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泊梁山108条好汉几乎人人被逼“落草”，差不多个个有冤情。《水浒》（施耐庵著：《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下同））第三回中的花和尚鲁智深和九纹龙史进没能例外。不过，此二人的冤情不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笔者以为：九纹龙是本“该”逼，而没被逼，上梁山属于自觉“革命”；花和尚则是“不该”逼，而被逼，上梁山属于被迫“革命”。此话怎讲？
还是不妨将这两个并不复杂的案子的主要情节作一对勘，就十分明白了：
一、两人作案动机相近。
二人皆为了一个“义”字，主动引火烧身，背负命案。
鲁达与朋友（打虎将李忠等）下馆子，偶然听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为了拯救弱女子，不想三拳将恶棍打死。鲁达平生仗义，眼里揉不得沙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本是好汉的生性使然。而史进则不但不愿交出强盗，去解官请赏，还要与强盗朋友结为死党：“我若死时，与你们同死，活时同活”（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两人好汉做事好汉当，皆出于正直的本能，有道是刑罚不恕，天理也容。
二、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各异。
两人虽都属于杀人后逃逸，但前者是名副其实的“潜逃”，后者却不过云游他方而已。
鲁达“自离了渭州，东逃西奔，急急忙忙，却似：失群的孤雁，趁月明独自贴天飞。” 而史进是“饥食渴饮，夜宿晓行”，“披云雾夜宿荒林，带晓月朝登险道”。（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开始两人同样在躲避官府的缉拿。但是，官府对两案的态度明显不同，对鲁达：办案认真，通缉令张贴到了代州雁门县，且出赏钱一千贯；而对史进案却是敷衍塞责。两人藏匿的地方与作案地点的距离几乎相等，但鲁达一会儿上五台山，一会儿钻菜园子，东躲西藏，既已剃度为僧，还时常有不安全感；而杀人在史进那里则一开始就似乎不是大事：要么“待平静了”，“重整庄院，再作良民”，要么“寻得师傅，也要那里讨个出身，求半世快活”。（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须知他师傅正是在“东京恶了高太尉”，目前躲到“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王进。太尉何许人？主五兵，国尉也。惹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太尉，自身小命尚且难保，如何还能收留杀人要犯？且从林冲一案得知，“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听起来吓人，其实就是个打工仔，靠一技之长混口饭吃的技术官僚。何况，王进此时的地位不过近似“体工大队”的陪练，怎会有权包庇、安插和提拔一个顽凶？但据书中的描写，史进虽畏罪潜逃，却大摇大摆、行不更名，坐不改性（更不化妆）。如此逍遥法外，似乎早已知道官家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了。而且，更奇怪的是，作为杀人凶犯的他不仅不担心家人和财产等被“入官”、“籍没”，还要“待平静了”，再回来“重整庄院”。（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还没放下屠刀，就想立地成佛、金盆洗手、浪子回头的九纹龙有没有搞错？
值得注意的是：鲁达和史进固然可以有各自不一样的想法，但两者之所以具有不同法治观念的事实，是否也多少说明了“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放诸四海而皆准、尚不曾被颠覆的原理呢？
三、犯罪情节轻重悬殊。
要是鲁达罪重，史进罪轻，要么两者罪行相当，或大致相当，倒也罢了。然而，事实恰恰是：前者仅杀一人，而后者却背着至少四条命（不亚于马加爵！）。就算庄客王四（丢失密信者）按家法处置，依然还有猎户李吉（为官府通风报信者）和县公安局的两个刑警大队长（都督）。从现代法理看，鲁达杀郑屠只是“防卫过当”，案件的性质充其量也只是假公济私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而已。就古代法治言，作为经略府的提辖似有兼管社会治安的职责。也就是说，鲁达找茬收拾郑屠，多少是在“执行公务”，虽稍滥用职权，却没有谋害后者的意思。他赤手空拳对付郑屠的“剔骨尖刀”，不想仅三拳就让其毙命，犯的是杀伤罪中最轻的一类：斗殴杀伤，且属于过失杀人。相比之下，史进犯罪的性质则有很大的不同：“滥杀”兼“袭警”、“拒捕”和“通匪”，仅最后一项在北宋时期就可构成死罪。此外，史进一伙还犯有“不义”罪（子民杀官吏），并在杀伤罪中犯有故意杀人罪。之前还犯有窃盗罪。宋以前的多个朝代中，窃盗皆为死罪。要是在隋朝，闻而不告者也处死刑。可见是相当重大的罪行。
四、身份与社会关系背景不同。
从一开始官府对史进的态度可知（这位老汉生前仗义疏财，挥金如土，收留落难枪棒教头，并促迫儿子拜师习武就为一例）：“我们都是没事的，等你绑出来，同去请赏”。（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试想一下，史进本是被缉拿的要犯，却顷刻成了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革命群众”了。他却还要“待平静了”，再卷土重来， 如此宽容，理由何在？不是史公子犯事儿，后自有人替他摆平，他怎敢如此逍遥？事实上，赎刑制度由来已久，即使是墨、宫和大辟等适用于中罪的中刑也可用百至千锾来赎买：“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郭沫若就曾对《吕刑》中的赎刑制度给予猛烈批判。（参见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48－149页）。
而鲁达何许人？小种经略府的提辖。什么是经略府？ “人民武装部”也。然而须知，北宋时期官与职殊，名与实分，冗官冗吏。如宋真宗时，一次裁减各路冗吏就达19万之多。（参见张晋藩、王超著：《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页）。鲁达的提辖官阶，恐怕徒有虚名。鲁达从老种经略府调小种经略府公干，名义上是帮忙、人员支持，实际上是降职使用，“精兵简政”的结果。史学界权威理论认为，自唐中叶两税法实行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进入末期。（参见赵俪生著：“综论两宋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兼论资本主义萌芽在宋代发生的可能性”，载于《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史学卷》（上），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尽管这一观点受到置疑，但可以肯定的是：商人、小业主、手工业者作为一种新兴社会力量这时开始抬头。而由于藩镇割据的大大削弱，“行伍”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难怪向来并不谦虚的鲁提辖会酸溜溜地骂：“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史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笔者以为，要探讨刑法对史进鲁达区别适用的原因，还必须了解另一个因素。一般的命案民不告，官不理。鲁达负罪逃逸，被追逼得四处乱躲，官府的通缉令发到了几百公里之外的地方。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国民党的将军级人物尚可利用出家逃脱被追捕一劫，社会控制并非如此严密的古代，可见要想活命，绝不只当和尚一途。官家对鲁达的疯狂追捕由此不难想象。鲁达不会不知道：没酒没媳妇那还能叫生活吗？（德国谚语：Keine Frau kein Wein,ist das ein Leben ?）可见出家，是其走投无路的选择、不是办法的办法。再来看郑屠。从顾客、行人和左邻右舍观鲁郑殴斗的态度（“哪个敢向前来劝”），以及事后主动报案（“老小邻人迳来州衙告状”）可以看出，郑屠一家的群众关系尚不算坏，远强过被青面兽杨志手刃于街头的泼皮牛二，否则众乡亲难免幸灾乐祸、拍手称快。官府不得不“严格地依法办事”可能与社会压力，更可能与被害人家属的促迫有关。
如果说史进的赦免归功于史太公的阴德的话，那么，官府对郑屠案的重视则多亏大娘子的凶悍了。否则，一个“投托着小种经略相公门下的肉铺户”无非是挂靠人武部下面的一个三产服务公司经理而已，有多大能耐？且命已归天，爱莫能助了。郑屠的对象（齐鲁一带对夫妻的称谓）在施耐庵笔下尽管只有一次重要的暗出场，即通过金翠莲之口道出：“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将奴赶打出来，不容完聚”（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已颇露狰狞，且从对郑屠后事的处理和安排上，已不难看出她的“能量”。郑屠本人的出身不得而知，但从他选肉切肉的娴熟、对精肉肥肉软骨用途的了解，以及“整弄了一早辰”的体力，不难看出其“马仔”的来路、“倒插门儿”的家庭地位。而大娘子竟然不顾金翠莲明媒正娶（“强媒硬保”）的身份，连休书都不用，就在蜜月中随便坏了她官人的好事，将新娘子扫地出门，“不容完聚”。此举绝非只有几个小钱的小家碧玉所敢为与能为。没准这个肉铺就是老丈人盘给女婿郑屠的也未必。另由《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和《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诸回可知，即便封建社会的妇女，不但可以使丈夫跪搓板儿，而且之于生杀大权在握的知府有时也能成为“河东狮子”。
阎婆媳和白秀英案虽属特例，前者有张三支招，后者靠“枕上关节”，有目共睹；且中国古代法律中平等原则缺位，官场黑暗、司法腐败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问题是：原旨在替梁山好汉伸冤平反的《水浒》文本中没有透露，史进鲁达两案为何相同的情况不同对待；更未予以抨击，还视为理所当然？是小说家施耐庵的疏忽，还是对古代法律救济的潜规则“会哭的娃娃有奶吃”的认同，抑或贺卫方教授所言之卡迪司法的一个旁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