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程千帆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著作等身,成就巨大。但在学生的眼里,他首先是一位好 老师。事实上,程先生给自己的定位,也首先是教师,然后才是学者。他曾在不同场合表述,自己从来都是把 研究工作放在第二位,而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
程先生一以贯之的是对于本科生教学的热爱
1978 年,程先生以退休街道居民的身份,被南京大学引进,开始了他晚年教学、科研生涯中的又一次辉煌。 他一来到南大,就精神饱满地投入教学,开了若干门本科生课程,其中有给中文系本科生开的专业课,也有面 向全校大学生的大一语文。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朱晓天是南大 78 级物理系学生,1982 年我们在南大见面 时,他曾对我 述过程先生开大一语文课座无虚席的盛况。讲台上的程先生满头白发、精神矍铄,不仅教学内 容丰富深刻,而且讲述生动、妙语连珠。但同时程先生也非常严厉,他决不允许学生在课堂上做与听课无关的 事,如看报纸等,一旦发现,马上痛加批评,可以说是声色俱厉。当时,我正攻读硕士学位,刚入学不久,对 此很能理解。因为,在第一次见面时,程先生就赠送了我八字真言——敬业、乐群、勤奋、谦虚。其中,“ 敬 业”排在首位,不是无缘无故的。对于学生来说,所谓敬业,就是读书,就是学习。所以,他不能容忍学生在 上课的时候开小差。在他看来,见微知著,对待事业的态度,也是可以培养的,当老师的要为学生的未来负 责,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后来,程先生年事渐高,体力渐衰,实在无法站讲台了,只好停开本科生的课。但他时常表示出对大课堂的眷 恋,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非常怀念站在讲台上面对年轻大学生的情形,对无法上大课感到非常遗憾。一直到 临终前的一两年,程先生还不断对师母说:真想再上一次大课!但这种遗憾,他也会用其他方式弥补。 我虽然 1985 年就已经是南大教师了,但由于攻读博士学位,其间又参加《全清词》的编纂,一直到 1989 年博士毕业才正式开始上课。那时我年轻,对教书充满热情,又精力充沛,和几个年级的同学走得比较近,接 触也比较多。92 级这个班的同学很有学术热情,自发组织了文化沙龙,1995 年时他们已经大三,但仍然坚 持沙龙的活动,还和我商量能否请程先生来做一次座谈。我觉得他们这个想法值得鼓励,但程先生当时已经 82 岁了,身体不大好,而且也非常忙碌,是否能来我没有把握。没想到,和程先生一说,他没有任何犹豫, 马上欣然同意。
沙龙的活动时间在 5 月 22 日下午,地点是中文系的小会议室。我去家里接程先生,扶着他,从南秀村一 路慢慢走到学校。班里的同学知道程先生要来沙龙,能来的差不多都来了,满满一屋子人,会议室没有那么多 凳子,不少人干脆就坐在地上。程先生来到后,看到室内这种情形,感染到年轻人的求学热情,显得非常高 兴。一上来的开场白他就说,自己 65 岁来到南大,77 岁退休,工作了 12 年,虽然做了一些事,但所为 远不及所欲为,心里不免遗憾,因此,对于同学们的邀请,心中非常乐意。程先生所表达的,就是他一以贯之 的对于本科生教学的热爱。
沙龙从下午 3 点一直持续到 5 点,由于同学们已将想问的问题写在纸条上事先交给程先生了,因此,两个 小时里基本上就是程先生在侃侃而谈。除了说他自己的生活与时代社会密切的关系外,话题还涉及研究古代文史的当代性、文史结合的意义,以及当时的国学热等,这些都是大学生所关心的问题,也是社会上不少人所关 注的问题。座谈有一个小小的高潮,即当他回答“对年轻一代最大的希望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有点激动地 说,现在有一种片面强调 “ 专” 的现象,但他希望年轻人能把眼光放宽、放远一些,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来 思考,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产生一些 “通人”。说到这里,他特别强调说:“哪怕出一个也行。”殷切之意, 溢于言表。对于“通人”的期待,那些年程先生一直是念兹在兹的,曾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说过,而如今面对一 屋子的本科生,他的热切自然有一种非常生动的力量。 从两个小时的沙龙内容来看,程先生说的都很有针对性,面对实际,传道解惑。这实际上也是程先生教书育人 过程中的重要特色之一,即具有现实关怀。
早在 1940 年代初,在金陵大学任教时,程先生为开设文学概论一课,编写了题为《文学发凡》的教材(后 来先后改名为《文论要诠》和《文论十笺》),在《后序》中,他表述编写此书的动机:“ 辛巳、壬午之 间,作者承乏武汉大学讲习,始与诸生专治文学者接谈,其言之凌杂肤浅,往往出意度外。知近世短书,累害 至深。因取前哲雅言授之,俾典于学。期年,稍稍解悟。旋移教金陵大学,从游所病,亦与向等。” 说明他 教的虽然是古典,立意却在当下。结合这次和本科生座谈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个思路程先生坚持了几十年。
对于毕业了的研究生,他也要 “ 扶上马,送一程”
程先生惜别了本科生的讲台,但他的心并没有离开,除了像上述和本科生的接触外,他还把很多心思放在了我 们这些即将走上讲台、或刚刚走上讲台的学生身上。他曾经说过,对于毕业了的研究生,他要 “ 扶上马,送 一程”。这不仅体现在研究上,也体现在教学上。
1984 年底,我硕士论文答辩结束,已经确定留校任教,按照程序,需要试讲,试讲的篇目是李白的《春夜宴 从弟桃花园序》。程先生非常重视,不仅推荐参考资料给我,而且试讲时还专门到学校来坐在下面听,听完后 又和其他老师一起细加点评。我正式走上讲台后,他对我说:“ 一个老师,要能够在讲台上站稳,这样才算 真正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有一次程先生说想到我课堂上去听听课,不过他后来想了想,怕年轻人这样更紧 张了,最后终于还是没去。 程先生这样注重对年轻教师教学初体验的引导,其中有他自己的亲身感受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流亡四川乐 山,在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教语文,当时武汉大学也在那里,文学院长刘永济先生和程家是世交,对他非常赏 识,就推荐他到武大任职,教三个班的大一国文。刘先生素以严格著称,从来不轻易推荐人,所以对于所推荐 者,也非常负责。当时程先生才 28 岁,很年轻,经验少,考虑到这个情况,程先生讲课时,刘先生就悄悄 地在隔壁听,一连听了一个星期,觉得讲得不错,这才放心。但两人共事之时,刘先生始终没有 起过此事, 一直到数年之后,偶然的情况下,程先生才从师母处得知。对这位学问渊博精深、人格伟岸高峻的世丈,程先 生是衷心钦服的。这种精神,程先生也继承下来了。只是现在的教室,都是水泥混凝土结构的墙壁,在隔壁恐 怕听不清楚,况且,也无法保证隔壁教室没有其他课,因此,程先生才说要进教室来听的吧。 我刚开始教书时,至少有两门课程先生是亲自把关的,一门是必修课中国文学史,一门是选修课明清文学专题 研究。我写的教案他都要过目,而且就像对待我们的学术论文一样,在上面详细作批, 示重点,指出需要改 进的地方。他指导得非常具体,曾特别 到在讲课时,要掌握所讲授的内容的分量和讲授的速度之间的关系。 他说,根据自己的经验,课堂讲授一个小时,需要写大约 2500 字,这样才能互相对应。但他并没有停留在 这一步,而是进一步要从教学效果上去检验,即了解同学的反馈。我刚开始走上讲坛,虽然态度比较认真,准 备也还充分,但在分寸的把握、难易的程度、教学节奏的处理、教材内外的关系等具体层面,不免要有一个摸 索的过程。程先生认为这都是正常的,但需要及时总结。 有一次,他了解到学生的一些反馈,就专门将我找到家里,和我讨论教科书和讲授内容之间的关系问题。他 说,教课,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对教科书的书里书外之间关系的拿捏。讲文学史,基本史实不能虚构,在这 方面,大家肯定都是差不多的,因此,无法也不能离开教科书,但是,怎样去讲教科书上已有的知识,每个人 还是可以有不同的处理。他说,在这个问题上,要会 “ 填空”。所谓“ 填空 ”,就是前后勾连,内外贯通, 对书中省略的,要能够指出;对学术界的动态,要能够更新;对相关结论的形成,要能够还原......他特别 出,要加深自己的学养,并充分体现在教学中,这样就能随时联想生发,具有举一反三的能力,既能入又能 出。“填空 ” 这两个字,是程先生非常精彩的表述,既是大原则,又有可操作性,我一直念念不忘,而且受 益无穷。 而要做到这一点,也和上课之前的状态有关。程先生曾对我说过,他如果要上课,前一天晚上就其他什么也不 做,完全沉浸在要教的内容中,并且要精心设计,以便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不打无准 备之仗。
当然,这种表述,体现的是程先生对上课的重视和认真,是对一种教学态度的强调,也不可拘泥看待。事实 上,程先生天分既高,学养也厚。即以诗词而言,他对不少作品都能背诵,平时谈话信口而出,非常精彩,甚 至有些诗话、词话,他也能背诵出来。这是我们师兄弟共同所见,也一致印象非常深刻。 对于教学,程先生还非常强调的一点是,人无完人。在课堂上,任何一位老师都不能保证自己没有一点错误, 他叮嘱我:一旦发现自己出了错误,一定要及时告诉学生,加以纠正。事实上,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说 自己来到南京大学,给本科生上课,有时不小心还会讲错。他曾和同教研室的吴翠芬老师交流过 些讲课内 容,吴老师了解程先生的气度,有不同意见,当时就会 出。而程先生也虚怀若谷,第二天在课堂上,就将自 己和吴老师的这番沟通告诉学生,说上一次的 些讲法有不妥,应该更正。在程先生看来,对于老师来说,这 也就是敬业。他经常对我说,我这么大年龄了,人们也不好意思 不同意见,所以,对那些能够给我 意见的 人,我都非常感谢。
教学相长,日新其德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这句话,人人都会说,似乎意思也并不难懂,但里面有着非常丰富、具体的内涵,在不同的 人身上,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对于一般教师而言,教什么课,往往有个大致的方向,教了几轮之后,轻车熟 路,也就往往有了惰性,不愿意轻易更换跑道,毕竟,开设新课,总要用去很多时间和精力。但程先生却不是 这么想。一方面,他认为,要树立学生为本的意识,学生的需要,就是老师的责任,学生需要什么课,老师就 应该开出什么课;另一方面,学生有可塑性,老师也有可塑性,并不能说, 些老师只会开 些课,而且必须 一直开这些课,适当开新课,对老师本身,也是一个 升,也能促进科研。就像他所说的:“ 教学和科研决 不矛盾。反之,也可以说是教学相长。在教学中可以发现问题,从事科研。科研的结果,可以反过来充实教 学。如此循环,就可以日新其德。”
上世纪 40 年代后期,吴于廑先生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他认为历史系的学生不能只读历史,至少也要 读一门中国文学史和一门中国哲学史,从上古到近代,一年讲完。但这门中国文学史,其教学目标、课程设 计、授课时间等,和中文系原来的类似课程差距很大,没人肯教,于是作为中文系主任的程先生就自己接下 来。1950 年代初,高等教育学苏联,需要设计一些新课,如文艺学。这类课,中文系以前少见,与作为古代 文学教师的程先生距离更远。但看到没有人愿意承担,程先生也主动接下来,自己不熟悉,就先听丽尼(郭安 仁)的课,逐渐进入状态。程先生精心准备,将这两门课上得非常精彩,效果很好,非常受同学的欢迎。但 是,程先生晚年说起来,略去了自己准备课程的艰辛,往往特别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所受到的益处。例如,他教 文艺学课,需要在中西文学结合的前 下思考问题,从而培养了理论思辨的能力。 众所周知,程先生是当代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最具有方法论意识和理论追求者之一,他 出的 “ 古代的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的理论 ”的观念,被视为对当代古代文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而他和师弟程章灿 合著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 纲挈领、要言不烦,既给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清晰线索,又弥补了以往同 类文学史著作的一些不足,体现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成就。不得不承认,这两个方面成绩的获得,和他当 年开设的那两门课有关。程先生常对我们说,生活中应该顺势而为,虽不能样样都称心,但被动选择中有主动 意识,也能不断得到进步。 以上这些,是我零星想到的,虽然不成系统,却也能集中地指向两个字——师范。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学高 为师,身正为范。用在程千帆先生这里,非常恰当。
(本文原载于《文汇报·读书周报》2019 年 03 月 11 日第 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