代表。其他专书有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体系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新星出版社2007年)；张剑《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左玉河《移植与转化：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大象出版社2008年)。
②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一般有教育史与学术史两种取径，论著较多。教育史方面的重要成果有：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载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中研院”近史所专刊之7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学术史取径的研究，多关注诸导师在院期间的学术交谊、旨趣及成就，涉及或专从学术建制讨论的，则有下述论文：陈平原《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载氏编《现代学术》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龚鹏程《清华国学院传奇》(载氏著《近代思潮与人物》，中华书局2007年)；胡逢祥《从北大国学门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对现代高校学术机构体制与功能的一项考察》(《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0期)；刘春强、许春霞《近代学科体制转型下的陈寅恪教育理念初探——以清华研究院时期的课程为中心》(《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等。
③据吴宓日记，1925年2月13日，吴宓“入城，谒王国维(初见)”。21日，“下午，再谒王国维(商章程事)。”2月22日，“是日赴津谒梁，即夕归。”3月1日，又“访王国维(章程Final)，在其家午餐。”参阅《吴宓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3册，第5、6、7页。参阅《清华研究院筹备处消息》，《清华周刊》第337期，1925年2月27日，第44页。
④《研究院最近消息》，《清华周刊》第339期，1925年3月13日，第21页。
⑤《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⑥郑天挺、蔡尚思曾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学习，国学门松散自由的管理和学风，他们的回忆可资印证。参阅郑天挺《深切怀念陈援庵先生》，载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4页；蔡尚思《我和中国思想史研究》，载张世林编《为学术的一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3页。
⑦蔡元培效法柏林大学，改造北大，在《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载《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1918年)中有明确宣示。金耀基《大学之理念、性格及其问题》一文说：“中国现代教育家蔡元培之改革北京大学就是以德国大学为模式的。”载氏著《大学之理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页。
⑧蔡元培：《公布北大〈研究所简章〉布告》，转引自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讨论(1922－1927)》，第131页。
⑨《清华研究院简章》，《清华周刊》第332期，1924年12月26日，第34－36页。
⑩《研究院章程》，《清华周刊》第360期，1925年11月20日，第21－24页。
(11)胡逢祥《从北大国学门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对现代高校学术机构体制与功能的一项考察》一文已指出这一点。
(12)《研究院章程》称“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院弟子戴家祥曾有说明：“清华研究院采用旧中国书院制和英国牛津大学导师制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蒋天枢亦说：“研究院旨趣，取法于吾国书院，并仿英国牛津导师制。”参阅戴家祥《戴家祥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六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戴家祥、林在勇《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治学》(《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4期)；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附录二《陈寅恪先生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13)伯克赫司特(Helen Parkhurst)于1919年在美国麻省道尔顿中学首先试行，因此得名。详参教育杂志社编《道尔顿制概要》，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
(14)胡适：《书院制史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9－453页。
(15)林语堂：《谈理想教育》，《现代评论》第1卷第5期，1925年1月10日。
(16)任鸿隽、陈衡哲：《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提议》，《现代评论》第2卷第39期，1925年9月5日。
(17)徐志摩：《吸烟与文化》，《晨报副镌》第52期，1926年1月。
(18)1923年初，梁启超发起创办文化学院，设想采取“半学校半书院的组织”。1924年初，胡适受邀就聘清华大学筹备顾问，频繁出入清华园，曾在清华演讲“中国高等教育史”，提倡复兴书院精神。参阅梁启超《为创设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载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28页；李道煊《清华国学问题杂论》，《清华周刊》第318期，1924年6月13日，第59页。
(19)林毓德：《今后清华国学教育所应取之方针》，《清华周刊》第318期，1924年6月13日，第64页。
(20)研究院弟子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一文谓：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犹具书院之雏形”，是为“书院式之研究院”，与后来的大学研究院、中研院“形质不甚相同”。参阅胡适、蔡元培、王云五编辑《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04－306页。
(21)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与社会〉社演说词》，载沈善洪主编《蔡元培选集》(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50页。
(22)《研究院章程》，《清华周刊》第360期，第23页。
(23)《清华学校研究院选考科目表(民国十五年)》，《清华周刊》第374期，1926年4月9日，第4－6页。
(24)据苏云峰统计，属于梁启超指导的学生有14人，王国维、李济、陈寅恪指导的有18人(王指导16人，李、陈各指导1人)。苏云峰归类不尽精确，笔者曾作订正。参阅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299－300页；朱洪斌《教育史视野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评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九州学林》2010年秋季。
(25)王力同时请梁启超、赵元任为导师，参阅《王力文集》第二卷《中国现代语法》“自序”(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王力《怀念赵元任先生》(载氏著《龙虫并雕斋琐话》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67－270页)。
(26)吴金鼎是唯一从李济学习人类学的研究院学生。1927年春他运用人体测量的方法，对68位清华学生进行测量，积累了一些数据，并没有写成论文。毕业后，吴金鼎至山东齐鲁大学执教，继续人体测量工作，完成研究报告《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作为中研院史语所单刊甲种之七出版。
(27)《教授会临时会议纪录》，《清华周刊》第441期，1928年5月18日，第1094页。
(28)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台湾《清华校友通讯》新32期，1970年4月)一文说：研究院末期，“所有指导研究生，指挥助教办事，联系离校同学或函复其请教的诸问题，事无巨细，全集于陈先生一身，辛劳忙碌，自不待言。”
(29)裴占荣接受林志钧指导，参阅梁漱溟《念亡友裴占荣》(《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09页)；林志钧《周易汉象新证序》(载氏著《北云集》，1963年铅印本，第268－285页)。
(30)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附唐篔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9页。
(31)上述三表共有81人，其中17人是毕业后在院继续研究，这批学生的研究方向与第一年相比，或同或异。统计只计算选修学科的次数。有些课题可以同时归入不同的学科，笔者只做大体区分，不一定完全适当。
(3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9－31、35页。
(33)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0－11页。
(34)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人在研究院中影响甚微，牟润孙最早指出这一点，后桑兵有长文分析。参阅牟润孙《清华国学研究院》，载氏著《海遗丛稿》二编，中华书局2009年，第243－245页，原刊《大公报》1977年2月9日；桑兵《陈寅恪与清华研究院》，《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35)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开学日演说词)》，《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第1－2页。
(36)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讨论(1922－1927)》，第400页。
(37)鲁迅：《随感录三十五》，载《鲁迅选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
(38)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02页。
(39)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胡适文存》三集，第103－106页。
(40)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载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上)，《民国丛书》第三编37，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1－21页。
(41)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域与流派》(载氏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一文，以“学分南北”区分南北学界的不同趋向，指出：“清华国学研究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南学北上的会合。”笔者则倾向认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可以视作北大、东大两大国学重镇交汇之所。
(42)《研究院章程》，《清华周刊》第360期，1925年10月20日，第21－22页。
(43)曹云祥：《开学词》，《清华周刊》第350期，1925年9月11日，第3－5页。
(44)张彭春：《清华学校日程草案》，1923年10月9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45)吴宓：《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清华周刊》第371期，1926年1月17日，第216页。
(46)李济：《自撰简历》，载李光谟编《李济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页。
(47)李济：《回忆中的蒋廷黼先生——由天津八里台到美京双橡园》，《李济学术文化随笔》，第371页。
(48)梁启超在清华以及研究院的地位相当微妙，以至于后来清华校长曹云祥与梁启超之间发生矛盾，引发研究院的一次风潮。研究院学生姜亮夫曾说：“清华研究院权柄，任公先生实左右之。”参阅姜亮夫《回忆录》，《姜亮夫全集》(二十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页。
(49)梁启超：《北海谈话记》(周传儒、吴其昌笔记)，载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第1033－1039页。
(50)黄侃：《黄先生语录》(黄焯记)，载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与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