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内容之一，自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始终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统治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发挥过极其重要的影响。作为一种统治思想学说，它对于军事问题自然会有自己的基本认识与主张，由是而形成了体系庞大、个性鲜明的儒家军事思想；而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它对军事问题的一般理性认识，也势必要渗透和作用于中国古代兵学的构建过程之中，在传统军事文化身上打下自己的烙印，对古代兵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制约规范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探讨儒家军事思想的基本内涵、主导特征以及它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有助于我们今天全面理解和把握传统军事文化的本质属性与嬗递趋向，客观评价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历史上的儒家，有一个长期延续与演变的过程。自孔子开创儒家学派，确立其基本文化内涵与思想倾向之后，儒家便一直处于自我丰富、自我完善之中。在战国时期，由于师承关系的不同及其受其他学派影响深浅的差异等因素，其内部曾有合乎逻辑的分化。用韩非子的话说，便是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其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有两派：一派是发轫于子思、成熟于孟子的思孟道德学派；另一派就是“孙氏之儒”，即以荀子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它们都尊奉孔子的基本理论，宗仁尚义，但是却各有自己的特色。即思孟学派侧重于对仁义的阐述，特别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自我修身养性；而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批判地综合各家，尤其是兼采管仲学派的思想成分的特色，侧重于对“礼制”与“礼教”的阐述，注意克服儒家“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弊端。
（一）
作为先秦儒学的集大成者，荀子军事思想也是先秦儒家军事思想的最系统的总结者与最权威的诠释者。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形态，它的基本内涵突出地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注重区分战争的性质，提倡以吊民伐罪为宗旨的“义战”
荀子根据其政治思想的原则立场，十分强调对战争的性质加以区分，把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战争明确划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大类。在他看来，凡是基于吊民伐罪、拯民于水火之中的立场而从事的战争，就是正义的、合理的，应该拥护；反之，凡属于以满足统治者私欲为宗旨而进行的战争，则是非正义的、逆天背道的，应该加以谴责和反对。这是其军事思想中的一个根本性观点。
荀子认为那种拯民水火、吊民伐罪，为实施仁义而开辟道路性质的“义战”，不是虚幻的想象，而是普遍存在于历史上的： “是以尧伐 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荀子·议兵》）。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义战”也是应该成立并积极推行的。荀子进而指出，“义战”顺乎天而应乎民心，“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因此必定是所向披靡，无敌于天下；“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荀子·王制》）。
“义战”既然如此合乎天道人心，又这样成效显著，荀子就据此而逻辑地得出结论，从事“义战”，就是用兵上的最理想境界，是任何战争指导者都应该执著追求的战争宗旨：“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喜悦”（《荀子·议兵》）。
荀子既然将战争的宗旨简单规范衍化为仁政、德治原则的推行与实现，那么对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战争活动要采取基本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了，在他们看来，与“义战”相比，社会生活中“不义之战”要多得多，它们给国家与人民所带来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
荀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正是战争高度频繁、激烈，其后果日益残酷，历史正进入从兼并逐渐显现天下统一端倪的阶段。然而荀子拿自己的政治原则与当时的战争现实进行衡量，衡量的结果是将当时顺应历史进程的战争定性为“不义之战”，予以抨击和斥责，反对动用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指出“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孟子·仲尼》），并强调倚恃武力的不美妙结果：“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势。故民虽有离心，不敢有畔虑。若是则戎甲俞众，奉养必费。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荀子·议兵》）。
由此可见，荀子所秉持的是“义兵”至上，“礼乐”为先的基本立场，对兵家“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观点予以全盘的否定。以下的这段话典型地体现了荀子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态度：“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无礼义忠信，焉虑率用赏庆刑罚势诈除隘其下，获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则至，使之持危城，则必畔；遇敌处战则必北，劳苦烦辱则必奔；霍焉离耳，下反制其上。故赏庆刑罚势诈之为道者，佣徒鬻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荀子·议兵》）。
显而易见，荀子区分战争的性质，明确提出“义战”与“非义战”的对立范畴，这是其军事思想，特别是其战争观比较成熟的标志。先秦诸子中其他学派虽然也对战争的“义”与“不义”性质有所阐述，但就深度而言，却不如荀子，当然也包括孟子在这方面的建树。
第二，突出军事对政治的从属关系，表现出显著的民本主义色彩。
荀子的学说与孔、孟一样，是一种以政治伦理为本位的思想体系，因此其军事思想在其整个理论建构中居于从属的地位，强调军事对于政治的依附从属关系，乃是其军事思想的特色之一；而崇尚民本、重视民心归向对于战争成败的意义，则是荀子军事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
荀子是先秦儒家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对军事从属于政治、民心归向决定战争胜负的认识可谓是十分深刻与透彻。他肯定“仁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强调指出“故古之人，有以一国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修政其所，天下莫不愿，如是而可以诛暴禁悍矣”（《荀子·王制》）。
为了达到这一理想，荀子认为，一是要提倡附民爱下，力行仁政：“行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荀子·议兵》）；“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于善附民而已”（同上）。
二是要修礼。荀子视礼为“治辨之极”“威行之道”，“功名之总”，认为只有尊奉礼义，遵循制度，尚贤使能，教化百姓，顺从民心，才能造就军事上的强盛：“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故藉敛忘费，事业忘劳，寇难忘死，城廓不待饰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劲”（《荀子·君道》）。否则，便会民众离心，导致军破国亡：“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同上）
由此可见，荀子始终把政治清明、民心向背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强调只要赢得民心，便可以无敌于天下。而争取民心的关键，在于修明政治，推行“仁政”与“礼乐”。荀子军事思想中的这种民本精神，显然具有进步意义，对后世军事思想的发展不无积极影响。
第三，文武并举，致力于国防建设；尊卑有序，提倡以“礼”治军。
儒家是“家国一体论”者，因此对国防问题予以关注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提倡气节，严格夷夏之防，主张抵御外侮，团结民众共同对敌，追求国家安定、民众安居乐业，保持中华文化的承续性，从而奠定了儒家国防理论的基本立场。在具体国防建设指导方针问题上，儒家主张文武并举，政治与军事相互倚重，密不可分，“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深刻地阐明了政治与军事、经济建设与国防巩固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一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国防建设指导方针。
荀子沿着孔子的思路前进，在具体的国防建设措施方面，提出了不少精彩的意见。首先是要顺从民意，以民为本，积极调动普通民众参加国防建设事业，尽可能使民众与统治者的意愿统一起来。其次主张加强国防后备力量的建设，提倡教育与训练民众，使其掌握基本的军事技能，能够从军作战，共卫社稷，维护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其三，主张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建设起一支能征惯战的强大军队，并注意造成一种清明和谐的政治环境，以求在战争中牢牢立于不败之地：“辟四野，实仓廪，便备用，严刑罚以纠之，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荀子·王制》）。当然荀子的国防建设主张与法家等学派还是有重大区别的，这就是它以仁义为本，而不一味推崇暴力，迷信武力，所谓“无兼并之心”和“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当汤、武之仁义”（《荀子·议兵》）云云，正反映了荀子国防观的独特性格。
荀子在治军问题上也有比较系统的主张，其基本内容是提倡以“礼”治军，重视将帅道德品质的修养，强化军队内部的等级秩序，这一切正是荀子“礼治”理论在治军问题上的具体反映。
荀子讲究“礼治”，在治军上就是主张运用“军礼”来治理军队，指导各方面的工作，以期行必中矩。孔子曾就此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礼记·仲尼燕居》）。所谓“军礼”以是军队根据儒家“礼乐”精神而具体制定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到了荀子那里，对“礼治”的强调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礼乐”成为了军队强盛，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上不隆礼则兵弱”（《荀子·富国》）；“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荀子·王霸》）。
在治军中认真贯彻“军礼”的基本前提下，荀子十分强调将帅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对将帅品德修养问题作出了全面的阐发：“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荀子·议兵》）；“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同上）。认为能够做到以上几点，这样的将帅以是杰出的将帅，“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同上）。
（二）
从先秦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诸子思想存在着一种由对立向融汇更替的发展趋势，即从前期的思想对峙性质突出向后期的相互兼容特色显著的过渡。
很显然，在先秦诸子之间，有着一种学术思想在对峙冲突中走向兼容的倾向。这一是表现为诸子各家对不同学派的抨击和攻讦；一是表现为诸子在自己的学说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汲取他家的某些思想，来丰富自身。前者，体现了诸子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反映出其“异质”的一面。正是由于这种“异”的存在，诸子各家间就有了“交流”的必要性。后者，体现了诸子间的内在联系与贯通，反映出其“同质”的一面。恰恰是这种“同”的现实，又给学术思想的“交流”提供了可能性。前者是占据主导的，后者则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所以，这种学术思想的兼容，乃是对峙基本前提下的融汇。由于对峙，决定了各学派之间的特有的基本面貌；又由于兼容，各学派才能不断丰富发展自己。这一学术思潮嬗变的大趋势，决定了诸子的军事思想同样有一个由“异”趋“同”的过程。
一般地说，在战国中期之前，诸子学术思想的对峙性尤其显得突出。当时诸子间，对于吸收自己对立面的有用东西来丰富充实自己的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而往往以比较决绝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学派，将排斥他说、攻击异端引为己任。孔子曾明确主张：“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孟子之排斥异端，尤是众所周知：“杨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墨家、法家、道家等学派同样也致力于“攻乎异端”，如墨家曾借晏婴之口极力贬斥儒家：“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业……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墨子·非儒》）。
这样的社会思潮氛围，反映在当时儒家的军事思想上，就无疑要使其更多地凸显自己独特的风貌，表现出应有的纯粹性。这里我们可以举孟子为例。在孟子那里，当时的战争完全都在被否定之列，任何有违于“仁义”的军事活动都受到无情的抨击，“霸道”毫无立足之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对于那些同自己战争观念不合的学派，如提倡“农战”的法家，讲求战胜攻取之道的兵家，推行合纵连横之术的纵横家以及农家等等，孟子都主张处以严厉的惩罚，“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可见，孟子是要在强调学派对立的前提下，通过排斥、反对的途径，来确立自己军事思想的正统地位。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之间交流的增强，先秦诸子代表人物也渐渐开始考虑如何在保持自己思想主体性，肯定自己思想正确性这一前提下，借鉴和汲取其他学派的某些思想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说。《荀子》对此有比较集中的反映。他一方面同样尖锐地抨击除自己学说之外的诸子百家，继续在那里大力提倡“统一思想”：“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荀子·非十二子》）。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地承认和肯定不同学派具有某些合理内涵：“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荀子·解蔽》）。这表明，从战国中期起，学术思想的交流兼容在思想对峙斗争的条件下，已渐渐地开展了起来。
这种学术发展史上的新气象，同样要对荀子的军事思想的构筑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作为儒家历史学派的代表者，他的学说具有批判地综合各家之长的强烈的时代特色，这在其军事思想方面也同样有鲜明的体现。他一方面同其他儒家一样，也崇尚人本精神，构筑用兵的理想境界，提倡“仁义”“礼乐”，主张行“仁义”之师。但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实现这一目标的困难性，故退而求其次，也肯定霸道的地位，将军事上的成功划分为二个层次，一是高层次的，即王道的层次；二是低层次的，即霸道的层次。这样荀子比孟子等人就大大前进了一步，使自己对战争问题的思考从政治学领域真正跨入了军事领域。
从《荀子·议兵》诸篇所反映的内容来看，荀子的军事学术造诣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包括：第一，荀子仔细分析了当时列国诸雄的军事状况，指出其军事制度上的利弊得失，正确预测了其日后军事的发展前途以至整个国运的盛衰：“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荀子·议兵》）。第二，荀子对将帅品德修养和有关指挥艺术，进行了精湛的分析总结，提出了“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圹”等一系列具体的理论。第三，荀子阐述了某些具体的军事纪律和战争善后措施。第四，荀子注重战前的军事准备，以保证战争的结果符合当事者预期的目的。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荀子已充分汲取了法家、兵家学说中的不少合理成分，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战国中晚期诸子军事思想由对峙向融汇过渡的基本趋势。这也就是荀子军事思想源于孔、孟，又远远高于孔、孟的缘由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荀子为先秦整个儒学军事思想的总结与传承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乃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