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格局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议题。对国际格局的性质和走向的判断，对于中国这样规模和发展阶段的国家，不仅是一个国际政治理论问题，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围绕国际格局问题进行了颇为深入、系统的分析、讨论。中国学者包括政策界人士认识国际格局的方式，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也产生了颇为深刻的影响。了解中国学者如何看待国际格局，以及如何就对国际格局的认识展开辩论，有助于理解中国学者如何认识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有助于了解中国学者思考国际问题的方式。
一 中国学者认识国际格局的起始和演化
（一）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讨论的最初阶段
1978 年，中国政府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加强对国际社会的了解。据统计，1978 年有 13 名副总理级领导出访约 20 次，共访问了50个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提高了社会各界认识和了解国际社会的兴趣。
国际格局是影响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因素，无疑会很快受到国际关系研究界的重视。中国学者在学术文章中讨论国际格局，可以追溯到20 世纪 80 年代初，甚至更早的时期。起初，中国学者是在与当前颇为不同的含义上使用“格局”这个词的，之后，“世界格局”“国际格局”逐渐变为含义相对稳定和明晰的术语。
与国际格局最接近的西方国际关系术语是“国际结构”，但国际格局本身是一个具有一定中国色彩的概念，这个色彩一开始比较浓厚，后来随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入和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熟悉，中国学者在使用国际格局这个词时变得更加严谨，并使其内涵逐渐变得稳定和集中，这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微妙的演变过程。
在汉语的使用中，“格局”具有格式、布局、局势等方面的含义。把“格局”与“国际”组合在一起，则它既可以指国际关系的总体结构、布局，也被用于说明国际关系的宏观态势。起初，一些中国学者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使用国际格局、世界格局之类的概念的。
在中国知网上可以查到的最早使用“格局”一词的国际关系文章的发表时间是 1979 年，梅荣在 1979 年撰文讨论当时的西欧形势时，开篇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国际斗争的总格局中，现在西欧处于什么地位?”两年之后，武仁、朱实分别撰写文章，讨论国际体系中是否形成了“联合抗苏的格局”，他们所说的格局，不过具有宏观的形势、局势、态势等方面的含义。北京大学的梁守德 1986 年撰文认为，格局“通常指结构、式样、规模”，“国际政治格局主要是世界各国之间形成的一种结构、具有的规模，及其相互关系”，据此，他认为20 世纪 50 年代是美苏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60～70 年代是三个世界的格局，80年代则形成东西南北关系的新格局。
这种对格局一词的广义使用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逐渐发生变化。学者们此后在使用国际格局时，越来越倾向于更为狭义和严格的用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陈乐民在 1984 年撰文，提出“当前世界格局仍是‘两极’格局”，“今后国际局势的主要倾向是紧张对峙”等观点，对“世界格局”与“国际局势”两者进行了明确无误的划分。此后，学者们使用的世界格局一词除了少量的例外，基本上不再具有世界形势、世界局势的含义。而关于格局内容的讨论，也转向“两极”还是“多极”等更为集中的问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季寅1987 年撰文认为，“当今世界格局，一言以蔽之: 两极格局削弱，多极化趋势在发展”。“世界走向多极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从两极格局到多极世界是长期、缓慢的发展过程。目前世界正处在从两极向多极世界过渡的历史时期。”在季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后来读起来似曾相识的内容，特别是关于多极化趋势的部分。季寅认为，在军事领域，当时依然是两极格局，在政治领域，多极趋势有重大发展，在经济领域，多极格局则已初步形成。这样一种分领域阐述世界格局的做法，在后来也被不少学者沿用。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性质的认识是，世界存在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但这是在两极格局的背景下展开的。同时，对“两极格局”的说法又普遍感到不太满意。外交学院的谢益显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认为，“两极”并不能概括世界格局的基本情况，但“多极说”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两极说”的问题，在于它不能包括广阔的“中间地带”，中国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联合，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两极说”所无法有效反映的现实。同时，谢益显认为，“多极说”不能成立，因为美苏之外的其他国家都不足以构成一极。无疑，谢益显在当时对“极”的概念已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他的论证中存在的多少有些混淆之处在于，认为“两极说”必须解释国际体系中的所有重要事实，但实际上，两极只是各国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国际背景。
在苏联解体之前，中国学者对三个世界理论表现出很强的偏爱。当时讨论国际格局的文章，比较普遍地提到三个世界理论，认为它能够反映两极之外其他国际力量的现实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存在一种“三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如俞源在 1987年撰文认为，战后初期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对立的基本格局，经过 20 世纪 60 年代，基本上形成了三个世界的政治格局，“至今，这个基本格局没有改变”。这类观点特别强调中国作为其中一员的第三世界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在 20 世纪70～80 年代具有很大影响力。以这样的观点为背景，中国学者的认识很容易过渡到对多极化趋势的强调上。如兰州大学的汤季芳认为，“向三个世界方向发展(如果要说多极世界，那就是这种特定意义下的多极世界) 是战后国际变化的新意所在”。这体现出与 20 世纪 90 年代后谈论多极化时的一个重要区别，此时部分学者心目中的多极世界，其实是一种以三个世界分别为一方的多极世界。
中国学者对多极体系的偏爱，在对国际格局讨论的初期阶段就已表现得很明显。学者们乐意综合和总结关于多极化趋势的种种政策，他们也潜在地认为多极化在价值上是一种更为可取的状态。杜小强在 1987 年撰文认为，“两极论重意识形态，多极论重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两极论突出一国的国家实力，认为国际政治即‘实力政治’，有实力就可以为所欲为; 多极论认为各国的国家行为必须考虑共同的道义因素和尊重国际公理”，“两极论重军事力量，多极论重经济、科技实力和友好关系，强调各国和平发展的意义”。“两极论反映两超的战略利益，多极论反映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杜小强的论述清晰地反映了20 世纪 80 年代不少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思维，就是并不认为国际格局只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结构的体现，而是赋予国际格局许多它本不具有的价值取向，特别是认为“两极论反映两超的战略利益，多极论反映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直接把对国际格局的判断与观点持有者在国家利益方面的立场取向相联系，反映了当时中国国际问题学者容易出现的把实然与应然混合为一的倾向。如果接受这样一种逻辑，那么中国学者似乎就有义务支持“多极论”了。就像杜小强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说，“多极论既是一种对客观形势的评价，又是一种鲜明的国际政治主张。它反映了我们对多极化趋势的支持和赞同”。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多极论的主张在客观上与中国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目标，以及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外交工作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政策思路是高度契合的。如果多极化确实是国际社会存在的发展趋势的话，那么它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之中。
（二）冷战结束的转折时期，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看法
从 1989 年柏林墙倒塌到 1991 年年底苏联解体，国际格局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经历了重大变化，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转变为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国际格局。可以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际格局发生的一个最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引起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学者们对这一国际格局变化及其后一个时期国际格局的认识，具有以下一些方面的特点。
（1）对经济因素的重要性给予特别的强调。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开始，对经济因素重要性的强调成为一种越来越强大的声音。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国际体系中出现了一种“世界政治和军事的优先地位下降，国际关系重心进一步向经济方面倾斜”的基本趋势。苏联的解体被视为过于强调军事因素与霸权争夺而忽视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学者从重大国际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的方式和取向; 另一方面客观上把对经济因素的强调推到了更高的水平上。
对经济因素的特别强调这样一种普遍化的思维，既受到中国从 1978 年开始大力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导思想的影响，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影响。
1992 年，邓小平在历史性的南方讲话中，对于当时中国国内存在的关于发展道路方面的争论，提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即“三个有利于”: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生产力的标准被提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这对于中国学者在判断国际格局时，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也产生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强调经济因素本身自有其道理，经济实力始终是衡量大国实力的一个重要维度。但与其他国家学者相比，中国学者把对经济因素的强调提到了不寻常的高度，认为它是一个对国际格局几乎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相比之下，军事因素的作用则受到较明显的低估。这样一种思维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后来“韬光养晦”政策的长期实施提供了某种思想和观念基础。
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分析国际格局的性质时，中国学者更多地从经济维度看待国际格局，使有时中国学者所说的国际格局实际上变成了国际经济格局。这样一种倾向，使不少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冷战结束后，美国军事实力、总体实力变得相对更为强大的事实。对经济视角的偏爱也使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21 世纪初，在不同的和变化的国际实力对比结构下，中国学者关于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话语和论调总体保持了很大的稳定性。
（2）苏联解体的一个客观后果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此背景下，美国学者更多地讨论单极格局。中国学者更多强调的则是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国家集团经济地位的相对上升，由此对国际格局的同一变化，形成了与美国学者颇为不同，甚至有时截然相反的看法。
1991～1995 年，发表在国际关系学术期刊上的中国学者的学术论文中，“单极”作为主题词在内容摘要中出现的只有寥寥几篇，这些有限的文章也基本上对“单极论”持反对态度，在其讨论中，主要强调的是美国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外交学院的傅耀祖于1991 年撰文，认为当时正在发生二战以后的第二次国际格局的转折性变化，它是一种从美苏两极向多极化格局的演变。发生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在此前的 30 年中，西欧、日本利用美苏对峙之机，把主要人力和物力用于发展经济和新科技，找到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经济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美苏。在对外贸易、黄金储备、对外直接投资等单项经济指标上，美国已不再独占鳌头，“资本主义世界已形成美、日、西欧三足鼎立的局面”。如果这一观点被接受，则中国应该重点学习的是冷战时期西欧、日本的经验。某种意义上，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要学习西欧、日本，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也要学习西欧、日本的做法，即极力反对穷兵黩武的做法。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宋宝贤于 1991 年撰文认为，“当今世界确实有单极世界和多极世界并存的特点”，但他强调，“今后世界单极的特性将会逐步减弱，多极的特性将会逐步加强。一方减弱，一方加强，这正是多极化的必然趋势”。在单极世界形成的时间点，宋宝贤却认为单极的特性会逐步减弱，多极的特性会逐步加强，且多极化是必然趋势，这比较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学者的思维特点和看待国际格局的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卫林认为，“目前发生的变化……结束了由一两个大国支配世界事务的局面，国际关系体系因此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他看来，苏联解体代表的并非美国地位的进一步上升，而是显示了经济因素所具有的显著重要性，它说明，“以战略需要为基础的两极格局，过渡到以经济竞争为特点的多极格局，经济科技因素将越来越超过军事因素的重要性”。
在1991年这个国际体系由两极转向单极的时间点，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普遍认识是，国际格局的特点是多极化趋势在加强。这样一种系统性的认知无疑带有很强的中国学者看待国际形势的特色，包括: 高度强调经济因素，强调力量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和国家的盛衰转化，往往以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视野来看待格局的演化，以及或许存在的一定程度的愿望思维。
（3）1991年年底之后，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主流界定是“一超多强”。这个提法一方面承认了当时体系内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客观事实; 另一方面强调多个强国的存在，其潜台词是，美国虽然是唯一超级大国，但其对国际体系的主导能力从长期来说呈下降趋势。这种对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的比较强烈和一致的相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者中间关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应如何积极发挥作用的乐观情绪，使他们并不用花很大精力去探讨如何在单极体系下，应对可能出现的来自体系霸主的更强大的压力。
“一超多强”的提法自1991 年逐渐出现，在中国学者中迅速获得认同，并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保持了很高的使用率，一直到当前，它仍然被很多学者所使用，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主要国家的实力结构发生了颇为复杂的变化。它作为术语在使用中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多极化一词媲美。
“一超多强”的提法反映了国际体系中几个实力较强的国家之间存在一定实力落差的客观事实，同时，它也给中国学者留下了比较大的灵活解释的弹性空间。人们既可以因为“多强”的存在和发展而认为“一超多强”是多极化的具体表现，也可以因为只有“一超”，而认为“一超多强”其实只是换个说法的单极格局，人们还可以认为“一超多强”是从两极格局到多极格局转变期间国际体系的过渡形式。
（4）部分学者对国际体系中力量变化过程的认识，带有某种决定论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王怀宁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战后各国政治与经济长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必然后果，不是由某些偶然因素和突发事件引起的。“各种偶然因素和突发事件只是起着使变化加速或者滞后的影响，但不可能改变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变化的进程与方向。”显然，他认为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的变化有一个稳定的方向，这个方向，不言而喻，就是多极化。在他看来，两极格局已经由于苏联的解体而终结，但“美国并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形成一霸主宰世界的局面，而是在日本、德国成为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之后，形成了三足鼎立新格局”。
与此相似，辽宁师范大学的李靖宇、王应树认为，“当代世界的复合格局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而雅尔塔体制却始终打着人为的印记，所以它的解体只是时间问题”，“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任何人都无法倒转这一时代的大潮流和总趋势”。对世界格局的未来变化敢于做出如此笃定的判断，其中所包含的决定论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言而喻的。
这样一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和对经济因素在国际格局变化中所起作用的极端强调，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中普遍存在，经济成为中国学者看待国际格局的主要视角。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投射到外交领域，就会导致对国与国经济关系重要性的特别强调，以及十分强调外交活动的经济属性和经济价值。
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强调经济因素重要作用的基础上，对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总体上都有着很强的信心。但在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迎来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经济时代。受益于克林顿政府“信息高速公路”等高科技产业扶持政策，美国互联网产业高速发展。相比之下，西欧、日本的表现并不十分亮丽，日本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停滞。此时，即使从经济层面来看，多极化趋势的事实支撑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削弱。加上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所展现出的军事实力和霸气，这种情况对中国学者在世纪之交对多极化的信心和乐观情绪多少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 9·11”事件与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认识
2001 年“9·11”事件的发生，并没有带来国际格局的重要变化，但它对作为体系中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全球战略、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此后国际格局的走势。“9·11”事件的发生也推动了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讨论。
在“9·11”事件发生之前，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认识总体上已经汇聚为“一超多强”这个说法。
在“9·11”事件发生后，中国学者大多认为，这个事件本身并不足以改变国际格局。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阎学通认为，“一般来讲，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国际格局是不会变化的”，“9·11”事件并没有影响到力量对比。济南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李庆富认为，“9·11”事件虽然震惊了整个世界，使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原来的国际格局并未因此而改变”，由此形成的是一种“单极控制与多强制约的国际格局形势”，但多强的制约非常有限，而单极控制则很明显。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的钱文荣认为，“9·11”事件后，“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虽未发生根本改变，但力量对比明显向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一超”的地位得到明显加强。不过他认为，美国全球战略地位和单极化趋势的加强并不等于多极化趋势的消失，更不是像美国人所说的单极世界，他还特别强调了美欧战略冲突越演越烈的趋势。
随着反恐战争的推动，不少学者认为西方体系进入新的扩张期，在国际格局中，“一超”与“多强”此前的相对平衡局面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出现向“一超”倾斜的情况。同时，很能体现中国学者思维 ( 并在很大程度上与此后事态的发展一致) 的是，不少学者认为，这样一种态势本身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
总体来说，此时，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判断颇为敏锐，他们对国与国之间关系走势的判断也比过去更为准确。学者们对国际格局的性质和对重大国际事件两者之间能够做出明确的区分，这体现出中国学者在理论与政策分析水平上的明显进步。
二 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认识的争鸣
中国学者在讨论政策时，总体上不爱进行公开的争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就不同观点进行直接、深入、透彻辩论的情况并不多见。即使如此，由于 1985 ～ 2017 年，国际格局经历了颇为复杂的演变过程，面对同一国际格局，不同的学者确实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这种观点的分歧，在学术讨论中有时也以学术争论的方式呈现出来。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次。
（一）冷战后时代的终结?
不少中国学者认为，1991年之后出现了一个国际格局的过渡时期，一些人采用了“冷战后时代”的说法。从概念上看，“冷战后时代”是一个颇为笼统的术语，它对国际格局的类型并没有很清晰的指向，从而是一个方便的说法。在这个概念下，可以包容对未来各种不同的认识和设想。但这个过渡时期有多长，它会在什么时候结束，以及向什么方向过渡，对此，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
1999 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庞中英提出“冷战后时代”已经终结，其重要标志是“全球化”的加速。他认为，21 世纪即将到来，“冷战后时代”不能也不该被带入新世纪，1999 年应被看作“冷战后终结”的一年。至于“冷战后终结”的国际秩序含义，庞中英认为它首先意味着，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全面影响在加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可以威胁美国安全的国家或者国家联合”，其次意味着以美欧标准确定的全球同质性扩大、加强，美国成为“世界新秩序”的领导者、权力的平衡者和规则的制定者。与之相比，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现实，接受由西方确定的国际体制和国际规则，通过适应经济全球化来寻求生存之道。庞中英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总结为，国际格局进入了一个由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的时代。
对此，除了大多数学者继续坚持多极化的观点之外，也有多位学者撰写了商榷文章。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的李滨就此撰写了商榷文章，他总体同意庞中英对“冷战后”世界秩序性质的看法，不过不同意庞中英对中国应对策略的主张。庞中英认为要强调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塑造中国的世界角色。李滨认为，虽然中国的国力有了较大的增长，但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以及地缘大国的特点，中国处于一种被改造或潜在被围堵的地位，在此背景下，中国应执行在“韬光养晦”基础上的“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
之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张志洲对庞中英的论文提出了更直接的质疑。张志洲质疑的不是庞中英的结论，而是庞中英提出其结论的基本依据。张志洲认为，认定“冷战后”终结的基本依据应该是“冷战后”基本特征的消失，以及与之不同的新时代特征的基本确立。“冷战后”时代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两点: 一是混乱与失序，二是不确定性。但到 2000 年，这两大基本特征已失去主导性的地位和影响，并被与之相反的、新的特征所代替。相比之下，张志洲认为，庞中英的“‘冷战后’不能也不该被带入新世纪了”的说法是一种感情判断，不能作为判断国际格局的学术标准。此外，“全球化”加速也不能作为时代终结的标准。总体上，这是一个颇具学理性的争鸣。
相比之下，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清津则认为，“冷战后时代”终结，这个观点本身存在疑问。在他看来，处于过渡时期的国际秩序还将持续一段不短的时间，基于美国强大国力之上的稳定的霸权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不同的构成单元之间力量对比不均衡，仍旧处于变动调整之中; 大国之间也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一致原则。总体上，对于国际体系中发生的性质变化，李清津提出了与庞中英颇为不同的认识。
总体来看，围绕庞中英提出的“冷战后”终结的观点，学者们进行了不同视角的争论，这样的争论无疑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国际格局及其运行特点的变迁，也体现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认识变得更为丰富、多元和讲求学理性。
（二）多极化及其争论
1.对多极化的普遍乐观态度
在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讨论中，一个突出现象是对多极化趋势的持续强调。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国际格局经历了从两极格局到单极格局的变化，在单极格局下，又经历了单极格局的初现、单极格局的巩固、中国崛起以及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冲击等过程和态势。过去四十年，国际格局经历了颇为复杂的变化，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多极化的强调，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态势。
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普遍认为世界进入单极体系，并对单极体系的稳定性、为什么其他国家不对美国进行制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所具有的巨大实力优势，对多极化的前景普遍具有颇为强烈的信心。如新华社的王崇杰在 1997 年认为，“估计再经过十几年时间世界多极格局可能基本形成”。郗润昌 1998 年认为: 多极化的进程会宣告完成，“其时间应该是在 2020 年之后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何方在 1999 年认为，世界正处于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发展的时期，新格局的形成估计要到2010 年前后，也就是只需要 10 年左右的时间。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博士生乔木在 2002 年认为，多极格局可能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形成。考虑
到中国学者普遍不愿意轻易对未来进行较为具体的预测，学者们对于多极格局的到来时间敢于做出如此明确的预测，是一个颇为少见的现象，背后体现他们对自身结论在当时所具有的非常强烈的信心。
这样的信心从何而来，是一个多少值得注意的问题。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讨论多极化的早期，很多学者对于什么是“极”，以及何为多极化中的“一极”没有清晰的概念，不进行准确的定义，从而缺乏判定的标准。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的王卫平 1988 年撰文认为，“极”的概念暂时没有确切的、为人们一致接受的意义，“两极论”与“多极论”使用的“极”的意义就各不相同。“两极论”中的“极”是能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全球局势的力量中心，它含有排斥、对抗其他极的性质; “多极论”则认为“极”就是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这里的力量“既可以从军事力量来理解，也可以从经济力量来理解，还可以从政治影响或综合国力来理解”。如果“两极”和“多极”中的“极”要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就很容易造成理论上的难题和混乱。实际上，早在 1984 年，陈乐民对“极”的定义就有较为清楚的认识，他认为，名副其实的一“极”应当与其他的“极”在军事实力上大体相当，并以自己的分量左右国际形势的走向，否则，就不能构成一“极”，“极”的概念最重要的还是立足于实际力量的对比及其切实影响。北京大学的潘维认为，“极”的数量是国际关系体系层次的问题，他明确强调，“极”不是国家集团，而是单个的国家。国家上升到“极”要有及于全球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实力。总体上，20 世纪 90 年代后进入国际关系学科的学者，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对“极”的概念一般比较熟悉，但在某些时候，仍然会有是否能把国家集团视为“极”的基本组成单位的问题。
其次，不少学者特别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并倾向于从经济层面来判断国际格局。南京大学的李滨认为，导致国际格局变化最主要的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为经济是国家整体实力最重要的基础。强调经济因素是 20 世纪 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中的一个普遍现象。部分学者中存在一种仅仅用国家之间 GDP 数量的对比 ( 有的人则同时考虑人均 GDP) 来分析国际格局的倾向。而 20 世纪 80～90 年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让不少学者认为美国、西欧、日本的经济实力在迅速接近，从而认为多极化的经济基础变得坚实。但这种势头此后发生变化，削弱了关于多极化趋势的经济层面的信心基础。
最后，学者们这样的看法与中国政府的立场在宏观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如1996 年 12 月 2 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大厦发表演讲中指出: “以广大发展中国家崛起为重要特征的多极化趋势，犹如滚滚洪流，势不可当。”中国政府对多极化的积极支持和乐观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学者的观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学者的认识和政府的立场可能起到了相互强化的效果。虽然对多极化的支持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但对此并非不存在争论和质疑，有时也会产生直接的争论。
2. 2000 ～ 2001 年的争论: 多极化是不是趋势
世纪之交，中国学者对于单极、多极问题逐渐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阳冕在1999 年撰文认为，虽然世界最终要走向多极化，但“其实现过程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要艰巨”，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反思: 一是美国在冷战后衰落了吗?二是欧洲、日本是不是抗衡美国的力量。阳冕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对多极化趋势提出质疑。这样的反思应该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但当时中国学者一般不认为其实存在的是单极世界，而是强调美国试图推进单极世界的建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岳认为，“美国在冷战后推行的世界战略是谋求单极统治世界的霸权战略”，这是相对普遍的看法。2000 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周方银撰文，对当时普遍流行的多极化趋势说法提出质疑。他针对当时中国学者对多极化的看法，提出“谈论多极化趋势的人很少花精力去深入探讨为什么存在多极化趋势，以及多极化趋势的表现及其衡量标准问题”，并反对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来论证多极化趋势的存在性。周方银提出了检验多极化趋势是否存在的一个标准: “多极化趋势的一个基本要求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超’与‘诸强’之间的实力差距应该呈缩小之势。”如果多极化趋势存在并持续起作用 10 年、20 年或者更长时间之后，“一超”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对实力差距没有什么明显变化，或者这种差距甚至拉大，那么多极化趋势的存在就值得怀疑。基于过去 20 年的数据，他对当时是否存在多极化趋势表示怀疑，并进而认为，多极化的未来前景不取决于日本和德国的发展，而取决于中国、俄罗斯的发展，“如果中俄两个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能够保持长期的高速发展，并逐渐缩小与美国的差距，那么，几十年以后将要形成的又是一个新的两极格局，而不是多极格局”。从事后的角度看，周方银当时的看法是务实和具有一定预见性的。
周方银在当时以颇为直白的语言质疑了多极化趋势的存在性。之后，乔木撰文对周方银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乔文开篇就强调，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不会改变，“这是 2001 年 11 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国际形势做出的基本判断”，这个判断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世界走向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他认为周方银的观点存在一个重要缺陷，在于没有考虑欧盟，而只是选取欧盟中单个国家与美国比较，由此得出多极化路途遥远的观点，但欧盟的国民生产总值早已超过美国。在乔木看来，欧盟不仅是未来多极中的一员，而且是走向多极化的领头羊。
这个观点差异体现了以什么为衡量国际格局的基本单元的差异。乔木认为，与两极格局时期不同，多极化时期的“极”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国家集团，如欧盟。乔木和周方银结论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乔木的这一观点造成的。在此基础上，乔木认为，“多极格局并非遥遥无期，……它有可能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形成”。乔木的观点可能忽视了由此带来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如果欧盟可以作为一个单位的话，它的实力实际上在当时就已经与美国颇为接近。在这个意义上，当时存在的应该已经是一个美国、欧盟居于优势地位的两极格局。欧盟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可能并不是多极化的胜利，这种情况会给他的观点多少带来一定的麻烦。
3.后金融危机时代: 多极化还是两极化?
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上升，以及 2008 年后不少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多年处于乏力态势，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国经济总量于 2010 年超过日本，此后迅速拉大与日本经济总量的差距，到 2015 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日本的 2. 6 倍。
同时，中国也在逐渐缩小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1991 年，中国的 GDP 只是美国的6%，2006 年，中国的 GDP 为美国的 20%，虽然 1991 ～ 2006 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这种增长并没有明显的格局含义。两年之后，2008 年，中国 GDP 达到美国的30%，又过了两年，2010 年，中国 GDP 达到美国的 40%，2012 年，中国 GDP 达到美国的 50%，2015 年，中国 GDP 达到美国的 60%，2017 年，中国的 GDP 为美国的 67%。这样的实力变化已经具有了较为明显的格局含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阎学通2013 年提出，国际格局正在从一超多强向两极化演变，并认为到 2023 年年底时，人们将看到一个两极格局的出现，中国将成为两极中的另一极，虽然那时中国在总体实力上还与美国存在一定的距离。实际上，早在 2011 年，阎学通就认为国际格局正在从一超多强向两极化演变。这引发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际格局的发展方向到底是多极化还是两极化的争论。
对于阎学通提出的这一观点，大多数中国学者并不是与之进行正面辩论，而是更多地采取了强调多极化仍然是基本趋势的做法。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崔立如对多极化表示了强烈的信心。他甚至认为，“世界已经进入多极时代，多极格局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世界进入多极时代这个提法成立是基于单极格局已不复存在这一事实。他所指的单极格局不复存在的含义是美国作为中心力量运用其权力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意志已经大大弱化。多极格局的核心是“去美国中心化”，或“去美国霸权化”。这与阎学通的观点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但这两种不同观点都是基于对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变化及主要国家关系重新组合的考察。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吴志成认为，国际体系整体上处于向多极化转型的进程之中，“国际力量对比特别是大国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新的多极体系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渐进、复杂的历史过程。与之相比，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郑羽的观点更为细致，但对于多极化趋势存在性的认识则没有分别。他认为，苏联解体以后的国际格局是典型的单极世界，
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生标志着稳固的单极世界的结束，之后是松散的单极结构下多极化趋势的加速发展。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陈志敏对阎学通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世界正在变得更为多极化，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世界的多极化包括经济力量的多极化、军事力量的多极化和观念力量的多极化三个层面。其中，世界的经济多极化已经基本成型，军事多极化的趋势较难得到公认，观念力量的多样化也在同步发酵过程中。陈志敏承认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 2030 年超过美国，但由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即首先，中国的人均 GDP 到时仍将明显低于美国; 其次，从综合实力的角度，中美在 2030 年相对于其他地区和国家如欧洲、印度的优势不是很大; 最后，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多极仍将是未来世界至少在 2030 年前的主要特征。
在论文中直接反驳阎学通观点的是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的薛福康以及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的肖枫。薛福康对“两极化”的前景表示明确反对，认为这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值得注意的是，薛福康所说的两极世界不仅是一种实力对比关系，而且还涉及国家行为模式。他认为，在两极化世界国家分别在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下形成两个理念迥异的阵营，相互间进行全面的竞争，甚至对抗，以期最终决出高下。由此，“只要中国不当头，未来的世界就不可能是两极化，而只能是多极化”。这意味着，在同样的实力对比结构下，中国选择不同的政策，世界会形成不同的格局。这反映了部分学者对国际格局的一种理解，特别是一部分人在潜意识中有一种两极格局就意味着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态势的思维。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夸大了国际格局对最强大的国家的行为的约束程度。如果未来真的出现两极格局，作为其中两极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的。
肖枫认为，由于美国对偌大的世界和诸多事务表现出力不从心，欧盟不会解体，俄罗斯的军事等各方实力仍堪称“一极”，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势头不容忽视，因此，“世界多极化的总体趋势并没有根本改变”。同时，中国的力量虽在明显上升，但论综合国力离世界第二还差得远，绝不可能在 2020 年定型为中美两极的格局。这样的思路与此前秉持多极化立场的大多数学者并无明显差异。但他同时认为，世界格局中的“极”指的是世界各大力量，世界有几股或几大力量就有几“极”，这就又把“极”的概念变得模糊化了，按照这样的概念界定，冷战时期由于不结盟运动等的存在，当时实际存在的很可能就不是两极格局了，而且当前存在的已不是多极化趋势，而是多极世界了。肖枫认为，阎学通所说的“中美两极”中的“极”，是指一部分力量的“主导者”，或一部分国家的“头头”，“中美两极”带有中美两大“国家集团”的味道，这实际上改变了阎学通对于“极”的观点，是在“两极论”和“多极论”中对“极”采取了不同的定义方式。
从国家利益与对外政策的策略角度，肖枫认为，在多极力量的世界中，两极论的提法不符合实际，也不可能获得世界其他力量的认可，只会起挑拨和离间中国与世界其他力量关系的作用。中国要成为“中美两极”中的一极，首先没这个实力。另外，即使中国有实力，中国自己也绝不会成为这样的“一极”。认为中国从自身崛起和发展的利益考虑，宁可选择作为“世界多极格局中的一极”也绝不会抛开其他各“极”，作为“中美两极格局中的一极”与美国对峙相处。肖枫观点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更多的是从国家自身的政策选择，而不是客观存在的实力对比和大国关系结构的角度来理解国际格局，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国际格局是趋于两极还是多极。在他看来，即使中国实力达到与美国相当的程度，中国也可以选择不成为“两极格局中的一极”，由此，国际格局就不是两极体系。这是一种与美国学者及不少中国学者颇为不同的思考方式。同时，他从国家利益关系的角度，认为两极论的提法会导致中国与世界其他力量 ( 可能主要是俄罗斯、印度、欧洲国家) 之间关系的紧张，潜在的含义可能是，从外交策略的角度，认为中国学者也不应该支持“两极”的观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任卫东是少数支持“两极论”提法的学者，但他的实际观点和逻辑与阎学通截然不同。他认为，世界正日益明显地两极化。“一极是霸权国家及其针对具体问题的追随者，另一极是面临霸权主义威胁，遭受霸权主义压迫，要求和捍卫独立自主的广大国家”，新的两极格局的基本矛盾是霸权主义与独立自主的矛盾。他使用了与阎学通以及其他学者讨论国际格局时颇为不同的视角和概念。从学术的角度看，对于这样的说法，阎学通教授应该很难认同吧。
总体上，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单极、两极化、多极化等问题发表了不少论文，出现了不少学术观点，但除了少数例外，持不同观点的各方并没有有意识地展开集中的辩论，在观点表达上，总体还是有些自说自话。
三 学术观点与政策主张的关系
（一）对国际格局的学术认识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对国际格局的认识，既是一种学术讨论，同时有明确的现实政策含义。这种政策含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国际格局的认识，是认识一国所处国际环境的重要内容，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在结构现实主义看来，在无政府状态下，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是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关键要素，而国际体系结构对于国家行为有着十分强大的约束力。在沃尔兹这样的结构现实主义者看来，如果一国对国际格局产生错误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错误的政策，那么在结构的选择压力作用下，很可能给自身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
2. 国际结构的具体性质，对中国崛起确实构成颇为现实的约束。2000 年前后，中国政府和学术界认为存在一个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建立在对中国崛起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的基础之上，而多极化与全球化的趋势则是这一国际环境的根本特征。2010 年之后，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中国崛起所处的国际背景并不是很有利，因为与历史上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崛起不同，中国是在一个单极格局的体系中崛起的。这个体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没有任何单一国家有能力对美国进行制衡。在单极体系下，美国比任何其他大国都更加安全，可以对国际事务的结果产生更大的影响，同时，单极体系也降低了美国所受到的体系约束，扩大了美国的行动自由，增大了其他国家制衡美国的困难和代价。
单极体系下特殊的实力结构给大国崛起造成了特殊困难。单极格局造成的效应明显缩小了次等大国的行动自由，显著提高了次等大国制衡主导大国的实力门槛。在单极体系下，缺乏足够的外部约束，扩大了主导大国的行动自由，强化了其修正主义动机，容易导致其有过度扩张的倾向。而且，霸权国以霸权护持为基本目标，对次等大国崛起的敏感度最高、容忍度最低和制约能力最强。2011 年之后，美国持续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 2017 年 12 月美国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俄两国列为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2018 年 1 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把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者”。这无疑让崛起中的中国承受了巨大的战略压力，这个压力不仅来自美国的政策变化，还来自中美两国之间客观存在的实力差距。
3. 认识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更好地利用客观存在的国际格局，谋求自身的发展，更好地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自 1972 年中美关系改善，形成冷战时期著名的大三角关系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十分注意利用国际格局提供的发展空间，努力规避国际格局演变给自身带来的困难和挑战。中国政府基于对国际格局演变的认识，提出的关于战略机遇期的观点，一方面体现了试图充分利用国际体系提供的战略发展机遇的明确政治意识，另一方面其背后也有某种紧迫感，就是担心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好战略机遇期，以后的发展就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
1997 年，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提出，“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经济持续增长，这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 “纵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完整表述了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内容，指出: “当前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全党必须抓住和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仍强调，“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中国领导人对于战略机遇期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但其背后的风险意识在 2007 年以后有明显上升，在近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中国政府长期坚持国际格局多极化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开否定过多极化趋势的存在，但对多极化趋势的信心也体现出强弱的变化。
邓小平 1990 年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这段话此后被很多学者作为说明中国是的字眼，但他的潜台词是未来的世界可能是三极、四极或五极，但至少有三极，从而肯定是多极。如果世界格局的未来肯定是多极，那在此前就必然存在多极化的趋势。
1998 年 8 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重点讨论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两个问题。他强调，“世界格局正在加速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当前的多极化趋势是在冷战结束、国际局势趋向缓和、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它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时代的进步”。在一年以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表示，“世界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但这一历史方向不可逆转”。此时，中国领导人对于多极化的信心，明显强于 20 世纪 90年代初期邓小平的表述。但 1999 年的表述不如 1998 年那么肯定和乐观，向多极化的“加速”发展换成了“继续”发展，多极化被认为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一个时期，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霸主地位有进一步强化的势头，中国政府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江泽民总书记在 1998 年驻外使节会议的同一讲话中指出，“美国企图构建单极世界，由它一家来主宰国际事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将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保持显著优势。其结果，“在可预见的将来，单极和多极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胡锦涛在 2003 年也表示，世界格局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但“单极和多极的矛盾和斗争日趋激烈”，有的国家 ( 指美国) 奉行实力政策，推行单边主义，正处于新一轮战略扩张的势头。这显然是承认世界格局中单极化的势头也很强劲，隐含的意思是，多极化的势头面临较大的挑战。2006 年 8 月，胡锦涛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世界格局仍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重要时期”，这里的“仍”字很能说明问题，即中国政府认为，虽然多极化受挫，但它作为一种趋势“仍然”存在，并没有消失。在此情况下，“世界多极化将继续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总体上，2000 年以后，中国政府的官方话语依然在使用“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这样的表述，但对多极化的强调在一个时期内有所弱化，这与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强势表现无疑是分不开的。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这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一时间引发对美国是否相对衰落的广泛争论。不管未来美国相对衰落的程度会如何，这至少意味着美国的单极地位出现了不小的松动。2009年 7 月，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中国政府对多极化的信心又有所恢复和增强。相比之下，2012 年的十八大报告对多极化问题的表述则颇为平淡，只有“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一句。这一表述在习近平总书记时期被继续延续使用。2014 年 11 月，在七常委共同出席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这一表述与十八大报告基本一致。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府虽然长期坚持“多极化”的表述，但对国际格局的认识总体是灵活务实的。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始终认为，推进国际格局多极化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做法。
在 1999 年 11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表示，“走向多极化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和利益”，“只有力量平衡才有利于世界稳定”。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关于多极化是发展趋势的观点，不仅基于对客观力量对比走势的认知，也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且希望在主观上加以推动。相似的观点也被胡锦涛多次提出，如 2003 年 8 月，在驻外使节小型座谈会上，胡锦涛指出，“促进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符合我国根本利益，符合世界各国人们的利益”，“多极化趋势越发展，我们的回旋余地也就越大”。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使此后中国经济实力持续快速增强，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迅速上升，中国政府对“两极论”之类的观点总体还是持不赞成的态度。这在 2009 年中国对所谓中美共治论点的态度上有清楚体现。2009 年 7月，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表示，“特别是像‘中美共治论’这样的观点，我们是不能赞同的，因为这违背了世界多极化潮流，也不符合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三）学者观点与政府立场之间存在的几种关系
在国际格局问题上，学术观点与政府的立场和政策主张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此，我们很难得到一个确定性的结论。冯惠云和贺凯提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与政府政策之间可能存在四种不同的关系，分别是: 学者作为认知共同体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学者提供不同的政策选项供政府部门选择; 在新政策出台之前，学者发挥信号作用，以试探外界对政策变化的反应; 学者的观点变化可以作为反映政府政策变化的一面镜子。就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问题的讨论和辩论而言，除了第三种关系以外，其他三种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
关于学者观点与政府立场之间的关系，我们大致可以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颇为明显的是，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认识总体上与中国政府对国际格局的主张保持高度一致。至于两者谁先谁后，是学者的观点受政府主张的影响，还是政府的主张接受了学界的学术共识? 本文的看法是，政府主张对学者观点可能产生了更大影响。因为如果是学者观点影响了政府对国际格局的看法，则更应该发生的情况是，在变化的国际形势下，学者的看法会形成若干比较重要的分野，不同观点都会得到比较充分和深入的阐述与讨论，其中的某种看法会受到政府更大的青睐。而实际情况是，在两极格局下、在单极时代、在美国实力优势进一步扩大、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这样一些不同的背景下，关于多极化趋势的主张，始终是中国学者关于国际格局的主流观点，而这同时又是中国政府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一贯支持的主张。中国政府自 1991 年底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没有主张过两极格局、单极格局的观点，与之相应，中国学界主张两极世界、单极世界的文章数量很少，所占比例非常低，也是可以被理解的了。
某种程度上，中国政府对于多极化主张的一致性、长期性，构成学者分析国际格局时的一个重要背景。而学界对多极化趋势的一贯支持和积极表述，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判断，强化了政府对多极化的信心，由此，学术观点与政府主张在一个时期内产生了相互强化的作用。这种情况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更为明显。这种态势的弊端在于，它不利于学者对国际格局进行更充分更大胆的探讨。
第二，学者对多极化的反思，包括对多极化之外其他发展可能性的探讨和主张，有助于强化政府对相关问题的认识，避免陷入固化的思维定式。从改善决策质量的角度来说，学者有必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保持观点的多元，这有助于丰富政府的决策选项，拓展决策思维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获取信息来源方面是颇为开放的，不仅中国学者，很多国际学者的观点也能很快进入中国政府分析国际形势、进行形势判断时的参考视野。如前文所体现的，1998 ～ 1999年，中国政府对美国试图构建单极世界的意图存在颇为清醒的认识，这种担心2001～2003 年反恐战争的早期阶段进一步强化，但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追求国
际格局多极化的努力。换一种说法，在坚持多极化主张的同时，中国政府对于国际格局中各种与之不一致的发展动向和趋势，其实有着颇为清醒的认识。
第三，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学者对于国际格局走势的判断，从总体上一直坚持存在多极化趋势，这个主流观点一直没有很大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学者往往从很长的时间尺度出发来看待国际格局的发展演变，从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视野出发，分析国际体系的未来发展，强调“××化”，而不是根据当时的实力对比就事论事地探究当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因为时间视野如此之长，加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是对立统一、相互转化、其发展是螺旋式上升过程的观点，以及列宁关于各国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认识等论述和思想的影响，学者们往往对多极化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和挫折看得比较平淡。当出现不利情况时会表示，多极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其中可能会存在曲折，但这不影响大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方面，中国学者与政府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虽然相比学者，政府必须及时处理和应对眼前的局势，但政府在很多时候，鼓励在判断长期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认识当前局势，即“以远观近”。
第四，多极化是中国政府长期肯定的发展趋势，学者们对此进行广泛的论证和阐释是政府乐于看到的局面，但很可能的是，政府在大多数时期，并未对这样一种观点的宣传加以有意推动。如前面的讨论所见，学者们事实上可以对多极化趋势的存在性表示公开的质疑和进行公开的讨论，只是这些不一样的观点长期未形成主流而已。
此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认识国际格局时，中国学者往往十分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这一点在 20 世纪 90 年代表现得最为典型。相比之下，中国政府更早意识到军事因素可能具有的高度重要性，并对军事现代化建设持续加以积极的推动。在 1985 年 6 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要有先有后，要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军队要“忍耐几年”，但这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阶段性政策。1995 年 9 月，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要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增强我军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和应急作战能力”，要加强国防科研，提高部队装备现代化水平，增强平战转换能力。2001 年 10 月，江泽民在军队一次重要讲话中提出，“增强我们的国家战略能力，要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抓紧研究”，而战略能力，“是一个国家在需要采取战争行为时能够调动的各种力量的总和”，其中，军事力量是核心手段。这显示出对军事因素的高度重视。实际上，在 1996 年的台海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大大加强了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与中国对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追求并行不悖。相比之下，在一个时期内，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此的感知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
四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国际格局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包括从两极格局转变为单极格局，在单极时代，经历了美国实力优势进一步扩大和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不同发展过程，并出现了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局面。同一时期，中国学者围绕国际格局问题撰写了大量论文，进行了颇为深入和充分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学者们对“国际格局”的概念本身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其含义有时类似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结构，有时是国际结构加上主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在分析国际格局的早期，也有把它大体等同于对国际体系总体性质的认识做法。对于构成国际格局重要基础的“极”的概念，学者们也存在某些不同的认识，有的严格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界定“极”，也有人把力量中心等同于“极”，有人认为“极”的基本单元是国家，也有学者认为国家集团也可以作为“极”的单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格局的内涵与国际结构具有了越来越大的相似性，这体现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理论对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个变化也是学术规范性逐渐增强的过程的产物。
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学者发表的关于国际格局的文章，总体表现出对多极化趋势的稳定支持，即使在国际格局经历复杂变化的时候，对多极化的支持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与中国学者对经济因素作用的重视、对经济相互依存和全球化发展的一贯强调具有内在的联系。随着中国学者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对基本概念方面共识的增强，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学者们对国际格局不同发展趋势的分歧，特别是对两极趋势与多极趋势的争论，越来越变成一个如何更准确地认识国际体系中大国相互之间实力对比走势，如美国实力是否会长期相对衰落，中国是否正在逐步获得世界性的实力和影响力等。未来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认识和争论，将更多地集中在经验问题和对现实的实证分析，而非理论或概念问题上。
随着 2017 年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上台，中美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态势，有人提出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时代，随着美国对中国战略定位的变化，中美关系的紧张程度上升，这明显增大了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战略压力。从国际格局的角度来说，它意味着即使当前的国际格局尚未发生质的变化，但美国国家战略的调整 (这种调整的一个重要目的很可能是阻止未来的国际格局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演化) 也会对中国的国际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意味着，即使在同样的国际格局下，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从这个角度看，国际格局与国家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未来一个值得加以深入研究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