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本文借此时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外交加以总结，以梳理四十年外交重要事件为研究方法，结合外交事件和四代领导人讲话，指出四十年外交的延续性和演变过程。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精神，以及和平与发展两大国际主题都贯穿了四十年外交历史。随着世界走向多元化，中国外交开始更多有所作为，并在近年增加了旨在保护中国海外利益、提出合作倡议的新内容。习近平主席的理念与邓小平外交原则一脉相承，同时也是应中国当前的外部环境而提出。中国四十年外交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稳定外部环境，避免了重大外交事故，可以称得上成功。

关 键 词：中国  外交  改革开放　　China  diplomacy  foreign policy  reform and opening-up

金灿荣、金君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外交”，《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0期，第1-8页。

JIN Canrong,JIN Junda,"China's Diplomacy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Pacific Journal,Vol.26,No.10,2018,pp.1-8.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距今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时间。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我国的外交工作者为经济发展创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做到了少犯错误、抓住机遇。我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基本上与里根推进新自由主义，权力格局从双极转向“一超多强”，全球化快速深入推进的世界趋势同步进行，因此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外交也可以看作是世界全球化的时期；当今美国特朗普政府力推民粹主义政策，肆意对外发动贸易战，预示着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阻碍重重的瓶颈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敌意也随着近期中美贸易战浮出水面，这可能带来外部环境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有必要对我国的外交进行梳理，总结各个时代的外交特点、传承性和变化趋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既继承了改革开放以来外交的一些共性，也有与新国际环境和中国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创新。缕清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外交工作的脉络，梳理我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对于认识习主席的一系列外交新思路、理解新时期的和平发展道路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外交政策的综述

中国的外交工作分为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国际组织外交四部分，其定性基本可总结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国际舞台”。十八大以来，根据我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外交工作又加上了“一带一路”等主动加强国际参与的内容，但上述内容并没有变化，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条。

(1)对美外交是大国外交的核心。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世界格局从冷战时期的两超对垒变成了“一超多强”，中美合作的动机随着苏联威胁的下降、台湾问题反复被炒作而从事实上的盟友转向竞争，随后在全球问题日益突出的时代又维持了较稳定的合作关系。改革以来的中美关系遭遇了多次风波，但总体而言控制住了风险，抓住了合作机遇，避免了美中两国直接冲突。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美两国关系恶化的风险快速上升，中美关系由“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变成了“一定好不到哪里去，但未必坏不到哪里去”，因此需要格外重视。

(2)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以合作为基本主题，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首先是中俄关系，中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并于1996年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随着中国加大从俄罗斯的能源进口，尤其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对俄国施以援手，双方的经济往来也日益密切。其次是中欧关系，中欧互动体现了“突出经济合作，避免政治冲突”的外交原则。虽然欧洲国家的政治姿态、特别是部分国家的干涉主义与我国立场相冲突，中国与欧盟仍然于1985年签订《贸易与合作协议》，又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召开中欧峰会，以双边贸易促进外交关系。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双方在维护自由贸易上存在相似目标。最后是中日关系，中日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后曾经随着日本对华贸易投资热潮而快速升温，但台湾问题、历史问题和东海领土争议影响了21世纪的中日关系，日本重新军事化(即“国家正常化”)的努力也使得中日关系中对抗因素增加。尽管如此，两国在区域合作、避免地区冲突等方面仍然存在合作机会。

(3)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基本平稳，除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外，并未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一方面，中国反对区域霸权，例如越南在七十年代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企图。另一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为区域化做出努力，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与日、韩、东盟的金融合作，反恐大环境下与中亚国家、俄罗斯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以及近期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虽然中国与多个周边国家有领土争议，但在具体事件上双方均保持克制，避免了冲突升级。

(4)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又称南方国家)的联系随着全球化推进而不断加深。首先双方在全球性议题，如气候变化、经济体系改革方面有共同诉求，其次双方的经贸活动，包括民间经贸往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断加深，最后我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从参与南南合作到主动提出倡议，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驱动力。

(5)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积极融入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标志性事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与国际组织愈发紧密的联系是中国改革的结果，也是深化改革的推进器。在国际争端中，中国也更多地使用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在争取道德制高点的前提下合理合法地争取权益。

总体而言，以上成绩单保证了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避免了与世界大国的冲突。中国人口庞大，国内条件多样复杂，还在推进快速深入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及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和工业化。与此同时，我国是世界大国中领土争议最多、最复杂的国家，还有台湾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都增加了外交工作的难度。在全球化的四十年里，世界其他大国均做出了国内或国外的重大战略失误：美国在赢得冷战后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凭借军事、经济上的绝对优势频频干涉别国内政，21世纪更出兵阿富汗、伊拉克两国；这些海外扩张消耗了美国的大量资源，也损害了美国的政治声誉，同时在美国和盟国之间制造了裂痕。而欧洲部分大国跟随美国进行国际干涉，在“阿拉伯之春”中更对利比亚等国采取军事行动，直接导致难民大批涌入欧洲国家，极端右翼则借助难民危机、恐怖袭击频发的社会混乱制造国内政治分裂。日本与俄国均面临经济问题，日本九十年代的经济泡沫造成经济停滞，此外人口老龄化也对国家财政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俄国则在西方经济学家建议下实行“震荡疗法”，几轮改革导致国家财富被少数寡头瓜分，国家经济也陷入日益依赖能源出口的“资源陷阱”。此外西方国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推进经济自由化，提倡包括减少政府干预在内的措施，这些政策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遭到广泛质疑，也给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造成了经济危机。相比之下，中国外交做到犯错较少、比其他大国犯错少、不犯大错就是成功。

二、邓小平同志与改革开放外交的总纲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内外政策的重大转变，而为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制定一系列指导纲领的是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将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作为新时期的主题，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并对中国先前的外交工作做出一系列具体调整。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思想，在四十年后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邓小平提出的外交思想首先是基于对国内外局势的清醒判断。1979年的世界局势从两超对峙朝多极世界过渡：在尼克松任美国总统时，美国提出了“世界五大力量”说，将美国与苏联，西方阵营的欧洲和日本，以及中国均称为世界大国，以此孤立苏联；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在尼克松任期内开始缓和。中美虽然一度非常接近，但两国关系也受到第三方博弈的影响，例如七十年代中期美苏通过核裁军缓和关系，延缓了中美建交的速度。美国1979年1月与中国建交后，很快就在4月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其间中美两国在反对越南区域霸权等问题上采取了默契的政治态度，但两国的蜜月期仅仅持续了不到四个月。在此国际背景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由意识形态挂帅逐渐转变为不结盟的外交。与此同时，中国自身也属于国际社会中非常独特的案例，体量很大，拥有核武器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但经济水平落后，属于发展中甚至不发达国家，技术、军事水平也全面落后于美苏两大国。中国必然是世界多极政治中的一极，这种影响力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重要遗产。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经济水平决定了中国应以国内经济改革、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为主要目的，简单概括就是“少说多做”。

邓小平外交思想包含以下几方面的重要内容：首先是去意识形态化。其次，外交以经济为主，保证改革开放外部环境。再次，中国的外交是多边、不结盟外交，不主动介入外部矛盾。最后，中国积极融入西方主导的现有国际体系，并争取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治理。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冷战造成西方对我国进行封堵，我国外交一度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从六十年代末期以来，我国与美国关系开始缓和，与苏联的矛盾则随之上升，“一边倒”的结盟外交开始转变。到了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反共意识形态强烈的美国总统里根试图推动台海两岸“双重承认”，而1982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讲话时罕见地反对“两个中国”，这些都说明以意识形态区分阵营或者过度依赖单一大国都不是我国外交的出路。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上提出，中国的外交应坚持独立自主，推行全方位外交。另一方面，邓小平认为在开放的、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中，中国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积极融入国际体系。为了积极融入国际体系，中国一方面需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①，通过改革和开放与西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另一方面也需认识到“第三世界仅寄希望于南北问题的解决是不够的，南南之间还要进行合作”②，在处理好与欧美大国关系的同时也不能放弃多边外交、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当中国面对潜在冲突，邓小平认为除非它干扰了现代化或者统一大业，中国仍应保持低调，有节制地使用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美苏双方均缓和了双边关系。苏联方面，在勃列日涅夫1982年塔什干讲话之后，两国相互释放友好信号，以黄华外长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为契机，改善了双方关系。在八十年代，万里、李鹏两位副总理也前往苏联参加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两位领导人的葬礼，以此为契机改善了中苏两国关系。邓小平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思想，提出要解决中苏关系“三大障碍”(苏联通过蒙古、越南、阿富汗对中国形成的三面包围)，这些障碍终于在戈尔巴乔夫任期里得到改善。在中美关系方面，里根竞选时以强硬的反共姿态著称，上台后很快推动了《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出售武器。由于当时苏联对美国的威胁还在，更由于我国领导层和外交人员的谈判努力，中美两国发表“八一七公报”，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做出了一定妥协。1984年里根访华极大改善了中美关系，里根的剩余任期也成了中美关系的黄金时期；美国在此期间向中国出口可用于军事的技术，取消杀伤性武器对华禁令，向中国出口了“黑鹰”直升机等先进装备；此外中美在科教文卫、经贸往来等领域也有多项成果，在里根任内基本实现贸易额翻倍。除美苏两国外，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在八十年代快速发展，华国锋总理1980年访问日本，这是战后我国首位政府首脑访日。随着胡耀邦等领导人先后访日，中日贸易额一路飙升，日本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之一，日方也多次承诺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虽然中曾根康弘关于“两个中国”的表态影响了两国关系，中日总体上表达了改善并强化关系的意愿。这些外交成果使得我国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拥有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也取得重要成果，中国与英国、葡萄牙分别达成协议，确定了香港和澳门的和平回归。

1989年政治风波，以及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对我国外交形成了挑战。在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总书记期间，苏联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大幅度缓和，美国推进中美关系的动机不如以前强烈；1989年政治风波使得中国遭到西方阵营的攻击，中国八十年代的西方经济伙伴暂停了多项经济合作，这种影响也使得西方国家，如美国从九十年代开始对中国大打人权牌。另一方面，围绕着冷战结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我国举国上下造成了重大冲击，东欧国家改旗易帜挑战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同时使得西方国家企图对中国施加和平演变的压力；海湾战争展示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军力优势；苏联解体则带来了国际关系的重大变革。在危机时刻，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三句方针，同时指出中国“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③。邓小平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体制和坚持改革开放两者必须并行；在此基础上，中国以经济外交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寻求与世界各国新的合作机会。美国的乔治·H.W.布什(老布什)总统对中美关系的平稳过渡也起到促进作用，老布什曾经于七十年代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与中国有良好的私人关系。在国际形势剧变的背景下，老布什没有像九十年代的克林顿一样将人权与经济挂钩，避免了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邓小平提出的方针，以及经济为主的外交，都成为九十年代的外交主题。

三、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中国外交概述

江泽民主席指出，“中国越发展、越开放，与世界的联系越紧密，就越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④，同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⑤，而中国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他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期间，中国的外交以经济合作为主题；这段时间的中国与亚洲国家展开经济合作，也围绕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与发达国家展开谈判。两个问题对中国的外交工作造成了挑战。其一是重新成为中美间主要矛盾的台湾问题。美国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打台湾牌，1994年提升台湾驻美领事馆级别，1995年5月又在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保证不会允许李登辉访美的情况下，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美并发表关于所谓“突破外交孤立”的演讲，1996年“台湾大选”之前又派出两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海峡，对抗中国大陆为威慑“台独”势力举行的军演。另一个危机来自美国及其盟国势力的全球扩张，1993年7月美国制造“银河号”事件，1999年北约空袭南联盟并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这些都与美国及其盟友推行单边霸权、借冷战结束的权力真空肆意战略扩张有关。九十年代，中国的军事实力与发达国家差异明显，除了技术差距，军队也缺乏实战经验，1985年之后的军费改革更导致军队精力涣散、“官倒”盛行，腐败严重。上述危机，尤其是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使得我国开始加大军队投入，停止军队经商；现代化军队建设为我国在21世纪的外交提供了坚实的后盾。但在外交政策上，中国避免了与美国的正面冲突，避免美国对华政策转为对抗，为21世纪的经济发展争取了宝贵时间，尤其是争取了克林顿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

在经济上，世界经济呈现美日欧三足鼎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国际发展的局面；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因美国反对而未能实现，随后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则使得亚洲国家的固定汇率制饱受争议，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条件援助下被迫进行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但这种形势也加强了世界经济合作，例如1996年亚欧会议、1998年中国—欧盟峰会都加强了中国与欧洲国家的经贸往来，亚洲金融危机则推动东盟与中日韩三国的合作进程。总体而言，这个时期的经济合作盖过了冲突，面对几次危机，美国认为接触策略优于对抗，克林顿政府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也积极推进经济改革，融入国际贸易体系。

胡锦涛主席提出，新世纪的中国外交需要处理五个平衡，即“多极和单极的关系，加快我国发展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维护我国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关系，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关系”⑥中国仍然坚持和平发展的目标，但在全球化时代需要更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他任国家主席期间，中国的外交经历了两个阶段，2008年之前的中国外交延续“韬光养晦”，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提出企业“走出去”，推动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等口号，于2005年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在2008年之后，中国坚持“韬光养晦”的同时也“有所作为”，在国际上寻求更大话语权，推动世界经济体系改革，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南南合作。就外部环境而言，2008年标志着美国次贷危机和总统换届，也是美国国际政策的分水岭：持新保守主义立场的乔治·W·布什(小布什)上台后曾试图对中国实行限制政策，在中国南海造成撞机事件；但“九一一”袭击使得美国的中心转向非传统安全，尤其是反恐战争，因此发动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以反恐为名的战争转移了美国的注意力，也创造了美国与中国合作的动机，小布什政府与中国的关系随之改善；2005年，小布什政府将中国定义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虽然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几次试图推进“台独”，尤其是2004年所谓“和平公投”，这些企图都被中美两国共同压制。另一方面，随着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日矛盾日益突出；2005年日本政府篡改历史教科书、炒作“中国威胁”“中国东海开发”、积极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些都激发了民间的反日情绪，使得在1999年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时已经初具雏形的民族主义成为影响中国外交的一股重要力量。

2008年的一系列事件赋予该年重大意义。中国承办了北京奥运会，这次盛会极大激发了民族自信心；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被认为与1964东京奥运会、1988年汉城奥运会类似，预示着国家现代化进入新的阶段。此前传递火炬期间发生的海外华人保护火炬事件，以及西藏骚乱等事件也使得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年底的美国次贷危机之后，部分声音认为美中实力此消彼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应谋求更大的话语权。在台湾方面，马英九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他主张“维持现状”，台湾问题的风险下降。在美国方面，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推行数十年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受到质疑，里根时代开始积累的财富不平衡在危机中集中凸显，民众对华尔街金融高管的愤怒也助长了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民主党年轻政客奥巴马在这种背景下当选总统，作为“冷战后”的美国年轻政客，奥巴马一方面推进国际合作，一方面将战略重心从欧洲移向亚太。在国际治理方面，奥巴马一上任就提出“两国集团”(G2)的概念，但并未能获得国内外广泛响应；此外美国也广泛参与新涌现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例如哥本哈根会议，并在这些议题上争夺话语权。在战略中心方面，奥巴马政府提出“巧实力”，主张从中东撤军，将重点放在中国方向，最终目的是维持美国的绝对安全和霸主地位。2009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泰国宣称“美国回来了”，此后美国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互动，频繁插手双边领土纠纷，同时借保卫盟友、公海航行自由等名义在中国周边增加军事部署。在这一时期，东海与南海领土纠纷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冲突点：东海问题源于2004年前后日方对中方“东海油气开发”的炒作，由于“钓鱼岛国有化”事件而激化。南海非法占岛起源于中国无暇顾及领土维权的“文革”期间，领土纠纷由于《联合国海洋法》规定的领海基线申报而激化。这些问题的本质是美国国内“中国威胁论”的上升，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提防。

在这种局势下，中国首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美国争夺话语权，同时以经济改革为核心，主张加强南南合作。2008年的“二十国集团”(G20)首脑峰会扩大了该论坛的影响力，使得“二十国集团”日益取代发达国家的“八国集团”(G8)成为世界经济议题的主要论坛。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等国际谈判中，中国与拥有相似立场的印度等国结成同盟，带领发展中国家据理力争，阻止了美国借全球议题向中国施压的企图。此外中国还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EME)在国际组织内争取权利，例如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及治理方案增加了中、俄、沙特等新兴市场国家在机构内、董事会内的话语权。在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中，中国坚持纠纷双方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础上协商解决争端，反对域外国家通过多边、第三方渠道干涉谈判。由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了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东盟国家没有形成反对中国的共识，中国与相关国家，包括菲律宾也避免了冲突进一步升级。

总体而言，江泽民、胡锦涛两位领导人贯彻了“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既坚持了以经济合作面代替意识形态、政治冲突点，也做到了以我为主，有理、有力、有节地反对外国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冷战结束对中国是巨大的挑战，在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少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曾在人权问题上与西方直接冲突的国家，可能成为美国的下一个对手；在意识形态不同的情况下，美国试图炒作“民主台湾”，打两岸牌，与宣传“美台同盟”的“台独分子”遥相呼应。中国在重申底线的基础上采取相对低调的外交姿态，保持与美国的接触与合作，为中国的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此后的21世纪里，中国抓住了反恐、全球治理等合作点，延缓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封堵。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以及特朗普时代，美国对华政策和全球形势均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在继承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基础上也需做出创新。

四、习近平新时代的外交

在改革开放将近四十年的习近平时代，中国的国际贸易、海外投资与日俱增，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经济联系日趋紧密。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外交日趋重要，除了关系到直接经济利益，也是推动国际机制改革的关键。调整重心的中国外交有几个关键任务：首先，在国人海外利益与日俱增、地方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中国不能静待国际市场变好，也不能等待大国提出合作倡议，应主动创造发展机遇，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机遇。其次，在欧美大国民粹情绪高涨、不愿承担国际责任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团结发展中国家，继续争取在国际治理体制内的话语权。再次，中国应主动提出倡议，带领其他国家，尤其是亚非拉国家共同发展；在无法推动现有国际体系改革的情况下，中国也需要创造新国际组织，灵活运用现有国际体制和体制外的“双轨制”外交。最后，中国应和国际社会走出一条互利共赢、和平共处的发展道路，而不能重复美国追求绝对安全、单极霸权、根据与自身关系分配各国国际利益的国际格局。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背景是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美国里根、克林顿、小布什三位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都经历了“低开高走”的局面，而奥巴马与特朗普两位总统的对华关系则“高开低走”：奥巴马在2009年就访问中国，并提出“两国集团”等概念邀请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但此后很快开始推进所谓“亚太再平衡”，强调维持美国的优势地位，并试图建立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TPP)等组织孤立中国。特朗普在2017年访问中国，两国承诺进行积极的经济合作，但次年特朗普就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在这些对华政策反复的背后，是老调重弹、却日益响亮的“中国威胁论”——中国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2014年购买力平价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在21世纪的前十年更经历了一段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这些都让美国感到威胁；美国在经济危机后虽然逐渐恢复，社会却日益分裂，社会底层、中产阶级和精英关于“美国衰落”的不安全感都在上升；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让期待中国“和平演变”的美国精英感到失望；中国产业升级，部分技术日益进步，对美国跨国公司构成竞争，美国商会不再是对华友好的主要游说力量。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对华政策也受到美国影响：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情况下，日本、澳大利亚与部分东南亚国家成为反华的急先锋，试图加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在特朗普上任后又试图打造没有美国参与的防卫同盟；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印度也将中国当做竞争对手，插手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在边境问题上向中国发难。欧洲国家则在贸易等问题上与美国一起向中国施压，在中国入世十五年之际在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上共同发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无法回避经济体量上升的客观事实，也无法再像八十年代那样“韬光养晦”，必须在国际上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通过积极的和平发展倡议争取多数国家，借助美国民粹主义高涨的机遇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

习近平时代的核心倡议“一带一路”，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提出的首个以我为主的国际布局，也是上述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贯穿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延伸。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外交仍然包括老的四个部分，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几个内容，包括维护中国与日俱增的海外利益、提升中国软实力、参与国际治理。要将这些内容贯穿到一起，必须落实“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是符合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政策，中国的产能在2013年之后出现严重过剩，煤电、水电、光伏和基建项目需要海外市场，海外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巨大的基建需求；此外，“一带一路”能够缓解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与此同时，面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布局，“一带一路”能够避免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也能加强南南合作，积累建立国际组织的经验。“一带一路”继承了“发展”与“和平”两大主题，兼顾了中国外交的新内容，也提出了不同于美国霸权和新自由主义的、以尊重别国内政为前提的、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的新发展模式。“一带一路”的具体实施中，有几点内容与美国主导的经济援助项目，如“马歇尔计划”不同：首先，“一带一路”是开放性的倡议，其他国家自愿加入，而且不设战略假想敌。其次，中国的倡议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不以意识形态或者安全为附加条件。再次，“一带一路”合作不借助贷款附加条件干涉经济政策，要推广中国的和平发展模式，就必须具有习主席所说“正确的义利观”，让当地社会切实、可持续地受益。最后，“一带一路”各国在平等、尊重规则的前提下协商解决争议。这几点是此前时期多边外交和经济合作的延续，也是避免矛盾，寻求合作机遇的关键。虽然经济合作可能面临各种风险，如发展中国家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冲突、第三方恶意竞争等，“一带一路”仍然是我国外交工作者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是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的四十年，在这四十年里，中国外交工作者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产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基本实现了中国的和平崛起。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留下了宝贵的外交指导思想，包括去意识形态化、和平发展优先、多边自主外交等，这些思想到今天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江泽民主席和胡锦涛主席冷静处理多次危机，使得中国度过冷战结束后的外交危机，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习近平根据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改变，逐渐从“韬光养晦”走向“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外交更加积极主动，将和平发展理念转化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今后“一带一路”的具体执行中，外交工作者应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和平与发展理念贯彻下去，在不损害核心利益的基础上避免冲突，切实打造互利共赢的局面。

①邓小平：“在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83页。

②邓小平：“增进中印友谊，加强南南合作(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二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0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

④“江泽民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发表重要演讲”，《人民日报》，2002年10月25日第一版。

⑤“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上的报告(‘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部分)”，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6年2月29日，http://www.gov.cn/test/2006-02/28/content_213361.htm。

⑥“开创新世纪新阶段外交工作新局面(2003年8月25日)”，《胡锦涛文选》(第二卷)，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