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汉学界的现当代中国问题专家似乎从未停止过对三S（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格妮丝•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的研究。如所周知，三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早期形象主要是通过他（她）们向西方广为传播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经典就出自斯特朗与毛泽东的谈话。斯特朗出狱后即于1958年定居中国；而史沫特莱新中国刚刚成立（政治意义上的）后的1950年就向往“回”到中国，不幸病逝牛津未能成行。只有斯诺直到1960年才第一次踏上新中国的土地。
据一般资料介绍，斯诺是受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而移居瑞士。但历史事实却是：这个所谓的麦卡锡主义的猖獗时代是四十年代中后期到五十年代初，最晚于1954年寿终正寝。斯诺举家迁往瑞士是在五年后的1959年，这时，麦卡锡本人都已死两年多了。看来，斯诺因为麦卡锡之流的阻挠未能前往中国的观点站不住。不过，另一种揣测也似乎不可靠：斯诺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却在新中国成立11年后才重新到访，其中必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奥秘。笔者认为，此现象虽然蹊跷，但不是不可以解释。据斯特朗的经历，从1940年底到1950年底的约十年中，美国公民（特别是记者）经苏联前往中国难度极大。斯特朗甚至被投入苏联的监狱。这无疑主要与苏美当时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角逐，以及朝鲜战争的背景不无关联。在苏联生活和工作了30年的斯特朗的遭遇尚且如此，对待同是美国记者的斯诺，苏联的态度可想而知。而在当时，通过和中美都有外交关系的苏联前往中国是最为安全和便利的途径。从南边的香港入境危险更大，周恩来总理的座机都有人放炸弹。暗杀是直到当时的国民党等的拿手好戏，斯诺不得不防。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三次访问中国的时间：1960年、1965年和1970年的确太有意思、甚至太耐人寻味了。1959年中苏公开交恶；1964年年底，即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是年11月周恩来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中苏关系出现解冻契机；1969年中苏发生边界武装冲突（珍宝岛）。这实在是冷战时代全球战略平衡最具吸引力的三个时刻。巧合不能没有，但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斯诺辗转瑞士来到中国，和另一位旅居瑞士的文化名人卓别林相比，后者因为接受了“共产党资助的”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和平奖、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宴请、还曾于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会面等等原因，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挟拒签，才被迫留在欧洲的，而斯诺是自愿出走的，有没有选择中立国做“跳板”的意思呢？
据悉，斯诺曾于1968年春向在京友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诉苦道：“我已经认识到某些有权势的人显然不是我的朋友。有几位我所信得过的知己对我说，那些主管这些事情的当权者们，已经不再把我堪称中国的朋友了……。但是，无论如何，我对于中国的态度和言行，都是有目共睹，没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不管那里的少数当权派是不是把我看作中国的朋友，但毫无疑问的是，外部世界（反动派除外）都认为我对中国是友好的，而且可以肯定，人们的这种看法还会继续下去的。要是我改变态度，那才不配称为中国的朋友呢。我并不是那种在政治观点上看风使舵、反复无常的作家……”（陈敦德著：《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年》，昆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84页）。如果这封信基本内容的真实性可靠的话，那么疑问就来了：
（1）究竟谁是“某些有权势的人”（“那些主管这些事情的当权者们”、“那里的少数当权派”）？
中国1968年正处文革高潮时期，最有权势的人无疑当数毛泽东主席本人。毛主席不点头，如此重大的事情，谁又敢支持或者反对呢？作为西方的新闻记者，斯诺对中国发生的事情不可能一味褒扬，事实上，他的文章曾经对文革表达过不解和困惑。这些情绪与《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中的革命热情形成了某种反差，是这些文字激怒了“中央文革小组”中的“那些主管这些事情的当权者们”吗？
（2）“外部世界”都认为斯诺对中国是友好的，可为什么偏偏“反动派”除外？
如果“外部世界”的“反动派”不认为斯诺对中国是友好的，那他与中国交往不是反到更容易吗？斯诺是认为，中国当时“某些有权势的人”听信了“外部世界”“反动派”的挑拨离间吗？
（3）斯诺无疑是在表白，可为什么要表白，为什么要向爱泼斯坦表白？
象斯诺这样的智者，写这封信仅仅是想发点牢骚吗？他是否是在向中国领导人发出某种信息呢？有意思的是，斯特朗当年曲线前往中国，求助的也是爱泼斯坦（之妻邱茉莉）。文革初期一大批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纷纷受运动冲击、被株连、有的甚至直接遭到迫害，如路易•艾黎（新西兰）、北京外语学院外籍教师魏璐诗（奥地利）、医学家裘法祖夫人裘罗懿（德国）、翻译家戴乃迭（英国）等等。曾在陈伯达直接领导下的中央马列编译局参与翻译《毛选》的爱泼斯坦也于1968年3月18日被秘密逮捕，并被关押5年之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沈苏儒等译：《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爱泼斯坦正是因为诸如此类的“海外关系”，才被捕入狱的吗？中国政府又是如何转而答应斯诺的持续请求的呢？
（4）如果说，基辛格为尼克松访华打了前站，斯诺是否为基辛格打了前站呢？
斯诺虽不是第一位被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外国人，但却是第一位被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不算斯特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他亲切握手交谈，显然是在向几天前通过《时代周刊》有意无意地透露想来中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表示的某种善意回应。换句话说，已是瑞士居民的斯诺有条件充当这样的角色。已于1957年就加入中国国籍的爱泼斯坦和公开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抨击“美帝”（参见何文著：“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毛主席和她的谈话”，载于《中国青年》1960年第22期）的斯特朗博士都不再是合适的人选。
无论如何，斯诺对中国的神往似乎与四十年代的美国理想主义者们，如曾在美国航天总署（NASA）工作、后到中国务农的核物理学家阳早和寒春等不一样；也与七十年代他的（无论右还是左的）西方新闻同行，如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和荷兰导演伊文思（文化影片《风》的作者）有区别。不过，斯诺急于来中国，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并非单纯地追求sensation，而是出于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也符合他的敬业作风（三十年代中期首访延安后一系列的“反潮流”的报道、调查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当局驱逐等等）。更重要的是：出于其作为记者所应该或必须秉持的独立，以及对其毕生所致力的美中友好的人生目标的不懈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