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 —1988）无论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还是我们这里着重讨论的 20世纪 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都是独特而巨大的存在，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大师级的人物。梁漱溟一生经历了四个阶段，做了四件大事。 1917年，二十四岁的梁漱溟因为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看中，受聘在北京大学任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坚持为孔子说法，成为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 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那成为他“丰富博杂一生的纲要”。 1924年，三十一岁风华正茂的梁漱溟突然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曹州办学，后又到山东邹平，推动乡村建设运动，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建立乡村建设实验区与县政建设实验区，设立村学、乡学，实施广义的教育工程，如推行农业改良，建立乡建金融，整顿风俗等，如研究者所说，“其设计之精、规模之大、内容之广、细节之富、效果之丰，是令人惊异的”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梁漱溟被迫中断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转而推动爱国团结统一运动，以国民参议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巡视抗日后方，参与发起领导中国民主同盟，调停国共两党纷争，为和平奔走不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六岁的梁漱溟选择了“留在政府外边”做独立观察者、研究者的道路，他也因为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与毛泽东发生当面冲突，研究者说，这“在 1949 年之后的历史上属于仅此一例”。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梁漱溟更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精神，公开对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提出保留意见。梁漱溟在50、60、70年代还写了《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中国——理性之国》等著述，写出了自己对新中国的观察与总结。而立意于 1924年、正式着笔于 1957年、完稿于 1971年，创作过程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人心与人生》，则是“一本体系完备、思虑精深的人性论 ” ；梁漱溟在晚年接见来访者，谈到《人心与人生》时，特意提醒说：“我想我一生，写成这本书，是我的最重要的事情。
在访谈里，梁漱溟对自己如此定位：“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这表明：梁漱溟不是在学院里高谈的所谓“纯学者”，他的思想是要实行的，他是个行动者，而且是投入了自己全部生命的；他也不同于一般的实行者，他的实践是以自己的独立、独特思想为指导的，因而具有高度的自觉的理性。简言之，他是以读书、思考、研究、实践为自己生命存在的方式的。研究者因此说，梁漱溟“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他“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对梁漱溟一生的思考与行事，冯友兰有一个概括：“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而在梁漱溟这里，这两方面又是统一的；人们评论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儒家思想导向的乡村建设派最有影响的人物”。正是后者，将梁漱溟与其他乡村建设运动的推动者，如晏阳初、陶行知、卢作孚等区分开来：他是更加自觉地以儒家思想为乡村运动的导向的，这构成了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最主要的特色。
（一）
梁漱溟也就为同时期方兴未艾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打上了自己个人的鲜明印记。从表面上看，晏阳初、陶行知、卢作孚等人，也都提出过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强调中西融合；但他们实际上都是倾向于欧美近代民主政治的。因此，他们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吸取，着眼于寻找传统与西学的联接点。梁漱溟强调的不是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契合之处，而恰恰是不同于西方的，而在他看来又是高于西方的儒家思想之本，即他说的“中国老道理”。
据说梁漱溟人生有“四不料”，如“不料由厌恶哲学而在大学讲哲学，终被人视为哲学家”，“不料自幼未读四书五经而后来变为一个拥护儒家思想、赞扬孔子的人”等等；而最引人注意的是：“不料自己几代人都生长在北京的都市，而成为从事乡下工作、倡导乡村建设的人。”而且如前所说，梁漱溟当时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在学术上前途正未可限量。他这样突然改变自己的人生路向，究竟是为什么？其动因何在？我们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讨论，正可以由此开始。
于是，我们注意到梁漱溟的如下宣示：“我所主张的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乡村运动正是民族自觉的开端”，我们的目的是“从乡村开端倪，渐渐地扩大开展成功为一个大的新的社会制度”，“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这表明，梁漱溟对乡村建设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并不局限于乡村问题本身，而是着眼于 “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是要寻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创造新的“社会制度”“新文化”之路。因此，在他看来，把“社会重心从城市移植于乡村” ，重新发现与觉悟乡村的意义，建设新农村，“在近代都市文明之外，辟造一种（新的）乡村文明” ，乃是民族新自觉的开端与标志。而在这背后，更有着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长远思考与展望。
这正是梁漱溟的特点：他所有的思考与实践，包括对乡村建设的思考与实践，都是围绕着“中国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中国问题？”而展开的；而且他的任务，更准确地说，他自认的使命，就是要给中国问题找出答案与解决之道。
那么，梁漱溟所面对的“中国问题”，又是什么呢？
1930年梁漱溟写有《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文，谈到自己 1893年出生后的第二年即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民族以其特殊文化迷醉了他的心，萎弱了他的身体，方且神游幻境而大梦酣沉，忽地来了膂力勃强心肠狠辣的近世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直寻上家门；何能不手忙脚乱，头晕眼花？何能不东撞西突，胡跑乱钻？”“我们许多先知先觉所领导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亦于此加紧地、猛烈地进行了”。据梁漱溟观察，这样的民族自救运动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无论是康梁变法维新运动，还是孙中山的革命运动，都是效仿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追求“资本主义的经济，新兴中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近代民族国家之‘三位一体’”的体制；而梁漱溟说的后期，是指 1924年“国民党改组容共以来的国民革命”，据说这是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对传统西方文明的反思而出现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新思潮，自觉地走“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即“布尔西维克”（今译“布尔什维克”）主义之路。而在梁漱溟看来，到了 30年代，“以西方为师”与“以俄国为师”这两条道路都出现了危机。他如此描述思想界与爱国志士的苦闷与困惑：民族自救运动“前后换了不知多少方式，卖了不知多少力气，牺牲了不知多少性命，而屡试无效，愈弄愈糟，看看方法已穷，大家都焦闷不知所出。究竟我们怎么会得到这步天地？事到今日，不能不回头发一深问”。
这就是梁漱溟所面对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就是梁漱溟所要解决的问题：“为中国社会改造和发展提供新的出路。”
为此，梁漱溟连续写了两篇文章：《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 1930）和《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 ——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 1931），对以往的民族自救之路，进行全面的反思。但仔细阅读这两篇文章，我们却发现，他的反思是从充分肯定“欧洲近代民主政治有使我们不能不迷信者”，有“所谓他的合理”“巧妙”之处，有“取法于共产党的必要”开始的。他后来对此专门有过一个说明，说他思考问题、写文章，都是“先设身处地将别人的意见，叙述得有条不紊、清清楚楚。然后再转折说出我的意见。我以往凡是批评西洋的民主政治以及批评俄国现行的制度，无不是先把人家的意见，研究个透彻，说得明明白白；然后再转折到我的批评，批评其不通，批评其不行”。梁漱溟解释说，这是因为“我原来并不曾想到著书立说、谈学问，只是心目中有问题，在各个问题中都用过心思，无妨将用过的心思说给大家听”。也就是说，“走欧美的路”与“走俄国人的路”都是梁漱溟在探寻中曾经“用过的心思”，因此，他对前人的选择是有一个理解的同情的，他绝不以后来者的“事后诸葛亮”的心态来轻易否定与谴责先驱者。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解决中国问题”，而不在于非要坚持某种“主义”。他说得很清楚：“当我们讨究如何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要完全放空洞，不存成见。凡是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无不接受。”这说明，如果把梁漱溟看作一个拒绝学习西方（包括欧美与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东方主义者，并不符合梁漱溟的思想实际，至少是将其简单化了。
当然，梁漱溟在吸取西方文化的同时，又坚定不移地坚持一点：无论是近代欧美的民主政治，还是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之路，都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也是他的前述两文所要论证的重点：中国仿行这两种制度之“不成功”“物质条件之不合”“精神不合”等等。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这里不作详尽介绍，而只强调一点：在梁漱溟看来，最根本的问题是，近代欧美和俄国发展之路，都根植于其自身文化传统，而与中国的文化传统脱节，“与中国从来精神不合，全不能满足中国人精神上无形的要求，则我之不能学它亦可明白矣！天下原无干脆的模仿袭取，而况要组织新国家，走出一条新政治途径，这是何等需要努力的大创造！”这里的意思是十分明白的：对一切外国发展经验，可以吸取、借鉴，绝不可以“模仿袭取”和照搬，那都是“不通之路”。唯一的出路，是立足于自己的创造；而唯有“激发一民族的精神，打动一民族的心 ——他生命的深处——，而后他的真力气、真智慧、真本领始得出来，而后乃能有所创造，有所成就”。这就是说，新的创造必须建立在自己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发扬的基础上。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中国社会的改造与发展，必须走一条“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吸取西洋人的长处”的“中西融合”之路。 梁漱溟因此强调：我们从此再也不要想使中国也成为一个西方式的“近代国家”，“今日已是西洋化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终结”，必须“从‘民族自觉’出发”，来一个民族“自救运动再发动”，他称之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应该注意的是，梁漱溟提出“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的中西融合”之路，不仅是一种“民族自觉”“民族自救运动再出发”，还有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视野。他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中西文化的沟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历史迫着我们往西变，同时也迫着西洋往东变。我往西变，他往东变，两方就沟通了，调和了”；二是“世界未来文化正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实是一种成熟了的文化，而幼稚形态未除”，因此，他又有“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早熟”之论。由于“中国文化实在传之太久”，就日见其偏，又“日以僵硬，当然弊端百出”，因此晚清以来在西洋文化冲击下，“只见（其）短处不见长处”，是很自然的。这样的“中国文化的老衰性，中国文化的幼稚病 ——实为我们的真缺欠”，逼其改革是必要的。梁漱溟因此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的批判，并不持完全的否定态度。但梁漱溟同时又坚定地认为，中国文化比之西洋文化，是远要“成熟”的，甚至是代表了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的。因此，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清理，到 30年代正应该有一个新的复兴；他所期待与要发动的“民族自觉”与“民族自救运动的再出发”，就“超脱乎一民族生命保持问题”，他认为，“吾民族实负有开辟世界未来文化之使命”，并断言“世界文化转变之机已届，正有待吾人之开其先路”：“所谓民族自觉者，觉此也。”
我们的讨论还可以再深入一步：梁漱溟理解的中国文化的根本又是什么呢？他也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根？.就有形的来说，就是‘乡村’；就无形的来说，就是 ‘中国人讲的老道理 ’。”他强调，“我们中国，偌大一个民族，有这么些人在一块儿生活，他总有他过日子的方法，总有他的规矩、制度、道理一套东西”，“我们相信，中国的老道理是站得住的。从粗处看，自然有许多要改变的地方；但根本、深处是变不得的”，但又必须“待老道理的粗处浅处需要改变处，通统破坏完了，然后才有转机，才能从真精神发出新芽，转出一个新局面来”。在梁漱溟看来，这样的老道理虽然近几十年在城市里遭到了较大破坏，但在乡村仍有保存；更重要的是，这些老道理本来就产生在中国传统的乡民社会里，乡村就自然成为其有形的载体。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选择：“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另开创出一个新文化。‘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这便是‘乡村建设’。”由此我们也就懂得：梁漱溟提出要从乡村建设入手，来创造新社会制度、新文化，就是要通过乡村的组织与建设，使中国传统的“老道理”得以复兴。梁漱溟强调，这是“老根复活”，是“旧生命”的“新创造”，一种“再生”，而绝不是复古复旧。可以说，乡村建设是梁漱溟终于找到的中国文化、中国民族再生自救之路。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个人人生上的自救之路。他曾经如此“言志”：“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必须有人一面在言论上为大家指出一个方向，而且在心地上、行为上大家都有信赖于他。 ”因此他放弃北大的教职，毅然到农村推动乡村建设运动，就是要为彷徨苦闷中的国人指出方向，并以行动获取信赖，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与理想。梁漱溟一再申明，著书立说，当教授、学者，本非他所愿；他要做的，是一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者与实践者。
这样，梁漱溟也就为同时期方兴未艾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打上了自己个人的鲜明印记。从表面上看，晏阳初、陶行知、卢作孚等人，也都提出过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强调中西融合；但他们实际上都是倾向于欧美近代民主政治的。因此，他们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吸取，着眼于寻找传统与西学的联接点，比如晏阳初开掘的儒学资源，即是以其“民本主义”（“民为邦本”）和西方人本主义与现代人权、民主思想相衔接。用晏阳初的话说，就是要“保持和发展中国社会民主哲学的宝贵财产，引进和实行西方政治民主思想的精华，以此奠定现代民主中国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晏阳初等走的是一条“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乡村改造之路。而如前所说，梁漱溟恰恰对西方的民主政治有一种批判性的审视，他强调的不是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契合之处，而恰恰是不同于西方的，而在他看来又是高于西方的儒家思想之本，即他说的“中国老道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梁漱溟奉行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乡村建设路线。
这大概也是今天讨论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意义所在：晏阳初等的民主政治之路，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其中许多观念都已成为我们的思维定式；现在正需要从梁漱溟这里看到另一种观念、思路，另一种选择，另一种可能性，以便和我们原有的乡村建设认识，形成一个张力，撑开我们的思维与想象空间。也许我们最后仍然不能认同梁漱溟的观念和主张，但他的思考与实践，却可以使我们对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乡村问题的认识与解决途径复杂化、立体化、多元化。
（二）
梁漱溟的真正着眼点，是从乡村建设出发、入手，建设一个新的理性社会、理性文化。在他看来，理性正是中国儒家文化、中国传统精神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梁漱溟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正是一个中国传统儒学的复兴运动。
梁漱溟对西方工业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弊端的这些观察与判断，使得他得出一个结论：面对西方的压力与挑战，中国必须克服自身的弱点，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经济，并真正组织起来；但中国不能走西方现成的现代化道路，而必须另辟蹊径：要从中国自身的传统，主要是儒家传统里寻找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资源。
于是，就有了“‘乡约’的补充改造”命题的提出。梁漱溟对此有一个明确的交代：他所找到的“乡约”，并非“明、清两代政府用政治力量来提倡的那个乡约，而是指当初在宋朝时候，最初由乡村人自己发动的那个乡约”。它是“乡里乡党”的自发、自动组织，并有称为“四大纲领”的相互约定：“一、德业相劝；二、过失相规；三、礼俗相交；四、患难相恤。”由此显示的是两个特点：这是一个“情谊化”的、“以人生向上为目标”的组织；它又“见诸实际”，是一个行动化的组织。所谓“乡约”，就是“大家相约来办事”，具体地说，就是办社学，办保甲，办社仓：“社学即一教育机关，社仓是经济机关，保甲则是自治自卫 ——政治机关。”这是一个“教育、经济、政治都包含进去”的乡村组织。而梁漱溟所说的“补充改造”则有四点：其一，“将消极的彼此顾恤，变成积极的有所进行”；其二，将“偏乎个人”并“有所限”的自发组织，变成一个“永远开展”的，有着“改造社会，创造新文化”高远目标的自觉组织；其三，不局限于“一乡之约”，而要“由乡与乡的联络，而渐及于县与县、省与省的联络”；其四，“是私人的提倡或社会团体的提倡，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推行”，是“有志愿的人的结合”，“不可以借助政治的力量”，要始终坚持其民间性。
其后在曹州、邹平的乡村建设实践里，梁漱溟又将这样的“乡约的补充改造”具体化为“村学、乡学”的试验。如梁漱溟所说，村学与乡学，既是一个包括全村、全乡人在内的学校，又是一个乡村组织，“是花自家的钱，办自家的事，设备为大家所公有” ，其目标又是“大家齐心学好向上求进步”，显然是将“建设”（做事）与“教育”功能集为一身。而其具体工作则有两项：一是“酌设成人部、妇女部、儿童部等，施以其必须之教育，期于本村社会中各分子皆有参加现社会之生活能力”；二是“相机倡导本村所需要之各项社会改良运动（如反缠足、早婚等），兴办本村所需要之各项社会建设事业（如合作社）等，期于一村之生活逐渐改善，文化逐渐提高。并以协进大社会之进步”。
而且还有这样的组织构成的设计，村学、乡学的组织由“学众”“学董”“学长”“教员”四部分人组成，发挥着各自“独立不同的作用”：“学众”即全村、全乡所有的居民，他们是“改进乡村社会，解决乡村问题的主力，乡村社会的主体”，最主要的职责是积极参与团体公共事务，并起“立法”作用；“学董”是村（乡）中“最有能力的人”，即为“乡村领袖”，他们的职责是处理公共事务，并负责沟通政府与乡村组织，起“行政”作用；“学长”为村（乡）中“品德最尊的人”，“民众群情所归”，又由“县政府礼聘”，他“主持教育，为各该区居民之师长，不负事务责任”，起“监督”与“调和”的作用；“教员”即外来的志愿者，他们的职责是沟通上下内外，将外面、上面的先进技术与思想，引入乡村，与本地实际情况和经验相结合，起“推动设计作用”。
梁漱溟认为，这样的村学、乡学是一个“最完善、最妥当、最合中国实情的组织”，它同时解决了我们在前面一再提及，也是梁漱溟念兹在兹的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与非组织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提升了乡村的“生机活力”，“能够尽其改进（乡村）社会之功”，并为创造中国未来新的社会结构与新的文化奠定基础。
如果再做进一步的考察，就可以发现，梁漱溟设计、领导实施的村学、乡学试验，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也可以说是梁漱溟的两大自觉追求。其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合一”。梁漱溟指出，“中国的问题原来是混整的一个问题，其曰政治、经济、文化三问题者，分别三方面看之耳，并不是当真有分得开的三个问题。因此，在这一大问题中，苟其一面得通，其他两面皆通；若不通时，则一切皆不通。政治、经济两面，彼此互不能离开而单独解决，大概人都晓得；其实，中国政治上出路、经济上出路，不得离开他那固有文化的出路，亦是自明之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
其二，“政教合一”。梁漱溟解释说，“政教合一之‘教’乃道德问题”，“‘教化’二字庶几近之”，“故所谓政教合一，即政治教化合一也”。这里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政治、经济、教育三者合一”，而教育“应居于最高位，领导一切”；因此，梁漱溟设计的村学、乡学既是村民、乡民自治的政治组织、集体合作办事的经济组织，同时是一所大学校，教育贯穿、引领于一切经济、政治活动中，即“建设寓于教育”。而所谓“教育”，重心又在社会教育、民众教育，并不限于知识技能教育，更重“生命本体”的激发与培育，即所谓“读书明理”，“其理正在人生之理”。二是一个管理、组织原则：“在团体（村学、乡学）中遇到问题发生，不愿意用法律解决的办法，必须彼此有情有义的相待，换句话说，我们是要以代表情理的学长来监督教训大众，把法律的问题放在德教的范围内。”这就意味着，一要打破“法律至上”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原则，而将法律置于中国传统的 “德教”范围内；二要防止将“服从多数”的西方民主政治原则绝对化，将中国传统的尊重贤智的原则与西方服从多数原则“融会变化，慢慢合一”。
这背后正隐含着一个理念：“乡村组织要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本精神。”这应该是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核心和最有其个人特色之处，也是最深层次的问题。
梁漱溟所看好的“中国老道理”，其要点有四。一曰“伦理本位”。梁漱溟解释说，“伦理关系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何为伦理？伦即伦偶之意，就是说，人与人之间都在相互关系中”，“伦理关系及情谊关系，也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这种社会，可称伦理本位的社会”。 因此，在社会上，“家庭与宗族在中国人生上占极重要位置，乃至亲戚、乡党亦为所重。习俗又以家庭骨肉之宜推广于其他，如师徒、东伙、邻右，社会上一切朋友、同侪，情义益以重”；在经济上，也是强调家人、亲戚、朋友“彼此顾恤，互相负责”；在政治上则“举国家政治而亦家庭情谊化之”，“如何让人人彼此伦理上的关系各到好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是其政治上的理想”。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传统的伦理本位所形成的这些社会、经济、政治上的特点，是可以作为乡村建设，以致整个中国发展的有价值的资源的。
二曰 “教化、礼俗、自力 ”。梁漱溟指出，“从来中国社会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礼俗。质言之，不在他力而宁在自力。贯乎其中者，概有一种自反的精神，或曰向里用力的人生”，由此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和道德品质：一方面是“反省、自责、克己、让人、学吃亏”，另一方面是“勤俭、刻苦、自励、要强”。梁漱溟称之为“理性”精神，这就能达到“平静通达”，“吾人心里平平静静没有什么事，这个时候，彼此之间无论说什么话，顶容易说得通。这似乎很浅、很寻常，然而这实在是宇宙间顶可宝贵的东西”。中国的乡村建设正是应该建立在这样的理性精神之上。
三曰“人生向上之义”。不同于西方的“欲望政治”，中国传统“把穿衣吃饭生活放在第二位”，更看重“安饱以上”的“道”，即人的精神生活，“要求更高更深，在人心深处有其根据”，“把众人生存的要求，与向上的要求合二为一”。梁漱溟指出，“人生向上，士气的提振，这是乡约的根本”，这同时也应是乡村建设的根本。
四曰“崇尚贤者”。中国传统注重的“是人治而非法治”，“不以死板的法为高，而以活的高明的人为高”。梁漱溟认为，在现代社会，“理性越发达，文化越进步的社会，越应当尊重学术，尊重专门知识：这恐怕是永远的必要”。乡村建设的要义就是“开出多数人接受高明的少数人领导的路子”，“就是提高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少数贤智之士的领导与多数人的主动，二者可以调和，并不冲突”。
可以看出，梁漱溟的真正着眼点，是从乡村建设出发、入手，建设一个新的理性社会、理性文化。在他看来，理性正是中国儒家文化、中国传统精神的核心。他说，“孔子恰与宗教相反，他不建立一个大的信仰目标，他没有独断的标准给人，而要人人自己反省”，“他相信人有理性，他要启发人的理性。超越观念不合他的系统，强权势力他也不受，乃至多数人的意见他也不一定合理。唯理所在，甘之如饴，于是就开出中国的讲理之风”；“理性，一面是开明的 ——反乎愚蔽；一面是和平的——反乎强暴；故理性抬头，愚蔽与强暴可免”，“儒家彻见及此，而深悯生民之祸，乃苦心孤诣，努力一伟大运动”，将宗教、法律、制度、政治（包括军事、外交、内政），乃至人生的一切公私生活“悉化为礼，而言礼必本乎人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梁漱溟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正是一个中国传统儒学的复兴运动。
今天我们来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不能不有许多的感慨。尽管我们未必完全赞同他对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分析，他的一些具体设计，也会因为和中国当下的农村现实相距较远，而不具有可操作性；但他所面对、所要解决的中国问题、中国农村问题却是真实的，今天依然存在，而且远比梁漱溟时代复杂。或许更具启发性的，是他的“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取了西洋人的长处的东西融合”的发展思路，他所提出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个人与团体并重，彼此以对方为重”“道德与法律合一”“贤智之士的领导与多数人的主动的调和”等命题，都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新探索的思想资源。
*文章节选自《志愿者文化丛书·梁漱溟卷》“导读”（钱理群 编选·导读 三联书店20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