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所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有个未名湖。
未名湖畔有尊蔡元培校长的铜像。
──这都是中国风景中的永恒，校园风景中的永恒。
蔡元培先生的铜像是“文革”结束以后第一批北大学生自动发起建成的，是北大人用自己的心垒成的。
北大即将迎来自己的百周年校庆，北大人首先想起的，就是老校长。
于是，纽约校友集会郑重通过决议，建议将先生暂居香港的陵墓迁回北大；也有校友建议将在北大红楼的孑民纪念室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
这一切自然不会得到回应。就连北大在校师生将自己写的纪念蔡先生的文章寄给某大报，也被退回，理由是宣传蔡元培必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但民间的纪念是不用批准的。心的纪念是不受批准与否的限制的。
而这建立在民间的心的丰碑，才是真正不朽的。
蔡先生也无愧于这样的民间纪念。因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大转折：从庙堂走向民间，走向自身，正是从蔡先生对北大的改造开始的。蔡先生所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其目的正是要为知识分子提供自由而广阔的精神空间，将北大改造成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是蔡先生主持的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新范式：这是一批永远处于边缘地位（甚至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不仅摆脱了官的帮忙、帮闲的传统窠臼，而且也避免落入现代商业社会商的帮忙、帮闲与大众的帮忙、帮闲的陷阱，获得了真正的人格独立与个体精神自由；他们永不停止对彼岸精神理想的追求，对精神、思想、文化、学术的探索与创造，因此对此岸的现实存在总不满足，永远对现实持批判态度，永远是“新的，改造运动的先锋”。这是鲁迅对“北大校格”的概括，蔡元培先生所培育的“北大精神”，所指的就是北大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提供的这样一种独立的、自由的、批判的、创造的精神规范。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结晶，不仅是北大，而且是整个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意义与价值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
北大教授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与学生发动的学生运动，固然有各自的领袖人物，如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胡适，五四学生运动中的罗家伦、傅斯年等；但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北大在蔡先生主持下的短暂几年间，之所以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成为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除了当时的北洋中央政府相对软弱无力这一客观条件外，蔡先生个人的人格力量、威望、影响，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蔡先生既是前清翰林，又是革命元老，既是国民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又留学德国，在国内外教育界与学术界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论学问与道德人格，于“旧”于“新”，两方面都达到了极致，臻于完美而无可挑剔：他写得一手连复古派也望尘莫及的古奥的“怪八股”，又深谙西方哲学、美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他至仁至义至孝，被世人视为“真儒”、“真君子”，又深得“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思想的真谛；他性格儒雅平和而刚毅有决断，既如春风化雨又内含奇气，“是真虎乃有风”。在中国的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正是需要蔡先生这样的承先启后的人物，他的能够同时为新旧两派所接受的特殊地位，使得他在历史转折的开端时期空前尖锐的新与旧两派的斗争中，发挥着独特的、他人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正像许多研究者所谈到的，他对北大师生中的新派（特别是新派中的领袖陈独秀）的支持、保护，使他们在北大“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新机运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这里，还要指出另一面，即是蔡先生在大力支持新派的同时，对新派的某些难免的过激方面，也有所制约，在这个意义上，他也保护了处在被猛烈攻击中的旧派，他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本身即含有让新、旧两派在自由竞争中发展，从而保持思想文化发展中的生态平衡的意思。这使我想起了40年代朱自清先生逝世后，沈从文的一个评论。他说，在大学里的每一个有成就的教授都是偏至的，即把他自己的学术选择推向极端，这才能形成并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个性，而不能搞折中，一折中就平庸了；但作为系主任或校长，就必须宽容、折中，这才能让同一个系、学校里不同个性、不同学派都得到发展的机会，同时又相互制约，达到学术平衡、健全的发展。这样的个体上的偏至、任性自由与整体上的平衡、制约，正是一种理想的学术境界。以此观点看蔡先生当年在北大所起的作用，他不仅支持、保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爱国学生运动，而且也有力地促成了运动的健全的发展。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没有蔡元培，没有蔡校长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学生运动，没有以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变革。蔡先生正是以这样的形象、这样的作用与地位，融入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教育史、北京大学校史之中，并化作永恒的。
但每回面对校园里蔡元培先生的铜像，我总要想起“高处不胜寒”这句古诗，在我的感觉中，蔡先生是孤独的。
校庆期间由北大校友、师生创作、演出的话剧《蔡元培》里，有一句台词：“人人都尊崇我蔡元培，可又有谁真正与我同道啊！”有人认为这会贬低蔡先生的形象，把他写消沉了。其实孤独几乎是所有先驱者的共同命运；如实反映这类思想超前造成的不被理解的精神痛苦，以及如何从这样的痛苦中挣扎出来，坚定不移地走自己选定的道路，这才是内在地（而不是表面地）写出了蔡先生的精神与人格力量。
且不说别的，单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蔡先生“兼容并包”的思想，要真正被理解就很不容易。曾有人指责这是“搞调和”，其实蔡先生自有自己的鲜明立场：他总是站在受压抑、无权势的弱者这一边，“五四”时期主张变革的“新派”（包括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处于不被承认的地位，因此，蔡先生的“兼容并包”首先要保护的正是新思潮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为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的改革开辟道路的，并非一味地折中、调和。但蔡先生同时反对不加分析地对旧文化、守旧派文人采取一律否定的极端态度。他心中也有一条明确的线：当旧派试图借助政治、军事强权的力量来消灭学术上的异己（新派），如林琴南那样打上门来，他是要不顾个人安危，坚决抗击的；但如果仅仅是在课堂上坚持自己选定的保守性的学术立场，如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他也是要坚决保护他们的学术自由权利的。这是与陈独秀等“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绝不容他人匡正”的极端立场是有区别的。这样，蔡先生要贯彻他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既要为新思想、新文化开路，又要保留旧的传统文化，就必然要受到绝不允许对方存在的新、旧两派的巨大压力，并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直到今天世纪末人们才终于了解，蔡先生所反对的是将新、旧对立绝对化，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思维，他主张的是学术上的不同派别（包括新派与旧派）在自由竞争中的多元发展。这就是说，二元对立的独断论一天不破除，蔡先生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就不会被理解与接受。事实上也正是如此，80年代末以来，如何看待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今天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具体说，在今天的北京大学，还需不需要贯彻“兼容并包”的方针，在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界与北京大学内部一直是存在着争论的。有的人只承认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甚至只限制在保护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这一点上，而认为“兼容并包”今天已失去了意义，再要坚持，就会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保护伞”。这种看似吓人的过时论背后，正是隐藏着一个专制主义的独断论的阴影，这是谁都看得清楚的。
就是对蔡先生所开创的北大精神、北大传统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这本是正常的，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立场、角度，去认识历史，阐释传统的。出现分歧，不同意见之间展开论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在我看来，关于北大精神、传统的某些说法就颇值得一议。例如，有人说“北大的传统就是革命的传统”，作为一个抽象的命题，这并不错；但一具体化，一落实，就有了问题。鲁迅早就提醒我们：政治家与文学家（也就是鲁迅说的“真的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理解与态度是不一样的：政治家在革命前，他自己也受到压迫时，是不满现状的，他与文学家、知识分子一样，都要求革命，鲁迅因此称之为“政治革命家”；但革命成功，掌握了权力的政治家就要维持现状，就要把“革命”二字去掉了，而真正的文学家（知识分子）却是永远也不满足于现状的，他还要革命，这就与政治家的权力发生冲突，鲁迅称之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因此，当有人以革命传统作为北大传统时，就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政治家提倡的一时的“革命”，还是真的知识分子，也即独立的知识分子所要求的永远的“革命”？鲁迅把北大“校格”定为永远是“新的，改造运动的先锋”，所指的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是必须辨明的。
还有人说，北大的传统就是“爱国主义的传统”，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五四学生运动所提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其爱国主义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但这里同样也存在一个必须辨明的问题：要提倡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在有的人的观念、解释中，爱国主义就是国家至上主义，要求人民（包括知识分子）无条件地为所谓国家利益（实际是国家执政者的利益）牺牲一切；而如前文所说，这样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国家主义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所要批判与否定的，鼓吹这样的爱国主义恰恰是对五四精神（也即北大精神）的根本背离。还是鲁迅说得好：“满口爱国于实际做奴才并无妨碍”，真正的爱国者、爱蔡先生开创的北大传统者对此必须有所警惕。
这里还包含着一个更加实质性的问题：不仅对国家有“真爱国”与“假爱国”之分，对于北大，对于蔡先生这样的先驱者也有“真爱”、“假爱”之别。如果口头上喊得震天响：“拥戴”呀，“继承”呀，“发扬”呀，甚至“捍卫”呀，但实际所做却根本违背了先驱者的理想与北大精神的实质，那么，所有的表面文章都不过是“假借大义，窃取美名”的自欺欺人的表演。
由是，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一方面，我们奉蔡先生为中国现代教育之父，现代科学之父，另一方面，蔡先生的许多重要思想在本世纪从来没有被重视过，更不用说实行了。蔡先生的教育思想从一开始就被拦腰斩断，本世纪实际实行的德育、智育、体育，以及被狭窄化的美育，是一个教育的终极目标缺失的不健全的教育。这样的教育的最大弊端即在它是建立在实利主义基础上的，教育成了为政治与商业的实利目的服务的工具，被教育者也成了有知识的工具，而忽视了对“人”的精神、灵魂的塑造，“人”的根本理想、信仰、信念、人格、情操的冶铸，“人”的潜在智慧、能力、创造力的开掘与发挥。今天的教育，包括北京大学的教育所存在的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这个教育的前提，教育的基本观念：什么是教育，教育的目的、宗旨，出了问题，而这又是与一个世纪以来对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冷漠，阉割与背离是直接相关的。人们根本不去仔细研究与思考蔡先生以及中国其他现代教育的先驱他们的教育思想的真正价值，而是简单地戴上“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帽子，而不容置疑地加以否定，拒绝继承，正是这样的“左”的思维逻辑使我们吃了大亏，这惨重的教训是不应忘记的。
蔡先生的基本教育思想的命运如此，他的由此引发出的许多重要思想的遭遇也可想而知。例如，蔡先生从主持北大教育的第一天即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以后他又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这一思想：“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他并且进而在高等教育中区分了“专科”与“大学”的两种体制，专科偏向于培养“实用型”人才，而“大学”则以“研究学理，养成人格”为主，他甚至在草拟的《大学令》里明确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他拟定的《大学令》“迄未实行”。岂止是“大学令”，又岂止是“未实行”，看看今日之中国大学教育，包括今日之北京大学，很多方面简直是背道而驰。文、理学科备受冷落，大学里人文精神的严重失落，早已是掩盖不了的事实。许多大学早已成了“养成资格之所”，学位、职称成了不少师生唯一追求目标，“做官、致富”早就成为许多学生上大学、家长培养子女上大学的公开的目的，能够向学生贩卖点货真价实的知识已算是好教师，毫无责任心，贩卖假知识的滥竽充数者越来越多。连蔡先生亲自养育的北大在实利主义教育的巨大压力下，也越来越向专科化的方向发展。各级领导忙于创收，忙于接待吃喝，机构的商业化、官僚化的结果是很少有人真正地，而不是形式主义地关心科研与教学，最后无可避免地导致了科研与教学的大幅度滑坡。鲁迅早在30年代就已经因为“五四”时期的战士，爬上了高位，反过来对年轻学生行使知识霸权，而感慨“五四失精神”；今天，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人们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蔡校长培育的北大，是否再一次地“失精神”？
因此，越是临近北大百周年校庆，我越是不敢走近校园那神圣的一角：作为今日之北大的一个成员，面对蔡校长，面对这一百年的校史，我只感到羞愧与悲凉……
此刻，蔡先生在想什么呢？
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什么也不说……
哦，这校园风景中的永恒！
1998年4月20日写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