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关于民族性格或变动中的社会心理的讨论中，“开放”都是一个社会、一个群体或单个个体的精神世界的积极呈现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现代性的表征。开放，最为生动也最为形象地表现了作为行动主体的民族、群体或个人，对他民族、他群体或他人及其所拥有的观念、行为或事物所持有的积极接触、大胆交流和宽厚包容的社会心态。早在上世纪30 年代，鲁迅先生就有感于近代中国的落伍保守，提倡以开放为特征的“拿来主义”。他以中国鼎盛时期的汉唐为例，说明“开放”是一个民族自信的标志，而保守则是一个民族孱弱的象征。在《坟•看镜有感》中鲁迅写道:“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1］(P183)。
上世纪70 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英克尔斯和史密斯在阿根廷、智利、印度等6 个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现代人的十二个人格特征，其中有三条以上都与“开放”这一社会心态有关。具体包括:乐于接受新经验;准备接受社会的变革，也就是说“在发展中国家里，一个人能够欣然接受在他周围发生的社会变迁过程”;以及“可信赖性或信任感”，或者说“我们假定一个现代人比传统人更能信赖一个陌生人”［2］(PP25-28)。此后，杨国枢在台湾所做的中国人的现代性研究中，也将“平权开放”视为一种积极的现代社会心态。他认为这一特征“强调的是一种平权思想，主张人民可以批评政府官员，学生可以与师长辩论，子女可以向父母理论，妻子的信仰应受丈夫尊重，与这种平权观念 密 切 关 联 的 是 一 种 开 放 与 容 忍 的 胸怀”［3］(PP388-389)。而2011年春天我国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明确写道，要“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尽管曾有过鲁迅所说汉唐时代的开放与包容性格，但总体上说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我们民族的社会心态是封闭保守的。中国传统的社会心理具有乡土主义、特殊主义、功利主义、平均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而这些心理倾向无一不与“种地”这种传统的农耕社会的谋生方式有关。［4］正是由于土地是乡民们的生活根基，而土地又是无法移动的，因此，对以耕种土地为生的传统中国农民来说，“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5］(P3)。土地的重要性使得乡民形成了浓厚的重本轻末的土地依赖意识，种地造成了乡民的安土重迁，而安土重迁不流动则进一步造成了乡土社会村落之间的孤立与隔膜，以及乡民的保守与排外。具体说来，由于平时极少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于是乡民们在村上或乡里尚能往来自如，但一出了村便两眼一摸黑;由于乡民总是在血缘和地缘的圈子里打转转，碰上家人、族人、乡里人或熟人尚能应付裕如，但见到外人或陌生人则局促不安、深怀畏惧警惕之心。同时，由于“种地”这种经济行为的产出极为有限，承担风险的能力弱，加之乡土社会中对发财致富者的敌视和嫉恨，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了乡民的保守主义倾向。他们害怕任何性质的社会变动，害怕尝试新的东西，因为这种变动和尝试都带有某种程度的危险和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导致自己第二年没饭吃。这种保守主义倾向还连带着造就了传统农民规避风险、推崇经验和盲目从众等一系列心理与行为特征。此外，像少言寡语、迟缓木讷等现代社会的负面特征在乡土社会里常常会得到高度的褒扬，被视为少年老成、稳重可靠的象征。
近代以来，由于人口的过度增长和西方资本主义的野蛮进入，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传统中国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伴随着古老的中国向外部世界的被动开放，首先是沿海地带开始从传统经济中剥离出来，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发展，并形成了一系列与保守的内地相对立的开放特色。［6］(PP144-145)变迁从器物引向文化，再从文化引向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层面;变迁从西方进入中国，再从上海、北京、广州、南京这样的沿海都市向中小城市，向沿海和长江流域的乡村渗入，千百年来不变的传统在与现代接触的过程中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在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以及广东和江浙等沿海地区，重商思潮开始涌动，人们的价值观和消费心理也开始发生迅疾的变化。［7］
中国向世界的开放在 1937 年因日本的入侵而告中断，此后更因为内战的到来而陷于停滞之中。尽管1949 年的革命告别了战乱，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稳定，但由于苏式社会主义的影响，政治领域高度的中央集权以及国家对经济运作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干预，整个社会愈来愈封闭。在 1950—1970 年代的近 30 年里，不仅国家又回到了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普通民众也被城市里的“单位”或乡村里的“人民公社”禁锢起来，对外来事物的接触和个人的流动都成为历史，以致“开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竟被视为个人行为不检点的同义语。
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再度开放是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实践直接孕育的精神产儿。正是这场伟大的变革催生了中国人朝向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转型。今天，在改革开放35 周年后，谈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转型不能忽视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背景。其一，就改革的力量而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导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使得农村经济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这样的背景下，1982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在这一基础上，1984 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并决定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此后，改革的步伐一再加快，2013 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其二，就开放的力量而言，世界文明浪潮的 波 及、西 方 社 会 思 潮 的 影 响，不 仅 使1984 年后的中国掀起了一场“现代化”的学习热潮，也使人们普遍经受了“全球意识”、“第三次浪潮”和“新技术革命”等现代观念的冲击。进入2000 年后，更由于开放的力度加大，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的了解进一步全面而深入。比如，单单2013 年一年中国人出境的总人数就达到了9000 万以上。这一切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人在观念和行为方面的拘谨与保守，他们的社会心态变得前所未有的开放。
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开放特征，体现在他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乐于接受新的生活和新的经验。传统中国人由于千百年来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因而对了解新生活与新经验充满畏惧与不适。但是，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则比他们的前辈更乐于接受新生活和新经验。以四处打拼的浙江人为例，早在毛泽东时代的后期，因为迫于人均土地短缺的压力，他们就在当时的重重重压之下，以弹棉花、“鸡毛换糖”或修理皮鞋为业，开始了在全国各地的流动与谋生生涯。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这些原先的“乡巴佬”、泥腿子就“摇身一变”很快转型为企业家或经商好手。其实，他们早年的流动与都市体验，已经为其人格和社会心态的现代性长成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良机。［8］这也是在国门打开之后他们敢于满世界闯天下的原因所在。［9］这场剧变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农民，也包括了长期以来因单位制的无所不包而养成惰性的城里人。1992 年之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励下，许多原先抱有铁饭碗的城市职工甚至包括一些原本衣食无虑的干部，都在市场经济的召唤下投身商海，成了我们这个变迁愈益迅疾的时代的弄潮儿。
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开放特征，还体现在他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渴望并愿意参与社会变革。像英克尔斯和史密斯所说，这一点与“乐于接受新经验”密切相关，但意义却超越了后者。这是因为“后者只限于个人，而前者还涉及到别人”。具体说来，“‘准备接受变革’特别指在社会组织中接受变革，例如更广泛的政治参与、社会与地理的流动性的增加、妇女享有更多的机会，上级与下级之间以及年轻人与年长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自由等取向”［2］(PP25-26)。不错，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但是这场大变迁或大转型所以能够成功，能够在短短35 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却与我们的人民不满于整个民族和个人生活的停滞不前，渴望并愿意投身社会变革密切相关。以在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正是不满于当时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僵化与低效，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 户普通农民才敢于冒坐牢的风险，按下自己的手印，签订“包产到户”的协议。正是他们的成功，激励了当时的省委书记万里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由此最终引发了中国农村的剧变。城市里的变革也一样如此。在 1978 年中国领导层立志改革后，首先源于对个体经济的观念转变，其次因为上千万知青返城带来的就业压力，中央决定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切合实际的“顶层设计”因为与民众的求变心态十分吻合，很快获得了来自基层社会的响应:不仅广州回城青年容志仁开起了小饭店;安徽芜湖人年广久创立了闻名遐迩的“傻子瓜子”;北京人刘桂仙更是大胆辞去了某研究所的“铁饭碗”，开起了北京第一家私营餐馆———宾悦饭店。不仅在经济领域，即使在中国属于“敏感区”的政治领域，中国人也表达出了积极的参与意愿。2006 年，在俞可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10］的同时，厦门和上海数以千计的民众都以“散步”的方式理性而又睿智地表达了他们的民主诉求，从而导致了地方政府倡导的XP 化工项目和磁悬浮工程的下马。
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开放特征，同样也体现在他们面对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不同个体及其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时，比任何时代都具有宽容和赞赏之心。我们知道，任何民族或任何群体，甚至任何个人，因为认识事物的角度、方法以及立场所限，常常会不自觉地将我族、我群或我自己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乃至物质表现形式视为天经地义的，由此极易形成排斥他族、他群或他人的民族中心主义或我群中心主义。鲁迅先生曾在《热风》中就批评过“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当时最为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的民族越是落后，我们的国人就越是自大;而我们越是自大，自然导致我族越是落后，越是排斥外来的文化和文明。但是，经过35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无论对他族、他群还是他人，我们都开始渐渐培育起了宽容和赞赏之心。比如，我们意识到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就对包括市场、股票、证券、期货这些原本以为独属资本主义的东西大胆实施了鲁迅倡导的“拿来主义”。对外来的包括语言、歌曲、音乐、服饰、影视在内的流行生活方式吸取则更为明显:从最早的迪斯科舞和流行音乐，到后来的圣诞节与情人节，直至近年来走红的日本动漫和服饰“韩潮”，在中国人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外来的一切如此兼容并蓄。尽管由于近年来的“钓鱼岛”和“南海”之争，中国民众也流露出一些不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总体上说我们都对包括日本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欣赏有加。
开放，是中国人社会心态迈向现代的精神表征之一，也是改革开放35 年来我们在精神文明领域取得的伟大进步之一。正是因为怀有开放的社会心态，以及流动、竞争、平和与包容的精神品质，我们才能够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在短短的35 年中取得今天这样的伟大成就。因此，我们也只有继续秉持开放的心态，才能够最终实现我们民族腾飞的伟大梦想。
参考文献:
［1］鲁迅．坟•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2］英克尔斯，史密斯．从传统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M］．顾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M］．北京:三联书店，1998．
［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
［6］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
［7］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8］周晓虹．流动与都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J］．社会学研究，1998，(5)．
［9］王春光．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1999，(6)．
［10］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