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学与军事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军事史研究在当前我们国家的学术生态中，处于明显边缘化的境地，呈示不景气的局面，这既表现为研究成果的稀少，也表现为研究方法的滞后，更表现为研究理念的失语。只有正视这些问题和不足，我们才能走出困境，迎来中国军事史研究的转机。

一、军事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它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军事绐终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适应，就是军事史研究理应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强化军事史研究，对于推动整个历史研究，深化人们对历史现象的全面认识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实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必须重视对军事史的研究，这是由军事在社会生活与历史演变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性质所决定的。就中国范围而言，军事往往是历史演进的最直观表现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分裂与统一、新旧王朝的交替换代、政治势力之间斗争倾轧，下层民众的反抗起义，中华民族内部的融汇整合，等等，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战争这个途径来实现的。战争是社会生活的焦点，是历史演进的外在表现形式，从大的范围来讲，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某种意义上便是一部军事活动史，抽掉了军事内容，就谈不上有完整意义的中国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军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成为历史嬗变的指针。具体地说，最先进的生产力往往发源于军事领域，军事技术的进步在科技上呈示领导性的意义，换言之，最先进的工艺技术首先应用于军事方面，最优良的资源优先配置于军事领域，最突出的科技效率首先反映于军事实践。这种情况早在先秦时期便已出现，所谓“美金以铸刀剑，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斤、且、属、试诸壤土”（《国语·齐语》）；“聚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论百工之锐器”（《管子·七法》），云云，就表明军事技术发展程度乃是整个社会生产力最高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尺。秦汉以降，军事技术这种标尺地位仍没有丝毫改变，战船的制作水平提高、筑城工艺技术的进步，火药、火器的使用，钢铁先进武器装备的铸造等等，都是该历史时期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都起着带动其他生产领域工艺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作用。

军事在历史演进中的中心地位同样也体现在政治领域。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强化，各种制度建设的完善、重大改革举措的推行，往往以军事为主体内容。所谓的中央集权，首先是对军权的集中，这以“虎符发兵制”、“杯酒释兵权”，到朱元璋以“五军都督府”代替“大都督府”，清代设置“军机处”等制度设置和行政措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国家法律制度与规章，也往往是由军队中首先推行，然后逐渐向社会推广。如军功爵制滥觞于春秋时期赵简子的铁地誓师辞：“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农工商遂，隶圉人臣免”（《左传·哀公二年》）战国时期普遍流行的“什伍连坐法”、秦国的“二十等爵制”等等，后来也逐渐由单纯的军中制度演变为控制与管理整个社会的奖惩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先行者，军事在国家政治发展中起着的引导的作用。至于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也几乎无一例外以军事为改革中的主要内容，如商鞅变法中“尚首功”的措施，王安石变法中“保甲”、“将兵”等强兵措施，张居正改革中的整饬边防举措，均是具体的例证。而战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则更是完全以军事为中心的全面改革运动。

就世界范围而言，军事史作为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无可怀疑的。西方早期的历史著作，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凯撒的《高卢战记》、色诺芬的《长征记》，大都是军事史著作。这一传统长期得以延续，使得在当今欧美国家的历史学界，军事史仍然是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有关战争、战略、军队编制、作战技术、武器装备、军事地理、军事人物、军事思想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比较成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杰弗里·帕克主编的《剑桥战争史》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一。与此相对应，军事史在历史学界，甚至整个学术界都拥有较高的地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中国军事史研究面临的危机

与国外军事史研究长期占有优势的情况相比，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军事史研究仍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说得重一点，它始终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而军事史研究长期低迷不振的现实，直接带来的后果至少有两点：一是西方学者菲薄蔑视我们国家悠久伟大的军事文化传统；二是一般读者对军事历史的“戏说”合理化之认同。

中国军事史研究严重滞后，萎靡不振的客观现实，主要表现为：第一，军事史研究被边缘化，长期不能进入历史学研究的主流，即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预流”。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学科相比，军事史完全是一个敲边鼓的角色。研究成果数量单薄，质量恐怕也不过敢让人恭维。其他学科都有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但这在军事史研究领域中却似乎难以列举。第二，在有限的研究领域中，军事史不同分支的研究状况也不一样，发展很不平衡。相对而言，兵制的研究稍为成熟，如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谷霁光《府兵制考释》、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等等，均是学术价值重大、学术影响深远的著述。然而对于战争、军事技术、作战方式、兵要地理、兵学理论的研究却显得远远不够。第三，战争史作为军事史的主体，研究思路与方法严重缺乏创意。许多战争的考察与评析，仅仅局限于宏观勾勒的层面、满足于战略的抽象概括，只讲到进步或落后这一性质层面的东西，而很少能进入战术的解析层次，未能围绕战法这个核心展开我们的研究。因此，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肤浅的，不同的战争分析到最后，看上去似乎都大同小异，千人一面。第四，学术研究与政治文化宣扬的界线经常被混淆，许多似是而非的看法不究其对错是非，人云亦云，“百犬吠声”，像在充分肯定传统国家安全观为和平防御的同时，对历史上曾经大量存在的穷兵黩武现象视而不见，仅看到“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的一面，而忽略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中“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另一种事实。总之停留在平面、直观的层次，而缺乏立体、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这样就使得我们的研究结论流于平庸，缺乏学术上的公信力，这反过来又损害了整个军事史的研究。

中国军事史研究之所以面临困境，乃是有其多方面原因的。这一是学科本身设置上有严重的缺陷，制约了研究本身的增长。在国家学科划分上，军事史连历史学的三级学科都不是，影响所及，研究者申报课题困难，取得研究经费困难，又不能授予军事史方向的学位，影响所及、导致各大专院校很少有专门的军事史研究机构，基本上都不开设军事史方面的课程，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军事史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二是军事史研究范围与内涵的界定不够清晰。目前的学术界，经常把军事制度的研究混入政治制度研究之中，（如商鞅变法中的军功爵制、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等等）；把军事技术的研究归入于科技史的研究范畴；把军事法规的研究并入法制史的研究架构，结果是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很多本应该是军事史研究的问题，只把目光对准兵役制度，军事谋略，导致内容过于空泛。这也制约了军事史研究的发展。三是受制于文献载体有关军事史内容记载上的固有不足。古代文献中有关军事史战术层面的内容十分单薄，这是与西方军事史著作有很大差异的。西方的军事史著作对战术层次的内容记载相当详尽，像在记述汉尼拔指挥的著名坎尼之战时，曾详细描绘了双方怎样排兵布阵，步兵、骑兵如何配置，何为主攻、谁作牵制，战斗的具体经过又是怎样。反之，我们的古史记述，则侧重于战争酝酿阶段的纵横捭阖、逐谋斗智，而真正描述战争过程的往往就简单的几个字：“大破之”“大败之”，一笔带过。我们既不知道他是怎么胜的，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败的，没有一些可操作性的东西在里面。这样就为我们从战术层次深化军事史的研究带来了重重障碍。四是我们从事军事史研究的人员在专业素质上还存在着种种缺陷，不能完全适应军事史研究的特殊要求。军事史是历史与军事两大学科渗透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这一特点决定了研究者最好能具备历史与军事两方面的专业知识素养，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复合型研究队伍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这不能不使我们的军事史研究存在先天性的不足。

三、军事史研究的转机在哪里

危机同时也意味着转机，困境同时也意味着坦途，我们认为，中国军事史研究固然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它的繁荣和发达也并非没有指望，换言之，使它走出困境转机同样是可以争取和把握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寻找到赢得转机的途径与方法。

寻求转机，首先要求我们对军事史研究予以主观上的更大重视，应该明确形成这样的一个基本共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如果不尊重自己的悠久军事文化传统，不善于从以往的军事历史中借鉴得失，启迪成败，那么就不可能拥有与理解完整的历史，就没有资格侈谈什么军事理论创新，也不能建树真正有价值的战略学、战术学、军制学，更遑论在世界大变局中确立自己的地位，施展自己的影响。一句话，不珍惜传统，肯定不会有光明的未来；漠视历史，迟早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基于这样的共识，则军事史研究必将获得最大的动力，因为研究者的责任感与成就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正比共生的关系。

其次，录求转机要求我们在思维模式、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扎实的工作，开辟新的道路，提升新的境界。这包括：对军事史学科的内涵外延要有一个科学而清楚的界定，确立起军事史研究的主体性，树立问题意识、自觉意识，使军事史研究的独立性得以完全体现；对军事史研究人员专业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军事与历史两张皮，  历史的不太熟悉军事，谙军事的在历史学基本训练方面偏弱的情况；尽量调整军事史研究领域内各个分支研究不平衡的局面，在继续加强兵制史、兵书著作研究的同时，积极开展以往相对薄弱的军事技术、作战方式、阵法战术，兵要地理等分支学科的研究，使整个军事史的研究能够得到均衡协调的发展，各个分支方向既独立推进，又互为补充、互为促动。

其三，寻求转机要求我们在从事军事史研究过程时，在充分运用历史方法的同时，尽可能借助于军事的范畴、概念与方法，注重从军事的角度考察问题，解决问题。应该说，这正是军事史研究讲求科学性、学术性的必然要求。如面对军事制度上的疑难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参考现代军制的原理与方法来协助解决，“偏”的问题就是如此，我们知道“偏”是先泰时期车战的战车编组形式，但是一偏到底有几乘战车，文献记载说法各异，有九乘说，十八乘说，二十七乘说，八十一乘说种种，可谓各有道理，莫衷一是，另外，象先秦军队既有“军、师、旅、卒、两、伍”六级编制，又有“三十人乘制”“七十五人乘制”，彼此关系又是怎样。如果花大力气去求证，结果很难如愿，但如果我们了解现代军队编制特点的话，那么也许可能掌握解决问题的钥匙，即理解军队编制上平时管理和战时配属是两种方式，一支军队可以有平时隶属体制、战时合成编制、临时战斗编组等多种编制。先秦军队就隶属编制而言，可以有六级；就战时合成编制而言，即为“乘”；就临时战斗编组而言，又可以有“九乘”“二十七乘”等不同的大小“偏”形式。这就是参照现代军队编制以深化军事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例子。

再如，我们以往研究韩信破赵一段时部署的背水阵，一般只关注到军心士气问题。即韩信之所以部署背水阵，乃是为了激发士兵的战斗意志，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几乎是数千年来人们的一致看法，韩信自己也是如此表白的。但是，我们如要从军事学的角度来分析，那么，“背水阵”一段其实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战术作战要领。变换主客，韩信设置背水阵的主要目的在于引诱赵军前出攻击，如此，本来是处于攻击地位的韩信军队反而变成了防御一方，而在军队作战中，防御和进攻所需的兵力相差是很大的，叫做“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韩信通过背水阵的设置，改变了双方的攻守地位，弥补了自己兵力的不足，在一次进攻性战役中，打了一场漂亮的防守作战，最终取得了作战的胜利。这个主客变置的关键因素，再加上布列圆阵，兵分奇正，置于死地然后生等战术要领，背水阵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这个例子更为生动而有力地证明了军事史研究离不开军事学要素与方法为基本手段的重要性。总之，军事史研究只要真正回归历史，回归军事，那么就可以超越过去僵化的模式与平庸的论调，而把握住新的发展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