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徐公持先生在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进程时，曾提出一个看法。他认为，在老一辈学者中，能够“以耄耋之年，仍奋发有为，撰述不止，再现学术雄风”的，当以钱锺书先生和程千帆先生为最。钱先生此所不论，以程先生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程千帆先生出身于文学世家，自其曾祖以来，诗学便是程氏的家学。20世纪20年代末，程先生由私塾转入金陵中学插班学习，开始接受正规的现代教育，四年后又考入金陵大学中文系，1936年毕业。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高等学府，大师云集，程先生得以亲承音旨，转益多师，不但由此打下了坚实的传统学问基础，而且培养了现代学术的理念。知与能、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使得程先生从一开始就站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学术起点上。他不断地思索和探寻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文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这种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断探求和自觉，使他在此后的研究中总是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并最终走上了自己学术发展的巅峰。
将考据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
20世纪40年代，程先生在四川乐山、成都等地诸大学执教时，即提出“将考据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的看法，并将其付诸自己的研究实践。比如，这一时期他所撰的《陶诗“结庐在人境”篇异文释》《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跋》《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等文章，或把考据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相结合，或把对作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等史实和材料的考辨与文学批评相结合，或运用考据之外的其他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来解释文学现象，都使人耳目一新。
1949年以后，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文学理论。此时已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担任系主任的程先生，除了讲授古代文学史之外，还承担着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文学理论课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新开设的课程，缺少任课老师，于是这门课便由系主任来承担。程先生一面学习钻研，一面给学生讲授。他说：“要想从下一代人中间培养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必须自己不断地努力学习，不断地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通过这门课的教学，程先生的文学理论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作为努力学习和钻研的记录，程先生于1953年和1955年先后出版两本文学理论和批评论文集，即《文学批评的任务》与《关于文艺批评的写作》，以及1954年与沈祖棻合著出版的论文集《古典诗歌论丛》中的《古代诗歌研究绪论》等重要文章。
在今天看来，这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运用，还显得有些简单生硬并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我们却能够清楚地看到程先生积极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机结合的努力，看到他在漫长的学术道路上是如何顽强地跋涉以不断地跨越自己的，看到一位从不愿意把自己的研究停留在某一点上的真正学者的品质。
从作品考辨和批评转向宏阔论题研究
如果把程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运用考据与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所做的古代文学研究，与他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的研究相比，我们就会发现上述学习与教学、科研实践的结合，已给后者带了新的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得以较为清晰地展现出来。
这种新变化就是由原来的更多注意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考辨和批评，发展为对文学史上一些带有较普遍意义的现象和问题的关注。也许他讨论的是一些具体问题，但通过这些讨论所得到的，却绝不只是一些具体的结论，而往往具有普遍的文学史意义和鲜明的理论特色。考据与批评有机结合，微观中能见出宏观，通融无碍，渐近化境。
比如，程先生《古诗考索》中的一些文章。《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一文，通过比较分析陶渊明、王维、韩愈和王安石的四篇桃源诗，回答了中国古代作家如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处理传统题材的问题。他与张宏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发表的《“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论“白战体”及杜、韩对它的先导作用》，则解决了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学家们是怎样通过表现角度的转换和表现方法的变更，来显示自己的创造力的问题。《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运用传统的考据学方法，揭示唐代边塞诗中地名与方位、距离之间存在的矛盾。同时又从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细节描写的真实与典型环境等入手，不仅很好地解释了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现象，而且以之推论文学史上的某些类似问题，亦无不畅达。在《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文中，程先生以一首唐诗为例，把作家作品的穷通显晦问题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并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十分合理和富有启发性的解释。而《韩愈以文为诗说》一文，既能对以文为诗的内容及其在韩诗中应用的范围进行具体细致的考察，又能把这种考察始终放在文学发展的长时段中，运用现代的文学理论来加以观照，不仅澄清了围绕以文为诗产生的一些原本含混不清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断，而且使得这种讨论有了更为广泛的意义，研究视野更开阔。至于与莫砺锋、张宏生合作完成的《被开拓的诗世界》，更是对杜甫诗歌进行深入探讨、篇篇精彩的杜诗学专题研究。以上数例，不过是程先生中国诗学研究的一个缩影，然由此所反映出的程先生的学术成就，无疑已非前人所能措手。
程先生原本是想独立撰写一部中国文学通史的，但是，由于中年时期所遭遇的变故，最后完成的只有与吴新雷先生合作的《两宋文学史》，和与程章灿合作为非中文专业学生撰写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然而，前者视野开阔、结构严谨、论断精审、卓有识见，蔚然开一代文学史著作撰写新风气，后者则拈出不同时代文学发展中最独特的东西进行论述，要言不烦，别开生面，为学界瞩目。
程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史学方面，先生有《史通笺记》，全面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在校勘、注释和评论方面又有很多创见。在目录学方面，先生有《校雠广义》（与徐有富合作），对传统校雠学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和重建，具有鲜明的科学和实践品格。在文史结合的研究方面，先生又有《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对唐代进士科举制度中行卷的风气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作了深入讨论，极为精到，被推为科举与文学关系研究的经典之作，其影响所及又不止一端而已。
文艺学与文献学的完美结合
程先生认为，文学研究所面对的，是人的思想感情、人的心灵，而文学理论固然会受到一定的思想学术的影响，但理论又是从作品中抽象出来的，因而无论文学理论还是批评，都离不开文学创作。由此出发，程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应分为“古代的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的理论”两个方面。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他早年编撰有《文论十笺》，对文学的本质特征、外部规律和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做过专门的研究，晚年又主编《明清文学理论丛书》，计划为学界关注不够的明清文学理论研究提供较为完备的文献资料。他既注意结合具体作品，对前人业已从创作中抽象出的理论或所作的某些文学批评，进行必要的阐释和印证（如《〈复堂词序〉试释》《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等文章，都能见出其从作品出发的文论研究特色），又重视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在他的名作《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中，通过对作为一种表现方式的“一”“多”对比在古典诗歌中存在方式诸形态的探索与分析，指出无论是古典诗歌描写中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时间与空间的交叉与组合，还是结构布局、用韵与声律的安排等，都大量存在着“一”与“多”对立（对比、对举）的现象。在“一”与“多”这对矛盾中，“一”往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诗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借助于它来表达“其所要突出的事物”；“一与多虽然仅是数量上的对立，但也同时包含着其他一对或数对矛盾，因而能够表现更为丰富的内容”。这种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方法的意义，不啻为古代文论研究界提供了一个类似于古代传说中的息壤的、生生不息的新矿藏。
研究不断深入，理论认识也不断提高。程先生晚年对自己提出的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作了修正和补充。起初所谓“批评”，主要是指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并未包含多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意味；而所谓“考据”，既非一般考据学概念所能局限，也应当对其作出更准确的概括和解释。所以，程先生论述道：
诗歌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要使诗人通过对特定艺术手段所展示的他的心灵重现在大家面前；而考证则是排除在这再现过程中，在语言上、前景上等等的障碍，总之，是为了扫除外在的隔膜，以便呈露内在的实质。所以，考证并非文学艺术研究的最终目的，而是必要的手段。我曾经利用校勘学、训诂学、语法学乃至物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解决诗歌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从而有助于对那些作品的内在涵蕴的理解。
因此，“考据”或“考证”，乃是一种包括考据学等多种方法在内的综合研究方法，“是广泛吸收、利用跨学科的知识，从非文学的阐释中获得文学和文学史的新结论”。而“批评”，也注入了现代文学理论的新内涵。二者联系起来，程先生把它称为“文艺学与文献学的完美结合”：
文艺学在理论上解决问题，文献学在史料、背景上解决问题，我所追求的，是文艺学与文献学的高度结合。
从“把批评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上”，到“文艺学与文献学的完美结合”，程先生学术思想的发展，不仅内涵更丰富、更完整了，而且其理论的表述也更为清晰、更为凝练。运用文献学方法以及其他方法对材料的考证、对史实的辨析以及对其他相关文学背景的探索（包括过程与结论），应与用文艺学方法对作品本身的艺术思考、对作家内心世界的发掘有机地融合起来，文献学的考察应为文艺学的研究服务，但又不能取代后者，不能用文献学的方法去解决文艺学上的问题。
研究的创新和理论方法的自觉，反映了思想认识水平的高度。程先生之所以在其一生的学术研究中，始终不愿停留在某一点上，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自觉的追求，并能运用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取得卓越的成就，当还有更深层次的思想品格等方面的因素值得我们思索。
程先生在晚年谈到他何以一生历经磨难却始终没有沉沦时，曾说道：
我这一生逢到的可以说是多灾多难，但不管怎样，我没有沉沦下去。这个原因，如果说得冠冕堂皇一些，就是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我总感觉到中华民族无权沉沦下来，如果说这个文化中没有一种真正合理的内核，她为什么亡国多少次又站起来？……再就是我的个性，说到底我就是不服。……我觉得也要使后人知道，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不是那么容易被摧毁的。哪怕很软弱，但是又很坚强。这个传统从古代《春秋左传》《战国策》中记载的故事，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一直到辛亥革命，没有断过。
这种对中华优秀文化思想与学术事业始终不渝的眷恋与热爱，和为她的传承开新而始终努力奋斗、不懈追求的坚强性格与毅力，给了先生强大的精神力量。
事实上，这种热爱和担当贯穿了先生的一生。1946年初，程先生与夫人沈祖棻先生婉拒四川大学的聘请，预备随将迁回武昌的武汉大学离川。离川的原因，吴宓先生在日记中曾谈到。他说：“棻明达，识大体，以昌（先生名会昌）在武大学识可进，著作可成，而蓉城浮华，侪辈多不读书，不可但贪生活之舒适与薪津之倍兼。……昌、棻均有行道救世、保存国粹之志。”由此可见其夙志。
正因为对祖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始终具有一种自信、热爱和担当，正因为祖国的学术事业与他个人的生命旅程已浑融为一，所以，当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之时，程先生能萦心国家和学术，作诗撰文，不断探索；当新中国成立前夕许多学者纷纷迁居港台和海外时，他却毅然留在了国内；当20世纪50年代后期遭遇变故无法进行学术研究时，他仍能抱定信念，不废素业；而当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礼聘他到南大任教以后，他更是激情焕发，发愤著书，出版论著多种，培养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祖国学术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倾尽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人们在讨论学术时往往会把它与思想分开，这当然有一定的理由，然而真正的学术，必定是浸润着这一学术所赖以产生的思想文化内核与取向的。程先生的研究便是一例。
1994年，傅璇琮先生在谈到程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时曾指出，程先生的这些思想和方法以及体现这些方法的著作，“将在我国的古典诗歌研究学术史上占有特定的位置，其意义及经验必将日益为学界所认识和汲取。程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受到南京几位国学大师的教益，‘厚德载物’，他的学问基础的深厚即来自源远流长的传统。而程先生在此后又逐步接受了科学的世界观，并且恰当地运用了中外关于研治人文科学的新理论，这样他就在传统的治学路数上融汇入现代科学的成果，特别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直至现在，他的传统与现代科学成果结合治学思路，已较原来的考证与批评相结合更富时代性，在学术层次上更有发展。这不但体现在程先生近十余年来问世的几部专著上，也表现在他与（周）勋初先生一起，陆续培养出已斐然有成的好几位博士、硕士研究生身上，因而形成南大古典文学研究那种沟通古今、融合中西，于严谨中创新的极有生气的学风”。傅先生的这一论断与前述徐公持先生的看法，恰好构成一种呼应。如何认识程千帆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思想方法，也许还可讨论，然而先生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上的作用、地位和日益产生的影响，必将为愈来愈多的人所认识是无疑的。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2月2日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