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查名人辞典，会找到这样的记载：王瑶，山西平遥人。1934年到1937年在清华大学学习，以后又到西南联大学习，是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清华任教，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到了北大。他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有两个：一是他对中古文学史的研究，著名著作是《中古文学史论》，据有关专家说，可能到现在中古文学史的有关研究还很少有超越他的；他的另外一个贡献是在1949年后，第一个写《新文学史稿》，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所以有巨大影响——这是一个存在于学术史、教育史上的王瑶。
但这样的王瑶未免概念化与抽象化，看不到他的精神，更看不到作为一个人的王瑶，以及他的个性，他的人格魅力。王瑶曾为其昔日校友写过《自我介绍》这样一篇短文：
在校时诸多平平，鲜为人知。惟斯时曾两系囹圄，又一度主编《清华周刊》，或能为睽违已久之学友所忆及。多年来皆以教书为业，乏善可述，今乃忝任北京大学教席。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这里既介绍了他的历史，也把个人的精神和性格写出来了。所谓“两陷囹圄”，指他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积极参与“一二·九”运动，先后两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当时他任《清华周刊》主编，这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生刊物，王瑶很早就显示了他的敏锐的思想、判断力与文学才华和功力。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的自我描述既是形象的也是精神的。所谓“华发满颠，齿转黄黑”，表面上是说自己头发本来是黑的，现在人老了，就变成白发了——见过王瑶的人都会对他的“一头银发”留下深刻印象。人的牙齿一般都是白的，而王瑶因为烟抽得太多，所以他牙齿是黄黑的，这就叫“齿转黄黑”。这是对自我形象的描述：一个牙齿黄黑、满头白发的老人。但他接下来说“颇符‘颠倒黑白’之讥”，就有言外之意了，让人猛然警醒：这一代人生活在“颠倒黑白”的时代。那么“浓茗时啜，烟斗常衔”讲的是什么呢？王先生极喜欢喝茶，一天到晚都在那里喝茶，晚上睡得很晚，大概早上三四点钟才睡觉，睡觉前还得喝茶；又喜欢抽烟，老是衔着烟斗，王先生手衔烟斗的相片，已经构成了他的“经典形象”。但接着又冷不丁说了一句：“亦谙‘水深火热’之味”，天天喝水，自然“水深”，天天抽烟，自然“火热”——但这背后，又隐含着多少个人的以及几代知识分子的辛酸！
更重要的是，这里表达了一种精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王瑶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这是我们对王瑶精神的一个理解与概括：我们把王瑶看做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那么，什么是“魏晋风度”？什么是“五四精神”？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都有两方面：一是“峻急”，王瑶讲“颠倒黑白”，讲“水深火热”，就是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一个严峻的判断，这就足以表现王瑶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一是“通脱”，王瑶说他“出语多谐”，如此严酷的事实却用这样幽默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表现了一种心态：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
王瑶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王瑶又在其《自我介绍》里，为自己留下了最后一幅图像：“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直到今天，我一提起先生，首先想起的就是这个在未名湖畔衔着烟斗，骑着单车横冲直撞的王瑶。这个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弟子的心灵深处。这是一个瞬间永恒。
王瑶的“出语多谐”，也就是他的语言表达方式。所有他的弟子回想起先生，常常要想起他非常锐利的目光，被他看一眼，你就会感到一种威压；另一个就是王瑶的乡音和他的笑声。先生一口山西话，讲着讲着自己就哈哈哈地笑起来。陈平原曾回忆他第一次见到王瑶师，是在中山大学当学生时听先生演讲——平原是广东人，自然听不懂山西口音——他那突然而发的笑声更让人听得莫名其妙。但就是这莫名其妙的笑声，深深地吸引了陈平原，这或许就是他最终成为王瑶弟子的最早的因缘。
王瑶式的表达方式非常特别。先生著作里的语言和他日常谈话的语言有很大的差异。先生著作的语言是标准的学术语言，严谨而简洁；但日常谈话确实“出语多谐”。鲁迅喜欢给人起绰号，入木三分，到了刻毒的地步。王瑶也是这样，假如私下讨论一个人或一类人，他会用一句话概括，也是入木三分。他说我们学者中有一类，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社会活动家，是“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我们今天就常常遇到这样的“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这种人或者根本没有学问，但极善公关，或者也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了点工夫，取得了一定成绩，然后就通过社会公关极力推销自己的产品，以取得最大报酬，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包括政治和物质的好处，通常情况下，还要超值。而这样的人却常常被培养为接班人，而他们一旦掌握权力就很可怕，他们会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拉帮结派，“武大郎开店”，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辈或年轻人，有的就成了“学霸”。
王先生还把一些学者称为“二道贩子”，既向外国人贩卖中国货，又向中国人贩卖外国货。他并没有真学问，无论对中国文化还是外国文化，都并无真知，深知，只是一知半解，抓住一些皮毛，就到处炫耀，糊弄，他的学问全在一个“贩”字。——这话说得非常刻毒，也击中要害。王瑶在80年代就看出了贩卖学术即学术商业化的倾向，这样的眼光不能不让人折服。
王瑶还有一段话也让我不能忘怀。有一天王瑶找到我说，我现在面临两难选择：我现在年纪已经大了，要是继续努力，发挥余热，不过是“垂死挣扎”；要是什么也不做，那就是“坐以待毙”，你说我该怎么办？他最后的选择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我当时听了受到极大震撼，也反过来问自己：我是不是也面临着这样的两难，虽然我比王先生年轻。其实这是一个人类共同的命题：所有的人，都有同一个“死亡”在等待你，这是不可选择的；但由生到死的路途，却有“有为”（“垂死挣扎”）与“无为”（“坐以待毙”）两种选择。这背后有一个人生哲理，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结局，而在于过程。在“挣扎”的过程中“有”所“为”，爆发出生命的火花，哪怕只有一个瞬间，也会带来美感，就有了某种价值；如果选择“无为”，什么也不干，这样的生命就没有一点光彩，就真的“坐以待毙”了。这里有很深的哲理，但王瑶用玩笑式的幽默表达出来，就具有冲击力。
还有一句话在全国到处流传，但许多人不知道这是王瑶说的，发明权属于他，这话就是“说了等于白说，白说还得要说”。这高度概括了当下中国知识分子言说困境以及在困境中挣扎的现实。许多人的感受，被王瑶用如此简明、准确又充满调侃意味的语言表达出来。此语一出，传遍全国，且经久不衰。我有时想，我们这些人都是吃文字饭的，说了一辈子的话，写了一辈子的文章，能够有一句话让许多人永远不忘，就是很大的成功了。而王瑶说了很多这样的话，这是非常让人羡慕的。这不只是语言的智慧，更是人生智慧，也是一种生命境界。
我与王瑶怎样相遇
我1960年大学毕业，被分到了贵州的安顺，当时就有想法，要考研究生，想继续到北大来读书。但我这个愿望一直到文革结束，恢复研究生考试，才有实现的机会。也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整整等了十八年。在等待中我在贵州也做了点鲁迅研究，并且产生了一个梦：要到北大的讲坛上来讲鲁迅。这个梦一直吸引着我，文革期间最困难的时候，我还是相信知识总会有用。但真正到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三十九岁，而且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什么资料也没有，《现代文学史》教材只找到半本。所以那个时候尽管非常想考北大，又实在不敢考，因为我在贵州看北大，觉得高不可攀．但又非考不可，因为文革中我的外语已经荒废了，当时所有的学校都要考外语，独有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等几个专业不考外语。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王瑶出的主意。据说他找到北大中文系的党委书记，问：“你想不想要人才？”党委书记说：“当然要人才了。”他说：“你想要人才就别考外语，你想想这些有才华的人，在文革当中他的外语肯定是不行的，你考外语就把最有才华的人挡在外面了。”结果这位党委书记听了王瑶的话，也就给了我这样的考生一个机会。对我来说，这更是唯一的最后的机会，即所谓“最后一班车”。
这确实是人生中的一个决定性的关键时刻，当时北大现代文学专业准备招六名研究生，报考的却有八百多人，是从一百多人中录取一名。据说中文系的领导也很着急，就找到王瑶，要求他出一个“绝题”，能够把考分拉开。王瑶拿出了一个文革前研究生毕业考试的题目：“鲁迅先生说，五四时期的散文的成就高于诗歌、小说、戏剧，你同不同意这个论断？如果同意，请用文学史的事实加以说明。”这个题确实相当难。当时我看到题目就蒙了：对五四散文，我只熟悉鲁迅的作品，读过一两篇冰心、朱自清的散文，周作人也只知其名，作品没读过。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题，答出来就可能考上，答不出来就完了。可能是急中生智吧，我冷静下来，作了分析：这个题目看起来对我不利，但是我也有优势，我对鲁迅极其熟悉。于是我仔细回想鲁迅提出这个论断的背景，突然产生了一个逆向思维：既然说散文成就比小说、戏剧、诗歌高，那么也就是说，五四时期小说、诗歌、戏剧的弱点，大概也就是散文的优点；我进而想，五四时期的小说是外国来的，鲁迅说他写小说的准备就是读了几十篇外国小说，诗歌形式也是外来的，话剧更是从外国移植而来，以此反推，散文应该是传统继承得比较多，因而成就也大，鲁迅也是强调五四散文“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以“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也并非做不到”。我就这么答，结果没想到真是答对了。然后要讲历史事实，我就发挥优势，大谈鲁迅的《朝花夕拾》如何如何，《野草》如何如何，然后“顺便”说一句：鲁迅之外，还有朱自清、冰心、周作人等。就这样，连蒙带猜，就把这个绝题对付过去了。后来我到了北大，参与改卷的老师才告诉我，无数的考生果然在这个题目上交白卷，得了零分。等来等去，等到一份考卷答上了一点（后来知道这是凌宇的），老师们很高兴，给了一个高分。王瑶说再等等看，或许还有更好的，结果我的卷子出来了，就得了最高分，所以那年北大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考试我考了第一名。我自己心里明白：这是蒙上的，当然也仰赖我十八年来在鲁迅作品阅读上下的工夫。
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切，惴惴不安，生怕蒙错了。后来我接到了参加复试的通知，从贵州跑到北京，我非常紧张，进北大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虽然我在北大读过两年书，但是几十年后再回来，见了图书馆（复试试场就设在图书馆）突然就胆怯起来，不敢进去，只在门外徘徊。听见几个北大的老学生在那里高谈阔论，心想这回我大概又要砸了。
这时候王瑶也在找我。因为我的考分最高，又看到了我辗转托人送来的在文革期间写的几十万字的关于鲁迅的读书笔记与论文，王瑶和另一位导师严家炎都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可造之才。又听说我原来在北大读过书，就到处打听我的情况。但谁也不知道我是谁，因为我1956年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读书时，年龄很小，整天埋头读书，从不抛头露面，是个“丑小鸭”。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先生遇到了我们班级当年的团支部书记，恰好这位老同学和我关系不错，对我挺欣赏的，说了我的许多好话，这给王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我就更有兴趣了，口试时把我排在第一个。
我一听说排在第一个，就紧张得不得了。而且王瑶一见到我，就用他锐利的眼光看了我一眼，这一眼就把我吓坏了。其实他就是好奇，好不容易发现一个人才，就想看看长得什么样。而我本来就是战战兢兢的，被他这么一看，就更是手足无措了。在口试时，先生仍以他固有的严厉，抓住一个问题穷追不舍，弄得我狼狈不堪。记得在回答一个关于鲁迅的问题时，我不知说了什么，王瑶突然打断我的话，问道：“你说说看，鲁迅可不可以一分为二？”那时候思想解放运动刚开始，讲鲁迅能不能一分为二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只得含糊其词，企图蒙混过关。但先生不依不饶：“你不要罔顾左右而言他，明确地回答：可以还是不可以，理由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我是思考过的，在先生的逼视下，就做了肯定性的回答，并谈了我的理解。没想到先生仍不放过，紧接着又提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毛泽东可不可以一分为二？”面对这样一个当时最重大的政治问题，我只得硬着头皮，胡乱说了一些，这回王先生并没有深问，大概他的本意也只是借此来考察学生的胆识。但我却出了一身冷汗，糊里糊涂地不知道怎么就退出了考场。
考完后，我非常沮丧，心想这回肯定完了。临走之前我在未名湖边转来转去，感慨万千。因为我是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与人大新闻系合并以后离开北大的，1978年回来参加考试，也就是二十年后回到北大，现在估计考不上又要走了，而且此后是再也回不来了。但我这人性格有点怪，什么事情一到绝望的境地，反而就沉静下来了：反正不行了，一走也罢！于是我到在北京工作的姐姐家去告别。我刚要开口，报纸送来了，姐姐一看：哎哟，报纸上有你的名字！我吃了一惊，赶紧去看，果真是新华社发了消息，说文革后首届研究生考试，涌现出一批人才，举了几个例子，其中也提到了我。这太出乎意外了！我当时几乎乐晕了。这可以说是“绝处逢生”。
我和王瑶经过这样一个悲喜交加的戏剧性的过程相遇了。我终于成了他的学生。
这个相遇其实是具有象征性的，应该说这是两代人的相遇，是历史性的相遇。王瑶继承了五四精神传统，在学术传统上，王瑶除了深受鲁迅学术的影响外，还师从朱自清，因而继承了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学术传统与40年代西南联大的传统。但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在文革时期，王瑶和他的前代与同代学人都成了被批判与改造的对象，这些精神传统与学术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都被迫中断了。直到文革结束，王瑶这样的老一代学者，他们的学术地位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精神与学术传统，才得到历史性的承认。而他们这时年事已高，就迫切地寻找与着意培养接班人。而我们这批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在经受了文化断裂的极度痛苦与困惑以后，正处于精神与知识的极度饥渴状态，也在迫切地寻找自己的导师，两代人就这样相遇了。后来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这是）曾经被迫中断的精神与学术谱系的重新续结：渴望接班人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与在文革中中断了学业，因而渴望学习的年轻一代，在校园里终于相遇。于是，就有了80年代中国校园最响亮的口号：‘回到五四’（与之相应的还有‘回到鲁迅’），由此展开的是恢复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所代表的启蒙主义传统的努力。”
王瑶怎么教弟子
提到王瑶的教学，大家就会想到他那个著名的烟斗。王瑶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我们去他家一次。他的生活习惯是凌晨三四点睡觉，因此每天上午谁都不能上他家去，大概下午三四点钟，才开始接待来人。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的，坐在那里海阔天空地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其实很少谈学术，大多是谈政治，谈思想，谈文化，谈人生。先生一边抽烟，一边悠悠地说，谈到兴处，就哈哈哈地发出王瑶式的笑声。有时会突然沉默，烟雾缭绕之中隐现出先生沉思的面容。我们只静静地听，偶尔插几句话，更多的时间里是随着先生沉思。所以我们几个弟子都说，我们是被王瑶的烟斗熏出来的。
他的指导方法也很特别，我把它概括为“平时放任不管，关键时刻点醒你”。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以后就不管了，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而且关照你平常少到他那儿去。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这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沉潜状态，在淡泊名利、不急不躁的沉稳心态下，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慢悠悠地做学问。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王瑶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是在关键时候他点醒你。他平常不轻易点，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他点到即止，醒不醒，要看你的悟性。
王瑶的“点醒”包括两方面。先说学术指导。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类似我后来写《心灵探寻》的那种写法；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发展道路的比较。王瑶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存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然后他就告诉我做这个题目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他当时说了这么几点，大概有四点吧。第一是学术论证上的困难。王瑶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做这个题目你得有两个包裹，一个包裹是鲁迅，一个包裹是周作人，两个人你都得搞清楚，但光分别搞清楚还不行，你得把他们两人连起来，因为你是比较研究，难点就在这里，就看你连的本事大不大。第二点，你得注意，讲周作人是有很大风险的，一定会有很多人提出种种责难，你要做好准备，在答辩时舌战群儒。因此，你所讲的有关周作人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有根据，有大量材料来支撑你的每一个论断。——这就给我定下了一个高标准。后来我那篇论文注释的篇幅几乎与正文相等，差不多每一句话背后都有一条注释，越是敏感的问题就越要讲究有理有据。第三，王瑶又提醒我，完全脱离政治的所谓“纯学术”是不存在的，在周作人是汉奸这个问题上，你必须态度鲜明，要有民族立场，不能回避民族感情问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糊其词，整个论文就站不住了。第四，王瑶说，在材料、观点都准备好了以后，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为整篇论文找到一个“纲”，才能“纲举目张”，以什么为“纲”，实际是以什么为文章的“魂”，这是最能显示论者的水平，特别是思想、理论水准的。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文章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编织毛衣”式的，只是平列的铺排：一点，两点，三点；一方面，又一方面，再一方面。很有条理，很全面，但看不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整篇文章是散的。另一种是“留声机”式的，有一根针，一个核心，一个“纲”，所有的观点都围绕它转，这就是所谓“纲举目张”，所谓“提纲挈领”。写论文最难，也是最要下功夫的，就是一定要找到能够把整篇文章拎起来的东西。——这又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记得我在写毕业论文时最费力之处就在怎么找这个“纲”，甚至一度想放弃这个题目。有好几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急死了。一天早晨，睡在床上，左思右想，突然想起列宁所提出的“亚洲的觉醒”这一命题，才醒悟到可以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的觉醒”作为全文的一个纲，这才豁然开朗，用两个星期就把论文写出来了。
以上四个指点，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治学的基本态度、方法，研究的难点、重点，到具体的材料的收集、论证，论文的组织、结构，都谈到了，学术氛围、社会环境、答辩中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也都考虑到了，而且全点在要害上。但就这一次谈话，以后就不管、不问了。你回去自己研究、写作，到时候你必须交论文。交了之后他又细细地给你改，连标点符号、错别字都给你改，就下这一次功夫。王瑶是一个很会使劲的人，平常不用力，关键时候该用力他就用力，而且用在刀刃上。最后还把一个关：答辩前夕开始找你谈话，给你“锦囊妙计”，教你如何应付答辩。以后我当了导师，就将王瑶的锦囊妙计传给我的学生。王先生说，答辩的时候要掌握好两条原则。一条原则就是答辩老师提的问题，如果跟你论文要害的部分没关系，无关紧要，不会影响你的论文的通过，你最好不要详细地回答，说几句带过去就行了，别说多了，因为言多必失，会把你的知识漏洞都暴露出来，你说漏了一句被答辩老师抓住，他穷追不舍，你就非常狼狈。最好想办法一句话堵住不再追问，实在不行就干脆说：老师，这个问题我没想好，我下去再想一想，他总不能不准你想啊。或者老老实实承认：你说得很对，这是我的错误，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还得有另一条：如果提出的质问涉及你的基本观点，你就不能让步，必须据理力争，即使面红耳赤你也得争。因为你要是承认错了，或者承认考虑不周，你的论文就完了。而且你心里要有数：表面看来你是学生，而且处在被质疑的被动地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你又是主动的，因为在具体被质问的这个问题上，你是专家，对这个题目你比这些考官都熟悉，你思考得也最多，最充分，你是最强的，也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你必须而且能够据理力争。你最好的方法是抛材料，用你所熟知而老师未必知道的事实材料来证明你的观点，变被动为主动。——可以看出，王先生对考试制度看得很透，对老师与学生，主动与被动的关系看得很辩证，显示了学术智慧与人生智慧。
或者更重要的，也是我们终身受益的是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的三次教诲、三个师训。
第一次找我谈话，第一个师训就是“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年纪很大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又有一次闲聊天，王先生突然对我说：“我跟你算一笔账，你说人的一天有几个小时？”当时我就懵了：老师怎么问我这样一道题？只得随口回答说：“二十四个小时。”先生接着说：“记住啊，你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你怎么支配这二十四个小时，是个大问题，你这方面花时间多了，一定意味着另一方面花时间就少了，有所得就必定有所失，不可能样样求全。”秃头秃脑地讲了这一句，就不再说了，点到即止，这是王瑶的特点。我就反复琢磨，知道他这是在提醒我：你想要你的学术有成就，必须得有献身精神，要有所付出，甚至有所牺牲。当然，我们也不赞成“安贫乐道”，为了做学问什么都牺牲，最基本的物质需要都不要了。那不行，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人，首先要保证基本的生存条件，鲁迅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温饱是第一的，生存、温饱问题不解决，谈不上发展。但是在基本的生存条件具备以后，你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向物质生活方向发展，那是你的权利；但是如果你想在精神上有更大发展，你在物质上的欲望就要有一定限制，在物质生活上不能有过高的要求，要有所牺牲，不然的话你就不可能集中精力于精神的追求。我们讲人的精神、物质两方面的充分发展，那是理论的说法，是一种社会的理想的状态，而对个人来说，总是有所偏执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物质上中等或中上水平，绝不奢望过度的物质享受，而精神生活应该是一等的。要做学问，要着重于精神的追求，就必须把物质看淡，即所谓“淡泊名利”，要超脱一点。这看起来都是常识，但真要在物质诱惑面前毫不动心，也不容易，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商业化、物质化的时代。
在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王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就谈这一次，再也不说了，却使我终身难忘，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这个时候，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你主要追求什么东西，之后牢牢把握住，利用你的有利条件尽量做好，发挥充分，其他事情要抵挡住，不做或少做。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王瑶的三次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两个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历史的深处，学术的深处，生活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切切不可急功近利，切切不可浮躁虚华：这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不是不讲功利，要讲长远的功利，着眼于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而不只看眼下的得失。王先生要我沉住气，告诫我有所失才有所得，后来又要我拒绝诱惑，都是着眼于我的长远发展。用通俗的说法，就是要我沉潜下来练内功。大侠之所以为大侠，就是他有定力，认准一个目标，不受周围环境的诱惑，心无旁骛地练好内功。功练好了，气足了，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发。这就是王先生要求的“后发制人”。我现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王瑶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且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但从1960年到1978年，等了十八年，准备了十八年，才有机会考上研究生；按照王先生的教导，又准备了七年，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在这七年里，我发表的文章非常少，质量也不怎么样，压力非常大，有的时候连自己都失去信心了，但还是硬撑过来了。如果从1960年算起，到1985年，我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然后从1985年开始独立发功，一直发到现在，也只是发了二十年。准备二十五年，发挥二十年，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出师以后
我1978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当王瑶的助手，一直到1989年先生去世，前后追随了十多年。但我毕竟出师了，这就会有许多新的问题。先说王瑶怎样以他的特殊方式来保护我，又提醒我。我一直到1985年才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学术界。但我一“出来”就闯了两个祸。我的“出来”，是1986年出了一本《心灵的探寻》，这是在北大开的鲁迅课的讲稿。这门课非常受学生欢迎，后来在武汉开全国鲁迅教学的经验交流会，王瑶指定要我去会上发言，这对我压力非常大。没想到我的发言竟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我谈到了“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对待鲁迅，研究者与鲁迅的关系”这样一个敏感问题。我说，我们既不能仰视鲁迅，也不能俯视鲁迅，而应该和鲁迅平视，我们和鲁迅是平等的。这个观点在那时候闯了大祸。有人勃然大怒：钱理群这么狂妄！居然敢跟鲁迅平视！一时议论纷纷，像炸了锅一样。形势对我非常不利，大家就等着王瑶表态。王瑶怎么办呢？他用他王瑶式的智慧来处理这个问题，他首先板起面孔把我训了一顿，他从我的发言里挑出几个毛病，一二三四五，他挑的确实是我发言中的一些不周全的地方，他这么一讲，在座的很多人就很高兴：你看，王先生骂他学生了。他骂完之后，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话：“不过据我看，钱理群在北大讲鲁迅，比我讲得好。”这可是一个不得了的评价啊，有了这样的充分肯定，实际上就把我保护了，别人也无话可说。同时提醒自己的学生，你还是有毛病的，你别得意忘形。一场风波就这样被王瑶不动声色地化解掉了。
第二件事情就更复杂了。我是王瑶的学生，主要受王瑶的影响，但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有一批出色的教授，对我们都有影响。比如我们文学专业，就有三巨头：吴组缃、林庚、王瑶。三位先生在为人处世、治学等方面都各有特点，又都很强大，非常权威，你很难说谁比谁强，他们私人关系非常好，总体是一致的，但又明显地表现出差异。这样一个格局，对学生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学生可以同时接触不同的治学风格、做人风格，最大限度地吸取不同的老师的长处，不至于被某一个老师完全笼罩住。北大的好处就在于兼容并包，使学生有多样的选择。根据我的观察，最初，一年级的学生一定会同时被几位教授迷住，到二三年级就会有变化，因为每个学生的经历、知识结构、性情、趣味、志向不同，会对不同的教授作出倾向性的选择，于是每一位教授周围都会有一群学生围着他，不是因为他地位高，而是因为这个教授的治学方法、人生态度、性格为学生所倾慕，师生之间有一种精神的契合。而这位教授又总是要告诫他的学生：你不仅要听我的，要向我学习，同时要向别的老师学习。这样，学生在主要受某个教授影响的同时，吸收其他教授的长处，甚至是和自己的教授不一样、相矛盾的方面，相互补充与制约，就会有一个更为健全的发展格局。
我在北大主要追随王瑶，但林庚和吴组缃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特别是林庚，他的治学道路与方法，与王瑶有相通之处，但更有不同，甚至是很大的区别，他们之间因此而有过争论。而我的性情和王瑶有接近的一面，但在某些方面和林庚更接近，所以我在治学方面既受到王瑶强大的影响，同时又十分倾慕林庚。到我出师之后，当我更加独立之后，我就有可能把自己内在的东西更突出地表现出来，这个时候我作过一个发言，讲我对治学道路与方法的理解与追求。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有假说，那么人文科学或文学研究允不允许有假说？在我看来，治学过程有三个阶段：第一步，大量地掌握材料，尽可能大量掌握材料，这是治学的基础。第二步，材料是不可能完全穷尽的，而且史料本身就是残缺不全的，因为历史是不可能完全复原的，这个材料与那个材料之间，必然有许多缝隙，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逻辑推理或通过想象，提出一个假设。在掌握了大量材料以后，必须有这样的飞跃，这是学术研究的必经阶段。第三步，在提出假设之后再去看材料，新材料和假设之间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新的材料证明你的假设是错误的，这就必须抛弃假设；另一个是材料证明你的假设是正确的，假设就大体成立；但更多的情况是新的材料既部分地证明你的观点，同时又修正你的假设。根据对学术研究过程这样的理解，我提出了一个看法，说有两种研究路子。一种是现实主义的，每一句话必须有材料依据，强调客观的、冷静的观照，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发展到极端，不允许有一个推理、想象、假设的过程，完全排斥研究中的直觉、灵感，甚至排斥理论分析，没有飞跃，完全依附于材料，就变成了爬行现实主义。还有一种研究路子，就是重视在现实材料基础上的推论、想象、假设、直觉、灵感，强调飞跃，强调研究者主体精神的注入，可以说是研究中的浪漫主义。理想的状态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但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倾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林庚是浪漫主义研究的典范，而王瑶则偏向于现实主义，而又绝不是爬行现实主义：他有极强的理论观照，重视逻辑推理。我自己，如前面所说，既受到了王瑶严格的训练，重视材料与理论，同时在内在精神气质上接近与向往林庚的浪漫想象，以及直觉思维与主体投人的研究方法。但当时我讲的“爬行现实主义”就得罪了无数的人，很多人都说，你看钱理群多狂妄，说我们是爬行现实主义，还说什么研究中的浪漫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一时间议论纷纷，压力非常大。这时王瑶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先问：“你跟我说说，什么叫做研究中的浪漫主义？什么叫做爬行现实主义？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我就跟他解释，说明我的想法。讲完之后，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讲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你讲得有道理。”我一听就松了一口气：王先生理解我，支持我！这对我来说，当然极其重要，也很关键；对王瑶来说，也很不容易：他当然看出我的治学方法的选择和他不完全一样，这里显然有林庚的影响，而他们之间是存在着分歧的。后来我在为先生编全集时，读到了他的一篇《论考据学》，文章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肯定了“推论”在研究中的作用，并且以陈寅恪为例，说明即使是“最严谨的学者”也“不能不超越”材料。这就表明，王瑶也是反对爬行现实主义的。他的第二句话是：“但是，你何必要这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不该在这个时候说。这是有道理的，实际上王瑶在告诫我，做学问一方面要坚持你的学术观点，另一方面也要清楚你是在什么条件、什么情况下进行研究的，也就是说，一要真诚，二要学会保护自己，特别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学者，一个年轻学者，你首先得保护自己，不要赤膊上阵。这也是鲁迅所强调的。在我看来，王瑶的这个想法是有来源的，朱自清有篇文章《论气节》，“气”就是讲要有所为，“节”就是讲要有所不为，这既是讲做人，也是讲治学，有的时候要说（有所为），有的时候要不说（有所不为）。王先生对我说：你是对的，但同时你不必这么说，就是婉转地提醒：你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是不利于你的发展的，但不等于说你要改变你自己的观点。你可以感觉到王先生他这个人非常真又非常实，他对我们中国学术界是非常了解的。——这就是他在两个关键时候对我的保护和提醒。
这里还涉及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学生在自己的独立发展过程中在有些方面会和老师发生冲突。我后来总结一下，我觉得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应该是“三部曲”。初做学生的时候是个描红阶段，就是全面地向老师学，甚至某种程度的模仿。我们现在有点把创新绝对化，什么都是创新，其实创新的前提是模仿，要经过一个模仿的阶段。就像我们写字一样，启功是著名的书法家，向他学写字就得先描红，最大限度地学这个老师的特点。所以，最初阶段你得像王瑶，像林庚，有时就称这个学生叫小王瑶，小林庚。但是模仿到一定阶段，你就必须走出来，否则的话，你就会永远在老师的阴影底下。你的导师越强，他对你的影响越大，你就越要有反抗他的力量，走出他的阴影，否则永远是老师的影子，这样的学生是没有出息的。我想真正的老师也会期待自己的学生不要永远像自己。永远像老师的学生绝对是比老师更差的学生，这是个绝对规律。学生要走出老师的阴影，师生之间就要发生撞击。这也是一个必然过程，我经历过，我们王瑶师门的学生都经历过这个过程。我们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走出”的努力。所以，在最初的酝酿过程中，我们都没有去听取王瑶的意见。当时我的处境有点尴尬，我很清楚，这个提法王瑶不会完全同意，但我又是他的助手，我有这个想法，要不要跟他谈？我考虑了很久，想来想去，还是不和他谈，我一谈他不同意怎么办？他不同意我又要发表，岂不是故意和老师对抗？那是不行的，只好瞒着他，先发表再说。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做，心里是忐忑不安的。因此，王瑶不是从我的口里听到“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而是从乐黛云老师那里听说的。乐老师当时是我们的副导师，是具体辅导我们的老师，乐老师很能和学生打成一片，我们很多话跟王先生不敢说就跟她说。我就把我们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想法告诉了她。但乐老师嘴很快，在一次我也在场的会议上，她对王先生说，有几个年轻人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王先生很注意，立刻问：“这是谁提出的？”在先生的再三追问下，乐老师才说“是钱理群他们提出的”，王先生用他那锐利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我吓了一大跳，也狼狈极了。
王瑶显然很不高兴，因为我在他的身边，天天在一起，这么大的事都不和他谈，但是他处理得非常好。“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提出之后引起轰动，影响很大，我们学会的会刊《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也准备发表评论。王瑶说，应该冷一冷，不要做锦上添花的事情。然后专门把我找去谈他的看法。我听得出来，他总体上能够理解我们为什么提出这个概念，我们最直接的目的是想冲破把文学史作为政治史的一部分的格局，这一点王瑶完全理解并且支持，但他又用其特有的敏锐与眼光指出：“你们这个概念有两大弱点。第一，你们讲‘20世纪中国文学是走向世界的文学’，但你们的‘世界’这个概念有问题，你们讲的‘世界’实际上是西方的世界，讲20世纪的世界文学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讲社会主义文学？第二你们把20世纪中国文学的起点放在19世纪末，一定程度上是对五四的意义估计不足。”也就是说，在这两个重大问题上他有不同的意见，在涉及自己基本的学术观念的问题上，王瑶是从不含糊的。同时，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他对学生从来是严格的。他担心，在一片叫好声中，我们会被冲昏头脑，因此要敲打敲打我们。他这番良苦用心，我是懂得的，并且深受感动。更重要的是，他的提醒非常及时，特别是第一点，很有远见，并且击中要害。正是被他点醒以后，我才觉悟到这个问题，并且开始了反省与思考。
更让我感动的是，王先生不仅当着我的面提出他的不同意见，而且亲自写文章进行学术争鸣。可能是考虑到第一方面的意见涉及政治，不便讨论（这里显然有保护我们的意思），他主要是就现代文学起点的问题发表意见，强调现代文学还是应该以五四为起点，显然是针对我们的晚清起点论的。但在他写文章的时候，学术界的形势发生了一点变化，有人写文章说，我们这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这样我们在政治上就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王先生清醒地看到，如果他在这个时候点名批评我们，就会和这样的政治批判划不清界限，更会加重我们的精神压力，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的。后来，他还多次对我说，学术讨论只能就学术谈学术，绝不能借助政治权力来压倒对方，那是学术上无能的表现，同时关乎学术道德。在这些原则问题上王瑶绝不含糊。于是，他就采取了一个策略：另外找了一个“靶子”，一个字不提我们，而点到了一位年轻人写的一篇和我们观点一样却并没有影响的文章，和他进行争鸣。这样既表达了他的不同意见，又保护了我们，对那位年轻朋友也不会有伤害。这就巧妙地摆脱了政治权力的干扰，将讨论严格限制在学术的范围，而且彼此是完全平等的。这都表现出一个学者的品格，一个老师的风范：他不因为你是我的学生就让你，要坚持自己的学术原则，又绝不以老师的身份，更不借助政治权力来压制学生，而且要保护你。这都让我非常的感动。
师生间的冲突有时甚至会达到非常尖锐的地步，你想不到的尖锐地步。其实，我们同学中和先生发生最大冲突的不是我，而是湖南师大的教授凌宇。他现在是学术界公认的沈从文研究权威，在读研究生时就非常推崇沈从文，认为沈从文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人，而王瑶则认为沈从文是一个有特点的作家，是名家，而不是大家。这样，师生之间的学术观点就有了很大的分歧。而凌宇的论沈从文的毕业论文又不是王先生指导的，先生在答辩的头一天才看了凌宇的论文，当然很不满意，认为问题很多，应该推迟答辩。但已经来不及了，就只能在答辩现场见了。所以那一天的答辩就非同寻常了。当时还不准学生去旁听，我们只能在寝室里等，凌宇上午去了以后，中午吃饭时也不回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后来才听凌宇说，那个场面真是紧张极了。答辩一开始，王先生就说不同意这个论文，然后劈头盖脸地说了一大堆论文的问题，大家都呆住了。这时候，凌宇就要考虑他该怎么办。他要是同意王瑶的观点，他的论文就完了。其实王瑶的锦囊妙计也跟我们讲了，即“涉及你的根本问题你得据理力争”。凌宇是湖南人，关键时刻湖南人的脾气上来了，他就面红耳赤和王先生争，王先生火气也很足，两个人就拼命地吵。后来凌宇跟我说，他豁出去了。我对凌宇说：我佩服你，我就不敢豁出去，碰到这种场合就说不出话了，那我就完了。豁出去的结果却出乎意外，王先生吵了半天也冷静下来了，想了想，还是同意他吧，最后是全票通过。毕业临走之前，凌宇主动去看了王瑶。王先生后来给凌宇写了一封信，说你很聪明但不要太骄傲。以后他们的关系一直处得很好。
这件事最让人感动的是，师生之间因学术见解的不同而发生冲突时，都能坚持各自的立场，又坚持“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学生敢于和老师争，老师能够容忍学生“冒犯”自己。这使我想起了王瑶和我说过的一句话，这很能说明他是怎么看待师生关系的。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记不得谈到什么问题，王先生突然说：“钱理群啊，我跟你说，将来在学术史上，我和你是站在同等地位上的。后人评价我和你，不会因为我是你的老师，就说我一定比你强，但也不会因为你比我年轻，就一定说你比我好，后人评价我们，会完全根据我们的学术著作所达到的实际的学术水平，作出科学、公正的学术评价。”这就可以看出，王瑶已经打破了两个观念：一个是传统的“老的比年轻的好”的资格论、辈分论，一个是“年轻总比老的好”的进化论。既不是长者本位，也不是幼者本位，而是坚持真正的现代民主观念、平等观念，而其背后，则贯穿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彼此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平等的争论也是为了追求真理，但又不把自己视为绝对真理的拥有者、垄断者。
可以说，到了这样的境界，我们与王瑶的关系，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就进入了我前面所说的第三个阶段：我们经历了“描红”与“走出”、撞击，又在更高层面上走近老师，将老师的精神与学术内化为自己的血肉，由“形似”达到“神似”，最后连痕迹也不显，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自我，又是经过老师熏陶的新的自我。
王瑶对我的最后教导
这就要涉及王瑶在80年代末的表现。这是王瑶最后的辉煌，在我们弟子心灵深处留下了刻骨的记忆。一个人的生命，是有一个爆发点的，王瑶在生命最后时刻，将他自己的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骨气、正气全都爆发出来，那是惊天动地的。
但同样让我永远难忘的是，他突然变得非常之苍老，而且流露出内心深处最柔和的一面。王瑶的外表是很严峻的，从不轻易在学生面前流露出内心最软弱的一面，他曾经很明确地和我说，老师和学生之间应该有个距离，他批评我说，你怎么和学生老是拉拉扯扯，这是指我和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他不仅对学生有界限，对他人也有界限，他这一代人经过的人世沧桑太多，所以他不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暴露在别人面前。这也是鲁迅的特点。殷夫第一次见到鲁迅的时候，就觉得鲁迅有点冷。王瑶给人的第一印象也是有点冷，有点距离，他把自己内心柔弱的方面深藏起来了。但他在晚年最后的时候，却一反常态地经常落泪。不过我没有亲见，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我如果看到他哭，我会受不了的。我看到的，也是我愿意看到的王瑶，永远是一个用严峻的眼睛看着我，又哈哈大笑的长者。但我想哭泣的王瑶肯定是最动人的。我只有一次，下午四点去看他，推门进去，看到他躺在沙发上睡着了，一头白发，很苍老。我看得非常震惊，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快要离我们而去了。我怎么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念头，我为之感到恐惧。我实在忍不住，想为先生写些什么，正好有人向我约稿，我就用一天的时间写一篇长篇论文，论王瑶对鲁迅研究的贡献。我意识到这可能是对我的老师作最后的学术评价，因此我写得充满激情，一气呵成，一天写了八千字，我觉得这是和先生做最后的告别。果然，我的预感变成了现实。
我还记得他最后一次的讲话。在苏州现代文学理事会上他有个讲话，也算是给我们留下的遗言吧。王瑶说：“你们不要瞻前顾后，受风吹草动的影响，要沉下来做自己的学问。”当时很多年轻人都问：“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王瑶说：“不要问别人你该怎么办，一切自己决定，一切自己选择。”这些话说完没多久，王先生就真的走了。先生的去世，对学术界，对我们学生，都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一直到今天，国际国内发生各种大事的时候，无论政治的还是思想文化的，我总要想，如果王瑶在，他会怎样反应。有他在，遇到这些事，就有一个人可以问，而且他总能用特有的智慧和方式来点醒你。但是他去世了之后，就没有人来指点、提醒你了。所以王瑶刚去世，我有一句话在我们师门中流传很广，我说：“一棵大树倒了，以前我们可以在大树的保护之下做自己的事情，现在大树倒了，一切就得靠我们自己了。”实际也是如此，王瑶去世后，我们都是各走各的路。我们都走得不错，做到了王先生嘱咐和期待的：走自己的路，自己选择，也自己负责。我们以此来告慰王瑶的在天之灵吧。
本文选自《先生之风》，丁东 主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