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平事迹

辛弃疾出生前十三年，宋室遭逢“靖康之乱”，中原被金人占领。辛弃疾祖父辛赞为家计所累，未能脱身南下，曾出仕于金，在亳州谯县为县令。辛弃疾因父文郁早亡，幼年即随祖父在谯县任所读书，并曾受业于亳州刘瞻。瞻能诗，在金曾任史馆编修，门生众多，其中最优秀者有辛弃疾及党怀英。二人才华相当，并称“辛党”。后党怀英在金贵显，辛弃疾走上抗金的道路。在谯县时，辛赞因不忘家国，每得闲暇，即带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并曾两次令其“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希望争取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1]。绍兴二十四年(1154)及二十七年(1157)，辛弃疾两度赴燕京应考，就是受祖父之命所进行的两次实地考察。

绍兴三十一年(1161)夏秋间，金主完颜亮大举入侵，北方各族人民抗金武装四处蜂起。大名王友直，海州魏胜与胶州开赵，以及济南耿京，纷纷聚众起义。其时，辛赞已去世，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在济南南部山区聚众二千人，隶属耿京，为掌书记。辛弃疾并力劝耿京“决策南向”，与南宋朝廷正规军配合，共同抗击金兵。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辛弃疾奉表归宋，经楚州到达建康(今南京市)，朝见宋高宗赵构，接洽南投事宜。辛弃疾被授承务郎。闰二月，辛弃疾于北归途中获悉义军首领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的消息，领五十骑直趋山东，袭人五万众中，将张安国劫出金营，并号召耿京旧部反正。随后，长驱渡淮，押解张安国至建康斩首。辛弃疾因此名重一时，南宋最高统治者也大为惊异，改差其为江阴签判。从此，辛弃疾便留在南宋，并娶邢台范邦彦(子美)之女为妻，希望实现其恢复中原的理想。

但南归之后，辛弃疾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四十余年间，或赋闲散居，或沉沦下僚，不得尽展其才。“一腔忠愤，无处发泄”，不得不“自诡放浪林泉，从老农学稼”，借歌词为陶写之具。在南宋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一世之豪”，被迫过着“宜醉宜游宜睡”、“管竹管山管水”(《西江月》“万事云烟忽过”)的无聊生活。然而，也正是这一特定的环境却造就了一代歌手——辛弃疾。

南归之初十年，辛弃疾对于恢复事业充满信心和希望。虽官职低微，仍不断上书进献谋略。乾道元年(1165)，奏进《美芹十论》(即《御戎十论》)。《十论》前三篇《审势》、《察情》、《观衅》，论女真虚弱不足畏，且有“离合之衅”可乘，形势有利于我，不利于敌。后七篇《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提出自治强国的一系列具体规划和措施。乾道六年(1170)，作《九议》上宰相虞允文，论用人、论长期作战、论敌我长短、论攻守、论阴谋、论虚张声势、论富国强兵、论迁都、论团结，进一步阐发《十论》思想。《十论》与《九议》，充分显示出辛弃疾经纶济世的非凡才能。南归之初，辛弃疾斗志高昂、豪气干云，曾歌唱：“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鹏翼垂空”)但是，他的意见得不到采纳，他的进取计谋也得不到同情与支持。十年间，他只是在江阴通判、建康府通判以及司农主簿任上干些无足轻重的职务。

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出知滁州(今安徽滁县)，开始了南归后第二个十年的仕途生涯。十年期间，辛弃疾仍未被派往抗金前线，相反，却被委派去平定内乱。辛弃疾内心充满矛盾。他既不满意朝廷偃武修文，感叹“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又竭力为之效忠。既视民为寇，在他历任江西提点刑狱及湖北、湖南、江西各地安抚使时．对茶民、农民暴动进行坚决镇压，又曾奏进《论盗贼剳子》(《淳熙己亥论盗贼剳子》)，指出民之为盗，乃郡县官吏豪富盗贼为害所致，对于“田野之民”的苦痛寄予深切的同情。既希望“金印明年如斗大”(《满江红》“笳鼓归来”)，有朝一日，转赴抗金前线，又早有“更乞鉴湖东”(《水调歌头》“我饮不须劝”)的思想准备。不过，在这第二个十年中，辛弃疾还是尽职尽忠，政绩卓著。乾道八年，在滁州办荒政，半年大见成效：“自是流逋四来，商旅毕集，人情愉愉，上下绥泰，乐生兴事，民用富庶。”[2]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督捕茶商军，整日从事于兵车羽檄之间，略无少暇，迅速讨平茶民暴动。淳熙七年(1180)在湖南创置“飞虎军”，“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3]。辛弃疾希望国富兵强，再图恢复大计。但南宋统治集团昏庸腐败，他的改革与整顿，“不为众人所容”，终于于淳熙八年(1181)受革职处分，被迫退隐。

淳熙九年以后，除了绍熙三年(1192)至五年曾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前后十八年，辛弃疾一直隐居在江西上饶城外的带湖和铅山东北与上饶邻接的期思渡旁边的瓢泉二地。“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这位曾经理繁治剧的封疆大吏，退隐时年仅四十二岁。闲置无事，虽然善于自我开解，高歌“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在无可奈何之时，一种莫名的寂寞之感却常常难以排遣：“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同上)。辛弃疾对于剑铗生苔、雕弓挂壁的无聊生活毕竟是无法忍受的。“平生塞北江南”，“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绕床饥鼠”)。即使在睡梦中，也还“挑灯看剑”，希望重返前线，为君王完成统一中原的伟大事业。淳熙十五年(1188)，辛弃疾曾在瓢泉附近的鹅湖寺约会爱国志士陈亮。辛、陈二人在鹅湖十日，“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共商恢复大计。这就是继朱熹、陆九渊之后又一次著名的“鹅湖之会”。会后，辛、陈二人彼此唱和，写下《贺新郎》词数阕，表达了“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坚贞志操。

嘉泰三年(1203)，辛弃疾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已经六十四岁。此时，在金国北部的蒙古族势力逐渐强大，金国受到严重威胁，对北方各民族人民的掠夺、压迫也更加残酷。太行山东西以及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人民纷纷奋起反抗。四年(1204)，宁宗(赵扩)召见辛弃疾，言盐法，并言“敌国必乱必亡，愿为应变之计”[4]。辛弃疾认为，南宋政府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充实国力，然后出兵北伐。但是，宰相韩侂胄把持朝政，只想侥幸求逞，不愿认真准备。韩侂胄想利用辛弃疾的名望，曾派他到镇江做知府。到任后，辛弃疾预制一万套军服，计划招募一万名兵丁，练一支队伍为渡淮击敌之用。不久，辛弃疾却被调离，并受到弹劾，恢复之计仍然行不通。开禧元年(1205)秋，辛弃疾失望地从镇江回到铅山。二年(1206)五月，宋廷正式发布北伐命令，各路军队在韩侂胄的指挥下遭到惨败。十二月，宋廷向金国求和。开禧三年(1207)秋，金人以索取韩倔胄的首级为议和条件。韩大怒，再次对金用兵，并想请辛弃疾出山声援，而诏命到达铅山之日，辛弃疾病已沉重。九月十日，这位忠诚的爱国者，终于“抱恨人地”，赍志以殁。

二 文学创作成就

辛弃疾生当弱宋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所谓“平戎万里”、光复旧山河的理想得不到实现；但却将无处发泄的一腔忠愤以及不受信任、不受重用的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在词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陈模《怀古录》(卷中)载：“蔡光工于词，靖康间陷于虏中。辛幼安尝以诗词请之。蔡曰：‘子之诗则未也，他日当以词名家。’故稼轩归本朝，晚年词笔尤好。”在中国文学史上，辛弃疾是一位工于词而不工于诗的作家，其歌词创作天才，在青少年时期就已有所表现。辛弃疾在用武无地、报国无路、恢复无望的情况下，将其全部精力与才情用于填词，对于词的艺术世界进行了多方探索。他的创作，无论是质或是量，都在两宋词人中占居首位。据唐圭璋所辑《全宋词》及孔凡礼所辑《全宋词补辑》统计，辛弃疾存词六百二十九首，是宋人词集中最丰富的一家。

辛弃疾生长在金统治区，对于北方各族人民反金斗争有着深切的体验，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抗金、恢复成为辛词的重要内容。“壮岁旌旗拥万夫，锦檐突骑渡江初”(《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辛弃疾在词作中记录了自己早年一段传奇式的经验。南归后，他时时刻刻将中原故土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挂在心头。“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声声慢》“征埃成阵”)他以抗金、恢复的重任鞭策自己与同志：“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他在词中高呼：“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他以英雄自许，并以英雄许人，以歌词激励人们的斗志。高唱：“破敌金城雷过耳，谈兵玉帐冰生颊”；“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汉水东流”)希望他的朋友，“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了”(《千秋岁》“寒垣秋草”)。这类词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锵，横扫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5]。

但是，由于南宋统治集团“忍耳心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一切不复关念”[6]，再加上辛弃疾是南下“归正”官员，得不到信任，南归后，辛弃疾生活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往往“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7]。因此，逼得他不能不有所收敛，有所节制，将抗金、恢复的大感慨，及其对于当局的不满情绪，深藏于内，或通过委曲婉转的方式进行表达。他埋怨被闲置，唱道：“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殢酒只依然。目断秋霄落雁，醉来时响空弦。”(《木兰花慢》“老来情味减”)唱道：“短灯檠，长剑铗，欲生苔。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水调歌头》“寄我五云字”)他将“弓刀事业”隐藏于“诗酒功名”当中。他谴责主降派对于抗金事业的干扰破坏，唱道：“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水龙吟》“举头西北浮云”)“长剑倚天谁问，夷甫诸人堪笑，西北有神州。”(《水调歌头》“日月如磨蚁”)他以借景抒情、借古讽今的手段针砭现实。他幻想奔赴沙场，收拾残破河山，唱道：“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木兰花慢》“汉中开汉业”)唱道“醉里重揩西望眼，惟有孤鸿明灭。万事从教，浮云来去，枉了冲冠发。”(《念奴娇》“倘来轩冕”)他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将“不可一世之概”，深藏于内。这类词作，“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8]，郁积着浓烈的爱国情思，使得辛弃疾抗金、恢复的歌词具有鲜明的特色。

歌唱抗金、恢复，体现了辛弃疾的理想抱负，这类篇章不占多数，却大大加重了辛词的分量，构成了辛词的主调。辛弃疾大量闲适词中，所反映的归隐情趣，也因而染上了时代的色彩。辛弃疾不为“莼羹鲈鲙”，不为“求田问舍”，即使在“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归隐。但是，由于环境所迫，又不得不早作归计，在一生中最可以发挥作用的时期，被闲置了十八年之久。这是时代的悲剧。南归后，经过二十年的仕宦生涯，功名未遂，只落得“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沁园春》“三径初成”)。辛弃疾内心．是极其痛苦的。一到带湖新居，他就与鸥鹭定下盟约：“来往莫相猜。”(《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这是因为人间相猜，难寻“同盟之人”，才不得不与鸥鹭为盟。闲居期间，辛弃疾歌唱：“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鹧鸪天》“不向长安路上行”)歌唱：“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解频教花鸟，前歌后舞，更催云水，暮送朝迎。”(《沁园春》“一水西来”)表面上甚是闲适，实际上“闲”而不“适”，深刻地体现了一代英豪的悲惨处境。同时，这类闲适词，还体现了辛弃疾的高尚品格。辛弃疾希望当大官(“金印明年如斗大”)，不是为了炫耀“富贵利达之美”，而是为了对抗金、恢复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请求归隐，也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辛弃疾在带湖闲居十年之后，至绍熙三年(1192)赴福建任职，本想大干一场，却被安上“残酷贪饕，奸贼犯籍”罪名而被革职。当时，辛弃疾已拟乞归，其子却以“田产未置”相阻。绍熙五年(1194)，辛弃疾作《最高楼》词以骂之：“咄!豚奴!愁产业，岂佳儿。”[9]。

除了抗战词与闲适词，辛弃疾还有一部分农村词与爱情词。辛弃疾的农村词描绘了江南农村清新秀美的自然景象和劳动人民淳朴勤劳的风俗习尚，充满着浓烈的乡土气息；同时，也寄寓着辛弃疾的美好愿望和理想。例如《浣溪沙》“北陇田高踏水频”、《鹧鸪天》“鸡鸭成群晚未收”、《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等，描绘农村生活图景，朴实、安定、充满活力；《清平乐》“茅檐低小”描绘一个农民家庭的生活场面，《鹊桥仙》“松冈避暑”，描绘农村的婚嫁喜事，《鹧鸪天》“春入平原荠菜花”描绘农村少女形象，真实、生动，饶有趣味；《水调歌头》“万事到白发”，描绘与乡村父老的交往和友谊，《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表达作者对远离官场的农村环境的赞赏，《玉楼春》“青山不解乘云去”及《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表现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关怀，亲切、深刻，感人肺腑。至于辛弃疾的爱情词，无论其有无寄托，大多写得形象、生动，颇为出色当行。例如：《清平乐》“春宵睡重”写一位妇女对于久别爱人的思念，“却把眼泪来做水，流也流到伊边”，情思缠绵。《恋绣衾》看似写一位被抛弃的女子的心情——“如今只恨因缘浅，也不曾抵死恨伊。合手下安排了，那筵席须有散时”；实际上，“我自是，笑别人底，却元来，当局者迷”，即是自述。这类爱情词，抒写情事，十分真切。

辛词的题材十分广泛，六百多首词作，从各个方面真实地体现了作者的精神面貌，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生活和情绪”，成就巨大。同时，辛词的艺术造诣也是相当高的。

辛弃疾全力为词，对于词的艺术世界进行了多方探索。在《稼轩长短句》中，有效花间体的《唐河传》《河渎神》，效东坡体的《念奴娇》“倘来轩冕”、《水调歌头》“我志在寥阔”，效朱希真体的《念奴娇》“近来何处”，以及效李易安体的《丑奴儿近》“千峰云起”等等。经过不断探索，反复锤炼，辛弃疾的词具有特殊的风格。辛词中，英雄语与妩媚语二者并兼，但辛弃疾的英雄语并非一般的豪语、壮语，妩媚语也非一般的艳语、绮语。辛词中无论是英雄语或者是妩媚语，都有其特殊的表现方式及其独特的作风。词史上，苏、辛并称，实际上，苏、辛词风并不相同。苏轼其词，犹如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10]苏词豪放处，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辛词中某些仿效苏轼的作品，并未体现稼轩本色。稼轩本色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一肚子抑郁无聊之气，“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11]。所谓呜咽出之，百折必东，由这种英雄语所构成的稼轩词，往往显得姿态飞动，沉郁顿宕。苏、辛相比，如果说苏解放词体，开拓词境，使之大，那么辛则在“大”当中加以变化，使之动。这就是苏、辛不同处，也正是辛之“独胜”处。同样，辛弃疾的妩媚语也不同于苏。苏所作妩媚语基本上继承了“词为艳科”的传统作风，并非“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12]；辛所作妩媚语不同一般作家为“争斗称纤”而故作“妮子态”，不可误当“搔首傅粉”之作看待。辛弃疾作妩媚语，是摧刚为柔的结果，而且，在美人芳草的形象描述当中，也往往有所寄托。辛之妩媚语，既为苏之所无，亦为小晏、秦郎之所不及。所谓“肝肠如火，色笑如花”(夏承焘评辛语)，由这种妩媚语所构成的稼轩词，更加显示出特殊的作风。当然，辛弃疾的英雄语，有的着力太重、未免粗鲁，其妩媚语有的也尚未完全脱尽脂粉气味，但这些都不是稼轩“佳处”，无妨稼轩“本色”。 与独特的艺术追求相适应，辛弃疾在艺术表现方面也进行了多种尝试，有着自己的特色。辛弃疾继承了李煜所谓“士大夫之词”的传统，将平生经济之怀打人词中，用歌词抒写抗金、恢复的大题材、大感慨，这与苏轼革新词体、转变词风，有着某些共通之处。但是，在处理新内容与旧形式的矛盾问题上，苏、辛两人各持不同态度，具体做法不一样。苏轼“才情极大，不为时曲束缚”，“不拘拘于词中求生活”[13]；辛弃疾为了寻取适宜于表达自己“赤子之心”的形式与方法，用力甚巨，用心良苦，有的篇章反复吟咏，“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14]。辛弃疾采用李清照“用字奇横而不妨音律”[15]的办法，解决新内容与旧形式的矛盾，并且在苏词“横放杰出”、“姿态横生”的基础上进一步求奇变。辛弃疾笔下驱使千军万马，“麾之即去，招亦须来”(《沁园春》“杯汝前来”)，具有高度的组织性与纪律性。首先在驾驭词调上，辛弃疾有着非凡的才能，无论是篇幅短窄、形式格律接近于声诗的令曲小词，或者是格式多变的长词慢调，也无论以赋体、诗体人词，或者“以古文长篇法行之”[16]，都能够“大踏步出来”，组成纵横交错而又布防严谨的阵容。其次，在语言运用上，尤其是在大量的用典、用事上，辛弃疾也有特殊的造诣。所谓“驱使庄、骚、经、史，无一点斧凿痕，笔力甚峭”[17]，所谓“用事最多，然圆转流丽，不为事所使，称是妙手”[18]，便是辛词这种特殊造诣的体现。

此外，善于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为塑造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服务，也是辛弃疾的重要艺术成就之一。辛弃疾以论为词，将策论中所陈述的内容写到词中，用词体现理想、抱负，但并非“直说”，而是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此类艺术手段，多种多样，主要有二种：(一)通过艺术形象创造意境。淳熙元年(1174)中秋夜，辛弃疾在建康作《太常引》“一轮秋影转金波”，下片写道：“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这是用瑰丽的想像所创造的一个美好的境界。作者以“桂婆娑”暗指朝廷主降势力，希望除掉主降派以实现其恢复祖国河山的宏图大略，虽不明说，但用意却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刘克庄曾指出：“以孝皇之神武，及公盛壮之时，行其说而尽其才，纵未封狼居胥，岂遂置中原于度外哉。”[19](二)用典、用事，体现本地风光。辛弃疾晚年再度被起用，虽支持韩侂胄北伐，但反对草率从事。他曾当面向宁宗赵扩提出自己的看法。开禧元年(1205)，辛弃疾在镇江北固亭作《永遇乐》“千古江山”，所说三个故事，都与京口(镇江)相关。其中，孙权据此(京口)以称霸江东，刘裕据此以扫荡河洛，这是成功的事例，值得效法。但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年间北伐惨败，其教训却是应当记取的。开禧二年(1206)宋廷北伐，果然与元嘉北伐同样结局。这首词以古讽今，用典、用事，切合眼前实际，更加增强了艺术形象的感染力。

辛弃疾在艺术上的造诣，使其歌词形成独特风格，产生了“稼轩体”。所谓“稼轩体”，既增强了词的体质，又不变其“本色”。因此，辛弃疾便在南宋词坛上，独树一帜。

当然，辛弃疾的艺术创造也难免产生某些流弊。他的作品，有的议论化、散文化，缺乏具体形象；有的堆砌典故，有“掉书袋”之讥。但是，从整体看，辛弃疾对于词的疆界的进一步开拓，对于词的艺术表现所作的贡献，却是大大有功于词苑的。

词之外，辛弃疾的诗、文创作，也是值得一提的。

辛启泰所辑《稼轩集钞存》收诗一百一十一首。邓广铭辑校《辛稼轩诗文钞存》，清除误收，增补遗漏，得诗一百二十四首。其后，孔凡礼的《辛稼轩诗词补辑》[20]又新补诗十九首。现存辛诗，共一百三十三首。辛弃疾的诗，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作者的生活和思想情感，可与其词相印证。其中，《送别湖南部曲》，自写政治遭遇，可与《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对读；“有时思到难思处，拍碎栏干人不知”(《鹤鸣亭绝句》)，感叹英雄失意，也与《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合拍；而“竹枝芒鞋看瀑回，暮年筋力倦崔嵬”(《同杜叔高、祝彦集观天保庵瀑布，主人留饮两日，且约牡丹之饮》)，与《鹧鸪天》(“但觉新来懒上楼”)，则同是置闲期间所反复咏吟的歌词题材。“剩喜风情筋力在，尚能诗似鲍参军”(《和任师见寄之韵)，辛弃疾以鲍照自许。他的诗风格俊逸，在当时“江西”、“江湖”两派之外，自有掉臂游行之致。而且，他的某些抗战诗，悲壮雄迈，也未必在其抗战词之下。但是，辛弃疾毕竟是以词之余作诗，其诗成就，自然无法与词相比拟。辛弃疾的文，据邓广铭所辑，计十七篇。其中除几篇启札和祭文外，多为奏疏。这类奏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存在的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较为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并系统地陈述了辛弃疾对抗金、恢复事业的见解及谋略，充分体现了他经纶天下的“英雄之才”和“刚之大气”。辛弃疾曾明确宣称：“论天下之事者主乎气”[21]。并曾指出：“今之议者，皆痛惩曩时之事而劫于积威之后，不推项籍之亡秦而猥以蔡谟之论晋者以藉其口，是犹怀千金之璧而不能斡营低昂、而侥首于贩夫，惩蝮蛇之毒，不能详核真伪而褫魄于雕弓，亦已过矣。昔越王见怒蛙而式之，曰：‘是犹有气。’盖人而有气然后可以论天下。”[22]“精神此老健于虎”[23]，这是辛弃疾的作风。辛弃疾其文，犹如其人，也充满着虎虎生气。所谓“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24]，正体现了辛文的特色。文学史上，辛弃疾虽不以诗名世，也不以文名世，但是，他在诗、文创作上所达到的成就却是不可忽视的。

三 词集及其版本

辛弃疾词自来传诵极广，宋时已有多种刻本。淳熙十五年(1188)范开作《稼轩词序》称：“开久从公游，其残膏賸馥，得所沾焉者为多。因暇曰裒集冥搜，才逾百首，皆亲得于公者。以近时流布于海内者率多赝本，吾为此惧，故不敢独閟，将以祛传者之惑焉。”时辛弃疾方在中年，范开已有慨于赝本之混真，此后二十年，刊本(包括赝本)自当更多。据有关载籍著录，《稼轩词》的宋刻主要有以下数种：一为全集所附本。刘克庄有《辛稼轩集序》，于稼轩词备极称扬，其所作“诗话”并谓辛诗为长短句所掩，上饶所刊辛集有词无诗[25])，可知全集中必包括词集在内。二为岳珂所见本。《桯史》(卷三)“稼轩词论”条有云：“待制词句脱去古今轸辙，每见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诉，天应嗔耳’之序，当以为其言不诬。”所引序文不见于既行各本之中，当为另一本也。三为吴子音所序本。王恽《玉堂嘉话》(卷五)载：“徒单侍讲与孟解元驾之亦善诵记。取新刊本《稼轩乐府》吴子音前序，一阅即诵，亦一字不遗。”云是“新刊”，而吴序亦复不见于他本，则又为一本也。四为宜春张清则刻本。刘辰翁《须溪集》(卷六)有《辛稼轩词序》，谓“因宜春张清则取《稼轩词》刻之”，当另一本。以上四本既均无传，其编次，其编卷，其各本相互间及其与现存诸本间之关系各若何，俱所不晓[26]。

此外，宋刻《稼轩词》之四卷本及十二卷本，在当时最为通行，现存各种刻本皆源于此。

四卷本，《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皆有著录。此本甲集编成于淳熙元年(1174)，所收诸词，大致四十八岁前官建康、滁洲、湖北、湖南、江西时所作。乙、丙、丁三集所收，基本上不包括晚年帅浙东、守京口时的作品，刊成时间当在嘉泰三年(1203)之前。四集合计，除其复重，共得词四百二十七首。四卷本总名为《稼轩词》，分甲、乙、丙、丁四集。宋刻本无传。今有汲古阁影宋抄本及吴纳《唐宋名贤百家词》本。

十二卷本，即信州本，名曰《稼轩长短句》。《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皆有著录。十二卷之信州本，宋刻无传。令传本有元大德三年(1299)广信书院孙粹然、张公俊刻本(原为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今归北京图书馆)。明代王诏校刊、李濂批点本；清末王鹏运四印斋刻本。十二卷本共得词五百七十二首，依词调长短为先后顺序排列。

今人邓广铭依据上述各本，汇合比勘，益以法式善、辛启泰所辑《辛词补遗》，及自《永乐大典》、《清波别志》、《草堂诗余》等书中辑得诸首，撰为《稼轩词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62年10月出版，共得词六百二十六首。加上198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孔凡礼《全宋词补辑》所辑三首，现传辛词计六百二十九首。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大德本为底本，同涵芬楼影印汲古阁影抄四卷本《稼轩词》等进行对校、标点，整理出版《稼轩长短句》。

附记：这是与业师吴子臧(世昌)教授合作辞条——《辛弃疾》，载《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I)第一零九三至一零九七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11月北京第一版。发表时有所删节。这是原稿，曾经子臧师审订。谨全文刊出，以为纪念。    施议对

[1]《美芹十论》。据《辛稼轩诗文钞存》。

[2] 崔敦礼代严于文《滁州奠枕楼记》。

[3]《宋史·辛弃疾传》。

[4]《宋空·韩侂胄传》。

[5] 刘克庄《辛稼轩集序》。据《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八。

[6] 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据《龙川先生文集》卷一。

[7]《论盗贼箚子》，即《淳熙己亥论盗贼箚子》。据《辛稼轩诗文钞存》

[8] 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据《宋四家词选》。

[9] 参见吴世昌《辛弃疾传记》。1931年《新月》第三卷第八、九期。

[10]《词综偶评》。

[11]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12]《酒边集序》。据《酒边词》。

[13] 宋翔凤《乐府余论》。

[14] 岳珂《桯史》卷三。

[15] 万树《词律》卷十。

[16] 谭献《复堂词话》。

[17] 楼敬思(语)《词林纪事》卷十一引。

[18] 陈霆《渚山堂词话》卷二。

[19] 刘克庄《辛稼轩集序》。据《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八。

[20] 北京《文史》第九辑。

[21]《九议》其二。

[22]《九议》其九。

[23] 刘过《呈稼轩》五首其一。据《龙洲集》第八卷。

[24] 刘克庄《辛稼轩集序》。据《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八。

[25]《后村诗话》后集，卷二。

[26] 此段详参邓广铭《书诸家跋四卷本稼轩词后》。据《稼轩词编年笺注》附录。

原载：《吴世昌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