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隆中对》的高明，在于它具有全局观念，同时又充满长远眼光、前瞻意识。一方面它高屋建瓴，统筹全局，提出了“跨有荆益”、“两路出兵”的“三分割据纡筹策。”另一方面，它的可行性建立在诸葛亮所提出的一系列实现战略目标相应方法手段系统完善的基础之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兵学思想的发展一个重要的特色，是军事战略对策研究的风靡，注重务实，强调实用，使得兵学理论的建树紧密贴近战争活动的实践。这中间，诸葛亮为刘备所献的“隆中对”（又称“草庐对”）实具有典型的意义。
《隆中对》为刘备集团勾画了求生存，谋发展，取天下，致统一的系统完整的战略方案，面世以来，一直脍炙人口，被誉为文人战略家战略谋划的典范，千秋独步的战略名对。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刘备作为其中一支武装割据势力，也在此时悄然崛起，但是在他遇到诸葛亮以前，虽有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并长期矢志不渝，但因没有一套合适的战略纲领，结果是东奔西逃，始终未能拥有自己稳固的地盘，不得不寄人篱下。所以他“三顾频烦天下计”。而诸葛亮在遇到刘备之前，也隐居隆中，大志无所伸。二十年后，诸葛亮曾深情地向后主回忆这次君臣际遇：“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曲，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可以说，“天下英雄”刘备的屈尊下顾、虚心求教，以及他复兴汉室、拨乱反正的忠肝热肠，都使诸葛亮深感知遇之厚，于是才和盘托出《隆中对》这一卓绝千古的战略名对。
《隆中对》的高明，在于它具有全局观念，同时又充满长远眼光、前瞻意识。一方面它高屋建瓴，统筹全局，提出了“跨有荆益”、“两路出兵”的“三分割据纡筹策。”众所周知，谋全局的核心，首在战略目标的确定。诸葛亮以恢宏的气度和思接千古的见识，指陈时势，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分析现实形势的基础上，指出在各种集团的消长纷争中，曹操是刘备的主要敌人。所以，刘备的现实目标应该是“跨有荆、益”，即利用各种矛盾，夺取天下要冲荆州和天府之国益州，作为自己的立足之地，以此为角逐天下的根本，从而实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霸业。对现实目标的这一定位，是对天下大势的洞察，对敌我关系现状和变化趋势的把握，同时，也考虑到了战略地缘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隆中对》的根本宗旨在于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体现了战略决策上的前瞻意识。所以，它在制定现实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刘备集团的长远战略目标，这就是“待天下有变”，由荆州、益州两路出兵，互相配合，密切协同，构成钳形进攻之势，兵锋北上，席卷两京，收得中原，兴复汉室。这里，它虽然未明言孙权的前途问题，但言下之意，待消灭了主要敌人强曹，孙权之接踵而亡自不待论矣。到那个时候，实现全国的统一，也就成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情。
另一方面，《隆中对》所反映的大局观念与战略前瞻意识，并不是诸葛亮本人的突发奇想、闭门造车。它的可行性，建立在诸葛亮所提出的一系列实现战略目标相应方法手段系统完善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它的战略前瞻不是虚幻的“画饼”，而是极有可能实现的现实，目标的长远性与方法手段的有效性是协调一致的。这些方法手段包括了：
第一，利用“天下思汉”的普遍心理，凭藉刘备身为“帝室之胄”的优越背景，作为政治资本，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以与曹操之“挟天子以令诸侯”做法相抗衡。
第二，推行“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的方针，做好“外交”工作，为自己争取安定的战略后方和比较可靠的盟友，从而保证自身的安全，使得自己能左右逢源，创造出有利于自己发展壮大的外部环境和良机。
第三，“内修政理”，整顿吏治，清明政治，发展经济，搞好内部建设，积蓄实力，文武并用，刚柔相济。
可见《隆中对》中有关战略长远目标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深思熟虑了未来战略发展趋势后的独到心得，它的战略前瞻意识是鲜明合理的，因为它以政治、经济、外交努力来实现战略目标的奋斗相配套和呼应，实际上已为战略前瞻意识的明确化和可操作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显而易见，《隆中对》是诸葛亮在形势最低迷之时慧眼识先机，为刘备集团所制定的完整统一战略预案。它见微知著，占隐察机以及战略上由弱转强的思想筹划，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隆中对》实施之初，就使刘备取得了赤壁大战的胜利，并使刘备集团迅速起弊振衰，据有荆州大部，继而进一步拓展西川，攻取汉中，终于开国蜀汉，达于三国鼎立。尽管军事活动的动态性与不可捉摸性等因素干扰了《隆中对》战略计划的下一步发展，所谓“天下有变”，变来变去，是变得对刘备集团日益不利，终于使诸葛亮更为弘远的战略前瞻渐渐成为“明日黄花”，与占据中原、兴复汉室的目标渐行渐远，但它毕竟是卓绝的以全局观念突出、前瞻意识鲜明为特征的统一战略预案。正如前人所评价的那样，它是“孔明创蜀，决沈机二三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将帅之弘规也”。
三国以降，《隆中对》的两路进兵、统一全国的战略规划，曾成为引起历代争论的问题，如宋代人苏洵说：“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见大险也，徒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击，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以制中原哉？”(《嘉祐集》卷三，《权书》)意思就是说，以剑门相隔的四川盆地，作为保境自守的根据地尚且不够理想，更遑论以此为基地去进取中原，经营天下了。而南宋时期的朱熹则坚持：“若无意外龃龉，曹氏不足平，两路进兵，何可当也。”(《朱子语类》卷一三六)
我们认为：朱熹之论，因出于维护蜀汉“正统”，过分推崇了《隆中对》，但是，像苏洵那样完全否定《隆中对》的价值，也属故作惊人之论，博人眼球而已，所以难怪朱熹视其为纵横家。当然，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考虑，《隆中对》的确不是无懈可击，尽善尽美。其失误，主要表现在“两路进兵”的长远目标过于理想化。毛泽东针对苏洵以上议论，曾作过一段发人深思的批注：“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焉得不败！”
这里所讲的“二分兵力”，指的就是《隆中对》中所设想的从荆州、益州发动钳形攻势，北伐中原，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的确，为大巴山、巫山相阻隔的荆、益二州，相互之间很难进行支援。尤其是在当时的通讯、交通条件下，悬隔千里而要协调战场动作，使之互相策应、配合和支援，实难做到。加上刘备集团本来就是兵寡将微，二分兵力恰好是犯了分兵之大忌。所以，毛泽东的批评无疑是非常有道理的。另外，《隆中对》提出既要“跨有荆、益”，又要“外结好孙权”，即希望刘备在保有荆州这一战略要地的前提下，维持与东吴方面的联盟关系，这多少也有一些一厢情愿了，在现实中实难鱼与熊掌兼得，必然会碰壁。
然而，尽管有种种缺陷，《隆中对》仍不失为中国历史上卓绝非凡的战略对策，而且这些缺陷也根本无损于诸葛亮雄才大略的战略家光辉形象。
（本文摘选自《中国兵学思想史》，黄朴民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