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中午到的上海，晚上7点钟，准时出现在座落上海书城的世纪出版集团13楼会议室。这是个小规模的内部座谈，正式参加的上海学者不过7-8个。大师满头银发，看上去比我想象得要年轻，虽然在北京轮番出场，但精神依然。我坐在他的对面，终于感到与大师的距离其实并不那么遥远。

座谈的主题是话语民主与民族认同，大师上来一口气讲了近一个小时。听老外演讲，也不下几十次了，但大师毕竟是大师，有着德国学者的邏及严谨，表达极为准确、干净，一如读他的文章。虽然面对的只是几个人，他依然很有激情，很投入，时而用各种手势强调自己的看法，时而停顿一下，仿佛在心里寻找一个更好的表达。因为坐在他对面，经常有机会与他的眼神交叉，我发现大师目光如炬，但并不严厉，透出一种他所提倡的包容和亲切。

随便说一下，曹卫东的翻译很漂亮，很专业，他私下对我说，这几天，陪着哈贝马斯，累死了。但大师的精神状态好像比他年轻的翻译更好。

提问开始了，包括我在内，总共向他发出了12个问题。专业性都很强，哈贝马斯笑笑说：看来你们都深思熟虑啊！他很认真地一一作答，一个个尖锐的问题，落在他无所不包的体系中，化为一屡屡青烟。

本来大师特地关照，希望让他也提一些问题，与中国同行讨论。当主持人打断大家的提问，要让大师提问时，哈贝马斯说：刚才我与汪道涵先生见面，问题都问完了，你们的问题都很好，还是继续提问吧。--看来，大师喜欢挑战，喜欢对话，他的为学风格实践了他的交谈伦理。

最后，大师终于忍不住，提了一个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这么快，为什么在中国有这么多的会知识分子会接受欧洲的后现代理论，对尼采、海德格尔、福科和德里达感兴趣？为什么？他补充说，在北京座谈时，北京的朋友还不承认中国有后现代。

我想，这个问题肯定让他内心有点困惑，甚至有点沮丧，可能在他看来，在中国西哲界，研究后现代和现象学的，比较起研究他的交往理性，实在是太多了。对此，复旦的二张对此作了一些解释，但大师显然不满意或不理解他们的解释，他进一步反问道：我们要接受后现代，首先要理解后现代，难道后现代理论真的能够解决中国的现代化前途？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我不想隐瞒我对哈贝马斯的敬仰之情，那是一个渴慕思想和知识的人，对一个为人类智慧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大思想家情感的自然流露。我深深感到，在中国知识界，可能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对知识和智慧的尊严缺乏神圣的敬仰--那种类似对上帝的仰慕之情。如果在中国对思想家的尊重，有德国的一半那样多，我们这个社会又岂止而智慧一倍！当哈贝马斯在我们知识人这里获得尊重的时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在权力和金钱面前获得某种尊严。

我们与大师智慧上的不平等，令我们在情感上不自觉地敬仰他，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人格和理性上依然与他是平等的。对大师最好的尊重，是尽量完整地理解他的思想，并作出批判性的反思，而不是“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式地，简单接受或批评他的只言片语。

我在座谈会上提的两个问题，就是借助罗尔斯的观点，对他的第三种民主模式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哈贝马斯也认真地作了澄清和说明。不妨在这里公布一下我的现场记录。

问：“我最近正在将您的著作与罗尔斯的著作作比较性阅读。我想问的是，民主的程序和自由的商谈是否必定产生正义的结果？如果不能，比如无法保证阻止纳粹主义的上台，那么是否仍然要像罗尔斯那样，优先选择正义的原则？”

答：“即使有了民主的程序，我们依然无法确切地知道结果是对还是错。程序无法保证结果绝对正确，它能够保证的是对结果的推测。我们可以通过对结果的推测，来不断地修改和调整法律。”

再问：“罗尔斯在与您讨论正义问题时，强调程序正义有赖于实质的正义。您后来研究以宪法爱国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时，是否意味着部分地接受了罗尔斯的观点，有了实质正义的内容？”

再答：“罗尔斯误会了我的意思。程序不是纯粹的，其中包含了规范性的内容，有道德的内涵，包括了私人的自律与公共的自律。”

不过，这样的澄清并没有全然解决我理性上的疑惑，在最近正在撰写的论文中，我依然对哈贝马斯民主理论在正义方面的弱势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尽管如此，我依然尊敬哈贝马斯，并为自己有这样一次当面讨论的机会而高兴。情感上的敬仰与理性上的独立，原本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每一个人对待哈贝马斯，都可以有自己的方式和态度，我只是表达了我的那一份。我只是盼望，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他，都能怀着一份真实、真诚和正当之心，也就是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