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态问题是个复杂而又简单的问题。说它复杂主要体现在其内在的动因、外在形式的多样性、主体的广泛性、主体的动态性等方面，需要研究者广泛的了解和高度的概括。说它简单主要就每个社会成员的认知、感受其外在的形式非常直接，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体悟出一些自己所处的社会单元的社会心态。我在本文中主要就目前社会成员的政治道德、社会伦理、文化意识等方面的一些事关我们未来稳定发展的社会心态作一点简单的分析，不求全面，力求准确，重点关注主流和方向。

一、冷漠关心的心态。所谓冷漠的关心，就是表面上关心、实质上冷漠。他们对于一些社会问题不是漠不关心，从表面看人们还是很关心一些问题的，尤其是一些大众公共话题、社会热点问题。但是他们的这种关心缺乏明显的公共价值导线，不关心其中的是非得失，不以一些社会问题的所蕴含的意义来启发自己的社会行为、价值观念，  更多的是只是出于一种好奇心，想了解一点情况、增加一点认识而已，任何事情都很难激发他们积极参与的热情，表现出与己无关的超然。这种冷漠的关心心态在高校知识群体中也表现得明显，与1980年代之前差别很大。

二、弱者的个体心态。具体表现就是：始终把自己的个体利益视为第一位，始终认为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实现，总是有一种自己与社会、单位、他人交往和合作中吃亏的心理，总有一种对于社会关系的被束缚感、不信任感、不安全感。无论是国家机关公务员、高校教师、企业家，还是一般城乡人员，无论是有权的、有钱的、有知识的还是无权、无钱、无知识的，都对自己的前途存在一种有意识或者潜意识的担心、困惑、恐惧，都表现出自己是弱者的委屈和无奈。但是，在关于国家、单位、集体、社会的前途和地位的认识上，个体社会成员的忧虑、担心少了不少，尤其比较过去更是大大减少。按理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飞速增长，全体社会成员的经济权、人身自由、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各项基本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人们应该有一种强烈的自我价值的肯定感、认同感。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信号，表明我们社会成员对于现实社会关系的认同感缺失，共同理想价值观的基础不足，社会共识不足。

三、反精英的民粹心态。这侧重表现在仇官、仇富、甚至仇视知识分子上。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追求平均主义的农业社会，具有浓郁的民粹文化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一直倡导共有、共享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强调政治经济上的社会平等成为一种共同的心理文化追求。但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打破大锅饭的做法，我们强调了效率优先，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这种分化在改革的初期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但随着人们生活追求的不断提高和社会资源的相对固化，人们的不平衡感逐渐浓厚，日渐发展为仇官、仇富，这就有非理性的色彩，很容易引起社会混乱。

四、去政治化社会心态。去政治化事实是一种反现实政治的方式和方法，因为没有哪一种社会价值观念和实践可以脱离现实的政治制度和体制。去政治化心态在现实社会中非常严重，尤其表现在文学艺术生活当中。凡是与现实政治正面价值取向有关的内容和形式都唯恐避之不及，无论对于主流话语体系还是现实的政治实践骨子里不屑不顾。应该说，去政治化是人们对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社会生活过度政治化后的一种矫正，但现在的问题是把这种矫正变成了一种失去方向的追求，必须要加以引导和再矫正。

五、 虚茫化、娱乐化心态。这种心态总体是去价值化思潮的一种结果，也是经济初步繁荣期人们物质生活追求达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经过程。在这种心态的主导下，谣言盛行、迷行盛行，价值观扭曲，人们以丑为美，以过程代替结果，把热热闹闹、风风光光、肤浅幼稚视为一种时尚，把一切神圣的内容和形式置于无知状态。这样的娱乐化实践过程的结果就是空虚和无助，最终导致集体存在感的丧失。

当前中国社会人们的心态是复杂多样的，以上所列举的五项远远不能囊括全部，而只是目前比较集中的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和实践关联度比较密切的几种形式。这些形态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说是整个社会环境变化的结果，改变这些心态的最终途径也是要着眼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但社会公共机构和社会成员个体不是对之应该持无所作为的态度，而是要采取合适的方式方法。公共权力机构不能简单用行政权力来强制改变社会心态，主要应当依靠文化宣传、舆论导向、学校教育等微风细雨的方式，要改变导致某些社会心态产生的不适宜的体制机制，要通过新的社会实践、政治实践来杜绝产生那些社会心态的土壤。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