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如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中国史学界也开始迎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史学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和精神对中外历史上的宏观与微观问题进行研究，愈益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在国际学术界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就中国近代史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并非万丈高楼平地起或历史断裂之后的重起炉灶，而是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历史连续性和时代缘由。总括言之，历史学者主要充分运用了四个方面的优长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其一，继承中国古代史学传统。这是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史学来源和重要动力。其二，接续清末民国学者的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学者改变了过去对清末民国时期一边倒的认识，而是将这一时期的近代史研究成果作为新时期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滋养源，甚至在某些具体成果上有直接承继的关系。其三，有选择地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十七年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十七年，与改革开放之后的研究是距离最近的。对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虽然学术界有不同的评价，但无论如何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的又一渊源。其四，借鉴国外尤其是西方史学研究的方法。国外特别是西方的史学研究以及相关学科理论方法的引入，是改革开放后推动中国历史研究的最新、恐怕也是力量最强的来源。当然，这四个方面的史学资源不仅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更是其不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中有的是改革开放之前就有的，有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新出现的，并由此呈现出历史的连续性和开创性。

关 键 词：改革开放四十年  中国近代史研究  基础  推动力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foundation  impetus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如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中国史学界也开始迎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史学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和精神对中外历史上的宏观与微观问题进行研究，愈益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在国际学术界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社会各界都在借此机会开展纪念活动，以总结过去和展望未来。历史学界也当义不容辞，从学术演变的脉络、从学理标准、从现实需求出发，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问题进行梳理、分析，为今后“再出发”提供一个合理的依据。有鉴于此，笔者以所从事的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为例，试图从学术史、理论方法的角度，对四十年来推动这一领域的动力源作一鸟瞰式的扫描。必须强调的是，讨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问题，不能仅仅限于这四十年，要将之置于更长的时间之流，才能彰显其历史积淀和时代特征。

基于个人的研究经历和对学术史的了解，笔者以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并非万丈高楼平地起或历史断裂之后的重起炉灶，而是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历史连续性和时代缘由，总括言之主要有四个方面，或者说历史学者充分运用这四个方面的优长，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其实，也不仅仅是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史乃至外国史研究也大致如此。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丰硕

在阐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史学来源之前，有必要简单地介绍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由这些成果来检验笔者所讲的史学来源是否与之相符，是否有道理。

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为例，暂且不论学科建设、研究队伍、学术团体和研讨会的发展，只看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和拓宽就可窥见端倪。譬如，先前研究较多的课题，如关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近代工业、中国资产阶级、洋务运动等，继续深入探索，提出了新见解；以往研究较薄弱的领域，如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邮政、财政金融、市场贸易、城市经济、区域经济等，研究成果明显增多；过去几乎是研究空白的课题，如近代企业制度、人口经济、华侨投资、房地产业、国际收支、抗日战争大后方经济、市镇经济、少数民族和边疆经济等，已引起学者的兴趣；过去研究较侧重于晚清时期，民国以后的研究相对薄弱，如今这一情况已有较大改观。在资料建设上，数量之大已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就影响较大的著作而言，通论性的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严中平、汪敬虞等主持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多卷本(1840-1897、1897-1927、1927-1937年，共8卷，1937-1949年尚未出版)，规模分量最为庞大，也最为权威。专题方面主要有：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中华书局1992年版)，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彭南生《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以上仅是举例言之，并非全部。可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几乎囊括了几代学者的心血。

二、继承中国古代史学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学者明显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传统，这一传统是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史学来源和重要动力。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既有正史的“二十四史”，也有其他各种官修史书、民间史书以及难以尽数的历史文献资料，还有探究史学方法论的专书，如最为著名的唐代刘知幾的《史通》、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议》。才、学、识、德以及追求历史真相等标准，已经成为深入中国史学研究者骨髓的根本大法。以上历史传统，自古以来一直绵延至今，基本上没有中断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了1966-1976十年浩劫，前十七年的历史研究大多遵循了优良的古代史学传统，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资料和学术成果。当然，如后所述，也出现了一些偏离历史事实的现象。

改革开放后，借“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东风，中国史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三十年尤其是1966-1976年那段历史时期作了反思，更加认识到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价值，并运用于学术研究之中。中国近代经济史大家吴承明对此作过深刻阐述，他指出，中国史学自司马迁以来就是实证主义的，至清乾嘉出现精湛的考据学。考据学主要是考证史料，史料是认识历史的基础。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据，论从史出，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实证主义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1](P191-192)。吴氏的这一看法，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历史学者的心声。回视四十年的历史研究，凡属有价值、有影响的论著，可以说无一不遵循了这一原则。刘克祥、吴太昌《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上)》强调：“没有充分、翔实的资料尤其是足够分量的新资料，所谓新观点、新方法只能是无米之炊。课题组成员遵循‘论从史出’的基本原则，并未一味地在观点、体例结构上‘标新立异’，刻意包装，而是将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搜集、挖掘和整理、提炼资料，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前提下，叙述和阐发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2](《前言》，P2)笔者相信，所有认真、严谨的学者都会坚持这一历史研究的基本底线，这是最值得珍视、最值得继承的古史传统。当然，这个传统恐怕不仅仅是中国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史学传统大概也是如此，只是我们作为中国历史学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重视自己的源头罢了。

三、接续清末民国学者的研究

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开始的，清末尤其是民国时期，学者已开始研究近代尤其是早期近代史的内容。所以，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史学者对古代史学传统的继承主要是方法、思想和意识方面的，而对清末民国时期的近代史研究，就不仅仅是方法、思想和意识的对接，而是在具体成果上也有直接承继的关系。

1901年，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开启中国史学新的历史阶段。不过，真正推动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是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的学者，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另一方面学习和运用西方的史学理论方法，这一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空前的。当西方冲出黑暗的中世纪，经过了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之后，资本主义列强开疆拓土，纷纷崛起，科技、文化、学术等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西方利用先进的研究成果，掌握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其影响扩展到了整个世界。至清末民国时期，尤其是科举制度废除之后，随着新式学校的建立，西方现代学科涌入中国，极大地影响乃至替代了中国的传统学术，西方汉学愈益把持了中国知识的叙述，中国史研究成了西方史学规范、理论、方法和概念的天地。尽管中国史学家认为这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3](P267)，但也不能不说，他们正是使用了这些新理论、新方法，辅以新史料的发现，才取得了显著成就。于此还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来自西方，这一时期一些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在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就中国近代经济史而言，不仅出版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还对帝国主义经济侵华史、中国工商行会团体史、生产合作史、度量衡史、森林史、农村经济史、人口经济史、工人生活状况史、社会经济结构史等作了不同程度地研究，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在通论和专题著作方面，都出版了有代表性的著作，通论方面主要有：侯厚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海大东书局1929年版)，钱亦石《近代中国经济史》(上海生活书店1939年版)，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等等。专题方面主要有：贾士毅《民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民国续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张心澂《中国现代交通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版)，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版)，罗玉东《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曾鲲化《中国铁路史》(民国北京新化曾宅刊本)，等等。其中，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的近代经济史名著。其他著作也皆兼具中西史学传统和方法，迄今仍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改革开放后，一些中国近代史学者直接继续了民国时期的研究，出版了专著。老一代学者、著名近代经济史家汤象龙，就是典型的一例。如他的《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虽然由中华书局于1992年出版，但主要研究工作却是在民国时期完成的。1930年10月至1937年7月，汤象龙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他和同事从清代军机处档案中各海关监督1861-1910年的报销册中抄录了6000件，编成系统的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资料。“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这一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三十年，汤象龙没有机会进行研究。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才对残存的资料进行重新整理，最终完成了这一巨著[4](P6-8)。也就是说，这一成果的完成跨越了民国和改革开放时期。其他中国近代史学者，则大多数不具有这种经历，而是在研究中对清末民国时期的研究有所涉及。譬如，几乎所有的研究包括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以及出版的论著，只要和清末民国时期的成果相关，就必然将其作为学术史梳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作为学术推进和学术对话的基础，而不是视而不见，重起炉灶。如上面提到的《中国厘金史》、《中国棉业之发展》，现在研究近代厘金问题、棉纺织业问题，这两部都是无法逾越的经典著作，甚至迄今少有超过者。

由此也表明，改革开放后改变了过去对清末民国时期一边倒的认识，而是将这一时期的成果作为新时期研究的重要滋养源。

四、有选择地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十七年的研究

与清末民国时期的研究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十七年是比较晚的，然而与改革开放之后的研究又是距离最近的。对此时期的学术研究，学术界有不同的评价，但笔者认为，无论如何，它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的又一渊源。

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历史学者的研究在理论方法上有两个来源：一方面继承了古代史传统；另一方面学习和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此基础上，集中讨论了一些或宏观或微观的历史问题，取得了不少值得称道的成就。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土地问题、农民战争等史学界俗称的“五朵金花”，就是其中的代表。就中国近代经济史来说，最大的成就是编辑出版了大型资料，譬如大型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包括中国近代农业史、手工业史、工业史、对外贸易史、铁路史等，都是老一辈史学家、经济史家主持之下编辑出版的，体现了广览博搜、竭泽而渔的精神。专题资料还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和企业史资料，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荣家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1964年版)等。与此同时，出版了一批资料扎实、解释持正的著作，如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景甦、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刘秉麟《近代中国外债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等等。以上资料和著作迄今仍未过时，惠及几代学人。

当然，也不能不说，在中共革命刚刚成功的历史背景下，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革命史观也对历史学者产生了极大影响。无论是研究对象、问题意识、资料选取还是历史解释上，都与此发生了密切关联，出现了一些偏离历史全貌的现象。即便是老一代经济史家精选的史料汇编，也是如此。以《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为例，所选资料无疑是有根据的，但更多侧重于与“反帝反封建”有关的土地关系、封建剥削关系、外国列强侵略和农业衰退，而对农业经营、生产力变化等选材较少。在其他近代经济史论著中，也明显受到传统革命史观的影响，甚至以论代史，为革命理论、革命宣传作注脚，对于传统经济、清末民国时期的经济缺乏应有的关注，且评价有失偏颇[5]。

尽管如此，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学者对前十七年有价值的资料和论著仍给予了充分的尊重，所有研究都将其作为学术史回顾的重要内容和对话的基础。譬如，上面谈到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在研究外国在华资本、地主经济问题时，都依然是最为重要的研究前提，迄今超过者也不多见。当然，对于传统革命史观给一些资料和论著带来的问题，也保持谨慎态度，以求真求实为历史研究根本目标。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抛弃了传统革命史观，而是沿用其合理内核。譬如，阶级分析方法，它是革命史观的一个重要工具，我们今天所否定的是教条化、绝对化、单一化，应该认识到不同阶级之间有对立和矛盾，同一阶级内部也有对立和矛盾。然而，必须说这一分析方法仍有一定的解释力。又如，社会性质分析方法，也是传统革命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马克思所概括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但必须明白，这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概括，仍具有普遍解释力[6]。当然，从具体研究实际来看，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此的重视程度是明显不够的。

五、借鉴国外尤其是西方史学研究的方法

国外特别是西方的史学研究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的引入，是改革开放后推动中国历史研究的最新、恐怕也是力量最强的来源。

如前所述，早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就已经学习和借鉴西方史学方法了。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门洞开，中国学者又接上了这一曾经有过的历史。当然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清末民国时期是一个内忧外患、国破民穷的旧时代，改革开放以后则是一个愈益独立富强、国势日隆的新时代。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广泛和深入，西方史学著作、史学流派纷纷涌入，涌入的不仅仅是和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时间同步的著作，也有改革开放之前即1950-1970年代的著作。就中国近代经济史而言，仅仅翻译为中文、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作就有：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3年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与此同时，与历史学相关的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著作也大量涌入，此不赘。

毫不夸张地说，以上论著几乎都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经济史学界引起震动。施坚雅提出的六边型集市结构、黄宗智提出的农业经济过密化、滨下武志提出的朝贡贸易圈、杜赞奇提出的政权内卷化等，皆掀起一阵阵波澜。扩大言之，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柯娇燕、罗友枝的“新清史”等，都不断搅动着中国近代史学者的思维及眼界。欧美史学流派诸如年鉴学派、现代化理论、心态史学、计量史学、新文化史、后现代史、全球史观等均从不同方面对整个中国史学形成了巨大冲击。所有这些都表明，国外尤其是西方史学已成为我们无法回避、事实上已成为必须参考的资源，中国学者也的确借此大大推动了历史研究，一定程度上显现了一种所谓“后发优势”。如果没有这一力量的影响，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是无法想象的。

不过，当中国经济实力、国家地位迅速提高之际，我们已经不甘心居于模仿、跟从西方学术的角色，而是力争国际学术话语权，否则“后发优势”很有可能变为“后发劣势”。这一心态具有积极的正面意义，但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人提出排斥西方乃至去西方化的口号，这显然是不理智的，在全球化时代更是不可能的。试问，谁能离开西方或者说由西方创制的国际学术规则进行学术研究呢？与其如此，还不如冷静心态，采内外互补、兼容并包之态度，一方面遵守国际学术规则，争取在此规则之下的最大成就，获得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另一方面，挖掘中国本土资源，努力修改、发展乃至创立一套与此有所不同的新规则、新概念，变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可的新规范，从而改变长期以来中国“缺席”和“本地信息提供者”地位。当然，由于相关学科理论方法滞后、理论方法创新空间狭小、英语仍是国际强势语言等等，要确立国际学术话语权，实现“领导者”的目标，还是非常艰难的，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回到中国史学、中国近代史，笔者认为，本文所阐述的四个方面的史学资源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发展的推动力，其中有的是改革开放之前就有的，有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新出现的，由此呈现出历史的连续性和开创性。为此作出贡献的，既有民国时期已经有所成就的史学家，也有求学在民国但工作主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者，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十七年培养的历史学者，更有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历史学者。所有这些学者的研究尤其是研究的思想、理论、方法资源，都值得重视和汲取，百家争鸣、综合创新才是未来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