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时有朋友谈及大学人文精神丧失、大学精神价值失落的问题；我因此而想起了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先生就任共和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即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以作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并在会上提出两个重要提案。一是废除前清学堂管理通则中有关“拜孔子仪式”的规定；出席会议的议员经过热烈讨论，认为若将此案明白公布，恐引起社会上无谓之风潮，故只需在学校管理规程中删去这一项，此议案因此而不予成立。第二项重要议案是拟定“教育宗旨”，蔡先生提出五项：一、道德主义，二、军国民主义，三、实利主义，四、世界观，五、美感。会议最后审查的决议却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国家为中心，而以实利教育与军国民教育辅之。至美育一层，议加入中小学校、师范学校教则，俾知注意。”后议长又以加入世界观三字付表决，赞成者少数。蔡先生教育思想中“世界观”与“美育”两条被拦腰砍去，此事引起了强烈反应，一位先生因此连呼“大奇！大奇！”（以上材料引自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474—475页）
此事发生在1912年，即本世纪初。处于世纪末的我们今天看来，教育宗旨中砍去“世界观”与“美育”，后果不只是“奇”而已，简直是埋下了祸根的。
我们还是先集中讨论蔡先生的教育思想。首先要说的是，蔡先生提出的两项提案是有内在联系的，目的是在与传统的“君主时代的教育”划清界限，以为全国教育改革扫清道路。因此，蔡先生在临时教育会议开幕式上报告开会宗旨时即指出，君主时代的教育的最大特点与弊端就在于，引国民“迁就于君主或政府之主义”，“使受教育者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因此，蔡先生所要进行的教育改革，其基本目的，就是要使国民与受教育者从“服从”他者（君主，政府……）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废止祭孔，自然是因为要避免思想“定于一尊”；强调世界观教育与美育，也是为了使受教育者摆脱种种精神束缚，着力于自身精神（人格，思想，感情，心理，审美趣味……）上的自由、健全的发展。蔡先生所提出的五项教育宗旨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他根据康德哲学关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划分，将“军国民主义”（据蔡先生解释，相当于“体育”）、“实利主义”（相当于“智育”）、“道德主义”（相当于“德育”）归于“隶属于政治的教育”，它是以“现象世界”为立足点，是为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民主、平等、自由，追求“现世幸福”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但蔡先生看来，人除了现象世界的现世的追求之外，还有超越于现象世界的“实体世界”（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彼岸世界”）的终极性的、理想的、信仰的，具有宗教性的精神追求。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就不能停留于现象世界的隶属于政治的教育，而必须“超轶政治之教育”，“进而提升实体观念之教育”，即“世界观教育”与“美育”。他具体解释说，所谓“世界观教育”有两个方面，“消极方面，使（受教育者）对于现实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著；积极方面，使（其）对于实体世界，非常渴慕而渐进于领悟。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唯时时悬一无方体无始终之世界观以为鹄”。可以看出，蔡先生的“世界观教育”，是要引导受教育者悟“道”，进入形而上的，人我合一、物我合一的“浑然”境界，这与宗教境界确有相通之处。但蔡先生又希望能够摆脱宗教的独断，使人（受教育者）在精神自由的状态下进入宗教性的境界。为解决这一难题，蔡先生提出了“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他认为，“美感者，……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它一方面源于现象世界，又具有“超脱”性（“全无利益之关系”）、“普遍”性（“人心所同然”），“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同时，与宗教的强制不同，它以发展个性的自由为前提，最大限度地唤起人的内在的创造精神与能力为目的。在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体系里，“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德育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美育教育”两大部分，前者是现象（此岸）世界的，隶属于政治的，国家本位的，形而下的，经验的，相对的，偏于“术”的；后者是实体（彼岸）世界，超轶政治的，人的个体精神本位的，形而上的，超验的，偏于“道”的。两者互相矛盾，又互相补充、制约，渗透与影响，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它表现了蔡元培先生作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教育家与自由主义教育家的统一，因而，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但蔡先生同时又强调，“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也就是说，在蔡先生的教育思想中，“世界观的教育是教育的终极目标”（参看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有关论述）。他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于他为教育与大学所下的两个定义上：“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而在学问的研究上，他又主张：“我们固然要研究各种科学，但不能就此满足，所以研究融贯科学的哲学，但也不能就此满足，所以又研究根据科学而又超绝科学的玄学”，他强调的是终极价值体系的重建，而大学正是责无旁贷。在具体学科的设置与安排上，他明确提出：“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所以于《大学令》中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此制迄未实行。”
前文所引最后一句“迄未实行”，说到了蔡先生教育思想在中国现实中的命运：尽管人们以蔡先生为中国现代教育之父，但他的教育思想却从未完整地实行。这恐怕也是中国一切先驱者的命运。正像本文一开始所介绍的，从民国初创立教育宗旨时，即已被阉割：只剩下了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与德育的教育这下半截，而上半截世界观教育与美育则被腰斩了。这腰斩又意味着什么呢？蔡先生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这就是说，如果教育只剩下下半截，局限于“隶属于政治的教育”（尽管蔡先生仍是很重视这些方面的教育），教育就不能从根本上与专制时代或含专制性质的时代的教育划清界限，完全走出其阴影。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原因自是多方面的；蔡先生曾谈及中国民族、国民常“见小利，急近功”，少有超越性的思维，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儒家学说对形而上问题的回避，导致中国宗教传统的匮乏，缺少终极性的关怀，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致蔡先生所倡导的形而上的世界观教育与超功利的美育，很难被人们所接受，更谈不上不变形地实现了。这正是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基本的难点吧。
我想，厘清发生在本世纪初的这场历史的公案，对我们认识今天所面临的教育问题，是会有启示的，至少说明积弊已深，必须从根底上，对教育的基本观念、宗旨——例如“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中、小学校？办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些原点进行重新思考。
1998年3月12日写毕于燕北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