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主要蕴涵在“道”这个概念中，“道”本意是指地上人行之道。古代思想家把它引申、抽象为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的最一般性法则，有天道、人道、地道之别。不仅道家，儒家也讲“道”，且十分重视“道”。儒家与道家的“道”既密切相关又有很大区别。老子、孔子都生长在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对道有了自觉的意识，都是通过对礼乐文化的历史反思来“悟道”的，不同的是，老子体悟出的是宇宙之道、自然之道，而孔子体悟出的则是历史之道、人文之道。更确切地说，老子是以天道为本，上道下贯，涵天地人；孔子则是以人道为主，下学上达，通天地人。唐代韩愈在《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所谓儒者之道，即“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这里的“道”指的就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韩愈的这一界定，从根本上对儒家之“道”与道家之“道”做了区分。对“道”的不同理解，直接决定了儒家教统的独特性。

在儒家看来，道的下贯和落实就是所谓的“教”。因此，“修道谓之教”，意味着知道、明道、守道、修道、得道。而且，儒家所讲的修道为教，不是佛家道家离世孤修的纯粹生命修炼，而是儒家在自我修养（修己）的基础上安人、修己安百姓、正己正人的内圣外王之道在“教统”上的体现。因此，在儒家“教统”之中的“教”大致包含今天的教化、教育、宗教三方面的意思。例如《周礼》中，大司徒的职责中有所谓的“十二教”：“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其教民的内容可谓具体而广泛，涉及民生的各个层面。《礼记·王制》中亦云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陈澔在这一节下注云：“此乡学教民取士之法也，而大司徒则总其政令者也。”《礼记·经解》也提及孔子所谈的六艺之教。可见，当时的政治就是教化，教化就是政治，二者难分难解，浑然一体。

至春秋，三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局面被打破，于是出现了《庄子·天下篇》中所谓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其中最大的事件就是“学在官府”向“学在民间”的转化。孔子以“存亡继绝”的历史使命感，抢救并整理了濒临散失危险的上古文化典籍，同时，以此为教本，创办私学，实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从而打破了教在官方的独霸局面，使学校教育、社会教化融为一体。这样，道之下贯谓教就意味着，以天下苍生为念，推己及人，教化天下，使天下归仁。《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这段话体现的正是孔子通过教育培养士人，使其担当起教化民众的责任并进而改造社会的思路。那么如何安人、安百姓呢？孔子认为应在“富之”的基础上“教之”使安，《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由此可见，儒家教统之“教”实则社会教化，其内容就是价值理性的“仁义道德”，而其手段则是诗书礼乐。儒家“教化”即通过宣讲、表彰、学校教育以及各种祭祀仪式等方式，向人们灌注儒家价值观念，使其遵守社会秩序。

教化与教育相彰，不仅构成了儒家教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还直接体现为儒家学说的宗教化。儒家非常尊重礼乐文化中的祭祀传统。例如，孔子并不反对祭祀，相反却倡言祭祀，但与传统不同的是，孔子在谈到祭祀时，一方面继承传统，另一方面顺应历史潮流提出自己的观点。孔子对传统宗教意义上的鬼神观采取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丧葬与祭祀是对已故的先人一些物质和精神的奉献，不是要死者像活人一样享受一切，而是作为一种手段，使“民德归厚”，人人具有仁爱之心，社会道德水平普遍提升。

概括地说，儒家教统是圣人以道化人、化世的“教化、教育、宗教”之综合。历史上的“教统”还包括礼教、乐教、诗教、书教、易教、春秋教等，但这些大致都体现在上述三个方面。从大的范围讲，儒家“教统”只是儒家“道统”落实的一个途径。“道统”的落实途径还包括“政统”和“学统”。道统作为价值系统可以涵盖教统、学统和政统，一道开三门，立体地下贯与上通。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