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后现代理论认为，我们永远无法掌握历史真相，历史研究注定了只能是研究者从自身立场出发的主观创造。这意味着，日常生活中，我们同样无法触及真相，所谓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只是幻觉。事实上，后现代的真正基石，恰恰是现代精神——对科学的迷信。我们无法凭借科学般透明、精密的语言探索历史和现实，不代表我们无法把握真相，不代表我们无法相互理解。后现代影响下盛行的历史书写研究，没有办法为自己正名——如果历史真相不可触及，我们所能触及的永远是假象，揭示某一假象无非意味着投入另一假象的怀抱，所谓批判，所谓自由，有何意义？如果任何历史叙述都是书写者的主观建构，研究者首先应当反省的，是我们自己研究的合法性。这意味着，我们根本无从判断历史是否被扭曲了。后现代史学的另一隐秘信仰——也是最诡异之处，是假定人性中除了对权力的永恒渴求，一无所有。
关键词：后现代；语言；科学；历史书写；权力
近年来，历史书写研究的盛行，给中国古代史研究注入了难得的活力，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影响极大。但另一方面，笔者多少有点杞人忧天般的担心，无节制地从历史书写角度诠释所有文献，恐怕难免过犹不及之嫌。
史料真伪及执笔者的倾向，从古至今一直是学者们关心的话题。不过，当前历史书写研究的盛行，则和后现代史学的兴起密不可分，两者是流和源的关系。只有把握了后者的基本特点，才能对前者有准确的认识。
我先来概括一下后现代史学的基本主张：我们永远无法掌握历史真相，历史研究注定只能是研究者从自身立场出发的主观创造；一切历史都是人的主观建构，都是权力和意识形态构建的产物。这一主张成立与否是本文首先要探讨的。
一、生活如何可能？
先从日常生活开始。举个例子，我们都有知心好友。好朋友免不了在别人面前夸奖好朋友，我们都知道，这可能会有水分。但另一方面，难道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实事求是地夸奖自己的好友吗？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虽然是好朋友，但评价对方时依然客观公正。
就此而言，历史上的人，跟今天的我们，有本质区别吗？历史上的人，一定会带有偏见，一定会出于个人利益扭曲事实？
的确，历史上，现实中，骗子比比皆是。但这不代表所有人从根本上说都是骗子。我觉得，自己身边或多或少总有些诚实的人。当然，即便诚实的人，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禁不住诱惑，也许不存在一辈子只说实话、从没说过一句谎话的人。但反过来，哪怕一个平时不太诚实的人，一生中多少总说过几句真话吧？
既然人有可能说实话，在历史研究中，是否应当对此有一定反思，不能假定，所有历史书写者都会篡改历史事实？
当然，后现代主义所以提出绝对主张，背后有坚强的理论支撑，那就是对文本或者语言的理解。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语言或文本必定意味着失真，意味着对事实的扭曲。当人们用语言描述发生的某一事实时，语言和事实不可能完全匹配，一定会改造事实。这是第一层失真。
还有第二层。任何人听到用语言描述的所谓事实，或看到用语言记录下来的关于事实的文本时，一定是站在自身立场来理解的，一定会扭曲语言或文本的原意。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法：所有文本解读都是误读。
也就是说，存在两个层面的扭曲：文本对事实的扭曲，文本的解读对文本的扭曲。这是任何人任何情况下都无法摆脱的宿命。
这样的宿命，不是只有历史学家需要面对的尴尬处境，而是人类生活的本质。因为日常生活依赖语言，依赖文本。好比历史学家永远无法触及历史真相，日常生活中，我们同样永远无法触及真相，无法真正理解他人。
如果语言必定意味着对事实的扭曲，那所有用语言表述的命题都不可能是绝对真理。为什么这一主张本身，能够成为唯一的绝对真理？
的的确确，日常生活中，理解他人非常困难。经常我们自以为理解别人了，后来发现是误解。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多多少少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某一特定时刻，确信自己和另一个独立个体心心相通，可能是家人，也可能是朋友，甚至可能是萍水相逢、一见如故的人。
按照后现代理论，这种认为自己理解他人的确信，这种心心相通的生活体验，事实上只是自欺欺人的美丽幻觉。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再弹琴，不过是愚不可及的极端自恋。
你们相信，自己生活这样一个世界中？
任何不认为我们永远只能生活在幻觉中的人，都必须承认，认识历史真相是可能的。因为现实和历史之间并没有一道截然分开的鸿沟，昨天发生的事，是历史还是现实？
二、当科学变成迷信
后现代理论背后，隐藏着后现代主义者没有告诉我们的——他们自身也没有意识到——一个根本假定，一个后现代主义的真正基石。
后现代所以称为后现代，是因为它攻击的根本目标是现代性的支柱——科学主义。后现代揭示出，科学主义只是一种信仰，或者说意识形态，并非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这的确非常成功，非常值得赞赏。
吊诡的是，后现代主义对以科学主义为核心精神的现代性的激烈批判，掩盖了自身的悖论——后现代的批判，同样建立在对科学的迷信之上。
后现代所以自认为能摧毁一切真理，其秘密武器是这样一种未经理性反思的观念：只有彻底透明、精确的科学语言，才是可信的。后现代的真正基石，恰恰在于承认科学方法构成了客观知识的唯一来源这一信仰：如果不遵循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的客观的方法，研究就一定是主观的；凡是不能以严格的科学方式加以证明的知识，都不能成立，都是主观的建构。
这一观念恰恰是非理性的，自身也不能以严格的科学方式得到证明。关于人类社会的研究，的确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的客观方法，但不能由此推出，所有认识必然是研究者的主观建构。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种论证方式：对同一段史料，两位同样卓越的学者有两种不同解读，这说明两种解读只是两个不同个体的主观建构。为什么？如果解读是客观的，两位学者读出来的东西应该是一样的；既然读出来的不一样，说明不一样的内容不是史料中客观存在的；既然不是史料中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不是来自史料本身，那就只能来自解读者，来自解读者的主观建构。
这一论证方式真能成立吗？举个例子，现实生活中，某人评论某事，很隐晦，听众只有一个明白人。当明白人捅破了窗户纸，大家才恍然大悟。如果要求这个明白人用科学方式向其他人证明，评论者表达的一定是他的理解，能做到吗？
没有采用严格的科学方法得到的知识，不一定都是伪知识。绝大多数时候，在生活中，我们获得的真知识并不来自科学方法。
也就是说，后现代的论证存在巨大的逻辑跳跃：把不采用科学方法，直接等同于和事实不符的主观建构。后现代所以能实现这样的逻辑跳跃，根本原因就在于后现代主义者自身都没有意识到的根深蒂固的对科学的崇拜。后现代和它激烈批判的现代性，实则是一丘之貉。
严格遵照科学方法，几乎我们所有知识都是可怀疑的。但“可怀疑”不代表这些知识必然是与事实不符的主观建构。
举个例子。正在写作的我，或正在阅读的你，能不能纯粹靠科学方法，靠逻辑证明，此刻自己不是在做梦，而是生活在现实中？
我们永远没办法用科学方法证明，当下自己不是在做梦，这不等于，我们认为自己不是在做梦的认识，一定是与事实不符的主观建构。
何兆武早就指出过：“可以是庄周梦为蝴蝶，也可以是蝴蝶梦为庄周；二者在逻辑上是等值的，逻辑不能保证前者的真确性大于后者；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的并不是逻辑，而是人们根据体验所得的信念。”
我们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不论历史还是现实，科学般的精密语言，科学般严密的因果链，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走太远，甚至一步都迈不出去。
卢梭这样讥讽追求所谓证据而忽视生活经验的人：
任何没有目击的事实，我们只能通过人提供的证据来判断，而所有人提供的证据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如果世界上存在一段被广泛认可的历史，那就是吸血鬼的历史。相关记载什么都不缺：审讯记录，名人、外科医生、牧师和地方治安官的证词。在法律意义上，属于证据最完备的案例之一。可即便如此，谁相信吸血鬼的存在？
历史如此，现实也是如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绝大多数事，从严格的形式逻辑的角度来说，能找到的证据要比吸血鬼少得多。而一些无稽之谈，反而有各种各样所谓证据。相信吸血鬼的存在不只是中世纪人的愚昧。当今世界上科学最发达的美国，不一直有一大群人醉心于UFO，自认为掌握了大量证据吗？
让生活得以可能的，除了逻辑，除了科学方法，还有别的。
三、心心相通
人和人之间能相互理解，靠的是什么？我们先来读几段文学作品。
在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画家米哈伊洛夫受邀到安娜家中给她画大幅肖像，因为工作量去了好几趟：
到第五次，肖像就给大家，尤其是弗龙斯基（安娜的同居情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因为逼真，也因为展现出的（安娜）特有的美。米哈伊洛夫怎么就能发掘出她特有的美，真奇怪。“一个人需要了解她，并像我这样爱她，才会发现从她的心灵迸发出的这一最温柔的表情”，弗龙斯基想，虽然他自己也是由于这幅肖像才发现从她的心灵迸发出的这一最温柔的表情的。但这表情那样真切，以致他和旁人都觉得是他们一直以来熟悉的。
而普鲁斯特在《追寻逝去的时光》中，发表过如下洞见：
杰出的外科医生，会在两个病例的表面症状完全相同时，却因为某种一星半点的暗示，大概根据他们在现场重新细致反思过的经验，觉得一个病例需要这么处理，而另一个病例则……拿破仑在所有军事准则告诉他应当进攻的时候，却因为某种模糊的直觉的警告没有这么做。……你会发现将军们亦步亦趋模仿拿破仑的招数，却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在尝试解读敌人的意图时，他（敌人）现在的行动不过是可能指向数量不等的不同目标的一个征候。如果将自己局限在理性、科学的角度，这些不同目标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是正确答案，好比在一些困难案例中，世界上所有的医学知识都无力确定一个不可见的肿瘤是否是良性的，是否需要手术。这时医生在这方面的天赋，他那水晶般透彻的凝视（即克劳塞维茨所谓“眼力”或“洞察力”）……就成了决定因素。
再看屠格涅夫的小说《处女地》中男主人公涅日丹诺夫和女主人公玛丽安娜初次相逢的场景：
听着（科洛米捷夫的）这些话，一直到现在几乎没有注意到坐得稍稍偏一边的玛丽安娜的涅日丹诺夫，和她交换了眼神，立刻感觉到这个严肃的女孩和他拥有共同的信念，属于同一类人。当西皮亚金给他们介绍时，她完全没给他留下任何印象；那为什么他会特别和她交换眼神呢？他在想，坐着听这样的观点（科洛米捷夫的）而没有抗议是不是很可耻，他的沉默会不会让人误以为他认同这些观点。
涅日丹诺夫第二次看了看玛丽安娜，她的眼睛似乎在说：“等一会儿…时机还不成熟。不值得…以后再说…有的是时间。”（…代表原文中的省略号）
想到她理解他，他很高兴，……正如凭直觉他觉得玛丽安娜是同志，他同样凭直觉觉得科洛米捷夫是敌人！科洛米捷夫也这么觉得。
小说的真正魅力，不是编造脱离人类生活经验的离奇故事，而是以故事的方式揭示人类生活最本质的真相。素不相识的两个人都可能一见如故，心心相通。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不存在完全科学、绝对客观、绝对可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这并不意味着人和人之间没法相互理解。
探索已经消逝但留下了种种痕迹的历史真相，和判断未来会发生什么，哪个更难？生前穷困潦倒的司汤达，预言他将在1880年被人理解。预言实现了。瞎猫碰上死耗子？当然不是。他有坚实的科学证据吗？当然没有。
曹操曾有个生死之交叫张邈，当时是陈留（今河南开封）太守。曹操力量还比较弱小的时候，父亲曹嵩被徐州刺史陶谦的部将杀害。尽管没有胜算，曹操仍一心复仇，决意讨伐陶谦，临走前跟家里人交代：“如果我回不来了，去投奔张邈。”曹操平安回来后，见到张邈，两人都留下了眼泪。谁能想到，没过多久，曹操第二次讨伐陶谦，张邈却背叛他，投降了吕布！曹操丢失老巢，万分危急，经过九死一生的血战，才击败了吕布和张邈。
可别说，居然有个年轻人，预料到了这一幕。那就是陈留人高柔。陈留燃起战火前，他劝说同乡和他一起避难，但大家都觉得曹操和张邈关系这么铁，对年轻的高柔不以为然。最后高柔只带了自己的家人去河北避难了。
司汤达、高柔对未来的准确预见，不被当时人接受，这和再高明的历史学家也没法用科学方法证明历史真相，本质上是一回事。而另一方面，尽管预言未来远比探索历史真相要难得多，但成功的预言却有机会得到承认。
在一封给范仲淹的信中，曾巩提到：
“事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阁下独曰是者。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阁下独曰非者。及其既也，君子皆自以为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
特立独行的范仲淹在某些问题上，看法和民众，和君子恰恰相反。事情过去后，文正公的预言被证实，大家才认识到他的高明。而高明的历史学家却永远等不到“及其既也”这一谜底揭晓的时刻！
对于史学方法，陈寅恪有过这样的评论：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历史研究，从本质上说，跟科学是两回事，本该井水不犯河水。
美国学者莫森在一部解读托尔斯泰的专著中指出：
抽象理性倡导从公理出发的演绎或抽象法则的发现，这样我们就无需诉诸经验。一旦掌握了那些法则并进行应用，就没有任何“剩下的”（鹄按：指需要思考或去做的事）。在《战争与和平》中，智慧的库图佐夫将军却坚持相反做法。通过库图佐夫，安德烈公爵逐渐认识到，不仅战争，而且在所有其它人类活动中，无法规范化的良好的判断力，比理论知识更重要。事实上，我们可以将安德烈公爵的故事看做从理论到经验、从仅仅理性到智慧的历程。
一个人并不会因为掌握了正确理论，就成了能（鹄按：在复杂的具体生活情境中）做出（鹄按：正确的）道德决定的智者。相反，他或她（鹄按：智者）在体察的前提下反思过无数案例。这一过程永远没有终点，也不像欧几里得几何学，并不能保证正确答案。托尔斯泰相信寻求确定性是虚妄的，这一意义上他是一个伟大的怀疑论者。
亚里士多德认为，欧几里得式的逻辑推演并不适用于所有知识，因为在像伦理学、医学或航海这样的领域中，某一个案例中的正确选择对另一个案例来说可能是错误的。任何阅读亚里士多德的人都可能注意到，他频繁地使用“总的来说，大体上”这样的表述。正如他指出的，这样的表述在几何学或柏拉图认为是真正哲学的思维模式中没有位置。
任何一个说出总的来说，大体上一个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的和这样的话的人，不仅犯了错误，而且表明他并不懂什么是数学。但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反过来也同样成立：任何一个在伦理学中寻求数学般的确定性的人，恰恰误解了伦理选择的本质。
后现代的错误，就是把本来井水不犯河水的东西，混为一谈，非拿数学的标准来要求对人的理解。
下面请允许我越俎代庖，介绍费孝通先生晚年对社会学的理解：
人与人组成的社会的关键要素，并不在于现成的制度、法律、规章等方面，而是在于“人们日常的、细微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实际上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意会’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而不是那些公开宣称的、白纸黑字的、明确界定的交流方式上”，这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不言而喻”的默契是人与人组成的群体和社会中最为关键的部分……有待突破的重要部分。这种“心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中的行动主体是“我”、是“讲不清楚的我”，而不是一些物体和动物。在费先生看来，社会关系的“两端”——都是“我”，都是主体的、第一人称的，而不能将这些行动主体看作是和研究者这个“我”不一样的“我”。由此看来，社会学研究者所面对的不是作为对象的、宾格指称的“我”，而是同样具有主体性的“我”，即一个主体研究另一个主体或众多的主体。所以社会学研究“精神世界”或者“心态”的方法，是不应该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客体：
即使讨论别人的“心”的时候，其描述的口吻，也就像一种“设身处地”地类似于“主体”的角度在说话（有点像电影中的“主观镜头”），而不是所谓“客观”的旁观者的角度。像“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这个“心”中，就有这种感觉，这首诗透出的杜甫的心情，好像和几百年前的孔明获得了一种跨时代的“通感”，仿佛在直接感受孔明那种“良苦用心”。在这种陈述的习惯中，“将心比心”的说法，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心”这个概念造成的这种微妙的感受，既有中文构词和语法的原因（没有明确的主格宾格），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在方法论方面的一种特点，这是我们今天在一般的科学实证方法论之外，可以注意研究的一些新的领域。
“心”的“主观性”特征决定了，要认识另外的“主体”，不能单靠“我们今天实证主义传统下的那些可测量化、概念化、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假设检验等标准，而是要用‘心’和‘神’去领会”。“别人的内心活动不能靠自己的眼睛去看、靠自己的耳朵去听，而必须联系到自己的经验，设身处地地去体会”。用心、神去领会的，是人心中所蕴含的由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文化所赋予的那种可以“心心相通”的“灵”和“慧”，也就是所谓“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部分，正是借助于这个部分，我们处于各个时代的人，都有条件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种贯穿时空、潜行心底的气蕴，赋予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中的人以精神气质，也构成了群体得以凝聚、文化得以绵延的基础。
四、后现代的陷阱
值得深思，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以科学为准绳，否认我们可以触及历史真相，但另一方面，后现代史学家探讨具体案例，论证以往的历史书写如何扭曲历史时，依赖的还是被他们自己判定为不可信的“主观”理解。
对于精彩的历史书写个案研究，笔者非常尊重，也尝试去模仿。不过，历史书写不能绝对化，不能走向普适论断，否则会落入后现代的陷阱。
后现代的目标是批判与自由，是将人类从种种偏见、种种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救出来。这是个非常伟大、值得充分肯定的目标。吊诡的是，后现代一方面倡导自由，另一方面则否认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后现代告诉我们，从根本上说，人无法摆脱偏见，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
如果历史真相不可触及，我们所能触及的永远是假象，揭示某一假象无非意味着投入另一种假象的怀抱，所谓批判，所谓自由，有何意义？后现代倡导的自由，背后始终盘踞着一个与生俱来的可怕幽灵。
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觉》一书中做出这样的论断：“后现代主义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历史，因为在这样的理论下，历史就成了无休无止重复的同样错误。”
而在否认历史真相可以触及的同时，后现代史学家往往又认为，自己对历史上书写者的书写，构成了历史真相。这如何可能？更进一步说，任何历史叙述都是书写者的主观建构这样的论断，毕竟还是一个由人提出的论断，这一论断本身如何能冲破主观建构这一所谓的天罗地网，成为无可置疑的客观真理？
后现代是把首先会给自己带来致命伤害的双刃剑。如果任何历史叙述都是书写者的主观建构，研究者首先应当反省的，是我们自己研究的合法性。这意味着，我们根本无从判断他人和历史是否被误解了。
两千多年前，在今天安徽凤阳的一座桥上，庄子已经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那天庄子和朋友惠施到郊外游玩，看着水中自由地游来游去的鱼儿，站在桥上的庄子感慨说，这些鱼真快乐啊！
能和庄子交朋友，自然不是等闲之辈，惠施随口就抬了一个水平极高的千古名杠：“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把“子”换成“史学家”，“鱼”换成“历史中的人”，不就是后现代史学的基本主张吗？
庄子回答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把“子”换作“后现代主义者”，把庄子看成坚持认为可以触及历史真相的史学家，这恰好是对后现代的反驳。既然后现代史家可以断言关于其他历史研究者的真相，其他历史研究者为什么不能谈论历史真相？
惠施没有让步，继续进逼：“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后现代说，顽固的同行，我不是你，确实没办法触及关于你的真相，但你的确不是历史中的人，你不可能触及历史真相，完全可以肯定。
庄子最后一剑封喉：“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这段话的含义，历来争议颇大，只有西晋郭象理解的庄子才和一个旷古罕见的哲学天才相匹配：
寻惠子之本言，云非鱼则无缘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鱼乐”者，是知我之非鱼也。苟知我之非鱼，则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鱼然后知鱼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复问我，我正知之濠上耳，岂待入水哉！
后现代认为，历史学家不是历史中人，不可能触及历史真相。但后现代主义者并不是那些坚持认为可以触及历史真相的史学家，却能认识到，这些史学家不是历史中人。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者能够触及关于他人的真相。这就证明，史学家不需要是历史中人，才能触及历史真相。
如果人和人之间，你和我之间真有一道截然的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那么你根本不可能知道，我和历史之间是否存在一道截然的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如果你能够确定，我跟历史之间有一道截然的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也就是说，你能跨越你我之间的鸿沟，触及关于我的真相，那我跨越我和历史之间的鸿沟，触及历史真相，就是可能的。
如果任何历史书写都是对历史真相的扭曲，人永远不可能确定这一点。如果任何人，哪怕再严格的理性反思，也无法消除自己心中深埋的偏见，那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关于这个世界的任何真相。
如果后现代理论真的成立，留给我们的，似乎只有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选择：对于无法言说的，保持沉默。
后现代主义者往往有这样的美好信念：砸碎真理的确定性，意味着人类的真正解放，自由、平等的真正实现。既然无所谓真理，所有人的追求就都是等价的，没有高下之别，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有平等的权利自由地追求自己想追求的。问题是，既然无所谓真理，为什么自由、平等构成了永恒价值？
一个自洽的后现代理论无法推出平等权利的存在，恰恰相反，只能推出在内心自由的意义上，任何人都可以恣意妄为——所有道德或法律的约束，都是外在的，建构的，在内心自由面前没有任何效力。狼吃羊，我们会为了保护羊而捕杀狼，但对狼进行道德指控是荒谬的。
正如存在主义小说早就向我们展示的，如果真理并不存在，剩下的就只能是绝对自由，任何人都不会有任何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只要有本领逃脱惩罚，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欺骗、伤害他人，无需承担任何道德责任。存在主义小说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类困境：为什么不可以杀人，甚至弑父弑母？
后现代史学潜藏着一种危险的倾向——尊奉权力为唯一真理。当我们认定，所有历史书写背后，都有隐秘动机，而所有隐秘动机的最终指向，无非是权力，这固然是在帮助大家擦亮眼睛，不要被权力制造的神话迷惑，不要成为权力圣坛上的可悲祭品，但如果所有人内心深处，最本源的追求，只有权力，别的什么也没有，是不是反而成了一心追求权力最强有力的辩护——我们别无选择！
历史观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历史，任何自洽的历史观一定也是现实的人生观。扪心自问：权力是我们生活的唯一驱动力吗？为了权力我们可以，也必然不择手段吗？
后现代史学家提倡历史书写研究，是为了个人利益，为了谋求学术地位？不是，是为了历史真相。既然作为历史书写者，后现代史学家可以摆脱狭隘的利益诉求，追求真理，为什么他们笔下的历史书写者却永远只为权力，只为合法性，只为利益而书写呢？
这样的研究的盛行，让人不禁想到一个荒诞场面：从古到今，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就是相互忽悠。攫取权力，靠忽悠；控制臣下，靠忽悠；统治百姓，还靠忽悠。皇帝忽悠，大臣忽悠，连乡村生活的主题也是忽悠，甚至对待妻子、儿女也得忽悠。正事可以不干，只要能忽悠就行——当然存在这样的人、这样的现象，甚至可能很常见，但把这理解成社会运行的主要机制，理解成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实在难以接受——这难道不像是后现代版的厚黑学吗？
本文观点不一定正确，欢迎批评。但如果所有人必然受困于自身立场，学术交流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根本不可能。
林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本文原刊于《清华社会科学》第3卷第2辑，商务印书馆，2022年。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