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宋江被逼落草的原因既非杀惜后的发配，亦非清风寨劫难，而是龟孙子黄文炳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的结果。
宋公明处处成人之美、扶贫济困、仗义疏财、有求必应。虽然也偶曾渎职（给生辰纲案要犯晁盖、吴用等人通风报信）。然而就中国古代的法伦理而言，舜“窃负而逃”的徇情枉法尚不为罪，那么，宋江的行为也就无悖于儒家“亲亲相隐”的显规则了。事实上，黑三郎更多的是：不仅“周全人性命”（以人为本），还为国家分忧排难、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像这样的忠孝义智俱全的 “及时雨”，从其本性观之，不仅绝无可能成杀人如麻、脑后反骨者，简直整个一个再生丛飞、转世武训，为构建和谐社会打着灯笼都难寻觅的稀有人才、中坚力量。连乖儿子宋三郎都要杀人、反水，可见当时的社会、王朝已到了何等分崩离析、岌岌可危的地步。
呼保义反水的契机正是那“黄八蛋”（吴语中黄王不分）一手导演的文字狱。黄文炳何许人？“阿谀谄佞之徒，心地扁窄，只要疾贤妬能。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施耐庵著：《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下同），第三十九回，第6页）。黄文炳身据通判要职，与蔡九知府称兄道弟，无奈“待岗”，哪甘寂寞，到处无中生有拨弄是非，以便浑水摸鱼。与宋相比，黄才是粥中鼠便（优雅的西文翻译是trouble maker）。呜呼，乖儿子遇到龟孙子，在劫难逃了：
黄文炳在洵阳酒楼观壁上题咏，读到宋的西江月词：“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冷笑道：“这人自负不浅。”又读到：“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黄文炳道：“那厮也是个不依本分的人”。又读：“不幸刺文双颊，哪堪配在江州。”黄文炳道：“也不是个高尚其志的人，看来只是个配军。”又读到：“他年若得报冤仇，学染洵阳江口。”黄文炳道：“这厮报仇兀谁？却要在此生事”！；量你是个配军，做得甚用！又读诗道：“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第三十九回，第6页）。这时，黄文炳才摇着头道：“这厮无礼，他却要赛过黄巢，不谋反待怎地？”（第三十九回，第7页）。
曾读经书的黄通判毕竟不是高太尉，官至七品是“手”而非“脚”的能耐。他自己很清楚，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名字虽然犯忌，但无论如何过度诠释一个“黄巢”，也还不足以将作者上纲上线到“谋逆”。宋的罪小，他的功劳就小，就不可能爬得高。再者，以“及时雨”的口碑，咬他不死，后患无穷。既然肚子里有几滴墨，整人就得整得有技术含量，且要干净利落、刺刀见红。且看这个黄蜂刺是如何蜇人的：
黄拜见蔡知府，首先极其谦卑地开口：不敢动问，京师近日有何新闻？（探询有无适合整人的政治大背景）。当听到“罡星照临吴楚”和“拨乱在山东”的“小儿谣言”后，知道机会来了，掩饰住内心喜悦，却故意“寻思了半晌”，才拿出“反诗”。蔡看了后，先肯定是“反诗”，然后问：那里得来？在上司已对宋诗定性后，黄仍欲擒故纵地推说是偶然所见。（黄陈述的虽是实情，但隐去了他恨不得天天出门入厕、走街串巷寻觅“反动标语”的日常“生活习惯”）。摆脱了踩着人往上爬的嫌疑，这时的黄通判，可以从容、“客观”地替上司分析“反诗”和政治谣言（本不存在）的因果关系了：“耗散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木”字，明明是个“宋”字；第二句“刀兵点水工”，兴起刀兵之人，水边着个“工”字，明是个“江”字。而“拨乱在山东”的谋反地点正是宋江老家郓城县所在。至此，“四句谣言，已都应了”。（第三十九回，第9页）。
不能不承认，黄的狡诈之处正在于其打小报告的上下级博弈原则是只能“摆事实”，不可“讲道理”。不难想见在没有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的时代，墙上的这类歪诗比比皆是：“壁上题咏甚多，也有做得好的，亦有歪谈论道的。”（第三十九回，第6页）。急不可耐地无限上纲，万一上级认为这是“芝麻”，不是“西瓜”，“人梯”阴谋必会前功尽弃，乌纱帽成了黄粱梦，到时你小子敢和领导辩论吗？更重要的是：若把自己要说的提前和盘托出，即使蔡九表面上完全赞同，也很可能引起他的反感：难道你比领导还高明？太外露，在上司面前落个张狂和自作聪明的印象，弄巧成拙、功高震主，被蔡京卸磨杀驴，岂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然而，这时的蔡九完全被黄文炳高超的障眼法所迷惑，顺着他设的圈套乖乖地出溜下去，进而对黄产生了信赖，甚至依赖。黄文炳则因势利导，又献二计（实为越俎代庖）：“只取牢城营文册一查，便见有无”；“如是迟缓，诚恐走透了消息，可急差人捕获，下在牢里，却再商议”。（第三十九回，第9页）。宋江此时已是瓮中之鳖。之后的一系列程序，如调查取证、精神鉴定、汇报请功、家书辨伪、就地正法等等，全被黄一手操纵。可怜堂堂知府被卖了，还帮着数钱，成了黄向上攀爬的工具，接近目标的驿马。
反诗冤案冤就冤在蔡知府受了黄文炳的“不良心理暗示”，作了错误决断。这使笔者想起现代的黄文炳——康生。他将一出普通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此甚至为历史学家吴晗响应毛泽东本人要求广大干部学习“海瑞精神”的号召而作，且据说毛泽东还曾设家宴款待男一号马连良）最终描绘成为精心策划、用心歹毒的、为彭德怀翻案的影射史学。其实，江青之前就试图说服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未成功。显然，江青的手法不得要领：毛泽东认为，江青所言《海》剧挑战了革命文艺思想，过于小题大做。而康生的发难则阴险得多。他从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举国上下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现实背景出发，不断向毛暗示：《海瑞罢官》的要害在于“罢官”二字，在写作动机上将海（瑞）彭（德怀）两人之间，从而在“无任何组织联系”（彭真语）的吴（晗）彭（德怀）之间建立了虚假的政治勾连，并最终通过毛泽东坐实：“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59年罢了彭德怀的官”。
黄文炳终不过一卑鄙小人，对每被恩将仇报，屡次横遭暗算，夺妻（妾）之恨未消、身陷囹圄的冤大头、倒霉蛋昔日的宋押司落井下石，“搜根剔齿，几番唆毒”（第四十一回，第48页），欲以血染红顶子，但到头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一点连黄文炳的亲哥哥黄文烨之前都看得明白：“又做这等短命促掐的事。于你无干何故定要害他？倘或有天理之时，报应旨在目前”。（第四十一回，第41页）。从宋江这方面而言，表达自由有着不可忽略的疏导功能。试想，这事儿也就是被忠厚仁义的老宋摊上了，又得亏他毕竟是书生，只嘴上的劲大，虽不能“有话好好说”但这事儿要挨着化学工匠，慢说酒后狂言，给你来个忍辱负重、闭门造车，一不留神捣鼓出土制“小男孩儿”，该如何是好？
每逢周末必观央视《星光大道》，常见有老外登台献艺。艺术乃表达自由之一端，与上述思考终日缠绕，遂成一梦：一美国朋克善吹萨克斯，来中国淘金。不料，此方不同于彼方，皆喜齐奏，不爱solo。四处求职未果，转眼春去冬来，终日闷闷不乐，改“吹”二锅头，大醉。因向酒保索要纸笔（不在公物上涂鸦，既有打小的法治教育，也有哥们儿在新加坡鞭刑待遇的前车之鉴），乃气沉丹田、头顶虚空、全凭腕转、俩肩轻松、照虎画猫、洋洋洒洒地写下：“心在美国身在中，飘蓬大洋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拉丹不丈夫。”小布什闻之大惊，即命CIA人员前往捉拿，“不可时刻违误”（第三十九回，第9页）。一位颇为明智的美国汉学家知道后，随即拨打President on line，劝阻其万不可莽撞行事：此人不过嬉皮士一个，属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上世纪60、70年代之尤物，虽对社会多有不满，皆以自虐、自贬、自嘲的方式表达，尚且不敢自残，更遑论造次。查其历史，除了整天价红头粉面、招摇过市、有碍观瞻而外，着实无害。另有本人亲历以资证明：该朋克与路人轻微擦肩，Sorry即随口而出。今赴礼仪之邦，脾性必得进一步驯化。若有叛逆之心，何必缘木求鱼？早上阿富汗山区游击队吹冲锋号去了。George W Bush 听罢以为然，道：“高见极明”。（第三十九回，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