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到1972年，我在台湾大学念过书，1983年到1984年，我在台大做客座教授，所以在那边有很多非常密切的朋友与同学。现在我又在北大做教授，因此两岸的熟人都很多。今天晚上我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就讲真实的想法：我们现在的世界需要儒学。
何以见得？我第一次来中国大陆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1985年我到了上海，上海最高的大楼是和平大饭店，有二十几层，而现在的上海已经有1500个摩天大楼；那个时候男的女的穿的衣服都是一样，没有差别，那是另外一个中国——三十多年以前的中国，一个年轻的中国。这几十年间改变的速度这么快，不简单。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了解，一个时代在政治、经济的改变这么大时，文化的改变又如何。我今天就是要谈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化改革的情况。
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最好的时代是什么意思？我可以说，世界饥饿已不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如果谈科学、科技的成就的话，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明天可以开始用现在的科学技术来面对这个世界饥饿问题，假设有解决的办法，那么饥饿将不成为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不是知识不够，知识早就足够了。问题在哪儿？智慧还不够。解决问题需要的是决心，需要改变我们的行为。而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现在人类面对的问题很复杂，比如环境破坏、收入不平衡、食品与水短缺等。这个问题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没有把全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管你是非洲人、美国人、中国人，全人类的共同命运是什么？第二个特点是出现的问题与人类有密切关系，如果没有我们的话，就没有这个情况。第三个特点是有机性，如果要解决某个问题的话，我们必须要解决其他所有问题，只解决一个问题是不够的。第四个特点是人类现在必须面对的问题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困境。
困境与问题有什么区别？问题可以即刻解决，困境则需要我们在行为上、在价值上及在意志上有所改变。所以为了解开困境的话，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及行为。美国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哲学家叫 James Carse，这个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想法，他谈的是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所谓有限游戏很普遍地存在于我们人类的生活中。比如生意、运动、教育、外交关系等，这些都是人类的有限游戏。有限游戏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及规定范围内进行，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有赢有输，所以这个有限游戏的模式非常普遍，且是一些人之间单独进行的游戏。比如你和我打牌、下棋，决一胜负，这便是有限游戏。无限游戏则不一样。我跟我的孙女，为了面对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而加强我们的联系。我们没有什么开始，也没有什么结束，当然，我们的目标是一贯的，比如为了繁荣的生活，为了活下去。
我们人类现在所面对的困境，中国没有办法把这个传统文化的问题解决，美国也没有办法。可是如果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用我们的力量来解决衣食饱暖的问题，我们可以解决。所以我们现在必须从有限游戏的模式转到无限游戏的模式。有限游戏，跟个人主义有密切的关系，是为了我个人，那个无限游戏则不同，既立己又立人，既达己又达人的一个模式，从中可以更深地了解我们的互相关系。我打个比方，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的关系，假如他是个好的老师，那么学生理论上讲便会越来越优秀。师生关系是双赢的，反之则是双输的。所以儒学对我们现在世界的最大贡献可能是什么？是个人主义以外的第二选择。
这个夏天在北大召开了世界哲学大会，一共有7500个哲学家参会。会议题目是“学以成人”，这是非常中国化的一个题目。所谓“人”，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个事件。“做人”跟“成人”不一样。个人主义的概念是“做人”，而儒学培养自己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人”是根本。如果用英语来表现这二者之间的区别的话，我们可以说，西方人“做人”的概念是 Human being，我们人类是一个历尽沧桑的本质永远不变的东西。可是如果看中国“成人”的概念的话，是 Human becoming。“人”不是 what you are，而是 what you do，是一个根据上下文呈现的，用“行动”或许更恰当。
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儒学角色伦理学——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重点是这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这些词汇为什么重要？中国传统儒学有两个障碍，一个障碍是我们这些老外理解儒学的障碍，另外一个障碍是中国人自己的一个障碍吧。把儒学介绍到外国去的是传教士，他们有一个使命，要帮助中国人认识他们的唯一的上帝，所以他们把中国儒学翻译成英文的时候，是把中国儒学翻成中国人的宗教。他们把中国传统思想、中国的儒学基督教化。他们把儒学的“天”这个概念翻译成一个大写的 HEAVEN，他们把“义”——“仁义”的“义”翻译成 Righteousness。Righteousness 的本意是按照上帝要你做的事去做。平常我们不用这个词，这个词有很强的宗教性。我们的传教士把中国的道翻译成 the WAY，一个大写的 WAY ；把“仁”翻译成 Benevolence，这个词的宗教性也很强。所以我们外国人所了解的儒学，不是中国的儒学，而是基督教的。在美国的高校，如果在斯坦福大学，要攻读儒学博士，你不能去哲学系，而要到宗教系，如果在哈佛大学攻读儒学博士，你则要到亚洲系去。在美国高校的图书馆，要找到中国的《易经》《论语》《中庸》《庄子》，这些不摆放在哲学类的书架上，而摆放在宗教类的书架上。又比如在美国的书店里，中国哲学类的图书不是归在哲学类里而是摆在东方宗教的架上。所以外国的儒学不是中国的儒学。
欧洲语言之中没有一个很恰当的与“天”对应的词汇。100 多年以前，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语言的规则和结构（langue）与叙述（Parole）本身不同，我觉得这个理论有助于西方人理解和诠释“天”。当中国人谈“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英文了解他们有什么意思，当西方人谈 God 谈上帝这个概念，我们也可以用中文清清楚楚地了解他们在说什么，所以我们没有彼此不能了解的情况。“天”不是 Heaven，“义”不是 Righteousness，一个外国人一听到 the WAY ，他会想到《圣经》里的一句话，“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耶稣他说“我是道，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一句话，如果我们用中国自己的语言去表达他们的传统，比如去看甲骨文的字形，那么“道”这个字，便不是 the WAY，不是一个外在的上帝的道，而是人的道，那个道是“人能弘道”的“道”，而不是上帝那边的道，是我们的道，是每一个时代要延续的道，所以这个道跟上帝的道是两回事，不一样的。
儒学文化传统的特点是在什么地方？如果谈古代的埃及跟现在的埃及这个国家，古代埃及跟现在的埃及有什么关系？它们的文化传统断裂了。古代的希腊——西方哲学的源头，跟现在希腊这个国家的关系也很少了，它们的文化也已经断裂了。古代罗马跟现在的意大利这个国家关系也很浅薄。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从夏、商、周，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传下去的传统，是人能弘道，而不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牵强的、已经存在的一个道。
除此之外，了解儒学传统不只是老外的问题，也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伯克利大学说我们现在如果做文化的比较——即西方、中国文化比较的话，有一个非常不对称的情况，这个不对称的情况是什么？我们一直用西方的理论、西方的概念来了解中国。这个不只是西方人的问题，也是中国人的问题。不管我们看英文杂志，或是中国杂志，看英文写的书，还是中文写的书，问题是一样的，即用西方的理论来了解中国。19 世纪以来，这个情况就一直存在。
东亚，从日本开始，韩国、中国、越南，都把西方的教育制度体系一股脑地带到中国来。不久前北大 120 周年校庆，然而北大教育体系的存在不是 120 年，而是 5000 年流传下来的传统，“大学”这个在西方教育体系影响下诞生的概念仅有 120 年的历史。
我是搞哲学的。哲学本不属于中文的范畴。狭义的哲学概念即形而上学，这个不是中文本来的词汇。本体论，这个更不是。上述所有的词汇，本是西方的概念结构。所以，现在用中文讲哲学，虽然用的是自己的语言，可是其中的概念与价值，不管是什么时刻，这些所谓的“社会学”“伦理学”是西方教育制度所培育出来的词汇。所以我今天谈儒学宗教的概念，就是为了举一个例子说明有这个障碍。那么我们该怎么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最杰出的、最优秀的汉学家，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有一样的想法。
葛兰言是法国 20 世纪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他将此说得非常简单。中华智慧不需要上帝的理念。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上帝是什么？上帝是唯一的逻辑，我们可以用这个逻辑去追求、挖掘真理。所以如果用上帝的逻辑的话，是追求真理，但如果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那个上帝是绝对的、无法改变的道德原则，是已经存在的一个绝对基础性的概念。因此，葛兰言说，中国没有、也不需要这个上帝的概念。唐君毅的说法也是此意，中华民族无须超绝意义的天的观念。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天与地、与人是分不开的，即所谓“天人合一”。在伦敦大学，我的老师 Graham，他也有一样的想法，他认为对中国宇宙论而言，万物互相依存，不存在超然绝对的本源，而我们西方人必然要有。如果用我们西方人的超绝之心去看天、看道的话，会很难搞懂。道，或者天，不远人也。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谈到中国是排斥天的概念的，而西方的 God 是自足的、绝对的，是他创造了人类。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个超越、独立、永远存在的上帝才是一切。上帝什么都是，而我们人类什么都不是。有一些神学家，像德国施莱尔马赫，提出了一个典型的宗教概念——即绝对依赖感，因为我们有一个绝对性的基础，我们的道德有一个永远不改变的原则，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必须依靠上帝。假使我们查阅《牛津英语大词典》，Religion 的定义很清楚，是崇拜宇宙创造者和控制者，是崇拜那个 Transcendental God（超验的上帝）。但如果我们查百度，百度对这个词汇的定义也是如此——即对主宰的崇拜。百度不是西方的，而是中国的，这个概念跟中国的宗教有什么关系？中国没有上帝，可是我们要试图理解。Religion 的拉丁文的意思是绑得很近、绑得很紧。如果有一个超绝的上帝，真善美都在他那里，因此人类要跟他绑得很近。可是如果没有上帝的话，Religion 又是什么意思？
我在北大问我的同事们，中国人是不是一个信教的民族，他们想一想，回答说，信教的那个是太平天国，而太平天国所过的并不是好日子。信教不是中国传统最好的情况，他们认为宗教与科学对立，与迷信牵扯不清，他们认为宗教如同精神鸦片，所以他们说他们不是信教的民族。而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我认为拉丁语中宗教的意思是“绑得很紧”，在中国有另外一种解答。中国人每逢春节的时候要回家乡，我住在北京，一到春节，北京便成了空城，那时我开车四处跑也没有堵车的问题。中国人过年回家去，从初一到十五要跟家人在一起，跟邻居、老师们一起吃饭，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绑得很紧”的现象，这是家庭，以人为中心的宗教感。我并非强行在其中植入宗教，可是这与宗教性的感情有很强的相似性。在这期间加强自己和家人的关系，牢固社群的关系，然后再继续回到北京去，做必须得做的事。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宗教跟外在的上帝实在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跟家庭有密切的关系。
我18岁在香港，没有一所中文大学，只有英文的学校。我跟唐君毅先生认识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是一个大儒。唐君毅对中国的传统跟西方传统的区别，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说中国哲人谈世界，没有第二个世界，只有自然，我们就在这一个世界。他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宇宙恒为一种流行，一种动态，一切宇宙中之事物均只为一种过程，此过程以外别无固定之体以为其支持者。所以他也认为在中国传统中没有外在的上帝的概念。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一句话出发去把握中国传统思想，把中国宇宙论的基础思想翻译成英文的时候我要用的是动名词，不是 Human Being 而是Human Becoming 。如果谈道，道不是 the Way，而是 We making。“人能弘道”，道是每一个时代不断延续的道，翻译成英文依靠动名词最可靠。我们谈儒学，要清清楚楚地了解什么是“儒”。英文把儒学翻译成Confucianism，孔子主义，听起来有点像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总之是一个人的学说、一个人的生命。然而儒学不是这样的东西。儒学诞生于一个社会阶级，孔子说要做一个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同时，我们知道儒跟gentle、mild 有密切的关系。儒是Gentleman，或者 Gentlewoman，与高级的社会阶级相关联。在商朝做青铜器，提升了人类的生命审美意识。现在我们说礼乐什么的，礼貌的“礼”，什么意思呢？礼乐将人类的生命文明化了、礼化了，人是动物，可是用礼，给我们的生命提供了家庭制度、道德制度。什么价值重要，我们便要去追求。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传统，孔子称之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所以文化传统是一个高贵的东西，有道德的人要好好地保护它。同时它也是一个批评性的传统，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们需要像上帝一样的。没有上帝给你规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要做好人的话，你需要了解对象的情况，从对象的立场来看事情，然后要以包容之心，即是所谓的“忠恕”之道，从另外一个人的立场来看情况，把他的想法考虑进去，之后再来思索我在这个情况下应该怎么做，我在那个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因为每个情况不一样，做法也该随之转变。做一个好人不是简单的事儿，同时也是一个发展性的传统、温故而知新的一个传统。所以“儒”这个社会阶级，是孔子以后所诞生的。
你们年轻人在这里，便是这个时代的路。要好好了解你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深刻地学习它，用自己的思想使它扩大，要用这个思想面对一个时代的问题。等到头发白了的时候，再把它传给下一个时代的年轻人，要他们把它接下去。这是儒学的传统，而其中最重要的，都与家庭有密切的关系。老百姓有他们自己的孝道，这个孝道也是属于家庭的。我们都知道“孝”这个字是“老”和“子”联合在一起，甲骨文的“老”是一个老人的形象，我们都看过那个爱因斯坦的照片，头发很乱，是一个典型的老人形象。甲骨文的“老”，是一个用木杖走路的老人形象，可是甲骨文的“孝”字就没有下面的木杖，代替木杖的是作为第二代的“子”，老前辈要依靠下一代来支持他。
我很喜欢美国的爱默生，美国文化最好的代表就是爱默生。他有一句妙语：“文明依靠道德。”那么道德从哪里来？在中国传统中，道德是我们人类的“道”，而不是上帝的“道”。他说如果一个木匠站在他的梯子上，要用他的板斧切上面的一块木头，这很不方便，可以说是一个无效的工作。可是，如果把那块木头放在地下，再用这个板斧顺势劈开的话，就很顺畅了。他说只要把木头放在下面，从上而下地使用板斧，然后整个宇宙会在你的肩膀后面帮助你。他说我们人类文明就是这样，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传下去的事儿。有些事我们个人要做的话是做不好的，可是如果依靠一代人一代人传承下去的话，我们能做得非常好。爱默生对基督教也有评论，他说我们不要过分地批评基督教的传统。爱默生在哈佛大学教完他的神学社会学课程以后，年轻人把他拉过来，要求他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发言。他说历史上的基督教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毛病，这个毛病是什么？是把耶稣作为一个神。他说事实上耶稣不是神，而是人。耶稣对我们的文明的影响多么大，所以我们不要那个身为神的耶稣，我们要做我们自己，可是我们要像那个身为人的耶稣一样做，多么好！他应该是一个榜样，一个创造文明的力量。爱默生的这个说法，跟中国传统的想法差不多。孔子也是一个榜样，他是人而不是神。他给我们人类树立了一个标准，我们要追求这个标准，像他一样对我们文明传统作出那样大的贡献。所以爱默生对基督教的评论，跟中国儒学的宗教感，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要谈儒学宗教感的话，我们应该从“礼”这个概念出发，而不是从“上帝”这个概念开始。“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说得很清楚，“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我们必须得用“礼”来创造这个“和”。
我们把“和”翻译成 Harmony，现在形容中国社会的和谐，也用 Harmony，这个翻译不好，Harmony 有点过于简单。“和”意味着优化、最大化，儒学以家庭为最核心的一个目标。在北大，有一个学生跟我说，老师对不起，我要请假回家，家里突发了一些情况，我必须回家去帮助他们。上北大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可是如果家里需要你的时候，你必须回家去。那个家的概念是非常有力量的。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家庭制度去谈中国的菜谱。如果在德国餐厅，菜谱是一张纸折起来，非常简单，可是在中国的餐厅，菜谱是一本书，是要一页页地翻着看的。中国菜谱便是最大化的共享体系，做中国菜，往往是用最便宜的菜，加一点最贵的材料，合在一起，吃的时候，有面、米饭、饼等主食，要这样子吃。请朋友到外面吃饭，一大堆人要吃很多不同的东西。所以中国菜也是一个优化的例子，优化最大的体系是“和”。汉朝的王充说过一句话“圣人以天下为家，不别远近，不殊内外”（《论衡·书虚篇》）。
最后谈平天下，平天下是家天下，是类似于“共同体”的概念，是community，the world as a community，是无限游戏的一个模式。思考中国儒学的宗教感的话，那个“礼”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用它来说明这个儒学制度下的家庭，以人为中心的宗教感。这其中天也有它的位置，“天人合一”不是把两个已经分开的东西联合在一起，“天人合一”是从“一”的关系开始，天和人不可分割。天和人，既是一也是二。天和人是互为中心的，因此才有天人合一的概念。从天来看，天意味着文化传统与文化环境。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需要再创造新的语言，不需要创造新文化传统，就已经生活在一代代传递下来的语言与文化传统的润泽下。这个和“天”的概念有密切的关系。天赋予我们生活的环境与文明。而我们能给天什么？这个是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汤一介，一个北大刚去世的大儒，他说，人离不开天，离开天则人无法存在。天离不开人，离开人，则天的活泼的气象无法彰显。我认为人能弘道，而圣人还可继天立极，圣人能将“天”扩大。“天”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个文化传统。我们挖到的考古材料，马王堆帛书《五行》篇中有一句话说，“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如果“仁”变成你的道德习惯的话，便可称为德。如果你的“仁”仅仅只是为了给别人看的话，那么你的“德”和“仁”是两回事。这份出土文献最后一句话说：“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德”是人的行为，也是天的行为。我们看哲学经典，在“天”的传统上总是模糊不清，在《论语》《中庸》中，“天”有时变成与日月等同的概念。孔子认为宇宙与自然是一样的东西，为天下行仁便是为天地立心，孔子把人归到天的一个层次，所以“天人合一”不是感性层面的，“天”给予我们人类环境，可是我们人也将“天”的概念扩大了。
所以，如果总结我今天演讲的重点的话，生活在现在的时代，有几个事情要说：第一，面对世界的困境，特别是年轻人，必须从有限游戏的零和模式转到无限游戏的共赢模式中来。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为了从个人主义的有限游戏转到无限游戏模式，我们必须得让文化传统——即儒学的传统具体化。这有两个障碍，第一个障碍，西方的儒学并非中国的儒学的本来面貌，而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第二个障碍，是中国人把西方的教育制度体系带进来了，用西方学科结构概念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今天提的例子是用西方宗教里的词汇来谈中国，中国没有宗教，我们可以说中国没有一个信教的传统。然而这其中有另外一种以家庭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类宗教感，它是儒学的，是“礼”。所以我们谈儒学的宗教感的话，必须用中国传统的思维去理解。人能弘道，圣人能继天立极，谢谢大家。
（该文节选自：《明本固根：两岸国学名家十五讲》，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