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速度骤然加快，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率就由2000年的36%上升到2016年的57%。未来20年将是中国继续高速城市化的时期。高速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进城，农村人财物流入城市，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因此就不重要，因为即使中国城市化率达到75%，仍然会有4亿～5亿人口生活在农村。而且，农村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中央已经一连十多年出台涉农一号文件，每年财政支农资金也达上万亿元。
现在的问题是，当前三农政策的关键在哪里？中央涉农一号文件里面具有含金量的政策实施效果如何？建设乡村的重点在哪里？这就涉及如何对乡村建设进行定位，以及如何理解当前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当前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与此相关，当前三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文化的破坏。中国未来三十年乡村建设和农村工作的重点应当集中到以乡村文化建设为中心的工作上来。
一、农村经济正处在历史最好时期
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乡村建设时，梁漱溟先生认为当时中国主要的问题是文化失调，要救中国就必须救农村，而救农村的根本办法是解决农村文化失调与破产的问题。实践证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道路是行不通的；一方面是没有彻底的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传统中国农村很难为中国现代化提供足够强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现代化必然要求工业化，尤其是要发展城市机器大工业，工业化和城市化才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农业立国根本不可能行得通。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通过城乡二元体制从农村吸取资源发展工业，快速推进工业化，到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工农业产值占比发生巨变，农业产值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60%下降到不足30%，工业产值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60%以上。短短20多年，中国就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变成建立了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的工业国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加，二、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90%，农业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左右。二、三产业主要是在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带完成的，以农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型农村地区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集中于城市，因为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城市在发展二、三产业上具有远胜于传统农村地区的巨大优势。
就是说，当前中国的发展主要靠城市，从经济增长上看，农业所能起到的作用比较小（当然不是说农业就不重要，农业是基础，粮食安全问题是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立国根本就不可能，通过乡村建设来为中华文明开出新路、救国救民显然没有任何可能。中国经济发展多在城市（包括沿海城市带的农村地区），农村只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这种背景下，乡村建设的主要目标显然不是经济目标，也不是要让农民留守农村在农村发财致富，更不是鼓励城市人到农村去掘金。
如前已述，虽然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占比已低于10%，但当前中国仍然有2亿多户小农，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有6亿多生活在农村的人口。而且2亿多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工的绝大多数都仍然与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大多数人的父母、子女都留守在农村，他们年老时可能还要退返农村。由占全国大约50%的人口来分享只占国民生产总值9%的农业GDP，农民就不可能依靠农业致富，农村就不是适合创新创业的地方，乡村建设的重点就不是经济建设。尤其不应鼓励农民从农业中增加收入，发财致富，因为农业占GDP份额太少，中国总共只有20亿亩耕地，在短期内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不可能改变。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后，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来自进城务工经商。只有当大量农民进城以后，这些进城农民才可能将之前的农村和农业获利机会让渡给仍然留村务农的农民，从而提高留村务农农民的收入。
正是城市获利机会向农民开放，使得农民可以依据自己的家庭情况进行决策。城市就业机会多、收入高，农民就进城去。其中一些进城农民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与较高收入，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还有一些农民因为缺少在城市就业的便利条件，或者不愿进城，他们也可能通过流转进城农民土地耕种以形成适度规模经营，来增加自家经济收入。进入21世纪，国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农民获得了越来越多在城市务工经商的收入机会，农民收入持续增加，生活条件持续改善。仅仅从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来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有数亿贫困人口，到2012年中国仍然有接近1亿贫困人口，到2017年末中国只有3046万贫困人口。
也就是说，当前农村的根本问题不是增加农民的收入，因为建立了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和体系，城市获利机会向农民开放，所有农民都可以进城获取这些获利机会，农民就会依据自己家庭状况进行理性决策，农民就不只是农民，他们并不是只能从农村获取收益。正是良好的制度建设和开放的市场机会让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农村贫困人口快速下降。
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越来越有能力在农业生产中使用机械。当前农业机械化仍在快速推进，尤其在平原和丘陵地区的大田作物耕种中，机械化率相当高，农业生产普遍做到了机耕机种机收机运。2016年我国主要作物耕种收运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了65%，小麦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玉米、水稻机械化水平超过75%。之前依靠肩挑人扛的重体力农业开始变得轻松起来，老年人也可以从事农业生产。机械化不仅大大减轻了农业生产的辛苦程度，而且配合各种轻简便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化肥农药的普遍使用，大幅度减少了农业生产所费劳力，在一般农业型地区，农忙时间可能只需要2～3个月，其余时间都是农闲。
当然，这并不是说当前农业生产就没有问题，更不是说粮食安全就可以无视。当前中国农地制度存在的最大弊病是严重的土地细碎化问题没有解决，尤其是在当前中央强调农地确权的背景下，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农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带来土地经营中的各种问题。而在中国未来仍将长期保留数以亿计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情况下，在机械化普及的条件下，农村劳多地少的基本格局将长期存在，老人农业就有合理性，且老人农业一般都会精耕细作，从而就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土地产出能力，也正是因此而可以保证当前全国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供给。
此外，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加大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力度，大量国家财政投入在较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了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尤其是道路、水利建设以及土地整治等都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以新农合和新农保为代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也使农民有了更强的应对风险能力。
小结一下，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家庭收入水平持续增加，农村贫困人口快速减少，农业生产条件大幅度改善，机械化快速推进，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和基本社会保障也大幅度改善。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只有进入21世纪的这十多年时间是中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生产生活条件最好、社会保障最健全的时期，中国绝大多数农民也许正是在这个时期才第一次真正彻底地解决了温饱问题，有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从肩挑人扛的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较多的闲暇时间。也是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当前中国农民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但是，正如我们在媒体上常可以看到的，以及各种返乡人士所观察到的，当前中国农村绝对不是完美、没有任何问题的，而是问题多多。这些问题表现出来林林总总，如人情泛滥、彩礼横行、无序竞争、道德崩塌、老年人自杀率升高、高离婚率、不理性消费、刁民崛起等等，概括起来就是农村出现了社会失序，文化失调。
也就是说，当前农村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经济方面而在文化方面，农村的破产是文化的破产。因此，乡村建设的重点应是文化建设。
二、农村的“拉力”与城市的“推力”
城市化导致农村人财物快速从农村流出，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农村人财物流出，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将过去相对封闭的村庄边界打破，保持了千年稳定的村庄秩序以及农民的价值世界发生改变，由此造成各种文化失调的问题。在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城市也只可能发生在城市的情况下，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依靠进城务工经商收入。农村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农村可以为农民提供堪比城市的获得收入机会以及生活便利，而在于农村可以为农民提供经济收入和社会生活的保底。正是农村能为农民提供保底的生活条件，农村可以保持基本的生产生活程序，农民家庭就可以进城务工经商获取收入，进城失败又可以退返农村生活。正是农村保持了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农村社会为农民提供了保底，而让农民有了依据自己家庭情况在城乡之间进退的选择权。农民的进退选择权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和最基本的缓冲空间，也是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前提。
换句话说，在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都将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获取收入。不过，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大部分农民工都很难在城市体面安居，他们因此就很难离开农村。一方面，进城务工经商的青壮年农民工，他们的年老父母和年幼子女可能仍然生活在农村，仍然从事农业生产，获取农业收入，且正是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农民家庭可以同时获得年老父母务农的收入和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的收入，农民家庭才有比较高的经济收入。就是说，当农民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时，中老年父母仍然从事农业生产获得农业收入，在没有减少农业收入的情况下，农民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获得的收入构成了农民家庭收入的持续增长。而且，农村生活消费水平比较低，自给自足经济的存在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家庭支出的压力。这正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农民家庭收入持续增长的原因。
另一方面，进城务工经商的青壮年农民工，年轻时在城市工作生活，而年龄大了之后，他们可能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就业与收入机会，又缺乏在城市体面安居的社会保障，他们就可能要返回农村。当进城失败农民工返回农村时，城市就不会有大量漂泊无根的底层人群，也不会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进城农民工也会不惧于进城的失败，因为“大不了回到农村去”。
正是农业为农民家庭提供了虽然不多却十分重要的保底收入，以及农村为进城失败农民工提供了最后退路，农村才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农业很难让农民发财致富，发财致富的主要机会在城市二、三产业，农村生活也很难媲美城市生活。不过，农业收入虽然很难致富却不难解决温饱问题，农村生活虽然没有城市灯红酒绿的繁华，却要好过漂泊无根的城市贫民窟生活，因为农民都有自己的住房和土地，以及村庄熟人社会的生活。
而当前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机械化的推进，农村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都使得在物质条件方面，农村真正成为进城失败农民不错的退路，以及缺少城市就业机会农村人口不错的生活场所。正是因为占到中国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人口有了保底生存条件，有了基本保障和退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才可以保持一般发展中国家所缺少的“发展中的稳定”。
农村目前仍然具有留住农民的拉力，而城市目前仍然具有难以容纳进城人口的推力，这一拉一推之间高水平均衡，为中国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可能出现的困难提供了巨大缓冲空间。某种意义上，在当前中国发展阶段，城市所能提供的容纳进城人口在城市体面生活的能力是有限的。就是说，城市对进城人口体面生活的推力是相对既定的。建立高水平均衡的关键就是农村的拉力。农村越有拉力，进城失败的农民就越是不能忍受城市漂泊无根的生活，就越是会返回农村。很简单，农民进城是为了在城市寻找比农村更好的生活，当他们进城后，经过多年努力发现无法实现城市美好生活，他们就可能返回农村过虽然不如城市中产阶级却比城市贫民窟生活要好的生活。反过来，如果农村缺少拉力甚至产生巨大推力，进城失败农民无法返回农村，甚至缺少进城条件的农民也很难在农村生活下去，城市就不得不容纳远超其合理容纳能力的农村人口，城市就会产生数量庞大的贫民窟人口，中国现代化也会因此缺少了缓冲空间。
我们因此就要仔细讨论当前农村的拉力和推力，要研究农民的生产生活。如上所述，显然在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乡村建设的目标不是要让农民过上堪比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农村也不是发财致富的场所，而是要为进城失败或缺少进城条件的占到中国半数以上人口的农民提供保底的退路。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前农村的物质条件还是不错的，且仍然在继续改善中。当前农村并不苦于物质的方面，在生产生活、经济收入甚至基本保障方面都在大幅度改善。当前农民之苦更多苦于文化的方面，农村存在的问题更多是文化的问题。正因如此，我们认为，当前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而非其他方面。
三、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
当前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农民收入太低、劳动太重，而是消费不合理、闲暇无意义，是社会关系的失衡，是基本价值的失准，是文化的失调。下面分别列举若干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
1.消费层面
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消费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家庭收入持续增长，绝大多数农户家庭都已经摆脱贫困，到2015年全国贫困人口只有5000万左右。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消费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各种不合理、不理性消费快速增长。某种意义上，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消费增长速度。据我们调查，在一些贫困山区，比如湖北秭归，农民收入的大约1/4要用于人情开支，一个普通农户家庭一年的人情开支就要上万元，人均达到3000元左右，人情仪式支出的同时，事主方也要办酒席，酒席的铺张浪费情况也很惊人。浙江农村办酒席，一桌酒席花三四千元很正常，条件稍好的家庭办酒席，三四十桌的情况也很普遍，婚丧嫁娶办一次酒席就要花费十多万元。与长江流域普遍沉重的人情酒席支出不同，华北农村仪式性支出十分浪费，甚至办丧事也要请戏班子唱戏，其中不少狂歌劲舞，与丧事悲伤凝重的气氛完全不协调。
农村消费中，最大支出是建房。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地方的农村已经建了三茬房，由砖瓦房到楼房，再到高标准别墅式装修的住房，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家庭到城市购买了商品房。随着住房质量、面积、花费的逐渐提高，每一次新的建房潮都几乎会花完农户所有积蓄，其中多数还会欠下债务。而实际上，农户家庭所建住房往往大而无用，之所以建超过农民经济承受能力的高大而奢侈的住房，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攀比而非实际需要。
最近几年，农村又出现了买小车的攀比，有钱无钱都要买，贷款也要买小车。实际上，很多买车农户常年在外打工，买的车仅仅春节回家时开出来显摆显摆，春节一过，小车就关在车库（如果建了车库的话）里，纯属浪费。
当前农村消费尤其围绕男婚女嫁进行，农村婚嫁中普遍出现了女方索要高额彩礼的情况。除了高额彩礼之外，女方往往还要求男方家庭在城里买房、买小车，索要各种“三金”之类的物品。婚礼仪式也越来越新潮，甚至请婚庆公司来主持，更不用说普遍要拍婚纱照。有人形容，农民日常是一分一分地攒钱，到了儿子结婚时就是一万一万地花钱，结一次婚不仅将全家所有积蓄用完，而且往往欠下巨额债务。
此外，农村赌博情况也十分普遍，六合彩在农村更是长期流行。
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不合理、不理性的消费造成了农民生活的困难。与其说农民之苦是收入太低，不如说是消费不合理。
2.农村人情与村庄社会资本
当前中国有一些农村地区深受人情债的压力之苦，尤其是长江流域的重庆、湖北、湖南的一些地区和东北农村，农民收入的相当部分要用于人情支出。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个熟人社会中，婚丧嫁娶需要相互来往和互相帮忙。正是通过互惠的人情，熟人社会中的村民被建构为“自己人”，自己人的认同提高了村庄熟人社会共同应对自然和社会风险的能力，以及完成集体行动的协调性与情感，增加了村庄社会资本，构造了村庄社会。也使得熟人社会有了更多的价值内涵。
不过，当前有一些地区的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利用人情来敛财的现象。刚开始时，婚丧嫁娶办酒席，收取的人情钱多于花费，办酒席有盈余。在传统时期，这种盈余可以算作亲朋邻里对举办人生大事村民家庭的经济支持。在农村社会快速变化且村庄结构性力量弱化的情况下，有农户家庭连续办了多次婚丧嫁娶酒席，收了多次人情。而有些农户若干年都只送出了人情却没有办酒席收回人情的机会，就会在之前相对约定俗成的酒席范围之外办酒席，收人情。这样的事情有了开头就有人跟风，在过去约定俗成的酒席以外，各种名目的酒席就大量产生，以至于办酒席都不用说明原因，这就是所谓“无事酒”。由此出现了酒席越办越多、人情越来越高，所有村民都因人情支出受到巨大压力的问题。有少数村民开始退出人情圈，最终越来越多村民退出人情圈，过去作为互惠的人情不再能维系下去，村庄熟人社会变成人情的沙漠，之前依靠人情来将熟人变成自己人的机制也因此很难发生作用，村庄社会资本快速下降。
3.闲暇的无意义感
在机械化快速推进、化肥农药广泛使用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不再是重体力劳动，农忙时间大大缩短。这也许是中国农民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充分的闲暇时间。尤其是在平原和低丘陵地区，因为机械化的普及，每年农忙时间可能只要2～3个月，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农闲，如何度过闲暇就成为决定农民生活质量的一个关键。
传统时期，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只有终日劳作才能解决温饱问题，农忙时节自然忙得不可开交，农闲也要搞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忙各种家务，几乎没有闲暇。仅有的一些农闲时间都安排了各种节庆，比如秋收后有中秋、重阳，春播前有清明，春播后有端午，冬季有春节。节庆就有活动，就要忙碌。也就是说，在传统时期，农民的时间都被季节性展开的农业生产和社会性节庆所占用，几乎没有真正闲下来的时间。仅仅是农村中人数很少的地主阶级有空闲时间，而这个地主阶级一般也要参加劳动，同时又要耕读传家、获取功名。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从农村抽取资源，工业化的成果却迟迟没有回馈农业，农村劳动力在完成传统时期的农业生产任务以外，还被高度组织起来利用冬闲时间建设各种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而且，人民公社还将农民组织起来开展文化教育活动，提高人的素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文艺宣传队、各种会议等等，几乎将农民所有农闲时间都安排满了。
分田到户以后，一方面是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提高，一方面是农业机械化等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人多地少的农村的农闲时间大幅度增加，且重体力劳动大幅度减少。几乎是突然而至的大量闲暇让农民难以适应，如何过好闲暇生活在当前农村成了问题。
突然而至的闲暇与千年形成的农耕生活习惯之间的不匹配，在身体上的表现是农村出现了普遍的心血管疾病，生活上的表现则是农民天天打麻将赌博，以及各种低俗文化的兴起。在当前农村人财物流出农村的背景下，农村社会中结构性力量的弱化进一步造成农村人际关系的弱化。
当前中国农村，农民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量闲暇时间，可能这些闲暇时间不仅没有给农民带来生活品质的提升，反而造成了他们的无所适从甚至无意义感。赌博、迷信活动、地下宗教、人情泛滥、无序竞争，以及其他以感官刺激为基础的各种低俗文化的泛滥，大都与农村的闲暇安排有关。
4.道德方面
在农村人财物外流的情况下，村庄传统结构性力量解体，基层组织体系功能弱化，农村社会产生了各种问题。其中，农村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成了各种社会问题的最后承受者，并由此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老年人自杀的问题。
在某些地区的农村（尤其集中于长江流域中部地区），农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十分普遍，甚至有老年人说现在农村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38]
笔者在农村调研时发现，老年人非正常死亡也不全都是因为子女虐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老年父母身体不好的时候担心拖累子女，选择自杀。他们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不再能为子女做贡献了，活着就是拖累子女，即使自己不自杀，村庄舆论也是“某某老糊涂了，都不知道自己该死了”，村庄舆论对处在绝对弱势的老年人十分不利，老年人失去劳动能力，尤其是生活难以自理之后，似乎唯一的选择就是自杀。老年人的普遍的自杀现象会使村庄社会中的所有人产生非常消极的预期。
5.政治的方面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些搭便车甚至利用时机捞取好处的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这些事事搭便车捞好处的人会付出名誉的代价，并且处在社会边缘的位置。不然，村庄熟人社会就会人人争当搭便车者。人人搭便车，集体行动陷入困境，村庄社会就无法应对共同的生产生活事务，村庄社会就要解体。正是因此，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都必有一套抑制搭便车行为的结构性力量，包括舆论力量。
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一个大问题是，保持了千年的稳定的村庄社会结构面临解体。之前相对封闭的村庄变得开放，农民可以从村庄以外获取收入，并且越来越多地从村庄以外获取收入。过去约束村庄搭便车行为的结构性力量解体，越来越多村民学习搭便车，甚至越来越多村民借国家项目在村庄落地的机会当钉子户获利。村庄缺少约束“刁民”的力量，“刁民”成为村庄中“堂堂正正”的力量，“刁民”得到好处，成为示范，就有越来越多村民变成“刁民”。“刁民”泛滥蔓延的结果就是，不仅村庄内部为公共利益所进行的集体行动陷入困境，而且国家要为村庄做好事也会处处遇到钉子户的刁难，好事不好办，好事办不好。
6.终极价值方面
传统中国农村，农民的宗旨是传宗接代、光宗耀祖。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围绕生儿育女来完成人生任务，获得人生意义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正是有了明确的传宗接代任务，农民所有行为都有目标，所有辛苦都有理由。这样的终极价值让农民可以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无限的子孙延续的意义。
当前农村快速的变动不仅彻底打破了农民对传宗接代终极价值的信仰，而且让农民失去了进行村庄社会性竞争的稳定条件，从而在农村中普遍出现了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正是本体性价值的丧失造成了村庄中激烈的社会性价值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荒漠化。农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活法才是对的。
以上六点应当是当前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可以总括为文化失调的问题，当前农民之苦不是苦于物质匮乏，不是苦于劳动繁重，而更是苦于他们在生活中丧失了价值感。缺少了由人与人之间稳定联系所形成的相互期待与合作，无法从闲暇中生产出有品质的生活，反而产生出来各种低俗的伤害身心的恶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
四、造成文化诸弊的原因
造成当前农村文化诸弊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为根本的方面是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村庄社会向现代的相对开放的社会转变中出现的不适应。直接的方面则是快速城市化导致农村空心化，从而产生了各种相应的变化。
数千年来，中国农村都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与封闭，这种稳定与封闭的最典型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村庄人口比较稳定，村民基本上都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二是村民主要收入来自村庄尤其来自土地。农民在村庄土地上劳作，从中获得收成，并生活于这块祖祖辈辈都赖以生存的土地上。
人民公社时期，虽然新中国在农村进行了从土地制度到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全方位改造，普及了新式教育，推行了男女平等反传统的文化，使新中国的农村与传统时期的农村有了极大差异，但即使如此，村庄社会相对封闭和稳定的格局也未改变，农民仍然生活在祖祖辈辈生活于其中的村庄里，并且主要是从土地上获取收成。甚至到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仍然被束缚在土地上，在村庄中生产生活，村庄保持了超级的稳定与封闭。
真正的改变是在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进入快车道。在短短十多年时间，城市化率即由2000年的36%上升到2016年的57%，不到二十年时间，城市化率提高了21个百分点，1/3的农村人口进城，并且进城人口大都是青壮年劳动力。与此相关，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依赖进城务工经商收入，甚至一半以上的农户收入都来自城市，真正村庄农业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的份额越来越小。就是说，一方面，农民大量进城去了，一方面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依赖村庄以外的收入来源。这就意味着保持了千年的超级稳定的封闭村庄社会，在进入21世纪前后，终于第一次发生巨变。这是理解当前中国农村出现文化失调的一个基本前提。
因为农村人财物的流出以及农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农村社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农村年富力强的劳动力进城以及农村精英进城，使农村社会出现了人才的断层，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使村庄中的道德惩罚失去了约束效能。之前通过边缘化村庄中的违规者从而保持社会基本秩序的机制，也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条件。从村庄结构性力量来讲，传统时期留存下来的超家庭血缘组织，如华南的宗族组织和华北的小亲族组织正在式微，取消农业税后，村社集体组织也越来越缺乏调节村庄关系的能力。在缺少村庄内部有效支持的情况下，过去在村庄事务中起到调解作用的权威人士（如五老）也越来越不敢和不愿出面调解。传统的相对封闭村庄中，以拒绝帮助农户应对婚丧大事来表达集体情感、让不守规矩村民付出代价的办法，在当前社会已经逐渐失去作用。全国农村都出现了原子化的趋向，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造成了集体行动的困难和公共事务的困难，并由此表现为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中的种种负面文化现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村庄中青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留在农村的获利机会也被部分村庄精英所捕获。在都是仅依靠农村有限的土地来获取收入的情况下，农民家庭之间的收入往往相差不大，农户家庭收入的差距更多只是来自家庭生产周期的表现，即当家庭劳动力多时，家庭收入就高；家庭消费人口多时，家庭经济条件就不好。尤其是在新中国实行土改以后，农户之间的收入差异更小。分田到户也是按人口分田的，在同一个村庄，农户都有相差不多的人均耕地，也都在土地上有相差不多的收入。相对平均的收入水平使得农户之间不会有不理性的面子消费竞争。也正是数十年相对平均的收入为所有农户埋下了“谁也不会比谁差”的面子竞争动力。
分田到户以后，尤其是进入世纪之交，越来越多农户从市场上获得收入，农户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一部分人富裕起来。这些富裕起来的人引领消费，从而激发了那些仍然未富裕农户的追赶。正是苦苦的外在消费水平的追赶，让几乎所有农户都陷入到一个人为制造的社会竞争的灾难之中。
农民收入的快速分化与新中国建立以来村庄社会收入水平相对平均下形成的平等意识，加剧了当前农村社会中竞争的不理性。
诸如农村人情、建房、买车等消费，很大一部分都不是出于实际需要，而是竞争的需要。有钱人消费水平提高了，在村庄社会中就形成示范，村庄总体消费水平就水涨船高，仅依靠有限的农业收入是不可能赶得上消费潮流的。农户因此不得不想方设法增加收入来源。
消费主义的侵蚀也是构成当前农村诸多文化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现代工业社会，消费主义具有必然性。机器化大生产必须有更加现代的消费，也正是消费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有更强的增加收入的动力。
问题在于，对于收入水平比较低的农村人口，尤其是对缺少收入的老年人来讲，消费水平高而收入比较低。且消费主义越来越以消费水平来衡量人的价值，广告和时尚成为消费主义的开路先锋。
构成当前农村文化失调的最主要内容则是价值方面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实现是有本质差异的。传统农村社会中，个人本体性价值是隶属于家庭以及宗族的，而这个家族又是由去世的祖祖辈辈和仍未诞生的子子孙孙所构成的无限绵延的世系，每个人都生活在家族的“祖荫下”，传宗接代因此成为农民的宗旨，成为农民将自己有限生命投入到绵延子子孙孙的无限事业中的依据。正因如此，无论环境条件多么艰难，农民都愿意付出努力来达到传宗接代的目标。[39]
新中国不仅要建设强大的工业化国家，而且要建设现代文明国家，其中核心是接受现代性叙事。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到每个个体，以前横亘在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宗族甚至家庭都被扫荡，每个个体从地方性社会中解放出来直接面对国家，宗族组织作为反动的封建堡垒被打倒，传宗接代则作为落后的封建思想受到批判。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一代人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传宗接代”的观念，“封建残余”思想严重。1980年前后实行强制计划生育政策时，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农民正当壮年，他们仍然具有强烈的传宗接代思想，无论如何要生一个儿子的想法成为阻碍计划生育的最大阻力。到2000年前后，育龄人口不只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而几乎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接受了现代教育，具有了自我实现的价值观。对于年轻的社会主义新人来说，生儿生女都一样，个人价值和自我实现也许比传宗接代更加重要。这样一来，过去千年来支配农民行动的传宗接代的逻辑和在此逻辑下的活法就发生了改变，而新的活法仍然在探索中，还没有形成与实现个人终极价值相匹配的新活法。当前农村这样一种价值观的转换及由此产生的彷徨与混乱，就成为当前农村文化失调各方面不良表现的最深沉基础。进入21世纪，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潮流，就进一步使收入水平处于中下层的农民群体不知所措，因此各种错乱行为开始出现。
五、如何进行农村文化建设
那么，如何进行农村文化建设？我认为有治标与治本两策，在当前一段时期内，农村文化建设的重点在治标。只有当中国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建设，中华文明已经复兴之时，才有条件进行治本的乡村文化建设。
从治本的角度来讲，乡村是人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地方，又是熟人社会，是真正“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地方，是人与自然及与社会可以和谐相处的地方，也是每个人的心灵中需要拥有和珍藏的地方。在高度工业化以后，有机会与自然亲密接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远离喧嚣，远离都市，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憧憬。
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乡村文化建设不是要治本，而是要缓解当前乡村文化失调所引发的各种弊病。这些问题难以根治，却可以缓解。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多在城市，农村物质性条件大幅度改善的情况下，缓解问题的乡村文化建设极为重要。
大致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进行建设。
1.抵制消费主义的蔓延，通过多元化的文化建设对冲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村缺少收入条件的农村群体的破坏性影响。
2.移风易俗。
当前农村出现的各种恶俗风气尤其是各种铺张浪费的奢靡之风与攀比之风，严重破坏了农村秩序，恶化了农村文化环境，影响了农民的关系，国家应当给予引导，通过倡导移风易俗，甚至通过一些“软法”，来限制地方恶俗，起到一定缓解作用。地方政府倡导移风易俗当然不是非得一刀切，事事都靠国家权力的强制，而要注重倡导，其中包括对党员干部要有更加严格的纪律约束。移风易俗的经验和办法很多，中国农村范围很大，不同农村情况差异很大，地方政府的倡导必须有针对性。总体来讲，移风易俗不可能为地方政府创收，地方政府在刚开始倡导时，可能会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这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可以逐步克服。
3.村庄政治动员。
地方政府倡导移风易俗，对于抑制农村出现的各种农民深受其害的消费攀比、铺张浪费，是可以起一定作用的。关键在于，农民自己是铺张浪费的受害者，只有他们组织起来，才更有力量解决铺张浪费的问题。一些地区农民自发组织红白事理事会，倡导仪式简办，限制酒席数量和档次，限制人情礼金数额，在实践中大受好评。
最近十多年时间，国家大量向农村投入资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将资源量化到户甚至到人，比如农业综合补贴就是量化到户的；另外一种方式则是通过项目制，由各个“条条”来实施惠民工程。无论是直补到户还是“条条专政”，国家资源下乡都没有真正提高农村组织能力，提高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中遇到问题的能力。甚至因为国家资源是外来资源，在项目落地时，有村民借项目落地索要超额补偿，其他村民也有样学样，索要超额补偿，以至于国家资金投入农村为农民办好事，却发现好事不好办，好事办不好。
只有当国家投入资源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与农民参与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自己改善自己的生产生活条件。没有村庄政治动员，没有农民参与，仅仅靠国家投入资源是很难建设好乡村的。
4.闲暇时间安排。
当前农村十分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农民有大量闲暇时间，如果能将闲暇时间高质量地利用起来，将极大地提高农民的生活品质。
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人多地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人民公社通过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精巧的工分制，将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建设，从而在很短时间大大提升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水平和农民的素质，最典型的是将农民组织起来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在短短20多年就将中国耕地可灌溉面积由18%提高到46%，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人民公社还修建了近2亿亩梯田。除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外，人民公社时期，教育、医疗、文化诸方面都通过充分利用农村人力资源（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文艺宣传队员）来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均GDP水平在全世界排名十分靠后，而社会发展指数却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即与此有关。
当前农村社会，农民大量闲暇时间不仅未被利用来进行生产，而且往往都被低俗、无聊、无意义甚至不健康的活动充塞。如果能够通过文化建设让农民的闲暇生活变得充实、健康、有品位，甚至可以组织起来通过以工代赈等办法清洁家园、建设家园，这样就会赋予农民闲暇以更高品质，农民在农村的生活也就会更加惬意、更有品位，收入没有提高，却可以切切实实增加农民对生活的满意度。比如，举办文艺体育活动，通过各种健康的活动将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互相交流、互相欣赏，甚至互相帮助，就可以大大提高农民福利水平。
5.农民的互助。
还可以让有大量闲暇时间的农民互帮互助。当前市场条件相当健全下，中青年劳动力几乎都会留村会进城去获取市场机会，所以他们多会留村。不过，农村老年人缺少在市场中获利的机会，所以他们多会留村。如果能将农村低龄老年人组织起来照看高龄老年人，并获得由地方政府背书的“老年照顾券”，就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农村不同年龄老年人的闲暇形成互帮互助，由此缓解农村老年人的问题。
六、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当前全国各地农村文化建设中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老年人协会、老年互助金融、老年大学、广场舞、腰鼓队、红白事理事会、农村棋牌协会、宗亲会、乡贤理事会、五老会、图书室、文体比赛、老年合唱队、健康讲习班、健走队、健康大讲堂、摄影协会、旅游团等等，都是值得总结推广的经验。
这样一些文化建设活动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萧条面貌，但可以为农民提供缓解文化破产压力、改善人际关系、应对生活困难的诸多手段，从而使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仍然有品质相对好的生活。从而，农村就可以继续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中国现代化就会更加顺畅。再过二三十年，随着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大量农村人口进城，绝大多数进城农民都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则以治标为主的农村文化建设就可能进入到另外一个以治本为主的阶段。那个时候，农村生活将变得品质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