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向城乡融合的时代要求和发展形势，韧性可作为分析乡村建设发展的关键理论视角。在梳理韧性及其衍生概念的基础上，搭建起韧性乡村建设的逻辑意蕴、行动过程与战略进路等三维分析框架。首先，韧性乡村内含融合扩散与循序演进的生成逻辑，体现出抗击乡村脆弱性的过程性能力以及应对风险情境的体系化保障，有助于提升和强化城乡融合的实施效率与发展效能。其次，城乡战略转型背景为韧性嵌入乡村场域提供了基础性平台和情境式条件，在行动过程中将经历由乡村自主运动到城乡融合互动、由应急风险扩展至常态化治理的适应性演变。最后，面对城乡融合驱动下的整体性韧性乡村建设目标，需要遵循并嵌套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进路，从而助力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提质增效并行稳致远。
关键词：城乡融合 韧性 韧性乡村 中国式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
1.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明确了重点工作内容。在整体层面上，我国城乡经济关系经历了从极化效应向扩散效应调整的发展过程，正在加速实现由“农村服务城市”向“城乡共同富裕”的历史性转变。
面对愈发复杂多变的新形势，如何确保在顶层设计中具有可变性和适应性，在落地执行时体现相对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即在公共治理的全周期彰显出韧性，成为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如今，治理的重心不断下移，传统治理模式也遭遇失灵，这为新的理论范式出场提供了学理辩护，诸如整体性治理、包容性治理、合作式治理等创新路径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作为新兴治理概念和范式的韧性，其关注度正在赶超“可持续”理念。把韧性思维嵌入城乡治理现代化中，对提高国家风险应对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上，韧性理论视角与乡村建设发展具有理念契合性和现实指向性，可将其视为一种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的理论载体与行动指南。城乡融合背景之下，相较于学界主流且研究丰富的韧性城市，同样甚至更具有学理意涵和实践空间的韧性乡村究竟有何价值？如何发展？又应怎样谋划？以上正是本研究重点探讨的问题。基于“先解构、再建构”的逻辑，下文将分别对韧性乡村建设的逻辑意蕴、行动过程与战略进路展开全面探析，旨在拓展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和外延，为弥补乡村短板、纾缓城乡矛盾、推进乡村振兴及乡村建设行动等提供一定参考。
2.韧性嵌入乡村范畴的理论梳理
(1)韧性
“韧性(resilience)”最早源自拉丁语“resilio”，原义是跳回原来的状态。1824年，韧性被应用于经典物理学，用以衡量物体抵抗脆性断裂之性能。20世纪50年代，韧性被用以描述人们遭受心理创伤后的恢复状况。20世纪70年代，“生态韧性”引发热议，其意指生态系统在遭受不同类型冲击时尽力维持原有的稳定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韧性由自然生态学科延伸至人文社会学科，并频见于跨学科的风险、应急、安全和危机管理研究之中。总体上，韧性经历了“工程—生态—社会”的迭代升级，研究视野从自然环境扰动拓展到了社会政策影响，进一步从实物具象走向了系统抽象，被认为是问题解决方案的系统表达和过程路径。
我国的韧性概念运用则经历了“适用性演化”过程。一是由外而内的“内化”过程，针对韧性进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达与应用。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韧性城市”规划，并纳入“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远景目标的建议中。这标志着韧性正式进入到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二是由浅入深的“深化”过程，探索了韧性的解释范围及作用边界。从韧性概念引入我国至今，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韧性研究主要涵盖了“韧性治理对象—城市风险”“韧性治理体系—评估体系建构”“韧性治理路径—可持续发展”等，并持续推进韧性概念范式的跨域与转场，彰显出韧性从追求结果均衡到关注过程适应的认知观革新。
总体上，韧性是一种静态的能力，更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体现在治理理念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响应和快速恢复、治理过程从层级压力结构转向综合协作、治理能力从强调处置转向全程管控和战略动态性等。这种系统性、多样态、非线性的演化思维和创新路径能够贯穿并作用于城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中。
(2)韧性乡村
相较于韧性城市而言，乡村的社会性积淀往往更为深厚和持久，对韧性的“供给”和“需求”特质也更为凸显，亟需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模式予以有效解释和长效应对。而韧性对解释乡村转型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恰恰具备内在的契合性与理论优势，为乡村贫困地区风险应对和乡村振兴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治理思路和推进路径。韧性乡村日益成为了一种乡村治理创新性、科学性、时代性的价值凝练与路径表达。
从历史来看，Adger首次将韧性概念引入乡村社会领域，强调乡村抵御外部扰动的能力，成为韧性乡村研究的肇始。对于韧性乡村的理解及其概念界定，主要衍生出三种观点。第一种是能力说。韧性乡村作为一个可以自我修复完善的动态系统，一方面强调乡村在特殊风险情境下抵抗风险、吸收干扰、可持续发展的全面能力；另一方面强调乡村能够有效处理各类常态化问题，纾解矛盾纠纷、避免社会动乱、完善公共服务，确保乡村治理保持善治状态。第二种是阶段说。将韧性乡村具化为乡村相关主体在危情预警、专业处置、应急动员、管制服务、社会救援、信息引导、督查指导和评估推动等阶段发挥的价值作用，使系统沿着恢复路径达到新的平衡状态，以提高面对不同情境时的回应、恢复与适应能力等。第三种是系统说。强调韧性乡村是特定地理空间内社会系统的总和，主要依靠乡村居民集体与个体的能力抵御风险，指向乡村在一般情形中或风险境遇过后，通过集体协作转变为更具韧性的新系统，而非执着于回归原有功能结构。综合来看，本文的韧性乡村意指乡村在常态周期或危机情境下，随时空演变和系统革新而产出风险抵御、环境适应、创新进取等正向能力，这些系统性能力特质将在整体意义上推进乡村更具鲁棒性、稳健性、可持续性地发展进步。
此外，综观乡村与韧性相互融合嵌构的现有研究，一是基于历史发展变迁的宏观视阈，围绕“小农韧性”“韧性小农”“脆弱性生计—韧性生计”等进行了韧性乡村演进转型的系统性论述；二是结合现实情境对韧性乡村建构的特质及水平、经验模式和路径等展开多案例对比分析，并聚焦乡村产业发展、数字乡村韧性治理等议题进行专题探讨。总体上，韧性乡村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为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指明了方向，但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中国政策情境的系统性关照，仅对乡村韧性或韧性乡村进行了初步分析，其中系统的理解和把握不足。申言之，一是缺乏对乡村韧性或韧性乡村从何而来、有何作用等基础逻辑意蕴的深入解析，直接引用将容易导致概念范式的泛化或误用；二是大多结合特定领域及其相关政策展开宏观性论述，缺乏从当下具有强指向性的城乡政策实践去考察韧性乡村的具体行动过程；三是笼统指出韧性乡村建设在长期战略发展中的重要性，但并未进一步融合“中国式现代化”等前瞻性、集成化的重大发展战略展开专题探讨。由此，整合构建起一套系统性分析框架成为弥补并拓展韧性乡村研究空间的必然要求。
相较于韧性乡村本身相对概念化、模式化的意涵表述，韧性乡村的“建设”更需要系统性、动态化的韧性加持。基于此，本文遵循系统性、发展性的研究视阈，以“逻辑意蕴”“行动过程”“战略进路”等三大递进式议题作为城乡融合下韧性乡村建设的核心研究内容。下文将分别针对上述三大内容展开系统探讨。
二、韧性乡村建设的逻辑意蕴:城乡融合系统中的增益赋能
在韧性城市建设先行先试的基础上，韧性乡村的积累和锻造也愈发受到重视。随着治理结构的交融与治理单元的下沉，亟须构建起乡村体系由单一转向多元、由应急转向常态、由极化转入协调的综合型韧性系统。而这种韧性系统也需在韧性乡村的生成逻辑及其增益赋能效用中进行解构。
1.城乡融合下韧性乡村建设的生成逻辑
(1)韧性在城乡之间的融合扩散
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作为一种“具体的抽象”，不是僵化的或静止的，而是一个关系化与生产过程化的动词。在城乡融合的空间发展背景下，韧性乡村的概念构想和行动规划脱胎于韧性城市的前期实践，韧性本身则是建设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载体之一，体现出耦合协调与融合推进的发展过程。在时间维度上，韧性城市的政策规划与落地为韧性乡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包括各类制度纲领韧性、基础设施韧性、人文环境韧性等方面的试点与积累；在空间维度上，处于城乡接合部的工业产业园等地区存在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共建模式，因此韧性在城乡之间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扩散效应，有助于常态模式下的城乡融合发展进程。
(2)乡村韧性到韧性乡村的循序演进
乡村韧性和韧性乡村是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针对城乡融合下韧性乡村建设的系统解析需厘清这两个概念。韧性嵌入乡村的融合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内在体现出从乡村韧性量变到韧性乡村质变的演进历程。作为过程性概念的乡村韧性是乡村长效可持续发展的“风向标”和“质检仪”，强调乡村自然演化或在治理过程中锻造出的属性功能；而作为目标导向的韧性乡村则侧重于表示一种在国家制度和政策框架下建构起的规划指南与战略图景。概言之，两者之间虽有一定的侧重和差别，但已互构成了一个系统性整体——乡村韧性是韧性乡村的题中之义和关键内容，韧性乡村则是乡村韧性的目标皈依和行动指南。
总体上，城乡融合进程中的韧性已不断渗透至乡村场域，过程意义上的乡村韧性转化为目标绩效层面的韧性乡村成为建设所需和战略所向。不论是城乡之间的韧性延伸，还是乡村韧性到韧性乡村的演化，都在学理层面进一步勾勒出韧性乡村建设的逻辑意蕴。
2.理论增益：韧性在城乡融合中的系统解释力
(1)韧性乡村内含乡村抗击脆弱性的过程性能力
治理能力提升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基础。在韧性介入治理场域之前，“脆弱性”往往是一个前置性语境，体现在不同主体面对风险危机时的能力和水平不足，同时也包含社会机会缺乏、身份污名化等价值判断。在城乡重大历史性结构转型中，“脆弱性”与韧性是乡村治理问题中的一体两面，从“脆弱性”到韧性的话语转型是一种贫困治理范式的革新和迭代。与“脆弱性”相对的韧性具备了鲁棒性、冗余性、智慧性、适应性等复合特质，更加关注乡村社会系统受到外界因素影响后的适应性调试，是一种动态性的过程能力表达。而这种韧性能力本身也糅合了宏观制度的刚性与基层治理的柔性，在处理乡村各类事务时更能够因地制宜、因时而动、因需而变得统筹解决各类“脆弱性”问题。
(2)韧性乡村指向乡村应对风险情境的体系化保障
治理体系建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有力保障。大部分乡村在物理空间、资源禀赋、社会资本等方面的“脆弱性”只是相对固化的历史性缺陷，通过乡村内生的韧性演化或外援的韧性激励方能得到持续性改善。但与“风险社会”中频现的不确定性耦合之后，韧性乡村仍需在基础能力建设之上寻求体系化的科学建构，从而有效应对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一系列风险问题。因此，当前乡村之“韧”的理论框架正由“均衡论”向“演进论”转换，这种演进中的韧性乡村体现在当其遭受各种内外部的冲击时，能够建立一套即时的、完整的、稳健的韧性保障体系，从而有章可循、有的放矢地进行防御、恢复、适应、转型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3.实践赋能：韧性在城乡融合中的综合作用力
(1)有助于提升城乡融合的实施效率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日益深化，中国社会进入矛盾和风险的集中爆发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乡融合的进程。在具体的实践中，城乡融合中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要求乡村各主体提前预判、灵活应对、协商对话。正如新型城乡关系聚焦“可持续生计、共享发展和美好生活”，处于相对滞后期的韧性乡村建设更加强调一种螺旋式上升、多元共生的发展形态。这种富有韧性指向的乡村建设模式，亟待以实施效率带动发展效能，在过程中不断巩固并拓展乡村“抗风险”“固发展”“强创新”的综合能力，助力城乡要素之间的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可以说，韧性乡村建设体现出韧性本身鲜明的系统性、包容性和冗余度特质，不仅能在底线思维上“保障”实施效率，也能在战略进度上“强化”实施效率，有助于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提质增效。
(2)有益于强化城乡融合的发展效能
当前，面向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双向“拉扯”，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城市或乡村某一方的融合路径。韧性在城乡融合转型的同时也在悄然发生渗透和演化。一个富有韧性的乡村空间，既能在很大程度上抵御风险“下限”带来的负面冲击，也能在城乡融合的“上限”发掘并放大乡村独有的韧性资源，与城市进行价值互动与利益交融。可见，韧性乡村建设是城乡之间的黏合剂，能够进一步助推协作互动的发展效能。展开来说，城市先行的韧性资源需引入乡村场域中进行协调互促、权衡发展。而韧性乡村在短期意义上不仅是乡村延续拓展的现实选择和发展基础，也可视为在城乡融合中谋划更远景目标、更长效发展的必备锦囊。例如，“乡村再生论”就认为传统乡村社会并未在融合转型中被瓦解，而是被赋予了新样态和新模式，呈现出“新乡村性”的特征。在韧性乡村不断嵌入和整合的进程中，需要把握“新乡村性”的地域性和阶段性特质，以及城乡融合演化中的发展规律，锻造出一种高质量、渐进式、稳定性的韧性乡村模式。
三、韧性乡村建设的行动过程:城乡转型发展期的时空嵌构
韧性科学是复杂系统应对环境变化的重要理论工具。整体来看，韧性乡村既可承接国家顶层设计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又可积极应对政策环境复杂、治理任务多元的风险挑战。“十四五”规划背景下最能彰显政策环境变化的顶层设计之一，即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可以说，战略衔接为韧性提供了广阔的优化实践空间，乡村则更需要强化韧性能力体系建设，落实乡村振兴五位一体、多维并举的具体行动过程。
1.韧性嵌入：乡村政策演进中的韧性拓展
韧性衍生于逆境之中，根植于时代背景之下。不论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抑或当下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都要通过对农业、农村、农民和农地等系统的优先性和综合性的现代化改造，进而助推中国城乡社会结构和关系的总体性变革。而这种总体性变革的基础“骨架”体现在国家和地方的战略布局之中。
(1)城乡融合为韧性嵌入乡村提供基础性平台
在脱贫攻坚“有效”完成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宏观背景下的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升级，必然促成从脱贫攻坚的低阶治理向乡村振兴的高阶治理进化。我国城乡关系进入新一轮的融合发展阶段，但乡村地区在产业、空间、治理、制度等方面的融合还表现出较大的现实差距。当前国家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并没有以“现代化”的资本逻辑和效率逻辑去“变革”原有的乡村社会结构，而是谨小慎微地与农民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方式进行“融合”与“对接”。因此，战略衔接的“有效”或“有效性”需要转化为一种具有强大统筹特质及适应性发展能力的韧性，这种韧性既可以赋能城乡融合相关顶层设计去深化统筹布局，也能够渗透到乡村实践环节中以发挥指导性价值作用。后减贫时代更强调城乡持续协调发展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关键在于依据独特的条件和文化，探索和设计一套减贫、发展与治理的韧性共同体，为韧性联结嵌入城乡场域提供基础性平台。
(2)战略衔接为韧性嵌入乡村提供情境式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韧性的，但在历史性发展节点上仍需承上启下。尤其在两大战略的衔接过程中，成熟完善的多元治理格局尚未形成，面对公共性、专业性、内生性不足的长期风险困境，衔接的目标及内容绝不是一蹴而就的线性发展过程，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近几年，受新冠疫情、国内外经济下行等不可控因素影响，基础层面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遭受到了更大的阻力和障碍，在逆境中对韧性的价值需求和实践导向也随之不断增强。韧性乡村需要累积并作用于长期动态化的衔接进程中，依据过渡期“巩固—拓展—衔接”的减贫治理路径以及相关政策情境进行不同领域、时机、力度的韧性嵌入和运作。诚然，不论特定发展时空、水平及特性下存在的异质性，乡村社会在战略情境中都有着自身的规律与特色，这也正是城乡融合进程中实施韧性设计、韧性调试、韧性兜底等的关键体现。例如，已有相关研究基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衔接的背景，对陕西省平利县在环境、经济、社会等多维度的乡村韧性治理实践展开了全面剖析和经验推广。总的来看，面向未来韧性乡村的建设发展，需要结合具体的时空情境和发展特色，体现以农民、乡贤、基层党组织为主要类型的多元主体新的角色赋能、功能协调与责任担当，将共同呈现韧性乡村的基本样态。
2.韧性构筑：乡村发展情境中的韧性增进
从实践观之，任何时空情境下的战略衔接都难以在封闭的状态中自然演进，而是建立在城乡融合互动的基础之上。即便乡村在脱贫攻坚时期积累了一定的政策基础和行动资源，但在全面乡村振兴阶段仍将面临各种风险挑战。
(1)由乡村自主式运动进化到城乡融合互动进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城乡关系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前导性变量。城乡融合发展不能只依靠城市的单向带动，而是需要基于优势互补和价值共存的原则促进双方共同进步。韧性乡村不仅能刀刃向内地解决乡村治理本身的顽疾，也是城乡融合互动过程中的关键资源和基础保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立足“乡村”，但又不能限于“乡村”，而是要基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国家战略观和整体发展观展开实践。值得一提的是，整体上的城乡互动实践，也并非亦步亦趋、同步发展，而要正视并适应于城乡的发展差距和个性差异。例如，在城乡互构互促、互融互补的融合实践初期，城乡之间经济韧性水平和社会韧性特征相近的地区将成为融合先行的示范。近年来，以推进易地扶贫搬迁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正在继续强化，这属于城乡韧性资源互补共进的一种典型性政策案例。面向长期的城乡融合发展，“逆城市化”现象也逐渐出现在我国部分地区，乡村开始通过城乡结对等新形式实现城乡资源的良性交换，助力城乡融合互动进程。
(2)由应急风险场域扩展至常态化治理格局之中
“变”与“常”间往往存在密切关联，韧性乡村不仅蕴含极端情境下的逆风险能力，更是常态化社会治理场域中的有力彰显。面向政策的持续性衔接过渡，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的视域下，不论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抑或后续长期战略规划，都成为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公共产品供给。相较于韧性城市建设而言，乡村一般不存在超大规模和强度的集中式治理，更强调因地、因时、因事制宜的精细化治理模式。其中，需要结合乡村战略衔接中的不同演进韧性案例及主体行为，挖掘具有共性和个性的韧性发展逻辑，进一步融合形成适宜当地发展的具体路径。简言之，乡村的战略衔接需要超越韧性概念的“小衔接”，并逐步实现韧性范式“大转型”，这种转型内在要求乡村韧性的累积嵌入向韧性乡村的集成化目标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四、韧性乡村建设的战略进路:重大战略引领的全面建设
韧性思维在整体上可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特质，也是衡量国家的制度是否先进与强大的核心指标之一。韧性有着强烈的国家性特点，尤其小农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脆弱性”，因此始终需要国家的在场性。其中，“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中国化韧性的政策表达和理想写照。
1.中国式现代化深植韧性乡村的发展根基
当前乡村建设既不是复制传统型治理的母版，也不是追随现代化治理的翻版，而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目标与现实、国家与社会不断制衡与融合的走向。从本质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服务于自身国情的一种中国特色。而这种现代化的国情和特色，需要将韧性融入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的全过程，助推我国从韧性城市到韧性乡村的现代化战略发展。
(1)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要求系统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布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和导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层面的重要特征和发展需求。扎根中国本土的治理现代化，既是纵向层面“以人为本”式的现代化，也是横向维度“共同富裕”式的现代化。从宏观战略格局来看，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均衡的发展要求，“乡村振兴”不能局限于乡村内部韧性的构建，还应通过经济、社会、生态、组织韧性等城乡一体化进程扩展韧性系统空间。例如，在乡村治理方面，湖南省学习借鉴“浦江经验”，抓好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确保农村社会稳定安定；在环境整治方面，深入领会浙江“千万工程”的成功实践，因地制宜实施好“湖湘千万工程”，确保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稳步有序取得实效。
(2)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统筹解决韧性建设中的难点和痛点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通往现代化的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今天的“乡村”已然超越了传统农耕社会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典型乡村模式，而是在现代化风险情境和城市化大潮冲击下的复杂乡村形态。与日益成熟的韧性城市建设相比，处在建设初期的韧性乡村需要利用好乡村的多元价值，使之与新型城镇化协调适应、互惠一体，让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更广泛地惠及乡村地区。整体上，城乡融合发展可视为一个交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乡村本身是城市发展的母体，城市是带动共同富裕的先行载体。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情境下，乡村本身就是一种极具发展韧性的自我调节机制，如果本末倒置地削弱乡村本土化的经济文化比重，而一味效仿短平快的城镇化建设路径，将丧失乡村原本的特色资源以及在融合进程中的差异化优势。同时，乡村在共同富裕推进过程中还面临着建设发展水平的悬崖效应、马太效应、虹吸效应等现实困局，更进一步的韧性乡村建设需要配套跟进。
2.高质量发展指向韧性乡村的战略进路
从理论对照和实践观照来看，我国已进入快速建设高质量城乡经济、社会、生态循环时期。目前，《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等配套政策为韧性乡村的科学体系化建构指明了方向，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与挑战，造成了不同维度和程度的“堕距”现象。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目标驱动下，如何将社会质量(socialquality)的价值标准和目标路径引入韧性乡村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1)高质量发展深嵌于韧性乡村建设过程之中
高质量发展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表达和目标要求之一，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又彰显了绩效与民生、增长与共享的整体价值取向；其不仅涉及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优化，而且体现了制度体系能力巩固与效能落实的面向。当前，高质量发展驱动的乡村建设行动，立足点在于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乡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稳健提升，而实际的落脚点在于乡村人文环境、生态治理、长治久安等可持续的韧性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高品质生活、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等都应成为韧性乡村建设的实践要求。具体来说，韧性乡村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新基建、数字乡村、人居环境改造等“硬件”方面的建设，还应当高度重视农民在发展过程中的心理健康和区域及群体性文化等“软件”方面建设，促进文化自信与内发秩序的不断生成，进而打造出一个从容不迫的韧性乡村发展格局。
(2)高质量发展为韧性乡村发展布局开辟了新路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从整体趋势来看，高质量发展同样伴随着高风险，而韧性乡村建设的上限和阈值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首先，高质量发展在政策维度上要求从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这三个方面进行建设规划。其次，在结构维度上需建立健全“纵向到底”的“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与“横向到边”的多元化服务体系，保障乡村韧性系统的高质量运作发展。此外，在执行维度上可借鉴韧性城市的发展逻辑，从乡村内外的空间结构、时间进展、层级分布等多元发展光谱上综合考虑。最后，须着眼于城乡融合发展中的流动性困局，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采取不同韧性提升措施，确保韧性乡村建设的可持续进程。总之，高质量的韧性乡村建设发展需要基于“城乡互助共赢”态势、增进城乡“要素组合配置”水平，不能一味通过外部资源供给的单向干预和强硬输出，而要在可持续性的城乡融合建设中实现高质量增长。
五、结语
正如霍华德所言，城市和乡村必须形成婚姻，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以及新的文明。基于从“乡土中国”过渡到“城乡中国”的新发展格局，以及城乡融合从城乡二分到城乡连续体的范式转型，以韧性为核心的现代化城乡治理不仅是理论前沿，更是值得深入探索的实践课题。本文针对城乡融合背景下的韧性乡村进行系统建构，分别探析了韧性乡村建设的前置性逻辑意蕴、过程性行动实践以及前瞻性战略进路等关键议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提升了韧性乡村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水平，有助于理论界和实践领域更好拓展城乡韧性治理的价值空间。
韧性为新时代乡村建设发展提供了一个系统思路，未来也可拓展构建围绕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梳理并整合体现韧性特质的典型案例集、参照韧性城市制定相关的实践指南和工作手册等。但需要注意的是，该范式本身也存在内涵外延、结构框架以及应用场景等方面的认知分歧。例如，韧性常被用作某种概括式呈现或启发式策略，并非一个随时随地应用且立竿见影的“万能”模版。总之，在乡村振兴、乡村建设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等接续研究中，还需要结合“中国之治”的现实情境，深挖韧性乡村建设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助力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提质增效并行稳致远。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