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不湿的发明使得年轻夫妇从繁忙的育婴劳顿中大大解脱了出来。海峡对岸陈总管的“家务必要费”中，自然也不难找到这项开支的凭据。
政党政治为议会代表制度的基础。与传统党派不同，现代parties的宗旨在于为其奋斗纲领凝聚尽可能多的支持者。按照卡尔•施米特的观点，政治党派虽执行的是社会功能，却以公权意志强化自身：党即公理。施米特的学说左右“逢”源（无论左派或右派都能追溯其理论的根源）。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政党虽是公共意志的建构者与承载者，但仍不被允许垄断公共决策的所有资源。然而，西方宪政普遍实行的间接民主（代议制）操作却使政党权力膨胀成为无法遏止的必然。无所不在的政党政治时时荡涤着公法性的多元舆论空间；而政党自身也在后民主政治文化的演进之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从社会发言人到社会监护者的角色的蜕变。
政党政治的运作是使民意、民情必须通过有组织的政党表达，于是政党组织的“组织性”、“纪律性”就成了防止党员个人言论和行为溢出党纲和党的决议的“尿不湿”。另一方面，党内民主乃是政治党派在开放社会中赖以存活的生命线。如果党内的重大决策不能自下而上地完成，就有可能会使得政党内部异化了的权力中心或专权的个人明明是在维护一己私利，却偏偏要诡辩成在巩固整体利益，利令智昏地滥用尿不湿的“海量”，且得了便宜还卖乖地误认为：人民乐意被操弄。（希特勒曰：Das Volk moechte gefuehrt werden.）。
议会党团则是尿不湿的加厚层。议员的身份具有双重的代表性：人民（良心）和党派（指示）。前者大多是官样文章，后者才是真正的要害。在议会党团制度下，“命令－服从”绝大多数情形中是“独立”议员表决重大问题时必须接受的模式。（有例外，如德国统一后重新选择柏林为首都时，联邦议会议员以年龄为阵线；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欧洲一些国家的议员在讨论堕胎法时以性别为阵线等等）。议会政治的形式化，决定了议案的合法性高于正当性；议会会议直播的剧场化，使得辩难的展示（demonstration）效应日益取代对“问题”的较真儿。如果议员拒绝配合，那么，就会首先发生对自身角色的认同危机。而又由于政治本身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言之工具理性的，遭遇dilemma而双重无力的多数政客们在（遭开除党籍的）“自杀”和“做个乖孩子”的两极之间，理所当然地会作出轻而易举的选择。
然而，尿不湿的“海量”毕竟不能无穷无尽，如果说红杉军头领施明德从退而独善其身到近乎忠字舞式（对民主的忠诚）的“为反对而反对”仍是“体制内”的“体制外”的话，那么，“绿营好汉”陈瑞仁形式上无任何瑕疵的“起诉书”，早已为法治的宽容划定了最后的底线。
笔者傻人傻福，中年得子赶上家政现代化，却木讷冥顽，非亲眼所见，不信小小纸裤的神奇。一天清晨，蹑手蹑脚走到婴儿床边，宝宝已醒，似乎明白了老爸的来意，笑盈盈的脸庞透出天真的狡诘：我没干坏事儿。摘下裤头一摸，不禁怀疑这旱地里是否真的下过及时雨？提起来瞧瞧：分明咣荡着黄澄澄的体液。于是转忐忑为欣慰：宝宝的肾功能还真不赖，这一嘟噜足足有二斤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