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句题外话：今天回到北大，与这么多老朋友、新朋友见面，感到特别兴奋。从3月12日养老院开始封院，已经五个月了。150多天与世隔绝，现在终于恢复人的“社会存在”，真是感慨万千！真要感谢中文系的安排。
在进入正式讨论前，我想谈谈我读洪先生的这本《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新著的第一感觉：子诚兄就像是鲁迅笔下打“壕堑战”的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有时唱歌”，“有时忽然向敌人开它几枪”，再埋头继续“打牌，喝酒”。我把它概括为“边玩边打”。洪先生就是平时不吭声，读书，听音乐；隔一阵就突然打一枪，出一本书。而每打一枪，每有一作，都让人惊喜不已：原来还可以有这样的学术课题，这样的新史料，这样的研究思路、眼光和见解！当大家还没有回过味来时，先生又去玩了，继续读书，听音乐！现在，不是在讨论“疫情、后疫情时代的学术研究”吗？在我看来，洪先生就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学术方式，也是生命存在的方式，就是“边打边玩”：该玩就玩，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但也不忘作研究，也是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听其自然，从容自在，独立、自主、自由地活着。——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怎样的韧性与智慧！
今年，洪先生就开了两枪。一枪是为谢冕老师编的《爱简》：他发现了一个人们不注意、本人也很少谈及的谢冕的“另一面”。再就是这本《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让人们对当代文学又有了新认识、新发现。
以上算是“开场白”，现在进入“正题”，题目是“同代人的‘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我和洪先生都是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他读文学专业，我读的是新闻专业，都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因此，我读洪先生这本书时，就会引起许多回忆，有许多感情、思考的投入。最后就关注到：我这个“人”的一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里的世界文学的关系。
洪先生在序言里说，“50年代开始的当代文学具有国家设计的性质。这种设计的重要方面，是如何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想象、定义自身，以及在此基础上，为世界文学提供普遍性的中国经验”。我由此而想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家设计，不仅是要想象与创造世界文学中的当代文学，也要通过有引导的世界文学的阅读，来教育、培养新中国的新一代的年轻人。也就是说，不仅要将有选择的世界文学“内化”到中国当代文学中，也要“内化”到当代读者的思想、情感、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之中。这样，我读洪先生的书，我的回忆与思考，就集中到一点：我作为那个时代的年轻读者，究竟是如何阅读、接受这些中国当代文学、思想、文化语境下的世界文学，受到怎样的熏陶，以至影响到我的一生的。也就是说，今天的“我”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的世界文学有什么关系？
下面，我就按照洪先生书中讨论的顺序，一一道来。
一、洪先生书中第一、三篇《1954年的一篇书目》和《司汤达的教训：19世纪的幽灵》，都谈到了“欧洲19世纪文学”即欧洲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的文学，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的主要部分，对我的影响也最大。就像洪先生所介绍的狄更斯、哈代、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左拉、莫泊桑、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再加上19世纪俄罗斯文学里的果戈里、屠格涅夫、契可夫……的作品，都是当年我所熟读，并为我的世界文学知识、修养垫底的。
洪先生的文章里特别谈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对司汤达的《红与黑》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的讨论。我还记得，1956年我一入学，大学生中流传最广的就是这两本书。据说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最后成为右派，或犯严重右倾错误，原因之一就是受这两本书宣扬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消毒”，重点就是两部作品塑造了“个人主义的英雄”。说实在话，我就是受害者之一，我那时候心目中的英雄，就是《红与黑》里的于连和《约翰·克里斯多夫》的主人公，他们对个人人格力量的信仰、憎恶用强力、伪善扭曲人的心灵，以及反抗绝望，都在我心上埋下了种子，影响了我一生。因此，即使对他们代表的个人主义思潮进行“消毒”，我还是不服气。记得在红、专大辩论时，我就公开提出“个人主义是臭豆腐”，虽然“臭”，与“无产阶级思想”不符，但还是有香味，忍不住嘴馋想吃。后来我大学毕业的鉴定就有这一条：“钱理群有系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民主、自由、博爱思想”，又加上一句：“但已有所批判”。事实上，我并没有真正与之决裂，到20世纪80年代，我自己也成了启蒙主义者。
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有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尽管我从自己的个性出发，本能地欣赏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但基本的文学观，还是靠在“现实主义”这只“左、右两端都遭斧劈的船”上。我一直对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持反思态度，更欣赏胡风、秦兆阳等主张的“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
洪先生书中详细介绍的爱伦堡的《司汤达的教训：19世纪的幽灵》，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是这次读洪先生的书，才有了新的认识。我特别受到启示的，是洪先生的总结：“不要说五四新文学，就是当代文学结构中，19世纪现实主义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20世纪50到60年代，19世纪欧美、俄国文学作品（包括思想、理论论著），得到系统的、很高质量的翻译。这些文化产品中传达的批判精神、人道情怀、对下层社会和小人物的同情、关切，被组织进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中。”我也完全同意洪先生的评价：“19世纪欧洲文化在当代中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话语的组成部分，以支持、证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等、公正，但也被看作可能动摇社会主义制度、思想的武器，因而对其爱恨交加。”我这些年一直在反思我与革命的关系。现在看来，洪先生这里所说的19世纪欧洲启蒙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的“批判精神、人道情怀、对下层社会和小人物的同情”，不仅“组织”进了当代文学、文化，也渗透到我这一代人的灵魂深处。我对中国革命的向往和以后的反思，其实都是基于这样的启蒙主义思想。我本质上是一个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启蒙主义有所质疑，但在质疑中也自有坚守。
二、洪先生在《教义之外的神秘经验的承担者》中谈到了“当代文学中的法国文学”，特别介绍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尔扎克、左拉、雨果、福楼拜、莫泊桑、梅里美的作品的系统翻译，歌剧《茶花女》，电影《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的演出、放映，这都引起了我的许多回忆：我正是其中最积极的读者与观众之一。这里，还涉及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心中的世界地图里，我最欣赏，怀有特殊亲切感的外国，就是法国。除了理性上对法国现实主义、启蒙主义的认同之外，还有我在精神气质上与“法国浪漫主义”的相通。——这也只是我的一个直觉，是说不清楚的，就不说了吧。
洪先生在文章中详细讨论的，一直被看作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的法国作家阿拉贡“偏离正统”的“转变”，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一次读到洪先生由阿拉贡引出的关于“宗教信条社会化”的讨论，产生了强烈兴趣。洪先生说，“说起来，共产主义也是类乎宗教性的信仰，它的社会化也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与宗教一样，社会化是历史行动的必然，否则它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信仰者大多数被成功地纳入‘教会’的组织中”，也“总会有一些信仰者”最终“遭遇精神困境和困境中的挣扎”。但“对社会化制度的抗拒，无法以制度的形式来实行”。这样的人，就“必须或注定要独身一人”，就成了“社会化了的教义之外的神秘经验的承担者”。——我想，这里或许包含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某种生命体验和感悟：我们谁都回避不了与社会化了的共产主义历史的纠缠，到了晚年就免不了要“仔细检查我们的信仰”。
三、看来洪先生对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特别有兴趣，连写了三篇文章。这也引起了我的共鸣，并且想起了自己未能实现的“文学梦”。我从小就希望当一个“诗人”，觉得自己有诗人气质，最适合写诗。至今还记得，我入大学后，就喜欢坐在未名湖畔，看天看水，构思我的“诗”。后来到贵州，游走在山山水水之间，除画画之外，就是写诗。我准备了很多彩色笔记本，写“红色诗”“蓝色诗”和“黄色诗”。中国诗人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艾青，外国诗人中就是洪先生总结的“两个‘斯基’”：马雅可夫斯基和伊萨科夫斯基。就像洪先生所说，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诗歌的观念和诗体形式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这“两个斯基”的“政治抒情诗”和“生活抒情诗”。我当时学写的，也全是这两大抒情诗体。
在我的心目中，马雅可夫斯基始终是“标志性的榜样诗人”，我也因此喜欢上了受马雅可夫斯基影响的中国诗人郭小川（《致青年公民》）、贺敬之（《放声歌唱》）、石方禹（《和平最强音》）。就像洪先生所说的那样，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读者中，很难对马雅可夫斯基“有另外的想象”。
只有在读了洪先生的新著后，我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马雅可夫斯基”：那个“愤怒，反叛，内心分裂，富于想象力，但充满焦躁情绪”的“现代人”。洪先生详尽讨论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分裂”，他与未来派的关系，特别是他的“死亡与重生”，塑造了“多个马雅可夫斯基图像”。这不仅是洪先生的新发掘、新发现，更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中国当代文学里着意塑造的“具有榜样意义的苏联文学”，是遮蔽了实际存在的苏联文学的内在矛盾，丰富性、复杂性的，是被简单化与意识形态化的：对苏联文学的研究应该重新开始。
四、洪先生新著最后一篇《1964：我们知道的比莎士比亚少？》，引起了我的更多回忆。洪先生谈到，1949年到1965年，是“中国莎学”的“繁荣期”。除了1954年出版了朱生豪的12卷《莎士比亚戏剧集》，还出版了曹禺翻译的《柔蜜欧与幽丽叶》、卞之琳的《哈姆雷特》、吴兴华的《亨利四世》等，还有屠岸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54年到1962年，先后有《哈姆雷特》《第十二夜》《罗密欧和朱丽叶》等出现在京沪话剧舞台上，电影制片厂的译制片《王子复仇记》《奥赛罗》《第十二夜》《罗密欧与朱丽叶》也都隆重上映。特别是《王子复仇记》（《哈姆雷特》）孙道临配音，更是轰动一时。这一时期最最热心的读者与观众中就有我。我当时真的是迷上了莎士比亚。朱生豪翻译的12卷《莎士比亚戏剧集》，我不敢说全都读了，但肯定读了一多半。看舞台上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银幕上的《王子复仇记》，更是如痴如醉。那时候从北大进城看戏，要乘32路公共汽车。戏散了，郊外车停了，就要从西直门走到北大，校门关了，就翻墙进校。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劲。
但我感到最困惑的，还是自己喜欢莎士比亚，却说不出为什么如此痴迷于他。因为他太丰富、太复杂了，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以及他对我的影响。这一次读洪先生的书，才知道早在莎士比亚400周年纪念时，就有外国评论家说，“对莎士比亚的热爱、重视，在全世界都是超越国家、语言、意识形态界限的”，而“莎士比亚戏剧、诗歌的丰富、复杂，也为持各种哲学观点、各种政治立场的解释者，提供他们驰骋的场地”。“他的岩石宝座下面，有一大堆人在喃喃细语，他们在解释他，拯救他，崇拜他，污蔑他，诽谤他，而他对这一切一概听不见。”还有这样的分析：“他的真正伟大，在于他剧中每一个主要人物，都坚强地和人性的基础相连”：“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显示的是两性相互吸引的原始状态”，“还有奥赛罗、麦克佩斯，在他们倒下的时刻，哈姆雷特面对着杀父之仇的时刻，他们所提供的是宇宙的诉讼”。还有人说莎士比亚是“过去的事物派来对现在的事物发言”的“使者”。洪先生还特意介绍了“批判封、资、修”的20世纪60年代，对莎士比亚“局限性”的批判。洪先生注意到一个细节：许多莎士比亚的翻译者、研究者的批判文章的语法结构：先是列举莎士比亚的正面价值，然后一个“但是”，又转过来说他的“局限性”。洪先生对此有一个精彩分析：“‘但是’的语法，泄露了他们心目中的轻重、表里。崇敬（甚至有的可以说是膜拜）是他们绘制的图画的‘底色’。‘但是’之后的（批判）色彩，并不牢靠，它们容易褪色，脱落，随风飘逝。”
最后，洪先生引述了20世纪80年代担任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曹禺的一段论述，说他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莎士比亚是“屹立在高峰之上的文学巨人”，他教给我们“认识自己，开阔人的眼界，丰富人的贫乏生活，使人得到智慧，得到幸福，得到享受，倡导人懂得‘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我想，这里传达的，也应该有洪先生的心声，也有我的心声。
洪先生在文章，也是书的最后，作了这样的总结：“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在他们的整体性中，包容了相互冲突的思想、情感、语言，表达了人类永恒的基本感情：爱与恨，嫉妒与恐惧，哀伤与震怒，慈悲与残忍，幻想与信仰”。还有这样的议论：“19世纪以来，人已经变得病态和神经质，人已经分裂为碎片，而对浑然天成的存在，无法理解了？”
我也终于明白：莎士比亚对于我这样的“碎片化”的存在来说，就是一个“浑然天成的存在”。一个无比丰富、无比复杂的，在整体性中“包容了相互冲突的思想、情感、语言”的巨大存在。他的文学“表达了人类永恒的基本情感”，倡导“‘人’的价值，尊严与力量”：这正是我一辈子向往和追求的。
五、最后要说的，是洪先生书里提到，却没有展开论述的文学翻译与阅读，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希腊神话、但丁《神曲》等。在我的记忆和理解里，这些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作为重点引入的世界文学经典，对我们那一代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这就要作一点补充。
首先自然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我是在1956年、1957年在北大读书时，同时接触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说实话，当时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是堂吉诃德。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时，更是强烈地反省到自己这一代人身上的“堂吉诃德气”，并有这样的醒悟：“不知道后人将怎样观察、评价我们这一代人；作为当事人，我想提醒人们注意：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却充满了理想、信仰、浪漫精神，制造乌托邦的时代文化氛围里的一代人，常常具有堂吉诃德气质，执迷于一种幻觉——一个绝对的，纯粹的真、善、美的理想世界，不惜为之付出一切代价”。那个年代，我们就是以堂吉诃德式的天真、虔诚，把共产主义视为绝对、纯粹的乌托邦理想世界的。我记得，1991年在日本讲学时谈到这一话题，没有想到，竟引起了日本左翼教授的强烈反响，他们都说自己身上也有这样的堂吉诃德气。由此产生了一个“具有堂吉诃德气质的世界知识分子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问题。
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哈姆雷特怀疑主义精神，一直是思想改造的对象，我和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哈姆雷特气也因此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可以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才重新唤起了自己身上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双重气质，并注意到屠格涅夫的那篇《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开始认真思考、研究世界文学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两大不朽典型，并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生命命题，成了20世纪80年代末生命自救自赎的需要，写出了《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我也更清楚地认识与把握了自己：我这一生就是存在于“哈姆雷特式”与“堂吉诃德式”两种存在方式的互补，矛盾与冲突之中：这可能也是更本质、更本性的自我。
六、也是在2010年左右，我在对自己和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反思和总结中发现了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的外国文学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我在2010年所写《樊骏参与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一文里写到，樊骏在研究现代文学研究两代人——王瑶先生代表的第一代和他自己所属第二代的精神资源时，勾勒出两个精神谱系：一是西方传统中的“普罗米修斯—但丁—浮士德—马克思”，二是中国传统中的“屈原—鲁迅”。我看了以后受到了很大震动：我发现，自己虽然作为王瑶、樊骏学生，属于第三代，但由于年龄比较大，成长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深受这两大谱系的影响。“屈原—鲁迅”的影响自不消说，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但丁的《神曲》的影响，或许更带根本性。我自己1980年以来投身于思想启蒙运动，也每每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感，就常常想到但丁《神曲》里“地狱的入口”：进去，还是不进去？还是进去吧。进去就进去！——也就这么一路走过来了。
七、还要说一个更加个人化的文学领域：外国儿童文学。安徒生的童话、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小学学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我也是大做其“儿童文学家梦”。在高中毕业全校演讲比赛，我就以此为题，得了一个第一名。当时我正迷恋于苏联儿童文学家盖达尔，他所写的《铁木耳和他的伙伴》，曾风靡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校园。我还写了一篇有一万多字的长篇论文：《论盖达尔的创作道路》，这是平生第一次写“论文”（实际是“读书笔记”），也算是我的学术研究的开端吧。
讲得太长了，就此打住吧。忍不住还要问一个问题：开完这次讨论会，洪先生“这一枪”就算打响了。子诚兄大概要回家“玩”去了。那么，“玩一阵”以后，他的“下一枪”，将是什么呢？
刊于《文艺争鸣》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