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与辛弃疾是南宋文坛上齐名并峙的两个伟大作家，但二人在诗词创作上的成就各有所偏。与辛弃疾以毕生精力作词，虽有少量诗作，但其主要成就在词不在诗的情况相反，陆游一生倾其主要精力作诗，作词只是其诗之馀事，因而他的词的成就远不能和他的诗并称，更与作为南宋词发展最高峰的辛弃疾词有一段不小的距离。然而有趣的是，词史上却往往以辛、陆并称，词话家和现当代的文学史、词史撰写者大多把他们描述为南宋词坛上“豪放词派”(或称“爱国词派”)里并辔齐驱的领袖人物。这除了说明陆游虽然仅仅以馀力作词，其在词史上的地位却不容低估外，也说明：辛、陆二家词，其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无论为同为异，都有许多值得并提或可以进行比较的地方。本文拟对二家词辨其异同：先识其同，以显示陆游的词史地位与词派归属；后辨其异，以分辨出辛、陆二人不同的艺术个性，并借以窥见南宋前、中期词学思想的演变及稼轩词派内部审美风格走向的多元性。
一
回溯一部词学研究史，学者之所以屡屡将辛、陆并称，主要是着眼于二家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两方面的“同”。最早将辛、陆并提来进行评论的，是他们的崇拜者和辛、陆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南宋诗人、词人兼诗论家刘克庄(1187—1269)。刘克庄无论作诗作词，都像陆游、辛弃疾那样颇多爱国忧国、感慨时事之作，其诗法得自陆游甚多，其词风更是倾向辛弃疾、陆游一路，因此他对放翁词和稼轩词体会甚深，他的诗话著作和论词文字中多次将辛、陆二家并提，并对二家词内容、风格的相近之处及艺术表现上共同的缺点进行了分析、比较和评论。其中最值得加以考察和诠释的是如下三段：
一 其《后村诗话续集》有云：
放翁长短句，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
这一段话将放翁词划分为内容和风格不同的三类：1、抒写匡复河山、忧时爱国之雄心壮志者，其风格“激昂感慨”；2、寄情山水风月的闲适词，其风格“飘逸高妙”；3、男女恋情词，其风格“流丽绵密”。他认为，第一类词，可与辛弃疾媲美；第二类词，不比陈与义、朱敦儒差；第三类词，也与晏几道、贺铸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甚至还有超越后者之势。这种评价，稍嫌溢美，但对放翁词主体风格的流派归属的认知却是准确的。因为，放翁词中这三类作品和三种风格并非平列的关系，其中“激昂感慨”似稼轩的爱国壮词乃是其主调，也是最能显示陆游的主体意识和南宋时代精神的一部分好作品。刘克庄就是看中这一点，才产生了拿放翁词来与稼轩词进行比较的兴趣的(下面的两条材料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事实上，这段话虽然没有单单拿辛弃疾一人来与陆游相比，但它对陆游词的总体认知和评价竟然与刘克庄评论稼轩词的另一段话意思相近：“公(辛弃疾)所作，大声镗鞈，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辛稼轩集序》)将这两段话对比可见，在刘克庄的心目中，陆、辛二家词成就相埒，主体风格相近，而且都具有风格多样化的大家气象，因此应该并提。
二 其《翁应星乐府序》中正式将辛、陆并提，他说：
君(按指翁应星——引者)忽贻书所作长短句三十馀阕寄余，其说亭鄣堡戍间事，如荆卿之歌，渐离之筑也；及为闺情春怨之语，如鲁女之啸，文姬之弹也；至于酒酣耳热，忧时愤世之作，又如阮籍、唐衢之哭也。近世惟辛(弃疾)、陆(游)二公有此气魄，君其慕蔺者欤？
翁应星为何许人，史籍缺载，其词亦不传，令我们无从得知他的词是否真如辛弃疾、陆游那样既有“荆卿之歌，渐离之筑”式的大丈夫之吟和“鲁女之啸，文姬之弹”式的闺情春怨，更有显出时代特色的大量“忧时愤世之作”。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刘克庄在这里正式将辛、陆并称，并且说出了将二家词并称的充分理由：亦即他们的词都以慷慨悲歌为主调，同时不废婉约，刚柔兼备，具有豪放派大家的宏伟艺术“气魄”。
三 其《题刘叔安感秋八词》云：
长短句□于唐，盛于本朝。余尝评之：耆卿有教坊丁大使意态；美成颇偷古意，温、李诸人，困于□扯；近岁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
这段话中论及辛、陆的部分是说，辛、陆词共同的优点是都能一扫晚唐、五代以来柔美纤艳的旧词风，树立了雄健清刚、不事雕凿的新词风，而其艺术表现上共同的缺点则是爱“掉书袋”。
刘克庄作为辛、陆的同时代人和辛、陆词学传统的重要继承人，对二家词的共同之处作出了以上的准确认知和评价，这就为后世辛、陆词的接受者将二家视为文学上的同一流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金、元二代及明代前、中期，放翁词似乎不受重视，词话及论词文字中鲜有提及陆游者，更未见有将二家词并提或进行比较的。但从明末开始至有清一代，情况大大改变，接过刘克庄开启的话题，将辛、陆并提和进行比较与评价的论词文字重新出现。
明末毛晋《放翁词跋》论放翁词风格云：
杨用修云：“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余谓超爽处更似稼轩耳。
毛晋不满足于前人对放翁词风格的认知，又找出了辛、陆二家词风格上的一个共同点：超爽。清初，词学中兴，沉埋了几百年的“稼轩风”盛行一时，于是推崇辛词和将辛、陆并称的作品和论述陆续出现。作词以“风华掩映，寄托遥深”见称的曹贞吉在他的一首《沁园春•读子厚新词却寄》中这样写道：
凭藉飞鸿，贻我一编，花间草堂。喜风流旖旎，小山珠玉，惊心动魄，西蜀南唐。更爱长篇，嵚崎历落，辛陆遥遥一瓣香。吟哦久，妒金荃佳句，遂满奚囊。休论小弟行藏，叹笔砚、年来已尽荒。纵劳他精卫，难填闷海；倾来米汁，莫润愁肠。鸟亦伤心，花能溅泪，独对东风舞一场。如何是，羡扁舟渔父，芦荻苍苍。
这首词的上片表面看来是赞扬友人之词的多样化风格，实际上却反映了作者对宋词两种主要审美倾向的认知。在曹贞吉看来，宋词中存在刚柔两种审美倾向，“柔”的一派以晏殊、晏几道父子为代表，其风格特征为“风流旖旎”；“刚”的一派以辛弃疾、陆游为代表，其风格特征为“崎历落”。宋词中是否只有这两种风格流派，以及这两种风格流派是否可以二晏父子和辛弃疾、陆游为最典型的代表，又当别论。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词反映出清初相当一部分词家的词学观点，即遥遥继承刘克庄这位辛、陆词风追随者的观点，将辛、陆视为同派，认为他们共同的风格特征是高朗俊爽，雄壮奇绝。这种认知是大体符合辛、陆词的实际情况的。
曹贞吉的这种认辛、陆为同一体派的观点，在清前期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如浙西词派代表人物汪森就说：“樗亭婉丽之什，源于清商诸曲，遂与子夜、欢文竞爽。若矫健疏宕处，则又歌行佳境，非学步辛、陆也。”① 明确地将辛、陆并称。又如王渔洋在其《倚声初集序》中论述唐五代两宋词的不同体派时，两次将陆游、辛弃疾并列，视为同派。其说云：
语其正，则南唐二主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高、史其嗣响也。语其变，则眉山导其源，至稼轩、放翁而尽变，陈、刘其馀波也。有诗人之词，唐、蜀、五代诸人是也。有文人之词，晏、欧、秦、李诸君子是也。有词人之词，柳永、周美成、康与之之属是也。有英雄之词，苏、陆、辛、刘是也。至是声音之道，乃臻极致，而词之为功，虽百变而不穷。
在这里王渔洋将唐五代两宋词的发展演变先梳理为“正”、“变”两大倾向，把辛弃疾、陆游视为“变”的一派的两大代表人物；后又将唐宋词细分为诗人之词、文人之词、词人之词、英雄之词四类，而以陆、辛二人为英雄之词的主要代表作家。这两个并列都具有对辛、陆识其同的意义：前一个并列实际上是肯定辛、陆二家都继承了苏轼以诗为词、以豪壮清雄为词的主导风格这样一种创作路子，后一个并列则是突出了辛、陆二家词共有的英雄豪杰情怀。以后清中、晚期词话、词论中将辛、陆并提者不绝如缕，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思想内容、审美倾向和风格特征上识二家之同，证明他们为一派的。如田同之谓：“南唐、北宋后，辛、陆、姜、刘渐脱香奁，仍存诗意”；② 凌廷堪谓：南宋词中有两派，“一派为白石，以清空为主，高、史辅之，……犹禅之南宗也。一派为稼轩，以豪迈为主，继之者龙洲、放翁、后村，犹禅之北宗也”；③ 李慈铭谓：“放翁词格，殊清快迫稼轩”④。陈廷焯更是在他的《云韶集》、《词坛丛话》、《词则》、《白雨斋词话》等书中多次将辛、陆并提来进行比较和评论，并在论列唐宋词的十四个体派时将放翁词列入“辛稼轩体”。⑤
由以上的历史回顾可见，辛弃疾、陆游在词的创作上属于同一流派，这已是词学史上的共识。这一共识的事实依据是：辛、陆两家词在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两个方面都有明显的共同点。鉴于古人将辛、陆并举时颇多概括之语，而缺乏分析和举证，致使我们今天对辛、陆二家词同体同派的特征虽已有所认知，却还未有具体鲜明的印象，这里仅举几首作品来进行比较分析，以加深对二家词之“同”的认知：
先看陆游的代表作之一《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
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欹帽垂鞭。闻歌感旧，尚时时、流涕尊前。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
此词为放翁爱国心志遭受打击之后不甘闲散的抒愤之作，其悲壮之怀、强项之态，正与辛稼轩相似。清人黄梨庄谓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以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1] 读放翁此类词，亦可作如是观，因为此类作品与稼轩词一样都是那个多难时代的失意英雄之词。近人俞陛云正是看准了辛、陆二人心志相同，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相近，因而其词风一拍即合这一点，故评此词并点明二人词风之趋同道：
人当少年气满，视青紫如拾芥，几经挫折，便颓废自甘。放翁独老犹作健，当其上马打围，下马草檄，何等豪气！迨漫游蜀郡，人乐而我悲，怆然怀旧，而封侯夙志，尚欲以人定胜天，可谓壮矣。此词奋笔挥洒，其才气与东坡、稼轩相似。汲古阁刻其词集，谓“超爽处更似稼轩耳”。[2]
如果说，这首《汉宫春》词虽然豪壮有馀，还嫌过于直露而含蓄蕴藉不足的话，那么放翁晚年废退闲居山阴时所作的一些忆旧抒怀之词就显得更加沉郁悲慨，充溢着“壮士拂剑，浩然弥哀”的失意英雄的苦闷之情，因而其风调更接近同一时期闲居于江西农村的辛稼轩了。试先看陆游的这两首短章：
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诉衷情》
再将辛弃疾写于同一时期的《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与之对读：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䩮，汉箭朝飞金仆姑。嗟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这几首词，都是辛、陆二人失意废退期间不甘寂寞的抒愤之作，都是代表辛、陆主导词风的名篇。从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出，二人的作品虽各有自己的个性特色，但由于思想基础相近，现实遭遇相似，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英雄情怀更是相合，因而其抒情主调是一致的。我们读着这几首豪纵悲郁的词，颇有“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之感。清末词学家冯煦称许放翁词有“逋峭沉郁之概”(《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当是针对这一类与“稼轩风”相近的作品而言的。辛、陆二家词在作家的主体意识和作品的主导风格两个方面确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通过以上的历史回顾和对具体作品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一、前人及现当代的文学史、词史撰与者将陆游、辛弃疾并称，视之为同一词派的标志性人物，这是有充分依据的；二、放翁词有其不容忽视的思想艺术成就，其作为南宋稼轩词派中卓有成就的一家、足以与辛弃疾并称的词史地位也是可以肯定的。
二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放翁词与稼轩词虽被古今公认为同派，两者在内容和风格上却有很大的相异之处。对这些相异之处，历代词话家和文学史研究者或视而不见、或虽有所发现而语焉不详，故本文拟详而论之。
本文认为，就其大处而观之，陆游、辛弃疾二位词人有四点明显的不同：一、二人的词学观有所不同：陆游对词的创作一直抱着一种既暗自喜欢、又十分鄙薄的矛盾态度，总的来说是重诗轻词，视词为“小道”、“馀事”，而辛弃疾对词则倾毕生精力为之，把词作为自己政治理想、人生经历与生活感受的主要“陶写之具”。二、因第一点而起，陆游词中作者的自我形象与主体意识的表现仅仅是偶尔的、不集中的和不够鲜明的，而辛弃疾的词则集中地、鲜明地、全面地呈现了他作为民族英雄与时代精英的自我形象和主体意识；相应地，放翁词只是局部和片段地反映陆游的战斗经历和生活情况，而稼轩词则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反映了辛弃疾的战斗经历和生活情况。三、同样作为作者自我形象的呈现，放翁词里呈现的是一个典型的文臣(尽管一度披上戎装)的形象，而稼轩词里呈现的是一个资兼文武的大将军的形象。四、就艺术风格而言，虽然两家都大致趋向阳刚雄豪一路，但由于放翁毕竟是一位衣冠文士，而稼轩则是一位老军人、老战士，所以放翁词大多以轻倩流利、精能圆熟见称，稼轩词则主要以纵横驰骤、大声镗鞳为美；放翁词颇多清旷飘逸之气，稼轩词则富于沉郁顿挫之慨。
现在对这四点逐一加以析论。
一、词学观的明显不同。陆游一生，始终对词这种新兴的诗体意存轻视。他在“靖康”南渡、词人普遍转变词风而以词作为抒怀言志和反映社会现实之一体的时代背景下，还基本上像北宋人那样，仅仅把这一富有活力的新兴诗体视为“小道”和“馀事”，这显得十分保守和不合时宜。他对词的抒情性质持一种十分矛盾和迷惘的态度——一方面暗中喜爱，不时以这种体裁言志遣怀，甚至抒写男女之情；另一方面却又发表谴责小词的言论，并作“自我检讨”，对自己“未能免俗”地写过一些词感到后悔不已。比如他在《长短句序》(载《渭南文集》卷十四)中这样说道：
风、雅、颂之后，为骚，为赋，为曲，为引，为行，为谣，为歌。千馀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余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
在另外一篇《花间集跋》中，他更通过谴责“花间”派诸人而菲薄词体道：
《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
这两篇文字大约写于他六十五岁前后，大致可以代表他大半生对词的看法。他到晚年(八十岁以后)所写的几篇谈词的文字，其词学观点略有变化，对词体的态度是有褒有贬，对其“摆落故态”而能表现“跌宕意气”的抒情功能有所肯定和赞扬。但无论如何，他大半生对于词的保守偏激的轻视态度以及他对词的独特审美方式的缺乏了解，毕竟使他对于词的创作失去了应有的热情，从而未能投注较多的精力，去发挥他本来具有的天才和优势。这就大大地影响了他的词的题材、形象、意境、风格等等诸多方面。
而辛弃疾对词的基本看法和创作时的具体态度则与陆游大不相同。辛弃疾虽然没有像陆游那样写过专门的论词文字，但从一些零星的材料和他本人的一些诗、文、词作品里所表露的思想和情绪，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他在词的创作上抱着一种极为严肃认真的态度，有着比较先进的文艺观点。他并没有把词视为“小道”和“馀事”，而是视之为自己言志抒怀的主要工具(亦即他的门人范开所谓“陶写之具”)的。拙著《辛弃疾词心探微》曾经勾稽有关资料，证明辛弃疾有一整套带有强烈战斗性和功利性的作词主张，这套主张的主要之点是：一、主张以“气”为本和以笔代剑；二、主张以从唐代杜甫、白居易以来的现实主义的作诗态度来作词；三、力主词要写真情实感，反对为文造情；四、认为词不但像诗那样“可以怨”，更“可以怒”，亦即认为词是“发愤抒情”和“写胸中块垒”的最佳艺术形式；五、认为词既然是志士仁人雄心壮怀的“陶写之具”，其风格追求就应该是“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亦即自觉地趋向阳刚雄豪一路，而不要去与莺娇燕昵、风情娈婉的传统词风争长短。[3] 由于具有这样的与陆游大不相同的作词主张，辛弃疾就不再像传统的做法那样游戏笔墨，偶尔作词以娱宾遣兴，而是倾毕生精力为之，把词当成了自己政治理想、人生经历和生活感受的主要载体。
二、作者自我形象、人生经历和主体意识表现上的明显差异。这个差异是由两人词学观的不同所导致的。辛弃疾是把词视为抒情言志的主要手段，倾其毕生精力为词，所以在收词多达620馀首的一部《稼轩词》中，自述身世经历、呈现作者自我形象、表达作者主体意识和反映作者日常生活的作品极多，借助这些作品，我们可以还原出一个十分完整和生动的抗金民族英雄辛稼轩的形象，较为全面而具体地了解到他的思想意识和感情生活。读《稼轩词》，恰如读一部艺术化的“辛稼轩自传”。而陆游，因为他卑视词体，视之为“小道”、“馀事”，只是在作诗之馀偶尔游戏笔墨作一点词，因而他的自我形象、主体意识、生活经历等等绝大部分都写进了他的诗里，而只有很少一部分写进了存词总数只有140馀首的《放翁词》里，[4] 因而这些对于稼轩词来说是最显个人特色的东西在放翁词里就只能是一种零星的、片段的和不够鲜明的甚至是偶尔的呈现。关于这点差异，我们只消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了。辛、陆二人各自都有一段终生难忘的从军经历(辛弃疾是青年时在山东聚众抗金，加入耿京的队伍，曾与金兵血战；陆游则是壮年时从军汉中，在国防前线有过一段“铁马秋风大散关”的不凡经历)，他们在晚年都多次用笔来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可是，同样是在词中表现这段经历，二人便大不一样：辛弃疾是在词中多次地、集中地、形象极为鲜明地咏叹自己的这一段历史，让人们只要一读他的词，就对这位“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抗金英雄留下了极为鲜明完整的印象。而陆游则因为其重诗轻词的文学观念，把他最难忘的这段人生经历大量地写进他的诗里，在放翁词里只有前引《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及《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等两三首词提到了这段“匹马戍梁州”的经历。因此，陆游词里对自我形象和主体意识的表现远远不是全面和完整的，我们如果只读放翁词而不读放翁诗，就无法全面认识他这段经历，更无从了解这位爱国诗人和民族英雄的堪与辛弃疾比美的思想全貌。
三、军人之词与文人之词的不同风貌。除了上述不同之外，辛、陆二家词还因作者人生经历和社会角色的不同，在作者自我形象的呈现上有大不相同的面貌。同样是抗金志士和曾经从军的战士，但辛弃疾是真正和敌人打过仗的武士，南渡后又带兵平息过茶商军和农民起义军，还创建过“飞虎军”，所以他的忆旧之词，写的都是自己作为军人和统帅的实战经历，呈现的是一位军人和将军的形象。而陆游，基本上还只是一个文士，虽然一度从军汉中，但只是军帅(川陕宣抚使王炎)幕府中的参谋，未曾上战场与敌人真刀真枪地干过(当然，那时宋、金双方处于停战时期，历史也没有为他提供参战的机会)，所以尽管他也曾夸张地、虚构地描写过自己“呼鹰古垒，截虎平川”的经历，但呈现在放翁词中的，基本上还是一个一度客串武士的文臣的形象。清人谭献在比较东坡词与稼轩词所呈现的作者自我形象时说：“东坡是衣冠伟人，稼轩是弓刀游侠。”⑥ 读辛、陆二家词，亦可作如是观：放翁词中呈现的是“衣冠伟人”——亦即文臣的形象，而稼轩词中呈现的则是“弓刀游侠”——亦即武士与将军的形象。
四、风格即人。既然放翁是“衣冠伟人”，稼轩是“弓刀游侠”，他们的词中所呈现的作者的主体风格便因社会角色和主体意识的差异而各呈异彩。总的来看，虽然二家词都大致趋向阳刚雄豪一路，但放翁词基本上属于豪放的文人词，其作品大多以轻倩流利、精能圆熟见称，让人体悟到太白式的诗人的潇洒；稼轩词则显然是豪放的军人词，其主导风格是纵横驰骤、大声镗鞳，给人以霸王式的横行天下的“不可一世”之感；放翁词颇多东坡式的清旷飘逸，稼轩词则富于沉郁顿挫之美。这种由于社会角色和生活经历的不同而导致的风格差异，有二人的代表作品在，无需再来举例论证。再有一种由二人性格与心胸气度不同而引起的作品风格差异，则需在这里举例予以辨析。陆、辛二人的个性虽都属于豪爽一类，但还是有较大的差别：陆游性格比较疏放直爽，甚至趋向颓放，连他都自号放翁。这样的人胸无城府，抒情言志时喜欢直说，而较少含蓄。而辛弃疾则是一个长时间担任军事统帅和方面大员的领袖型人物，他有勇有谋，沉重多思，他的友人陈亮甚至认为他为人“沉重寡言”。⑦ 这就使他养成了一种深沉含蓄的胸襟气度。这样的人言志抒情时，必多郁厚含蓄之笔。对这种由性格、胸襟之不同而导致的风格差异，我们只要将两家的题材与主题相同的作品对读，是不难找出例证的。这里仅举一例。试看放翁词中有这样一首《蝶恋花》：
桐叶晨飘蛩夜语。旅思秋光，黯黯长安路。忽记横戈盘马处，散关清渭应如故。江海轻舟今已具。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
拿这首词与前引辛弃疾那首《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对读，可知二词主题惊人地一致，都是写英雄失意的牢骚。可是风格之异却一眼便看出来了。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点道：
放翁《蝶恋花》云：“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情见乎词，更无一毫含蓄处。稼轩《鹧鸪天》云：“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亦即放翁之意，而气格迥乎不同，彼浅而直，此郁而厚也。
陈廷焯这里丝毫没有贬低放翁人格胸襟之意，只是在作辛、陆二家词的风格比较，认为二人词风虽都趋向雄豪一路，但陆词发越，辛词含蓄；陆词浅而直，辛词郁而厚。差异极为明显。应该承认，陈廷焯的看法是正确。
三
对陆游、辛弃疾两家词进行内容与风格的辨异，不仅可以对他们各自的艺术个性作出准确的认知，而且还可藉此窥见南宋前期词学思想与词的风格流派演变的复杂性，以及作为这一时期主流词派的稼轩派内部审美风格走向的多元性。
近二十多年来，词学研究者和宋词发展史的撰著者在描述从“靖康之变”到南宋前期的词史时，都认同和论证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随着两宋之交的社会巨变，词坛从根本上转变了词风和词的创作观念，文人士大夫普遍地以诗为词，把原先被视为“小道”、“馀事”的词改变为和诗一样可以用来抒情言志，可以写大题材、发大感慨的重要工具。这种认知和论证无疑是正确的，但它仅仅是概括了一个时期词坛的主流和大致倾向，而不能遍赅全部的情况。并不是所有的词人都都转变了词风和词的创作观。拙著《唐宋词流派史》在析论南渡时期的词派时，就曾指出：在南渡词坛上，在不同程度地转变词风和词的创作观念，用词来表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苦难的几个流派之外，尚有两个基本上游离于时代审美主潮之外的词人群体，这就是混迹于宫廷专事应制之作的供奉词人群和遁迹于山林自咏其世外之乐的隐逸词人群。这两个群体在南渡前后词风并无显著变化，都继续把词视为“小道”、“馀事”，都和那个血与火的时代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些词人算不上什么有势力、有影响的流派，但他们在当时词坛上也是某一类作者、某一种审美倾向的代表者。他们的存在，反映了南宋前期词学思想、审美思潮及词的风格流派演变的复杂性。[5]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指出，即使是在作为南宋前期词坛主流的“豪放词派”内部，词学思想与审美风格也是呈多元发展之态势的。陆游与辛弃疾在词的创作思想、表现内容和主题风格诸方面的明显差异，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除了陆游之外，稼轩词派的另一个重要成员韩元吉，以及辛稼轩的两大羽翼陈亮、刘过，他们的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与稼轩词相比，也都有同有异。这些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当另为文论述，这里就点到为止了。
注释：
①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下卷》“董俞玉凫词”条引。
②田同之：《西圃词说》，《词话丛编》本。
③张其锦《梅边吹笛谱序》引，见《清名家词》。
④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八《文学》四。
⑤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条，《词话丛编》本。
⑥谭献：《复堂词话》，《词话丛编》本。
⑦参见邓广铭《辛稼轩年谱•附录》引赵滑《养疴漫笔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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