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秩序”是费孝通在199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是他准备在莫迪拉·甘地国际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1993年的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重新定义良好社会”（Redefining the Good Society）。费孝通着重讨论“秩序”问题，包括生态秩序、社会秩序、心态秩序三个层次。20世纪最后十年，“秩序”渐渐成为诸多学科的学者共同关切的问题，包括现代中国哲学的三大流派也都各自提供了它们的秩序诉求与秩序原理。
笔者在《动力与秩序：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与转向》一书中也曾对此做过一些讨论。不过，对于费孝通当初提出的“心态秩序”，笔者的确所知甚少，只是因为在研究近现代中国哲学尤其是观念史的过程中不能远离社会史，时而会涉及“社会心态”，故想谈谈多年来思考的“动力式文明的社会心态”问题。
如何理解“心态”与“秩序”
我们通常说的“心态”，作为一个日常词汇时多指个体的心理状态，有时也可说是“心境”。但是当某种心态具有普遍性的时候，就会形成所谓“风气”的现象，其内里是共同的社会心态。贾平凹早年有一部小说《浮躁》，题目很能表达当时人的心态和社会风气。近来颇受关注的“内卷”“躺平”，并无系统的理论，也能形象地展示出某些群体的“心态”。又如，网络争论容易变成互撕、对骂，这种风气后面就有“心态”问题。因为如果把网络看作一种公共商谈的平台，它的正常运作需要交谈各方皆具有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见识、美德、善意”三个要素。除了见识、美德以外，良性的对话还有赖于各方具有对话的善意即良好的心态。可见，健康的社会生活需要提倡良好的社会心态，而“心态秩序”也就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和目标。
在这层意义上，笔者所理解的“心态秩序”中的“心态”（mentality）类似于“内在态度”（inner attitudes），属于史华慈所谓广义的“固定化的思想‘产品’”，在英语中mentality本意可以指智力、智能或精神能力，与思维过程、内在态度等一样，不能简单地归类为“知性思想"（intellectual）。从宽泛的视角看，可以将之理解为“思维风格”，它的边界没有那么明晰，因为它似乎牵涉我们理智活动的兴趣倾向和我们心灵更深层的“精神结构”。假如从深层心理学看，还涉及动态的意欲，连带其背后部分的根源即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不过，即使不像物理主义那样把它归结为脑科学的一个课题，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心态”与进入文本的概念、观念（尤其是被理论化的），其固定化的程度和时空延展性长短不一，更容易流动而无定形。因此，我们只能满足于有限地摹写对社会“心态”的体味。
当然，“心态秩序”还涉及何谓“秩序”。秩序分本然秩序和规范秩序。凡事既存在，必有其秩序，即使流动易变的事物，也存有其本然秩序；“失序”“秩序混乱”“秩序不好”也是一种“秩序”，不过不符合人们心中的规范性秩序。而“心态秩序”不仅意味着相对个体化和动态性的心理现象也要具有某种相对稳定的结构，而且意味着“心态”合乎某种规范性的甚至理想的“秩序”。如此说来，“心态”总是具体的。所谓具体，有四层意思：
第一，它一般是个体的心态，个体心态又具有共同性，从而形成了某种“社会心态”。对此，我们可以施加以某种程度的分析，但总体把握则需要体会。第二，“心态”有方位性，同一主体面对不同的事件，心态的表现可以不同，尽管在更深的层面有稳定的成分，因而可能形成“心态秩序”。第三，从社会心态而言，对于同一事件，不同阶层的心态未必一致，甚至南辕北辙。因此，我们研究关注的焦点可以集中于社会主流阶层，兼顾其他阶层。因为在社会分化还很严重的情形之下，各个阶层的“心态”不可能整齐划一。但是，社会主流阶层担负着引导社会的责任，如果这个阶层的“心态”不够健全甚至败坏了，那么社会心态可能就处于真正的“失序”状态。第四，“心态秩序”是具有时间限度的。换言之，我们只有定位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阶段，才能对之展开讨论。今天的会议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与文明新形态的型塑”的框架下讨论“心态秩序”，在笔者看来，就是想借“心态秩序”这个概念，讨论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之后，动力式文明的社会心态如何是“好”？
影响现时代的中国社会心态的基本变量
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从现代化给中国社会带来更为基础性、根本性的变动而论，就是中国已经迅速演变为一种动力式的文明。这个判断很可能引来争议，需要单独专门的论述来处理，本文暂不赘述。但是，我们从1900年“一阳来复”到今日“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的确有过一段奇迹般的高速发展从而进入“新时代”的确定事实，因此可以尽可能客观地盘点一下，影响现时代的中国社会心态的最基本的变量有哪些？
第一，技术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动力。从19世纪中叶国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中间经过“中体西用”“科学救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直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除了某些短时期的曲折以外，近现代国人始终在追求技术的进步。最近40多年，这一追求表现得尤为强烈，这部分地解释了中国何以能够在进入21世纪以来搭上“技术时代”的快车，并且不惮与强者争胜。从第一次现代化即工业化开始，现代性就表现出其最重要的特征，即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进而迅速提高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中国工业化的过程虽然曲折，但是成果显著，尤其是这40多年来，我们经历了电子技术、互联网、生物科技等新技术对生活世界的深刻改变，近期知识界对“元宇宙”的热情，追问的也是技术集成创造如何能开辟新的生活图景。
第二，技术时代的另一个驱动力量是资本。全球化意味着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与技术的结合造就了新的生活格局。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对全球化的迎拒折冲，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由被动到主动的历史。尽管“逆全球化”浪潮汹涌，但是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言，资产阶级开始创造统一的世界市场以来，全球化本来就不是线性的运动，尚无足够的理由让我们相信它会因为反向的回流而终止。全球化的一个特点就是资本的跨国流动，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正在建设国内的统一大市场，并且更大程度地对外开放。像技术一样，资本必定追求增值，它的本性就是追求扩张、增值和冒险。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带来的新的不平等固然为人们所诟病；但是，制约资本无序扩张的要求和更多人享有美好生活的愿景，离不开社会财富总量的高速增长，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第三，影响社会生活的另一个变量是政治，在某些时间节点，其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在后发的工业化国家中，国家主导现代化进程，离不开国家能力的提升，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把追求国家“富强”放置在优先地位，经济“繁荣”与国家“富强”互为表里。国外汉学家曾努力去理解现代中国何以有如此强大的国家能力，须知，这种国家能力建立在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之上，它与大一统国家的构想是互为因果的。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从传统的“无为而治”的小政府，转变为能够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并有效治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政府，普通底层民众亦较为乐见一个更有为的政府来增强国家能力。
第四，“民族复兴”赋予的道德意义。客观地看，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复兴是高度同构的。繁荣富强使得中国有了更多的身份认同的吸引力。此外，由于辉煌的古代文明和近代中国的历史屈辱，中国人普遍地存有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近现代的历史性怨愤，对于中国的国际声望、国际秩序的不平等亦高度敏感，因而改变现有秩序的愿望实际上十分强烈。
以上几项决定了中国人的心态总体上是积极进取的、追求变革、外向的。它与中国进入现代，转变为动力式文明的历史是相对应的。如果用里亚·格林菲尔德对中国读者的话来说就是：“你们在登上世界舞台之时，正值我们的文明已经在无法解决的矛盾或即便能够解决也代价巨大的矛盾中超支了自己，创造潜力已经快要耗尽。你们现在拥有曾经使我们富有创造性的那种思维方式，拥有曾经使我们变得强大的民族主义竞争精神。”当然，中国式现代化也有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特征，但从中国社会的整体心态而言，“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已经转变为“立功”居于优先性的排序，这是基本确定的事实。
“秩序焦虑”与“重建秩序的张力”
前文简述的是当今社会心态的显性一面，它是现代生存方式决定的社会意识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也不是恒定不变的。在前面我们讨论“心态秩序”前，就已经预设了社会心态的具体性，它有一个不稳定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包含了不同的成分。全面地分析这个结构的各种成分并非本文讨论范围。我们需要讨论的仅仅是最近几十年，与经济现代化高速发展互为因果的积极进取心态的另一面，即人们心底存在着的与之相向的明显张力。
中国式现代性是“从学习型的现代性到反省型的现代性”，在过往的170年中，中国人曾经如饥似渴地向外部世界学习，这与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不平等语境下，中国人外向的、积极进取的心态是吻合的。而在进取导向的心态中，还有对于规范性秩序的追求。“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其后的社会巨变——连续而频繁的变动，导致国人感觉到“确定性的缺失”，因此，在不确定的时代对确定性的寻求，又构成社会心态的另一面。它既表现在回顾现代化过程中对于过往“失序”之反省，又表现为对此过程的前瞻中的“秩序焦虑”，其实质是在不同愿景之间选择的可能性及其限度的意识。
“秩序焦虑”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并不是完全新的现象，现代化早期尤其是20世纪初就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广泛地出现。但是此时与彼时的区别在于，20世纪初主要是“失序的焦虑”，而且当时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而20世纪末至今的乃是“重建秩序的张力”。后者的本质在于，中国人在什么阶段可能真正摆脱两千年农业社会治乱—荣枯—分合的周期性循环，将近代社会革命和现代化的积极成果转化为整个社会长期平稳发展的平台？用古代儒家的抱负而言，它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即“为万世开太平”。
以“重建的张力”为视角，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文化层面，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独特性和历史连续性的高度自豪，与在现代性发育中累积起的问题之解决方案及其前景的纷争，始终互相纠缠。比如，它们与普通民众对于柴米油盐等日常问题的心态密切关联：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和社会信任降低广泛地困扰着国人。也因此，知识界时时流露出对古代生活的“乡愁”，对1980年代乃至民国时期的怀念，对古代“太平盛世”的迷恋、盛赞古礼乃至某种“返魅”的意向。又如，在一些社会中等收入人群中，“教育焦虑”似乎与日俱增，渴望稳定和害怕“阶层固化”的社会心态同时并存。前述“躺平”“内卷”等可以视为它的悲观主义表达，而乐观主义的表现则是，在社会经济收入不平衡的当下，人文学者热衷于讨论技术发展所展示的“智能时代”乃至“元宇宙”等新概念，希望在虚实交融的空间中创造新的社会交往关系。
与此同时，从现代化起步开始，中国人始终没有脱离国际关系、世界格局去考虑中国自身的问题。20世纪末，“中国崛起”将如何改变世界秩序就被广泛关注。如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秩序新的可能以及中国的角色，理所当然地成为热门话题。在今天国际政治事实上服从“丛林法则”的历史条件下（按照费孝通先生当初的判断，当今乃为“世界性的战国时代”），仍有许多人在讨论，中国是应该恢复曾经有过的“天下之中”的地位，还是可能开出“各美其美”的“新轴心时代”？
笔者罗列上述众多现象，目的是要说明，如果我们具有以赛亚·伯林所谓的“现实感”，也许可能窥测到在那些言明的甚至理论化的表述之下，隐藏着在“重建秩序”问题上的张力。把人的心态与社会发展及文明进步联系起来，有点类似柏拉图在讨论“正义”的时候，把正义的城邦与正义的人联结在一起，正义的人的心灵必定是有秩序的，是理性联合激情控制欲望而形成的和谐的秩序。这种思维方式与儒家的理性主义秩序观念十分类似。当初梁漱溟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曾经用“意欲”的“向外”“向内”“向后”三种追求来区分西、中、印三种文化及其哲学，作为一种文化哲学，其善巧与否尽可讨论。但是，其中似乎也蕴含着构建秩序的不同指向及其原理，若略去其整体主义的具体内容，借此三种方向来描摹追求秩序的心态，不妨说此三种方式在当今中国是同时存在的。因而，倘若要说理想的“心态秩序”的话，外向的进取心应该继续居于优先的地位，在扬弃了进步主义的乌托邦以后，继续保持对文明进步的追求，对于中华文明的未来之意义重大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又有必要辅之以内省、谨慎和节制的意态，既要警惕因为国力的高速增长而忘却对客观规律的敬畏与主体能动的限度，又要防止整体向后转的心态支配社会风气。
孔子曾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共同寻找现时代的“中行”之道，大约是一个动力式文明社会心态渐趋成熟的标志。
高瑞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本文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5期，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